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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论“和平民主新阶段”
王年一
林彪、“四人帮”诬陷刘少奇同志提出过一条“‘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投降主义路线”，可是，历史是任何人也篡改不了的，今天我们要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先让我们看看那些历史的渣滓是怎样给刘少奇同志横加罪名的。
最早提出刘少奇有一条“‘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投降主义路线”的，是曾经名曰“左派”、实为历史小丑的戚本禹。他在一九六七年四月一日发表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文中说：刘少奇“早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就在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侵略面前吓倒了，他对中国革命的前途悲观绝望，在党内积极推行所谓‘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民族投降主义和阶级投降主义路线。”
接着，那个“理论家”于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三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说：“刘少奇在抗日战争以后，害怕战争，害怕革命，幻想和平，提出了一条投降主义路线。一九四六年二月一日，他作了一个《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中大肆散布对国民党蒋介石的幻想，宣扬阶级投降主义，宣扬议会斗争，取消武装斗争，主张取消党对军队的直接领导，把人民的革命武装交给国民党统一指挥。”他还说：“毛主席八月十三日发表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著名讲演，是针对党内投降主义路线而讲的。”
此后在报刊上常常可以见到这类的所谓批判文章。在《纪念中国共产党五十周年》和其他重要文件中，继续批判刘少奇的所谓“‘中国已经走上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投降主义路线”。
“和平民主新阶段”是刘少奇个人提出的路线吗？是投降主义的路线吗？历史回答：不是。这一提法和类似提法，都是中共中央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后确定的。它是当时我党对广大人民群众强烈愿望的正确反映，是我党力争实现的一种局面。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大”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开宗明义就提出了中国人民的要求。报告指出中国人民在战后的基本要求是：在广泛的民主基础上，成立正式的民主的联合政府，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所谓“联合政府”，就是共产党、国民党、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无派代表人物组成的政府。党的“七大”批准了这个报告，制定了正确的政治路线，确定了战后继续同国民党合作的方针。
在抗战胜利前后，我党一再指出：新的内战将是一场灾难，中国人民必须制止内战，国民党一党专政必须废止，民主联合政府应该成立。
研究这一段历史，最重要的文献是中共中央八月二十五日《对于目前时局的宣言》。宣言指出：“在全中国与全世界，一个新的时期，和平建设的时期，已经来临了！”“我全民族面前的重大任务是：巩固国内团结，保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善民生，以便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宣言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实施六项紧急措施，其中最重要者为：承认解放区的民选政府和抗日军队；成立举国一致的民主的联合政府。中共中央在宣言中声明，愿与国民党和其他民主党派长期合作。八月二十八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新时期的路标——论中共中央关于时局宣言》。社论说：“和平建设的新时期开始了！”社论指出中共中央宣言的重大意义：“它提出了行将到来的和平建国时期的总方针：和平、民主、团结。”“和平、民主、团结将是在和平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的基本口号。”
八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在党内指示中指出：争取和平建设的新时期已经开始，国共关系必须调整，避免内战。八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三同志到重庆进行和谈。此行举国欢腾，中外称庆。我党同意和谈，目的是争取真和平，反对假和平。
在八月二十三日以后，类似“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提法或有关的提法，屡见不鲜。事实足以说明：“和平民主新阶段”不是刘少奇个人提出的路线。
在一九四五年，刘少奇仅在一个报告里讲过“和平建设阶段”。他说：“中国抗战阶段结束了，接着来的也可能是和平建设阶段”，“全国绝大多数的人民希望和平，因此我们的政策也是反对内战争取和平的。但是争取和平反对内战，并不废止自卫”。“总起来看，国际上反对中国内战，希望和平，我们力量强大，人民反对内战，蒋介石内部矛盾很多，……再加上我们的正确政策，毛主席亲自去重庆谈判，他（指蒋介石——引者注）一定要打，很难打起来，所以和平有实现可能。”这些言论，体现了党的“七大”的精神，阐明了中央八月二十五日宣言。有人抓住报告里的“这次蒋介石是真正要商量几个问题”和“美国也不愿意中国打内战”加以批判，完全是掐头去尾、断章取义。只要看看紧接下去讲了些什么，就知道无可非议。当时中共中央在内部文电中确有这类说法，毛泽东也有类似说法。
