1980年4月14日人民日报 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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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学习《准则》 发扬党的优良传统
袁任远
《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的公布,是加强我们党的建设的一件大事。随着时间的推移,《准则》将会在党内生活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我是大革命时期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在党内已经生活了五十多年,和党一起经历过艰苦斗争的岁月,也分享过胜利的喜悦。在十年动乱期间,眼看党的优良传统遭到林彪、“四人帮”的践踏,党的威信下降,心情的确是很沉重的。现在,党中央总结了我们党几十年来处理党内关系的经验教训,特别是近十年来同林彪、“四人帮”斗争的经验教训,归纳成十二条准则,并公之于众,动员人民群众监督执行,这件事情本身就足以证明,我们党是大有希望的。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我们党形成了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军民之间、官兵之间、上下级之间真是血肉相连,鱼水相依。此情此景,回忆起来,好象都在眼前。记得在延安时期,我在边区工作,有时需要向中央领导同志请示工作,随时在电话上联系一下,就可以去谈,见到他们无话不说,十分亲切。谈话时间长了,到了吃饭时间,让炊事员再加一个菜,我们一面吃饭,一面继续谈话,感情真是融洽!进城以后,中央领导同志日理万机,工作是十分繁重的,但是他们还是那样平易近人,愿意倾听党内外干部和群众的意见,因而可以恰当而迅速地解决问题。五十年代末我在青海工作,一九六一年来京到国务院开会,会议休息散步的时候,遇到周总理,他询问青海情况,我随即向他作了扼要的汇报,同时提出请求中央帮助解决干部问题。周总理当时回答说,待研究后再答复我。会议结束,我立即起程回青海,刚到西宁,就听到周总理的批示已经到了。这种革命的作风感人至深。
十年动乱期间,林彪、“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野心,蓄意颠倒是非,破坏党的优良传统。同志之间的革命友谊,被无情的斗争代替了;干部和群众之间的鱼水关系,被封建法西斯的蛮横作风破坏了。这些事,许多同志都有过一段惨痛的经历和亲身的体会。我现在只讲一件小事。
“四人帮”横行时期,我在北京医院住院。到这里看病的,都是政治上可靠、相互熟悉的老同志。但是,有位当时中央领导人去打针,他大摆官架子,不去门诊部,却要到宽敞的病房里,并且警卫森严,不让其他同志接近。这些做法实在令人难解!作为一个领导人,如果连自己的同志也不信任,也不敢接近,那还能听到什么意见呢?!还怎能联系群众、为人民服务呢?!果然,这位领导人,在“四人帮”横行时期和粉碎“四人帮”以后,都犯了严重政治错误,这不是偶然的。
我认为:在同官僚主义、特殊化等不正之风作斗争的时候,必须坚决克服庸俗的捧场作风,无情鞭挞给领导抬轿子的市侩习气。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承认革命领袖的重要作用。但是,我们尊重领袖绝不是无原则的捧场逢迎,阿谀奉承,甚至不分是非曲直,一味看着领导脸色行事。我们党内的一套保卫制度,不少是建国初期从苏联搬来的。后来林彪、“四人帮”一伙又塞进了封建地主阶级的那些愚昧、腐朽、野蛮的货色。这些制度,在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和群众之间,划出了等级森严的鸿沟,极不利领导人接近群众、克服官僚主义。所以,我建议要根据实际情况,有步骤地加以改革。
我常常想:做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一个共产党员必须具有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决心,在必要的时候,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加入共产党是没有自由的,退党却是自由的。因此,每个人入党,都要经过严肃的、审慎的思考。党组织也要对他的全部言行进行认真审查。回想起来,我自己在入党时,就经过了这样一个反复思考过程。我于五四运动后接受社会主义启蒙的教育。党成立后,我并没有立即加入党组织。当时,我考虑自己能不能无条件地接受党的严格组织纪律、无愧于党员的光荣称号?后来,经过几年的思考,直到我从思想上确实感到,中国革命要成功,只有依靠中国共产党。我要为人民的解放事业,跟着党赴汤蹈火,这时,我才决心加入中国共产党。经过党组织严格的审查,吸收我入了党。从此以后,我在党组织的教育和培养下,经过艰苦复杂的路程,直到今天。
