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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为防治癌症工作提供科学依据
我国进行大规模恶性肿瘤病亡者普查
新华社北京四月九日电 我国肿瘤流行病学工作者和各地医务人员通力协作，经过几年的努力，调查了一九七三年到一九七五年三年间全部恶性肿瘤死亡者病例，基本上摸清了十四类常见癌症的死亡情况和分布特点，这为今后有计划地组织力量，进一步开展恶性肿瘤的流行病学和病因学的研究以及探索防治方法，提供了一定的科学依据。
据调查统计，我国每年死亡人口中，有九分之一死于癌症，仅次于呼吸系统病、心血管疾病，居第三位。全国每年估计约有一百万人发生恶性肿瘤，死亡率高达百分之七十。
为了深入开展恶性肿瘤的流行病学和病因学的研究，最终战胜这一严重危害人民的疾病，我国卫生部门组织各地肿瘤流行病学工作者和有关医务人员等近百万人，用了七、八年的时间，在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的三百九十五个地区、二千三百多个县（市），对一九七三年至一九七五年三年间恶性肿瘤的全部死亡者，进行了死亡回顾调查。这次调查，除台湾省和四川、西藏的个别边远地区外，调查范围包括有八亿五千多万人口。
调查统计分析表明，在各类癌症死因中，死于胃癌者居首位，每年约十六万多人；其次，死于食管癌者，每年约十五万八千多人；死于肝癌者，每年约十万多人。以上三项合计占恶性肿瘤死亡总数的百分之六十。宫颈癌、肺癌、肠癌、白血病（血癌）、鼻咽癌、乳腺癌等，死亡率也较高。调查还表明，我国死于癌症的男性多于女性，这与大多数国家情况相似。
不同年龄的癌症患者死亡情况有很大差异。十四岁以下儿童期，患癌症病死的占总死亡数字的百分之零点八，居各种死因的第十一位，以白血病、脑瘤和淋巴瘤等较为多见；十五岁至三十四岁青年期，患癌症病死的占总死亡数字的百分之七点八八，居各种死因的第四位，以肝癌、白血病、鼻咽癌等较为多见；三十五岁至五十四岁壮年期和五十五岁以上的老年期，患癌症病死的占总死亡数字的百分之二十一点五八，成为这两个年龄中死亡最多的疾病，其中胃、食管、肺、肝癌居多。
各少数民族地区癌症死亡情况差异较大，苗族、彝族中癌症构成死因数量最低，只相当于哈萨克族的四分之一。
调查统计还表明，城市恶性肿瘤死亡一般高于农村，城市愈大，恶性肿瘤死亡在总死亡数字中所占比重也愈大。恶性肿瘤的分类构成中，城市居第一位的是胃癌，居第二位的是肺癌；农村居第一位的是食管癌，居第二位的是胃癌。居第三位的，城市、农村都是肝癌。专家们认为，这种情况与城市人口密集、环境污染和生活习惯等因素有关。
各种恶性肿瘤死亡的地理分布，有些遍及全国，有些是在某些地区集中高发。例如，肝癌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各省，形成带状分布，越往内地越低；其中，广西扶绥县和江苏启东县周围是肝癌高发区。食管癌在华北的河南、河北、山西三省交界地区、川北和苏北等地区高发，有明显的高发中心，由此向四周逐渐减低，形成不规则的同心圆分布。鼻咽癌主要集中在华南各省、区，又以肇庆、佛山、广州地区最为突出，呈现非常鲜明的地区分布特征。工业发达的北京、天津、上海和东北三省，肺癌死亡率高；东北地区妇女死于肺癌者所占比例也较突出。这些情况，为医学专家们提出了研究探索的新课题。
我国疆土辽阔，人口众多，情况复杂。早在五十年代，各地医务工作者就曾经进行过肿瘤病理统计和局部地区患病普查工作，初步了解了常见恶性肿瘤的分布情况。这次，动员上百万人对三年中全部恶性肿瘤病人死亡情况进行调查，范围之广，规模之大，工作之细，是我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目前，我国医学专家们正就这次调查所取得各种数据、资料，进行深入的分析研究，以探索癌症病因、发病规律和预防治疗方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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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掌握政策 坚持标准 择优提升
陕西高校正确处理各类教师定职问题
本报讯 记者王煌彦报道：陕西省高教局和各高等学校认真掌握政策，积极选拔人才。一年多来，先后提升和确定了四千一百七十一名教师的职称，其中教授七十名，副教授五百五十八名，讲师三千五百四十三名。新提升职称的教师，约占全省高等学校教师总数三分之一强。
在进行这一工作时，他们注意克服一些偏向，正确处理了各种矛盾。
