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从韩丁拒改原著谈起
王永福
刘少奇同志的思想理论重新放出了光辉。是非曲直，历史自有公断。由此，我不禁想起了美国友人韩丁在人们准备翻译他的著作时，他拒绝删掉书中所引的刘少奇同志语录的事。
韩丁在六十年代出版过一本反映中国土地改革运动的长篇著作《翻身》。这本书有的章节援引刘少奇同志的话作为开头。一九七八年韩丁来中国访问时，北京某出版社曾同他商量，准备把《翻身》这本书介绍给中国读者。出于当时的考虑，出版社的一位负责同志建议韩丁将刘少奇同志的话删掉，由编者代写一段类似的话补救。几经协商，韩丁始终没有同意。他坚持说：“我认为刘少奇的这些话没有错，《翻身》已译成六国文字，唯独中国要这样改，不能接受。”尽管《翻身》一书因此当时没能在中国翻译出版，但是韩丁这种实事求是、坚持真理的精神，是值得钦佩的！
由这件事，我不禁又联想到中国一位作家。他在文化大革命前曾出版过一本英雄传记体小说，其中在写到英雄人物的成长过程时，描写了他如何认真学习刘少奇同志《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从中吸取养分。时隔不久，当再版小说时，不知出于何种考虑，又调转笔锋，将同一情节作了完全相反的修改：写成英雄人物突然从废纸堆里发现一本灰尘累累的书——《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于是英雄立即产生了非常厌恶的感情，愤然将它扔回垃圾堆里去了。文艺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文艺创作必须反映生活的真实。这部作品是反映文化大革命前的生活的。英雄究竟是从这本书中受到教育，还是“厌恶”这本书呢？作者这样修改，是违反生活真实的，因此读者看了很不舒服。
从这鲜明对照的两件事中，我深深感到，一个正直的作家，一个有良心的作家，最可贵的美德，就是要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独立思考，永远忠于现实，忠于生活，忠于人民，敢于讲真话。切切不可为了赶时髦，曲意奉迎，投机取巧。只有诚实的作家，才能永葆青春；只有反映历史真实的作品，才能经得住历史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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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影评
绚丽多彩的新花——《樱》
凤子
彩色故事片《樱》，是一株绚丽多彩的新花。她绽开在百花争放的文艺园地，她的出现，是那么安娴、宁静，人们似乎可以听到她内心深处的自语：“我是株幼苗，但我一定要健壮地成长，我不要求谁的关注，我的心汇集了人民的愿望，在银幕上真实地再现人们的真实的生活与理想。”
《樱》就是这么在人们注意不到的时候展现在人们的眼前。在短短不到两小时内，人们跟随着她经历了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侵略战争，那场战争带给中国人民、世界人民包括日本人民在内极其惨痛的经历！她又让人们回忆起林彪、“四人帮”横行时中国知识分子的不幸遭遇。这是两场史无前例的浩劫！这是一个似乎都熟悉的时代背景和故事，但《樱》这部影片中出现的故事却是如此新颖动人。我无须在此重复影片中的故事，我只想谈谈我观看影片后的一点感受。
我的感受就是一个字，“新”。她的“新”，“新”在写了人物的内在感情。一切文学艺术作品，要作为一面镜子，必须刻画人物，这不是什么“新”，可是长久以来，出现在某些影片中的人物，抽掉了内心感情，成为某种思想概念的化身。影片《樱》跳出了“常规”，真正回到艺术的轨道上来，写了人，写了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波澜，因而深深地感染着观众，并给观众以启示。
电影这门艺术有它自己的特性：动作性强，人物性格要鲜明，故事的发生与发展，靠人物的行动来展示，切忌长篇对话或者靠对话来说明人物的性格、思想、感情和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冲突。《樱》在语言的运用上是那样的简练，有的场景近似无声和已经做到了无声。如光子妈妈抱着襁褓中的女儿光子，站在破庙佛像前，抬头望见村子里人家的一点灯光，鼓起希望冒雨扣门。下一个场景婴儿哭声把两个妈妈的心牵连到一起，她们泪眼相望，凄然无语，这一瞬间却展示了两国人民间的深厚感情，交代了婴儿光子也即兰子的未来的命运。再如兰子临走前穿新衣、吃粽子，以及兰子在颠簸的牛车上，看见哥哥手里提着装白鸽的鸟笼跑来，山谷中回响着兰子呼唤哥哥的回声，这些都没有一句对话，或者根本没有一句台词，可是它深深地震撼着观众的心。当森下光子回到村子里，她幼年生活过的环境——家，又清晰地重现在眼前，见到了抚养自己长大成人的妈妈，却相见不能相认，强压住自己内心的痛苦，不敢喊出心底的呼声“妈妈！”时，这些无声的场景，是那样激动人心，这真是此时无声胜有声！