几十年来,我们党在发展组织问题上,一直是采取积极而又慎重的方针。一九二一年党刚成立时,那时只有几十个党员。一九二五年党的“四大”时,党员也只有九百多个,经过“五卅”运动和北伐战争,大革命的高潮,到一九二七年,才发展到五万七千多党员。从一九二七年以后,中间经过十年内战,八年抗日战争,到一九四五年党召开“七大”时,我们党有了较大发展,拥有党员一百二十多万。全国解放后,我们党成了执政的党,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要求入党的人很多,但到一九六五年底,全党也只有一千八百多万党员。但是,到了十年动乱期间,发展的党员就相当的多了,这个时期入党的党员竟达一千六百万。这些新入党的同志,多数是好的、比较好的,但确有不少人并不那么合格,有些人就是抱着不纯动机入党的。这些同志缺乏党的基本知识教育和党性锻炼,不了解党的传统,不懂得党的组织纪律。甚至有极少数是混进来的打砸抢分子,这些人对党的方针阳奉阴违,有的人还在继续搞派性,破坏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我认为在《准则》公布以后,各级党委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对他们进行教育,努力使他们成为合格的共产党员。个别的经教育无效,就必须对他们绳之以党纪,保证党在组织上、思想上、政治上的纯洁。
当然,按照《准则》办事,也包括老干部、老党员和各级领导干部。老党员、老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是经过实践考验的。但也确有个别老同志,由于地位的变化,由于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组织观念淡漠,革命斗志锐减,或者出于私心杂念,不能坚持原则,或是胸无大志,追求物质享受。在我们党经历了灾难性的破坏以后,人民是带着怎样的心情期望着我们党,期望着老同志们能以实际行动恢复党的传统!不管我们资格多老,经历多长,几十年来,总是人民哺育了我们,今天,我们没有理由使人民失望。我相信《准则》公布将会激发每一个老同志心中的革命初衷,振奋精神,继续前进。
我对《准则》的实施是充满信心的。当然,这并不是说不要斗争。既然是要斗争,就需要有一个过程,也可能不那么顺利。但我想到党中央在粉碎“四人帮”三年多来,所显示出来的那种无产阶级伟大气魄和坚定的革命决心,我就满怀胜利的希望。我希望全党同志,大家都振奋起来,每个党员都从自己做起,按照《准则》对照自己,改造自己,我们党的风气一定会在八十年代出现一个崭新的面貌。今年,我已经八十二岁了。老骥伏枥,壮心未已,愿和同志们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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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敢于在是非面前坚持原则
——共产党员李子奇带头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甘肃省轻工业局局长、共产党员李子奇敢于同歪风邪气作斗争,积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受到群众的赞扬。
去年三月下旬,上级派李子奇同志担任甘肃省轻工业局局长。当时的局机关里,相互攻击的大字报,贴满墙壁;领导干部不是住医院就是“遇事不粘”。怎样才能尽快地整顿好机关和轻工业局所管辖的混乱的工厂?李子奇白天黑夜找人谈话,寻找解决办法。这时,有人对他说:“现在人与人的关系相当复杂,几位领导干部一人一个团儿,都有理,批评不得。你刚出来工作,还是慢慢来!”也有人给他出主意,最好不要出头,先由别人干,出了问题再出来收拾局面。
听到这些劝告,李子奇反复思考:面对各种不良倾向和歪风邪气,我们的一些党员和领导干部想的不是怎样同它们作斗争,而是明哲保身。这样下去,党还有什么战斗力?还怎么带领群众搞四化?他决心拿起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同各种不良倾向作坚决的斗争。