中共中央宣言的核心是“和平、民主、团结”六个大字。经过八年离乱，全国人民最强烈最殷切的愿望就是要和平，要民主，要团结；而蒋介石一意孤行，要内战，要独裁，要分裂。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人民最忠实的代言人，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作为战后建国的根本方针，就是同国民党反动派针锋相对，可以暴露国民党的反动面目。《双十协定》上写上了“和平建国”，好就好在这里。毛泽东说得好：“国民党再发动内战，他们就在全国和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们就更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粉碎他们的进攻。”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58页）
我党力争和平，但是从来没有幻想和平；我党反对内战，但是从来没有忘记做好应付内战的准备。党的“七大”就要求作革命的和平发展和非和平发展的两手准备，唤起人们注意蒋介石发动全国内战的阴谋。在抗战胜利来临之际，中共中央非常清醒，确定了
“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斗争方针，果断地进行了反对蒋介石篡夺抗战胜利果实的斗争。八月十日、十一日，延安总部连续发布七道命令，就是坚决进行斗争的明证。不放弃对于和平的争取，立足于战争的准备；力争和谈成功，绝对不依靠和谈；和谈达成若干协议，也绝不把纸上的东西看成现实的东西。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二日，即新华社播发《双十协定》之日，中共中央在党内作出指示：“解放区军队一枪一弹均必须保持，这是坚定不移的原则。”中共中央作出过一系列内部指示，要求加紧练兵，加强战备，并且确定以粉碎国民党的进攻为各解放区一九四六年全年的中心任务。
刘少奇对战争的态度如何？吴老（玉章）在《美蒋和平阴谋的破产》（载一九六○年十一月十六日《工人日报》）中说：“在党中央的一次会议上，少奇同志
（他当时代理主席的职务）就提出要把南方的一些部队调往北方，这样既可巩固北方的解放区；又可使这些部队在内战一旦发生后，不致孤悬敌后，被敌人吃掉；同时对谈判也有好处。这个意见在征得毛泽东同志的同意后实行了。”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九日，中共中央作了关于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的指示，对我兵力和作战方向作了战略部署。全国战略方针的制定，是解放战争胜利的关键一着。刘少奇不是搞什么“投降主义”，而是对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一分贡献。
“中国已经走上和平民主新阶段”，也是中共中央提出的。它不是什么“投降主义路线”，而是我党对国内形势发展的一种估计，并且是我党同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的一个武器。
在《双十协定》签订以后，我军坚决地贯彻执行中共中央的指示，英勇地粉碎敌人的进攻。同时，在我党的影响和帮助下，国民党统治区的反内战运动也高涨起来。蒋介石在军事进攻和政治欺骗两方面都失败了，不得不按照《双十协定》，召开政治协商会议。
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国共双方代表签订《关于停止军事冲突的协定》。同日，双方分别下达停战令。中共中央在《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通告》（由毛泽东主席签署）中说到：“中国和平民主新阶段，即将从此开始。”
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政协会议开幕。一月三十一日，政协第十次会议通过五项决议，政协会议闭幕。按照协议，在政协会议闭幕后，国民党必须立即改组政府。
二月一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指示概述了政协会议所获得的结果，指出：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中国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同时指出：一切决议尚待实行，距实现彻底民主化还很远，英美大资产阶级和中国大资产阶级还有许多阴谋，中国革命依然是曲折的长期的。国民党军队仍有可能向我们进行武装袭击，应严加警惕。各地要开展大练兵，以练兵、减租和生产为三件中心工作，做好敌人破坏和平的一切准备。这个指示是刘少奇主持起草的，经中共中央通过，是中共中央正式文件。
刘少奇二月一日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时局问题的报告》。这个曾被诬为“提出了一条投降主义路线”的报告，事实上是解释中共中央二月一日指示的，其基本精神和主要观点与中央指示并无二致，一些重要提法（如“中国就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
“转变到非武装的、群众的与议会的斗争中去”）在文字上也与中央指示相同。刘少奇严于责己，一九五四年二月在《我的自我批评》中说，“在报告中有些话讲得不妥当”。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三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又作了检讨。严格讲来，报告确有缺点，但是说什么刘少奇制造了所谓“‘中国已经走上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投降主义路线”，是根本不能成立的。说什么
“毛主席坚决地反对了刘少奇的投降主义路线”，更纯系子虚乌有。
中央二月一日的指示，是对政协决议基本上作了肯定，对政协决议的精神作了阐明，适应政协作出决议这一新情况，要求党内作好思想准备。同时，它还着重指出不能放松练兵、减租和生产这三大中心工作——这些都是战争的实际准备。