《樱》在实景的采用上是成功的，而且在镜头运用上也做到了“新”。如长城，我们曾在影片和电视片里看到过许多不同角度拍摄的镜头，而《樱》片中出现的长城，景中有情，情景交融，真正达到了新的意境。内景如光子住宿的宾馆就是北京的友谊宾馆，友谊宾馆是外宾住处，楼梯上下有国际友人出入是正常的，毋需请临时演员，这场景拍摄既真实又自然。她哥哥陈建华的家也是一所常见的北京院落，至于街道行人，汽车电车的来往，都是拍摄的实景，不但真而且很美。画面的选择是经过精心考虑的。为了烘托人物的内心感情，影片导演和摄影非常恰当地利用了雨景。片中出现的雨的镜头，一次是婴儿被留在佛龛上，两个母亲望着婴儿泪水混和着雨水；还有一次是光子在哥哥家，雨中听到嫂嫂向哥哥哭诉着不能相认的苦衷……这哪里是雨水，是人们从心灵里流出的泪水和血水！
青年电影制片厂拍摄出了这么一部优秀的影片《樱》，这是十分值得庆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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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随笔
山药蛋与荷花淀——文学流派小议
蓝翎
一提文学艺术中的流派，大家总习惯拿戏曲作例子，因为戏曲中的“派”特别突出鲜明，一说就清楚明白。如“四大名旦”、“四小名旦”。各个流派，学有渊源，或嫡传，或私淑，桃李门墙，互不相淆，来龙去脉，了了分明。然而要讲文学中的流派呢，似乎有点不好说。因为不好说，所以长期以来就不说，或少说。不说或少说还不要紧，可是不知为何，这里竟然变成了禁区，那就甚关紧要了。
文学流派，人们为什么不敢提它？要讲原因，它是人为的搞批判运动的后遗症。一搞批判，总想株连，若有流派，顺藤摸瓜倒方便。被批判者也聪明，象英雄好汉一样，自称“单干户”，一人有罪一人当，不要连累众街坊。文艺园地仿佛成了封建社会的小农经济一样，都是“单门独户”。（还不如当时的手工业，如烧瓷器的尚敢公开打出“汝窑”、“均窑”、“成窑”、“哥窑”的招牌来。）百花齐放么？流派不在内，连这个词儿也不能提。只有一家“样板”，岂容另立流派。这是对文学艺术发展的粗暴压制，是对文艺史的歪曲，也不符合文艺运动的实际。
文学流派，并不神秘，无非是一些作者的主张相近，风格相似，形成一种集体风貌，既影响当时，也影响后世。于是被人称之为一个流派，以别于其他的流派。流派是以个人的风格为基础的，流派是独特风格的联合、扩大和延续。
中国文学之有流派，自古已然，尚为美谈，并无忌讳。“建安风骨”，“盛唐之音”，“婉约派”、“豪放派”、“西昆体”、“江西派”、“神韵说”、“性灵派”，连大讲“义法”的“桐城谬种”也是一派，随手拈来，俯拾即是。至于各派的长短优劣，则另当别论，但它不是以一个人而是以一个集体产生了作用和影响，这却是不容否认的事实。古代的文论家还算老实，敢于承认它的存在。
“五四”运动以后，进步的文学也有流派。“文学研究会”、“创造社”，两派主张有异同，每派内的个人风格也不完全一致，但总都是在各派主张的指导下进行创作实践活动，而且留下了不朽的业绩。当然还有虽未标派而其实是浩浩荡荡大军的旗手鲁迅。朋友内部有时也会以文相争，一字不让，但谁的意见也不会变成“审查结论”，从而决定人的命运，反而是在相争中互相促进了学习和实践。由此可见，流派大有好处，并无害处，更不可怕。要提倡百花齐放，放出流派来是很自然的。如果放不出来，那恰恰可以说明执行这一方针有了折扣。
我们的文学是有流派的。但不很明显，不繁荣，这是没有得到足够注意的结果。问题的关键在于敢不敢理直气壮地承认它，提倡它，鼓吹它，发展它。最近有人写文章论述“山药蛋派”的特点，就证明我们的文学中的确有流派，并且敢于冲破禁区研究它的存在了。这里说的不是曲艺领域里的“山药蛋”和“老倭瓜”，而是指的人民喜爱的著名作家赵树理，以及和他的风格相近，或者说是受了他的影响的后来者。赵树理的作品深厚扎实，写出了生活的复杂性，朴实无华，不尚词藻，白描纯净，娓娓动听，而又时出惊人的幽默和机智。
一个有独特风格的作家，吸引着广大读者。其中可能有一部分人，在这位作家的风格的影响下，开始了自己的创作道路。其作品一出手，就带有明显的他所钦慕的作家的风格。在这样的基础上就会逐渐形成一个风格相近的文学流派。与山西相邻的河北省，有位老作家孙犁，他的散文、小说的风格，与“山药蛋派”迥然不同，富有诗情画意，细腻隽永，就象他写的白洋淀水乡的自然风光那样的秀美。解放初期河北出现的一些青年作家，现在已是中年作家，就直言不讳，认为自己当年是以孙犁为师。如果把他们称为“荷花淀”派加以认真研究，探求他们艺术上的共同特色，有什么不好呢？文艺评论要研究流派，以促进其繁荣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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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话说编辑的劳动