许多人主张优先照顾长期没有晋升职称的老教师，认为这批老教师的职称不确定，许多曾经是他们学生的中青年教师的职称就不好确定。所以，开始时，考虑资历长的老教师多，对资历浅的中青年教师注意不够。省高教局和许多学校党委发现这种情况后，指出这种论资排辈的做法，不利于选拔人才，要求大家坚持标准，择优提升。对评定职称的教师，逐人考核，群众评议，系、部审查，党委批准。省高教局在审批和代省人民政府审批教授、副教授时，又组织了各学科的专家、教授十五人，对提升教师的学术成果、教学水平和外语程度等逐一作了考察和评定。这样，不仅使大批德才兼备、又红又专、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老教师得到提升，同时，又使一些学术上造诣较深，在教学和科研上有重大贡献的中青年教师，得到越级提升。一年来，各学校先后把十一名助教破格提升为副教授，六名讲师破格提升为教授。西北大学中年讲师王戍堂，主讲《实变函数》《点集拓扑》《高等数学》，在国内外科学刊物上发表论文十五篇。由于他在科研和教学中成绩突出，被破格提升为教授。
一些高等学校在提升和确定教师职称中，出现了重视科研成果、忽视教学水平的现象，影响了一部分教师，特别是基础课教师的积极性。省高教局和许多学校党委明确提出：在评定职称时，应从高等学校的根本任务出发，首先看教师的教学水平，也认真考核他们的科研水平，尤其应重视提升长期辛勤工作在教学第一线的基础课教师的职称。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晋升的副教授中基础课教师都占到三分之一以上。西安交通大学的陆庆乐，从事高等数学教学，教学经验丰富，成绩显著，还多次主编和审定全国高等数学教材，这次被提升为教授。西北工业大学的周尧和，主讲《铸造原理》、《铸造过程热理论》等基础课，教学效果良好，在研究铸造基本理论方面成绩也很显著，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晋升为教授。
起初，陕西省高等学校普遍对既担任党政工作，又担任教学任务的“双肩挑”干部的职称评定工作注意不够，使得一些干部思想波动，不安心做党的工作和行政工作。这种情况引起了省高教局和许多学校党委的重视。
许多学校在评定教师职称时，对“双肩挑”干部也进行了考核，给一些管理工作能力较强，成绩显著，在教学和科研中又有一定水平的“双肩挑”干部，提升了职称。这样，推动了学校的教学、科研管理工作。陕西师范大学讲师、中文系主任王守民，长期担任行政领导工作，并且坚持授课，在培养青年教师等方面作出显著成绩，这次被提升为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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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为四化培养又红又专人才
四川高等院校开展四项基本原则教育
本报讯 记者林平兰报道：四川省高等院校集中一段时间向学生进行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收到显著效果。
去年秋季以来，四川省四十三所高等院校在四川省委直接领导下，进行了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许多院校党委都很重视这项工作，由党委书记或副书记挂帅，成立教学领导小组，负责这项工作的组织安排和检查考核。多数院校都把这一教育列入教学计划，排入课表，分“形势与任务”，“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又红又专，立志献身四化”等六个专题进行教学。院校领导干部还带头认真备课和讲课，保证了讲课质量。
在进行四项基本原则教育中，各校注意使学生对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有一个比较完整的概念，并联系学生的思想实际，有的放矢地进行教学。成都地质学院在每讲一个专题以前，都召开学生座谈会，根据学生的现实思想和具体要求进行备课和讲课。
不少学校自始至终贯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把解放思想与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结合起来，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四川医学院了解到学生对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这一讲最关心，提的问题最多。为了帮助学生弄清这个问题，他们引导学生从社会基本矛盾着眼，看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地位和局限性，认清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和本质，明确社会主义必然战胜资本主义的道理。