在局机关对面,有个手工业供销经理部,工作秩序混乱,歪风邪气严重。李子奇经过调查,发现主要问题是几个领导干部带头闹派性,谁也碰不得。李子奇严肃地批评了主要负责人拉一帮子人闹派性的错误。通过思想交锋和耐心的教育帮助,在他和其他领导干部初步承认错误之后,李子奇又亲自主持群众大会,安排他们公开检查错误,进行自我批评,总结经验教训。然后,局党组采取果断措施,及时调整了这个单位的领导班子,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仅用两个星期的时间,这个“老大难”单位的问题就得到了解决。
局属兰州棉纺厂有几个人无政府主义思想严重,不但对自己的错误不认账,反而扬言要“揪”批评过他们的领导干部,使有些领导都躲开他们走。李子奇亲自到这个厂调查,公开批评了这几个人的错误,理直气壮地支持广大干部和群众同无政府主义倾向作斗争,很快就煞住了这股歪风,使混乱的工厂恢复了正常的生产秩序。
李子奇看到,一些单位的不良倾向之所以得不到纠正,都是与局党组存在的“怕得罪人”、互不团结等问题密切相联。因此,他多次召开局党组生活会,通过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来解决这些问题。一位原来主持局里全盘工作的副局长是个老干部,多年的政治风浪磨去了他的“棱角”。他怕得罪人,怕犯错误,怕批评别人,也怕别人批评自己。李子奇和党组其他成员针对他的这种精神状态,对他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和热情的帮助。大家从他过去子弹耳边过不怕死,谈到现在树叶掉下来怕砸头,使他受到触动,做了自我批评。从此,他注意向别的同志学习,改正自己的缺点和错误。
李子奇对自己要求也很严,有了缺点错误勇于作自我批评。有的同志认为他有时缺少调查就决定问题,容易给下边干部造成被动。他听到这个意见后很重视,除了检查自己工作不深入的问题外,还时刻警惕自己可能出现的“一个人说了算”的倾向。李子奇不仅对自己处处严格要求,而且对自己的子女要求也很严,经常教育他们不要有特殊感。子女们想要他给找个“舒心”的工作。他对孩子们说:你们谁也别想靠爸爸调轻工系统工作。去年轻工局举办了几次新产品展销会,他的孩子都嚷着叫爸爸写个条子去买点畅销货。他严肃地说:“你们是领导干部的子女,不能带这个头!”
本报记者 祖伯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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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短评

共产党员的战斗责任
我们共产党员是为人民利益而工作和斗争的先锋战士。维护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同一切危害党和人民利益的行为进行坚决的斗争,是每个共产党员义不容辞的战斗责任。现在,经过全党三年多的努力,被林彪、“四人帮”严重败坏了的党风和社会风气,已经有所好转。但是,也应该清醒地看到,反革命分子、贪污盗窃分子、刑事犯罪分子和各种严重违法乱纪分子还存在。派性、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官僚主义、特殊化等错误倾向在一些党员、干部身上还时有表现;社会上的歪风邪气,并没有销声匿迹。《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指出:“为了端正党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树立良好的社会风尚,团结全体人民同心同德搞好四化,必须同错误倾向和坏人坏事作斗争。”如果见到或听到违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言论或行动,损害党和人民利益的坏人坏事以至反革命的煽动和破坏,采取明哲保身的自由主义态度,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听之任之,不反对,不制止,不争辩,不斗争,甚至躲闪回避、溜之大吉,就是放弃共产党员的光荣责任,就是缺乏党性的表现。至于那种四方讨好、八面玲珑、看风使舵、出卖原则的政客作风和市侩行径,更是可鄙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连起码的一点正义感都没有,还谈什么为人类的彻底解放而奋斗,为共产主义事业而献身呢?