仰民
人们常称编辑是“无名英雄”。一点也不错，当编辑确实是很辛苦的。一部书稿从选题、组稿、审稿、发稿到看样、出书，每一道工序都要编辑付出许多的心血。许多青年作家都是在编辑的具体帮助和培养下成长的。至今活跃在文坛上而成为创作骨干力量的李准、白桦、王蒙、公刘、梁上泉、王愿坚、邵燕祥等人，他们的处女作大都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青年出版社几位编辑同志发掘、加工出版《红旗谱》、《红岩》、《太阳从东方升起》、《创业史》、《红日》、《李自成》等一批书的例子是非常感人的。听说担任《红旗谱》责任编辑的吴小武同志（即作家萧也牧），曾专程到保定去访问梁斌同志，非常细心地审读了《红旗谱》的原稿，五天就向北京挂了长途电话，他说发现了一部佳作。又如担任《李自成》责任编辑的江晓天同志，为了编好《李自成》，日夜查阅明史，向历史学家请教，并且细心研究中外古典名著中如《水浒》、《斯巴达克斯》之类的描写农民起义的作品。为出版《李自成》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但是，我们常常看到：好作品问世以后，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一批新作者成了作家，一批老作家成了著名作家，而培养他们或为他们的著作出了大力气的编辑还默默无闻，他们的劳动被埋没了，甚至还被人看不起。这是很不公平的。这不是为哪个编辑争名誉地位，而是要看到，编辑为党的文化事业作出了贡献，理应承认他们的劳动这一起码的事实，理应尊重他们的劳动并给予恰如其分的估量。而人们对编辑的劳动往往尊重得少，责难得多。粉碎“四人帮”以后，情况有所好转。比如，许多老编辑被吸收为作协会员，选为文代会代表；不少刊物在文章的后面署上责任编辑的名字，等等。这是得人心的。我想还应请有关领导多想办法，采取有效措施，为提高编辑的思想、政治和业务水平创造条件，让他们更多地学习马列主义和参加社会实践，开展学术研究活动，丰富专业知识，提高业务能力，增长做组织工作的才干，成为一名合格的、优秀的编辑。编辑也要加强自己的社会责任感，为人民多出好书，多编好文章，供给广大读者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
写到这里，使我想起敬爱的陈毅同志讲的话：“我过去当过编辑，编辑是个苦差使。尊重作者权利，也要尊重编者的权利，又要尊重读者的权利。几方面加以尊重，可以找到一条团结的道路。”这些话虽是十七年前讲的，今天也仍然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它表明作者、编者和读者都要互相尊重，团结协作，才能共同担负起创造、积累和传播人类精神财富的重大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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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为曹操鸣点不平
李涓
三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第八版刊登的一篇题为《曹操杀牛》的文章说：曹操在公元二○八年破了荆州之后，杀了刘表的一条“千斤大牛”，这件事在一千七百年后的今天看来，曹操是错杀了这头牛。
据这位作者说，这头牛可能是襄阳牛的本家，经曹操一杀，“已经不属于全国五大优良牛种之一”，以致“影响了汉民族近两千年的食物构成”。我想，如果曹操地下有灵，听到加给他这种罪名，一定要大喊冤枉的。
曹操只杀了一头牛，并不是杀绝了整个这种品种的牛，怎能把这一特殊品种今天未能大量繁殖的罪加于他？何况，劳动人民从来是根据许多因素来选择品种的去留。“襄阳牛的本家”，除了象那头千斤大牛“啖豆十倍于常牛”外，是不是还有其他不宜繁殖的缺点，终于被淘汰了呢？这种牛如果真有突出的优点，那怕只能供食用，也许还会在食牛肉的少数民族地区保留下来吧？
我对牛没有研究，不想充内行与这位作者商榷。我只希望：一切工作都要实事求是。今天中国养牛业需要大发展，应该大家都来关心，都作调查研究。这要采取科学的态度。否则，要曹操为今天中国养牛业落后承担一部分责任，这是说不过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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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红军炊事员 〔雕塑〕
张润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