然后通过分析比较，从三个方面进一步加以论证：一是进行新旧社会对比。二是对建国三十年各个发展阶段进行综合分析，明确国民经济两次停滞倒退的真正原因，认清林彪、“四人帮”破坏造成的严重危害和我们在一些工作中不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的恶果，并且把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同阶级敌人的破坏严格区别开来。三是把我国当前的科学技术和生产水平，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分析比较，找出产生差距的原因，认清我们已经取得的巨大成绩和今后发展的广阔前景。学校还让学生广泛深入地展开讨论。在讨论时，提倡敞开思想，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抓辫子。学生普遍反映这一讲学得活，体会深，收获大。
许多学校还开展了生动活泼的辅助学习活动，如学术讨论、参观访问、看电影、研究文艺作品等等。西南政法学院学生会和团委，举办了以《当代的中国青年》为题的学术讨论会，同学们畅所欲言，各抒己见，促进了“坚持又红又专，立志献身四化”这个专题的深入讨论。成都气象学院配合“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这一专题的学习，组织学生看了日本电影《金环蚀》，使学生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反动性和腐朽性，加深了理解。
四川省高等院校在进行四项基本原则教育以后，在学生中澄清了林彪、“四人帮”对一些基本问题的歪曲和造成的混乱，识别和抵制错误思潮的能力有所增强，政治思想觉悟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激发了为四化勤奋学习的积极性。许多学校学雷锋，树新风，创“三好”活动蓬勃开展，涌现了一大批“三好”学生和先进集体。
目前，各高等院校正通过总结，肯定成绩，找出差距，以五中全会文件作为一九八○年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基本教材，把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引向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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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杂谈
“五羖大夫”、韩信与人才学
周修强
百里奚原是虞国大夫，晋灭虞俘百里奚，把他当陪嫁的奴仆送到秦国，百里奚逃回家乡，被楚人抓去。秦穆公听说百里奚很有才能，准备用重金将他赎回，怕楚人知情不放。于是，派一个使者到楚国说：我有一个陪嫁的奴仆在你们这里，愿意用五张羊皮把他赎回。楚人答应了。百里奚至秦，穆公和他谈了三天，认为他确实是个人才，让他主持国政，号为“五羖大夫”。百里奚又推荐蹇叔。秦穆公在百里奚、蹇叔辅佐下称霸西戎。
汉朝的韩信谈到百里奚的遭遇时说：“百里奚居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愚于虞而智于秦也，用与不用，听与不听也”。这个评论一针见血。百里奚的才能并不是到秦国后才突然产生的，而是因为他碰上了知人善任的秦穆公。
百里奚毕竟是幸运的，得到秦穆公的尽力罗致。历史上并不是所有的人才都有这样的机遇。然而，他们另有办法，就是所谓“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韩信就颇为典型。
韩信早年在项羽部下无所知名，“官不过郎中，位不过执戟”，几次三番献策，项羽根本不予理睬。韩信去楚归汉，萧何以“国士无双”许之，极力向刘邦推荐。刘邦登坛拜将，言听计从。刘邦用其策回兵定三秦，韩信又平定魏、赵、燕、齐等地，最后，韩信和刘邦合兵围项羽于垓下，灭楚。在刘邦统一中国的事业中，韩信卓越的军事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成为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军事家。
百里奚、韩信杰出的才能得以施展，条件是十分重要的。百里奚幸亏遇上求贤若渴、知人善任的秦穆公，韩信则因有“择主而事”的自由，又逢识才的萧何，善于“将将”的刘邦。没有这些条件，百里奚将沦没于奴虏，韩信也只能充当一辈子的侍从、仪仗。在我国历史上象韩信这样“择主而事”而得以施展其才能的，可以说是不少的，商鞅、孙膑、范雎、苏秦、张仪、陈平……都是这样的人物。这不是偶然的现象，其中有一定的原因，值得我们探索。
