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br/>专栏：<br/><br/> 也谈记者的苦恼<br/> 读了你报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一日三版刊登的《记者的苦恼》，感触很深。现在，当一名新闻记者，写正面报道，谁都高兴。要是写一些揭露现实生活中的反面情况的东西，有些人就不那么舒服了。我因为发表了一篇批评性稿件，反而遭到许多人的谩骂。<br/> 一九七八年四月八日下午三点多钟，铜川矿务局鸭口煤矿发生卡罐事故，有四百一十三人上不来井。在这至关重要的时刻，矿党委书记王福顺同志不但不去带领群众排除故障，相反，打电话让正在领导排除故障的矿长去看戏。他们深夜十一点多钟返矿，事故还没有排除。这起事故，造成矿井停产十多个小时。工人气愤地说：“过去资本家不顾我们工人死活，现在是王福顺不顾我们工人死活。”<br/> 王福顺同志平时就高高在上，脱离群众，经常是吃饭不下楼（通讯员端饭），理发不下楼（理发员到办公室理发），看病不下楼（医护人员上楼送医送药）。他的“三不下楼”，在铜川矿务局乃至铜川市都是出了名的。由于他长期脱离群众，企业管理混乱，矿井安全生产差，工人伤亡事故多。<br/> 王福顺同志在负责清查工作期间，大搞逼供信。同时，由于他没有很好落实党的方针政策，认真纠正冤、假、错案，曾导致上百人给中央、省、市以及矿务局各级党组织写信，到北京、西安、铜川上访。<br/> 我于前年十二月中旬和去年一月，两次到鸭口矿调查。调查前，曾向当时的铜川市委代理书记兼矿务局党委副书记打了招呼。第一次进矿调查，鸭口矿不少群众含泪反映上述情况。我感到鸭口矿存在的问题确实严重，要报道出去，必须取得省委负责同志支持。于是，我向省委一位书记在电话里作了简要汇报。他支持我深入调查，并让我将调查结果报告给他。调查结束离开鸭口矿前，我和王福顺同志谈了话。按照省委负责同志的意见，决定先向铜川市委汇报。我向市委代理书记打了三次招呼，等了十多天，他迟迟不安排。在这种情况下，我把材料带到省委。那位省委书记原来就了解王福顺同志的问题，看了材料，很快批示，让写出报道，通报全省；并让有关单位组成工作组，到鸭口矿帮助党委整风；问题解决后，王福顺同志调离鸭口矿。编辑部计划连续报道两次。第一篇是《鸭口矿党委不理民事，群众强烈不满》。第二篇是反映王福顺等人严重失职等问题。去年二月十日，《陕西日报》刊出第一篇报道后，鸭口矿一些人又是告状，又是写匿名信。骂记者是“秦桧”、“黑爪牙”、<br/> “干了某某（“四人帮”在陕西的代理人）没有干完的事业”等等。报社不得不暂时停发另一篇报道，把它安排在省委工作组进矿解决问题之后刊登。后来，不知什么原因，省上没有派出工作组，第二篇报道也就吹了。<br/> 在报纸批评后，铜川矿务局党委派出工作组，帮助鸭口矿党委整风。在工作组帮助下，鸭口矿党委对错误有了一定认识，主动写出了接受批评的检查，供报纸发表。编辑部将他们的检查编了条消息，另写了《闻过则喜》的短评，准备等征求矿务局党委同意后发表。照理说，事情到此也就结束了。谁知，王福顺同志一方面向报社检查，另一方面却在背地里告记者的状，说记者冤枉了他。鉴于王福顺同志没有真正认识错误，编辑部撤销了已编好的稿件。铜川矿务局主要负责人对见报的那篇报道，提不出可指摘的地方，可是，硬抓住稿件未经他审查大作文章（当时给他打过电话，他说省上让报道没意见）。在一次干部会上他讲：二月份煤炭产量上不去，主要是记者干扰了他们的工作。由于他的袒护，种种流言不胫而走。什么记者“犯了错误”，是“黑记者”，“受了批判，给了处分”。甚至离奇地说：“记者进了监狱”。记者还遭到矿务局清查办公室负责人的围攻。有的工人跑到报社询问情况，看到记者安然无事，才放了心。现在，王福顺同志仍在鸭口矿当书记，鸭口矿的问题并没有很好解决。一些工人见了我说：“我们矿的问题就算完了吗？”我只好说：“问题是要解决的，但啥时候能解决，就说不上了。”<br/> 《陕西日报》记者 张文直