不论是同错误倾向作斗争,还是同坏人坏事作斗争,都可能担一定的风险。尤其是经过十年动乱,党内政治生活还不正常,社会风气方面的问题还很多,人与人的关系也还复杂,要拿起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锐利武器,更需要有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无私才能无畏。共产党人为了坚持真理、主持正义,随时准备牺牲个人的一切,还有什么个人得失不能抛弃,有什么压力不能顶住呢?每个共产党员都应当按照《准则》的规定严格要求自己,不怕得罪人,不怕撕破脸皮,不怕对自己有什么不利,坚决同违反党的原则、损害党和人民利益的行为作斗争。这样,党风和社会风气才会迅速好转,各种错误倾向和歪风邪气才会迅速得到克服和纠正,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才会得到巩固,四化建设的顺利进行才能有可靠保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在这里表扬甘肃省轻工业局局长、共产党员李子奇同志的原因。我们相信,随着党的五中全会精神的贯彻,《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在党内普遍得到重视和执行,党的光荣传统将得到大发扬,成千成万的为人民所拥戴的党员将不断涌现。我们的事业一定会兴旺发达,四个现代化建设一定会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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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医药总局健全机关党的组织生活
本报讯 记者王谨报道:国家医药管理总局党组重视党的建设,健全机关党的组织生活,发挥了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国家医药管理总局是一九七九年一月新组建的单位。为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各部门很快成立了党支部、党小组,坚持“三会一课”的制度,健全了机关党的组织生活。他们还根据机关人员出差多,流动性大的特点,注意抓好外出党员的思想汇报,加强对党员的教育和监督。去年以来,绝大多数党员都能在出差途中或回机关后,自觉向组织书面或口头汇报自己的思想、工作情况,使党员增强了党的观念。
这个总局的各级领导干部,带头以普通党员的身分参加组织生活。总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蒲春琴同志,是一九三六年入党的老红军,每次上党课,他都积极参加。总局党组书记、局长胡昭衡同志因事不能参加组织生活,都向党小组长请假。去年年底,他还以书面形式向党小组和支部汇报了自己的思想和业务学习情况。
在健全党的组织生活中,局机关党组织除对党员进行党的基本知识教育外,还注意针对党员中的模糊认识,及时做好思想引导工作。去年上半年,药材公司有个别党员对党的一些方针、政策持疑虑态度。公司党支部就引导党员认真学习领会党的三中全会精神,使这些同志克服了片面认识,自觉地按照党的方针、政策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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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他不愧是合格的共产党员
——副师长王鸿昌务农记
初春的黎明,胶东莱掖平原的夜霭尚未退尽。新合村旁的大道边,一个年过六旬的庄稼人,已在为小麦整沟浇水了。
两年前,这位“庄稼人”还是人民解放军广州部队某部副师长。他叫王鸿昌,是一九四二年参加八路军的,曾戎马倥偬,屡立战功。一九七七年六月,他积劳成疾,离职休养,带着全家,回到故乡——山东省掖县西由公社新合大队,开始了把晚年余力献给农村建设的“老农生活”。
王鸿昌草草安了个家,就戴顶旧草帽,扛把新锄头,跟社员一道下地锄玉米了。当年同熬日月的“小长工”、如今的老社员们笑着问他:“老伙计,你南北转战几十年,老了,不在城市享清福,咋个非要回老窝来和咱农民砸圪垃呢?”王鸿昌只说了一句话:“因为我是个共产党员!”
这个大队有十四个生产队,第三生产队最落后,人们叫它“老十四”。王鸿昌和老伴一合计,来到三队当社员。每天一大早,村里好多人家还没开门,他就和老伴一前一后扛着工具下地了。在这个生产队,每天第一个在地头留下脚印,最后回到队里的人,几乎总是王鸿昌。社员们感动地说:“人家不靠队里分钱分粮,拚死拚活图的啥?咱们靠泥巴糊嘴,还不加劲算个啥?”
夏天,顶着火辣辣的太阳,王鸿昌和一伙青年人到六、七里之外的北岭子割麦子。麦子收完后,他带着妇女们打场。人们说,老王当了师长又当场长了。王鸿昌说:“我的终身职务是共产党员。当副师长,当社员,当‘场长’,都一样。”一连十多个昼夜,他没离打麦场,累了,就在麦秸上闭闭眼,养养神。一天,老伴来场上送饭,见他眼睛红了,人也瘦了,和他吵嘴:“你干活,也不能不要这把老骨头!”王鸿昌并不生气,只是说:“我不趁这睁着眼、喘着气的当口,为大伙出点力,到爬烟囱(火葬)时,那后悔药才难吃哩!”