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亟需大量的、各方面的人才。努力发现人才，力求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是各级领导的一个重要责任。我们希望所有的领导者都能成为“伯乐”。但是，愿望并不等于现实，它们之间总是有差距。“千里马”遇上的不都是“伯乐”，甚至有的还被当作“羸骀”对待，作用无从发挥。可见，人才能否被发现，能否被充分使用，有时取决于一些偶然的因素。这种现象对于实现四化是很不适应的。那末，是否可以考虑对人才管理制度作某些调整、改革，在集中统一管理的原则下，给人才以一定的自由，使之能择“主”而事，经过一定的途径，到更加能够发挥才能的单位去工作呢？这也是人才学应该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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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科技新成果
监测环境的忠诚“哨兵”
上海科技工作者最近研制成功一批环境保护监测器。这些仪器好象忠诚的“哨兵”，警惕地监视着环境污染的状况，为环境保护工作提供种种必要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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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科技新成果
激光测烟雷达
大气中的烟尘直接危害人体健康和农作物的成长，因而随时监测城市上空烟尘的分布情况就显得十分重要。上海新近研制成功一台激光测烟雷达，为烟尘测量提供了先进的设备。
激光测烟雷达由红宝石激光器、发射望远镜、接受望远镜、接受回波信号的光电倍增管以及记录光电信号的示波器组成。使用这种仪器，能在半径三公里的距离内，测出空间烟尘的相对浓度，以及所在的位置和距离，简便快速，数据可靠，而且不受天气条件的影响。
这种仪器还可以用于测定大气扩散系数、湍流边界观察、山区气流轨迹、云层结构及逆温层测定等。
这台仪器是由上海复旦大学、上海市气象局、上海无线电二十三厂协作研制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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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科技新成果
水源污染监测自动装置
水源污染监测自动装置能及时反映出自来水水源的污染情况。这是上海市自来水公司的研制成果。
这种装置能对水源水的浊度、溶解氧等七个参数进行连续自动监测，并能将测得的参数通过模数转换，自动记录出污染指数，表明自来水水源污染的情况和动态变化。
这种监测自动装置全部采用国产元件和仪器组装而成，经过半年多的运转试验，情况良好。它的研制成功，为研究水源污染规律、加强水源保护提供了重要的手段，同时为实现自来水厂净化工艺自动化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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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科技新成果
示波示差伏安仪
上海复旦大学和上海电视十一厂研制成功一种示波示差伏安仪，能够正确简便地测量出土壤、食品、血液、半导体材料中含有的超微量重金属元素，并能对污水或水源水中铜、锌、铅、镉等重金属元素进行含量分析。它比通常采用的普通极谱仪的灵敏度提高一万倍。
这种仪器除了用于环境保护以外，还能广泛应用于医学、化工、地质、冶金等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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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科技新成果
数字显示携带式硫化氢分析仪
前些年，在上海一个下水道的污水井里，发生过五名清洁工人先后中毒昏倒的事故。这是污泥中产生的一种极毒气体——硫化氢作的怪。
如今，清洁工人不必担心再发生这样的事故了。在污水井前放置一只数字显示携带式硫化氢分析仪，就能迅速准确地了解井中硫化氢的含量。