第3版()<br/>专栏：心里话<br/><br/> 喜事桩桩涌进门<br/> 从去年二月到今年一月，我家遇上了四件喜事，真高兴得不知说啥好。<br/> 我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是党把我拉扯大的。自一九五八年被错划成右派分子，从此便成了“运动员”，又是挨斗，又是降级。老婆孩子受牵连，亲戚朋友遭连累。我想，不但我这辈子完了，连子孙后代也没个出头的日子了。哪想到，去年二月，组织上为我改正了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问题，还补助我一部分生活费。<br/> 过去，我大儿子要当兵，因我的问题去不成。去年十一月，我二儿子应征入伍了。全家高兴得直淌泪。<br/> 我大儿子因长期抑郁，患了精神病。婚后仍然犯病，儿媳妇跟着过伤心日子。后来她回到娘家，七个多月不回来。当俺老两口愁得没办法的时候，县委、管理站的领导和同志们，都来宽慰俺老两口，并去做媳妇的思想工作。大儿子所在单位，媳妇娘家所在的公社、大队和亲家的一些同志也来帮忙。媳妇终于转变了想法，又回到了家，小两口重归于好。我儿子也因喜事不从一处来，再加上大夫精心治疗，病已基本痊愈了。<br/> 去年十二月，我去上海出差，把手提包忘在了候车室。提包里装着钱、粮票、贵重的药品，还有俺站与上海一家工厂订的合同。到家后，我急得要死。哪料想第三天，上海火车站就给我寄来了提包，里头分文不差，连买的两盒针剂也用毛巾给包好了。<br/> 俗话说，一滴水能反映出太阳的光辉。从俺这个普通家庭的境遇，就能清楚地看到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国家发生的变化多么大，被林彪、“四人帮”践踏破坏了的党风、民风恢复得多么快！<br/> 山东茌平县电影管理站 刁训贤
第3版()<br/>专栏：批评以后<br/><br/> 我们正在努力改进信访工作<br/> 熊一福事件发生后，在省、地委帮助下，我们于去年九月，对全县尚未处理的信访案件彻底清理了一次。清理结果，共有信访案件六千九百九十二件，其中按现行政策不能解决的二千二百七十八件，应当处理的四千七百一十四件。经过几个月的工作，这些案件已经解决并有结案报告的三千九百五十一件，占应解决的百分之八十三。其中属于冤假错案得到平反和纠正的一千零九十三件。<br/> 解决这一大批案件，不仅受冤群众满意，各级领导也减少了压力，同时也深得社会同情和赞扬。目前信访工作情况已大大好转，到县上访的群众已由去年十月份每天七十多人下降到十多人；来信由去年十月份每天六十多件下降到十件左右。<br/> 在这段工作中，我们主要抓了两条：一、认真领会三中全会精神，解放思想。县、区、社各级领导认识到：发扬实事求是精神，纠正冤假错案，是三中全会精神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创造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为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创造条件的重要措施。这个问题不解决，矛盾始终存在，群众纷纷上访，各级领导人开会有人找，出门有人跟，回家有人等，受冤群众怨，基层干部烦，领导机关难，你想重点转移也转移不好。二、深入实际，努力克服官僚主义作风。我们着重抓了三点：一是强调领导干部亲自办案；二是以前复查过但本人仍在申诉的案子，一般应再复查；三是有些确有冤情但未申诉的，要主动去了解处理。据统计，各级领导干部最近几个月亲自办案共六百六十八件；以前复查过的案子，这次又复查的三百三十七件（其中纠正了原复查结论又重新作了结论的一百四十件）；发现有冤情而未申诉的四百九十五件，都主动地去作了调查处理。<br/> 在做法上，我们主要采取了以下几条：一、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县上统一抽调了五十多人，组成工作组下到区、社，既检查督促，又具体办案。