打麦的场院是二亩多熟地用石?碾成的。麦子入仓后,王鸿昌和社员一起,一锨锨翻过来,秋天又种上了小麦。这二亩多麦地成了他的“包工包产田”。麦苗没出齐,他用种子补上;冬天下雪了,他把道边、沟里的积雪一锨锨扬到麦地里;春天,他利用早晚摇辘轳给麦苗灌返青水,还提着一罐罐人粪尿催苗。二亩多地全靠王鸿昌管理,第二年使队里增收了一千多斤小麦。王鸿昌连一颗麦粒也没要。
往年,三队社员缺菜吃,逢年过节,都要到集市上去买。去年初,王鸿昌和一个老社员在三、四亩地上开辟了菜园。早春,他俩顶着料峭春寒整地、育苗,没等鲜菜上市,就让社员吃上了水灵灵的菠菜。盛夏,他俩顶着烈日浇地、锄草。他俩种的菜,队里上百口社员吃不完,还拿到集市出售,卖了五百多元钱。
王鸿昌既参加力所能及的生产劳动,又和队干部谋划生产,仅两年时间,使三队这个落后队变成了先进队,粮食每亩一年增产近三百斤,在大灾的去年,亩产达到一千四百五十三斤。提起这变化,社员们说:“咱队的丰收粮,浸着这老党员的心血!”
两年多来,王鸿昌为群众出了力,流了汗,却没有记过一分工,分过一文钱。他亲手种出上万斤菜,可他家吃一个萝卜一棵葱说啥也要按市价付款。社员们说:“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老王不愧是合格的共产党员!”
本报通讯员 刘忠坤 本报记者 蒋永武(附图片)
王鸿昌带领群众搞好农、林、牧、副、渔生产,队里的收入一年比一年高。 本报记者 陶俊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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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准则》 见行动

恭城县委带头改进作风
本报讯 中共广西恭城县委常委带头学习《准则》,带头改进作风。
去年三月《准则》(草案)发到县委后,县委常委首先进行了认真学习,大家说:“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要整顿好党风,还得从我们自己做起。”为了纠正不正之风,县委决定撤销了以前搞的“小家当”;严禁用公款请客送礼;看戏、看电影,不准要招待票,要看的话自己掏钱买。他们制定了搞好党风的有关制度和规定。县委常委以身作则,严格执行。县委书记刘铭举同志下乡、外出开会,凡是不紧急的都不坐小车。县委副书记陈树祥同志蹲点时与干部、群众共甘苦,吃住在社员家里。副书记苏程远和县革委会副主任潘春宗同志步行到几个社队,深入田间检查生产,及时发现、解决了一些生产中急需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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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准则》 见行动

发生在襄樊卷烟厂的故事
去年,湖北襄樊卷烟厂研究分配新宿舍方案时,许多同志争着要一、二、三层楼,争来争去,分配方案长期定不下来。
《准则》公布后,厂党委组织全体党员认真学习。许多同志联系住房分配问题议论开了。同志们说:《准则》规定:“共产党员和干部应该把谋求特权和私利看成是极大的耻辱。”而我们争待遇、图享受是完全错误的。大家决心学《准则》见行动。党员干部主动把方便让给群众,自觉要求住四楼、五楼。短短几天时间,住房分配问题就解决了。 本报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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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准则》 见行动

焦作市委取消商品留成特权
本报讯 据《河南日报》报道:中共焦作市委在认真学习《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以后,采取果断措施,取消以“照顾关系”为名的商品分配留成特权。
市委联系实际学习《准则》,了解到,一九七五年省里搞了个不成文的短缺商品分配留成规定,即百分之九十投放市场,百分之十留作“照顾业务关系”,主要是应付领导、熟人。群众把这种作法叫作“为私字铺路”。市委常委在讨论中认为,转变党风要从党的领导干部作起。领导需要商品,同样应该通过正当的分配渠道。那种认为自己可以不受任何限制的思想,是一种封建特权思想,必须纠正。因此,市委召集有关部门负责人会议,研究决定,今后,自行车、缝纫机、电视机等短缺商品一律投放市场,票证按各系统职工人数进行分配。任何部门和个人,一律不准以照顾关系为名私留商品指标,更不准利用职权开后门,各单位在分配票证时,要走群众路线,接受群众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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