这种由上海师范大学和上海第二分析仪器厂研制成功的硫化氢分析仪，适用于对地下水道、沼气池等处进行测定，也可对产生硫化氢的生产现场进行快速监测。
新华社记者 陆国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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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贞观史话
——唐昭陵采访札记之二
“昭陵碑林”中许多碑、志的书法，大都是楷书和行草书。它们从书法这一个小小的侧面，反映了唐贞观时期注意推陈出新的一系列带有革新性的活动。
我国的文字是由甲骨文、金文、陶文等等发展到小篆、汉隶、章草、楷书、行书、草书和现代简化字的，总的趋势是由繁到简。唐以前，已经出现楷书、行书、草书，但隶、篆仍属官方常用的书法，写起来费力，又难认，不能适应处于上升阶段、办事讲求效率的贞观之治的需要，逐步为楷书、行书和草书所代替。有人说，当时篆、隶不大受欢迎，是因为李世民崇尚王羲之的行草书。这只是事物的一个方面。实际上，李世民也是顺乎文字由繁到简的发展趋势，借助于王羲之的成就和威望，推动本朝在书法方面的革新活动。正是这个缘故，李世民不仅自己学习王的书法，还让著名书法家欧阳询、赵模、褚遂良等人临摹王的手迹。他还想方设法鼓励在书法方面有所创新的人。有的书法家不适宜在政治上委以重任，就从其他方面给以鼓励，使之得到较高荣誉和应有的头衔，在生活待遇上相应地予以提高。大书法家欧阳询，官阶不高，是主管更鼓的率更令，但因书法颖出，也被列入十八学士之中。一时出现了书法家们竞相创新的局面，不同风格的作品大有奇峰并出之势。
昭陵现存的四十多通墓碑和十五合墓志铭就可以充分说明这一点。其中，分别给温彦博、房玄龄、李靖、高士廉、燕妃、程知节（咬金）书碑的欧阳询、褚遂良、王知敬、赵模、高正臣、畅正都是历史上不多见的书法家，各自的风格和创新独到之笔，一千三百多年来早有定评。值得重视的是，有些久已埋入地下不为后人熟悉的碑石，经过发掘和展出后，也有许多开人眼界的书法成就展现在人们的眼前。
绘画方面，贞观时期在上承“曹（仲达）衣出水”，下开“吴（道子）带当风”方面起了很大作用。唐画家有史可考的约四百人，在《历代名画记》中记载有二百零六人。贞观时期为唐代绘画发展打下较好基础的名家阎立德、阎立本兄弟，在人物画方面有很大贡献。他们画的《秦府十八学士图》、《凌烟阁功臣二十四人图》、《太宗步辇图》、《魏征进谏图》、《文成公主降蕃图》、《外国图》等，多数以真人为题材，其创新成果至今也受到中外画家的重视。贞观五年绘于李寿墓道中的未见作者姓名的壁画，同样反映出较高艺术水平，那是用写真手法生动描绘了骑马出行的图景。这些对唐代绘画的革新都起了承先启后的作用。
当时的“推陈”，也表现在相当明显地摒弃了许多不应墨守的陈规陋习，思想活而不僵，大胆探索。鲁迅先生谈到初唐在石刻艺术上的革新活动时，对当时积极创造的精神评价很高。他说，汉人墓前的石兽，多是羊、虎、天禄、辟邪，而长安的昭陵上，却刻着带箭的骏马，其手法简直前无古人。鲁迅说的是闻名中外的“昭陵六骏”的石刻艺术。“六骏”，是李世民当年对王世充、薛仁果、宋金刚、刘黑闼、窦建德等人作战时的坐马。贞观十年，太宗叫当时的大画家绘制骏形，由巧匠采取圆雕和浮雕相结合的一种高肉雕刻的形式完成的，完全脱去了北朝以后沿袭的佛教雕刻的呆板和俗气，在雕形方面开拓了新的路子，突出反映了贞观雕刻艺术所达到的新水平。汉人墓内的明器一般都有陶塑的粮仓模型，昭陵许多墓葬内大量出土的满载丝绸的骆驼和牵驼俑，不仅反映了当时在陶塑方面的革新成就，也体现了其为现实服务的某些内容，成功地再现了奔行在丝绸之路上的骆驼队的生动形象。
贞观年代的“推陈”，注意吸取了当时国内国外的一些文化艺术上的新经验和新成就，不断改造确已落后的旧形式和旧内容。御史大夫杜淹对音乐反感，认为齐国将要亡国时作过伴侣曲，陈国将亡时作过玉树后庭花，声调悲哀，行路的人听了都哭泣，可见音乐能使国家衰败下去。太宗认为不能因噎废食。他采取向进步方面积极引导的态度，支持音乐的创作，曾叫一个名叫祖孝孙的太常少卿，斟酌南北音乐，考以古声，作了唐雅乐，有八十四调、三十一曲、十二和，并下令让协律郎张文收与祖孝孙共同修定。
一时，各少数民族和外国的音乐、舞蹈、绘画、雕塑等成就，广泛地流通，中国艺术家们从中吸取有益的部分，创造出大批新的作品。高昌乐、高丽乐、龟兹乐、疏勒乐、康国乐、安国乐逐渐占据重要地位。李世民还亲自编制歌舞《破阵乐》。贞观时期入葬的李寿墓的石椁上，就有在堂上坐而演奏的坐部伎、在堂下站立演奏的站部伎的线刻画，从旁证明当时乐、舞发展盛况。
贞观年间在文化领域采取推陈出新的政策，促成了宏丽瑰玮的唐代艺术。这是在继承民族优秀传统的基础上，大胆革新，并注意摄取了外来艺术的一些精华，而结出的丰硕之果。本报记者 王焕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