县级机关各部门和区、社，则根据任务大小，需要多少人就抽调多少人。二、统一领导，分片包干，立足基层，就地处理问题。同时明确应办的案子，落实办案人员，规定完成的时间，包干到底。三、工作重点放在处理冤假错案和解决干部违法乱纪造成的遗留问题上，重调查研究，讲实事求是。对按现行政策不能解决的问题，不乱开口子。<br/> 这段时期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还有几百件案子没有办完；有的工作还有点尾巴；还有少数要求过高和个别无理取闹者的工作没有做好。我们决心继续抓下去，把这项工作尽量做得更好些。<br/> 中共四川江油县委
第3版()<br/>专栏：答读者<br/><br/> 对改变地富成份后符合五保条件的社员能否实行五保？<br/> 问：农村一到春季，普遍要评定无儿无女没人照料的老弱、孤寡、残疾或丧失劳动能力的老人。够条件的，便实行保吃（包括粮、柴、菜、油、盐等）、保穿、保住、保葬，成为五保户。不仅这样，而且还要保证这些老人的吃粮标准高于当地社员，生活达到一般社员的水平；并保证做到春评、夏查、秋兑现。这是社会主义制度分配原则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可是今年有个新情况，即有不少够五保条件的老人，是前不久才改变了地主、富农成份的社员。对这样无依无靠的老人，应不应该实行五保？请答复。<br/> 河南封丘县民政局 边玉祥<br/> 答：根据中共中央一九七九年第五号文件规定：地主、富农摘帽后，给予农村人民公社社员的待遇。因此，对其中生活没有依靠的老、弱、孤、寡、残疾者，应按《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第四十七条规定办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
第3版()<br/>专栏：<br/><br/> 理发耳闻录<br/> 到城东理发店理发，听到顾客和理发师的一段对话，发人深省，特录于后。<br/> 顾客：听说你们服务态度不好，曾被上级责成停业检查啦？<br/> 理发师甲：唉，真是把人冤死了！<br/> 顾客：停业检查是事实，怎么叫冤？<br/> 理发师甲：我们是集体企业，希望顾客盈门，比较注意态度。碰上领导同志来理发，更是不敢怠慢。<br/> 一天，晚上七点五十五分，地区商业局局长来理发。平时他老人家来，不管多少人排号，我们总是先给他理。这天做早班的都下班了，做中班的规定八点半下班，四个师傅正在给别人理，旁边还有四个顾客坐等。两个学徒手艺差，不敢给局长理。还有一个师傅正在洗手，他已请好了半小时的假。这时，他急忙陪着笑脸迎上去打招呼，请局长明天早上来理发。哪知局长顿时把脸一沉，说：你真的不剪，你叫什么名字？接着气冲冲地打电话，又气冲冲地跑出门去。<br/> 理发师乙：那天洗手的师傅就是我呀！得罪了局长，我知道闯了祸，吓得不敢离店。一会儿，嘭嘭嘭几声，大门被踢开了，县商业局局长披着一件军大衣进来，破口大骂：“他妈的，你们的眼珠子瞎了吗？局长（地区）来理发，你们多大的胆子不理呀！”<br/> 理发师甲：不得了，地、县两级局长都来了，我们赶紧和坐等的顾客商量，让他们明天理，请地区局长坐好立即理发。地区局长手一摆、头一摇说：<br/> “盐城剪头的人死光了，我也不要你们理！”“你们的服务态度太坏，明天要停业检查！”县局长跟着附和：“听到了吗？明天停业检查！”<br/> 就这样，第二天，县商业局和饮食服务公司来了几个股长，带来一张《停业检查通告》。<br/> 江苏盐城 林可
第3版()<br/>专栏：建议与要求<br/><br/> 胶粘胶补，值得推广<br/> 农村的农机、运输、排灌、药械等设备逐年增多，损坏量很大。各种工业设备也常有损坏的。<br/> 近几年来，有的地方采用胶粘胶补（简称双胶）技术，既可粘修农机部件，也可粘补锅碗瓢勺，坚固度也较理想，既节约原材料，降低修理成本，又简便易学，修复及时。河南密县米村公社一台东方红—75拖拉机缸体烂碎严重，几次拉到县城、郑州、洛阳修理，都无法修复，原样拉回。去年小麦备播正紧时，马寨大队一台丰收35拖拉机也因缸体爆裂而趴窝。县农业生产资料公司双胶技术员靳富春同志仅用一天多的时间，花费六十多元，就使铁牛起死回生了。<br/> 一九七七年，国家计委把双胶列为新技术推广重点项目，要求一九八○年普及到社队。但是，实际上，在有些地方它成了“没娘儿”，不少双胶门市部名存实亡，随时都可能关闭。这些地方的一些领导同志搪塞的理由是没啥粘，赔钱。实践证明，这些理由是站不住脚的。密县由于领导重视，加强管理，进行技术培训，搞得有声有色，基层网点大部分都能盈利。少数亏损的，也绝大部分是主观原因。这项技术目前还处在发展阶段，有不少问题需要解决，希望有关科研部门加强研究，使它在建设四化中发挥更大的作用。<br/> 开封地区农资公司 刘占锋
第3版()<br/>专栏：<br/><br/> 电表不能邮寄，真急人！<br/> 我厂生产的开关板电表，销售全国各地。有许多单位需要量少，五只以下者都发邮政包裹（木箱包装约五千克）。十多年来，一直是这样。可是，从去年第四季度开始，邮政局停止寄运。理由是上级有指示，电表不能邮寄，就连写上“损坏自负”的字样也不行。去年十二月，我厂给邮电部邮政总局去信，要求帮助解决，至今无回音。<br/> 为了几只小小的电表，总不能让需方单位千里迢迢，派人来取吧！<br/> 我厂不少合同签订的供货时间已到期，而电表却仍堆积在仓库里寄不出去，真急人！<br/> 西安电表厂 王佰顺
第3版()<br/>专栏：书信往来<br/><br/> 我们正在研究解决办法<br/> 民用计量电表、灯泡等物品，过去邮局是邮寄的。由于邮政运输条件限制，寄递途中损坏严重，给国家和个人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因此，我们暂停收寄。<br/> 最近我们陆续收到一些单位来信，对邮局停收感到不便，要求通融邮寄。对此，我们正在研究解决办法。<br/> 邮电部邮政总局
第3版()<br/>专栏：<br/><br/> 不能用社会救济款补偿经济损失<br/> 你报三月三日刊登的《江苏省人民政府严肃处理盲目调种事故》一文中，对因错调种子造成的严重经济损失，“责令江都、丹阳两县种子部门退还已收的种子款，金湖、丰县一些社队的经济损失，则由当地在社会救济款中拨钱补偿”。这样一来，该承担经济损失责任的江都、丹阳两县种子部门仅退还种子款就算了事，而与此事毫不相干的民政部门，却要拨出一笔社会救济款去补偿并非因自己工作失误造成的损失。这实际上是让国家承担事故的经济责任，不能叫“严肃处理”。<br/> 国家明确规定：农村社会救济款，只能用来救济生活没有依靠的老弱孤寡残病社员，或遭到不幸事故的家庭和麻风病患者，不能挪作他用。不然，社会救济款就将变成经济损失补偿款或“填坑款”，而失其“救济”意义。<br/> 广西民政局 李振富
第3版()<br/>专栏：读者评报<br/><br/> 没开人代会怎么就改市革委会为市政府？<br/> 三月十日第四版刊登的《青岛市认真进行垃圾粪便无害化处理》一文导语中写道：“中共青岛市委和市人民政府协调各有关部门，在解决当前影响城市卫生的关键问题——垃圾、粪便的无害化处理方面，取得了新的进展。”青岛市还未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怎么就成立了市人民政府呢？编辑同志竟将“市革命委员会”改成了“市人民政府”。<br/> 建议编辑同志遇到拿不准的问题时，找有关部门调查，或直接与作者联系，以防止出现差错。<br/> 山东青岛市市北区委办公室 孙延明
第3版()<br/>专栏：毖后录<br/><br/> 乘公共汽车所见<br/> 一月十四日上午，我们到河南长垣县南咀大队办事。在公共汽车上，看到司机对旅客的态度很恶劣。有个老太太下车还没站稳，司机就关车门，险些把老太太绊倒。车到东赵堤后，有不少乘客买的是下一站（终点站）的票，但司机说啥也不去。看到这种情况，真叫人气愤。<br/> 办完事后，我们又赶回东赵堤。知道下午一点从长垣发往这里一趟车，两点零几分就应到了。但不知何故，三点半才到。车一停，乘客蜂拥而上。还是上午那辆车（车号：19—84997），司机没换，又多了一个乘务员。上车后，司机说：“不走原来的路了。”有几个旅客叫苦连天，被迫下车。车改路行到佘家公社粮所，在门外停了一阵，后又开到院里。乘客们怨言百出，向司机提出质问，有的说要向领导反映。司机说：“反映吧！我才不怕呢！书记跟着呢！”只见司机、两个乘务员，和另外一个人（可能就是那位书记）在车下来回跑了几趟。后又来了两个人，打开库门。库里装的是花生。乘客们恍然大悟，原来改路而行的目的是拉花生。装满五麻袋，扔到车上，这才开车。到达长垣县城，已是五点半了。<br/> 华北石油供应指挥部 张保刚 朱宝来
第3版()<br/>专栏：读者来信<br/><br/> 本报二月二十九日四版刊登了河北省卫生局科教处关于《小儿麻痹后遗症患者不要再到保定市治疗》的来信后，陆续收到不少读者来信<br/> （其中多数是经过保定市南市区医院渠振江大夫治疗过或正在治疗的患者），对河北省卫生局科教处来信中的一些观点提出了不同看法。下面是其中的两封。 ——编者<br/> 疗效就是根据<br/> 你报二月二十九日刊登的河北省卫生局科教处写的《小儿麻痹后遗症患者不要再到保定市治疗》的来信，有很多不妥之处。<br/> 我们来自祖国四面八方，由于同病相怜，术后互相通讯联系。据我们亲眼看到和调查了解，经过渠大夫的治疗，病情都有不同程度的好转，有的效果十分显著。<br/> 病人对于理论根据虽然重视，但理论是实践的产物，最有说服力的还是事实。病人能够站立、行走了，不是最大的根据吗？作为上级领导，应该对他理论上不完善的地方进行指导，帮助他总结经验，找出不足，使之不断创新、前进。<br/> 科教处的信提到“百分之九十五疗效的统计数字是不准确的”，那么请把他们了解的准确数字提出来。他们向哪些患者调查过？具体情况怎样？他们了解过渠振江同志的工作情况吗？渠大夫每天早晨八点以前上班，亲自给病人检查、手术、换药，晚上七点多钟才能离开。据我们所见，星期天也是如此，春节期间也没休息。可是有些领导人却大加指责。看来，这些领导人不怎么关心病人。我们作为患者，心中是有数的。如果一个普通医生，全心全意为患者服务，受不到表扬，反而受到指责，这未免太不公平了。<br/> 刘兴杰等四十一名患者
第3版()<br/>专栏：读者来信<br/><br/> 求全责备未免过分<br/> 河北省卫生局科教处，在来信中对渠振江大夫提出种种责难。作为患者，我们不能同意他们的一些观点。<br/> 评价一个大夫的好坏，只有一个标准——实践。当然理论也很重要，没有理论，就不可能使认识进一步深化。但是，作为一个医生，即使在理论上能讲得一套又一套，而在实践中不给治病，治不好病，我们看，这不能算好医生。渠大夫是个不出名的医生，但是他善于在实践中总结经验。他治疗了一千三百多个患者，其中相当一部分人，是一些大医院认为不能治或治疗无效的人，经他治疗，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好转。做出这样成绩的好医生，难道不应受到人们的赞扬吗？<br/> 科教处的信中说：“百分之九十五疗效的统计数字是不准确的”，“理论上没有根据，学术上也无创新之处”等等。这类讲法，我们认为不妥。对一个治疗小儿麻痹后遗症只有几年的大夫，要求他既要有熟练精巧的医术，又要有完整的科学根据和理论，还要在学术上提出创新的观点，这样要求未免太过分了吧！现在哪一位小儿麻痹后遗症专家能够做到这一点？做不到这一点，就把人家的实践成果也否定，这不大合适吧。如果百分之九十五不准确，百分之八十五行不行？百分之六十五算不算成绩？对待这样一些问题，作为医务部门的上级领导机关，本应持慎重态度，积极帮助他从理论上总结提高。如果既不调查研究，又不积极扶持，反而求全责备，轻易否定，这样的态度，能说是正确的吗？建议省卫生局重新调查和考虑这个问题。<br/> 患者：宋小莉 张卫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