中共中央二月一日指示在原则上是正确的，在里面找不到“投降主义路线”的影子。国民党反动派背信弃义，中共中央随着客观情况的变化，及时地坚决地放弃了对时局和平发展的估计（刘少奇随之抛弃了这个估计），而且在一九四六年八月十六日和十月三日《解放日报》社论里明确作了表示，这正是中共中央正确英明之处。
一九六○年九月十九日，周恩来同志在宣传工作会议上作关于《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出版的报告，讲到解放战争时期的历史，其中一些话的大意是：当时分析有可能搞一个时期的和平民主。和平民主新阶段的估计是毛泽东同志讲的，中共中央文件上也讲得清清楚楚。签订了《双十协定》、停战协定，蒋介石有四项诺言，政协达成了五项决议，我们不能硬是一点也不相信。蒋介石答应了一些，我们应该做些文章。估计时局发展有两种可能，力争和平，以练兵、减租、生产为三大任务，完全正确。反对这个估计是事后诸葛亮。从全国来说，确实有个和谈阶段，这对我们来说也就是自卫战争的准备阶段。周恩来同志的这番话，符合历史事实。
（摘自《历史研究》一九八○年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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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史资料
遵义会议
一九三四年十月，由于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红一方面军未能粉碎国民党的第五次军事“围剿”，而被迫进行战略大转移——长征。
一九三五年一月七日，红军第一军团第二师和干部团主力首先占领了贵州省的遵义城，随后红军部队进驻遵义地区休整待命。一月九日，党中央和军委机关进入遵义城，驻在贵州省主席王家烈部下的师长柏辉章的公馆内。党中央在一月十日、十一日作了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准备工作，从十二日起到十八日止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到会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王稼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毛泽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朱德（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刘少奇（全国总工会委员长）、张闻天（洛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陈云（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周恩来（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委员）、秦邦宪（博古，中共中央总书记）；政治局候补委员：邓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何克全（凯丰，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红军总部和各军团主要负责人：刘伯承（红军总参谋长）、李富春（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林彪和聂荣臻（红一军团军团长和政治委员）、彭德怀和杨尚昆
（红三军团军团长和政治委员）、董振堂和李卓然（红五军团军团长和政治委员）；还有邓小平（党中央秘书长）、伍修权（翻译）。李德（又名华夫，原名奥托·波拉翁，德国人，共产国际军事顾问）也参加了会议。
会议开始由秦邦宪作正报告。他在报告中就红军未能粉碎敌人的军事“围剿”列举了不少客观原因，为自己的错误进行辩护；后由周恩来作副报告。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的发言，集中批判了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者在军事上的错误。周恩来、李富春、聂荣臻、朱德、刘少奇、陈云以及其他许多同志也在会上发了言，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反对“左”倾错误的军事路线。但也有少数同志还坚持认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主要是敌人的强大，地方政府对前方支援不力等。李德处于受批判的地位。
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重新肯定了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路线；改组了党中央领导机构，推选张闻天为总书记，主持党中央的日常工作；成立了以毛泽东为首、有周恩来、王稼祥参加的三人军事小组，负责当时最迫切、最紧急的军事指挥工作。这次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新的领导，在革命的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成为我党历史上的重要转折点。
遵义会议快结束时的一月十六日深夜，中央军委命令红军各部于一月十七日开始行动，向北转移。党中央和军委机关于十九日离开遵义北上。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王稼祥等领导下，恢复了灵活机动的运动战，进行了著名的四渡赤水之战，巧渡金沙江，甩掉了几十万敌人的围追堵截。以后又战胜了张国焘的右倾分裂逃跑路线，于一九三五年十月到达陕北，胜利地结束了长征。倪毓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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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轻工业的挖潜问题
吕律平
多年以来，轻工业是我国国民经济中的薄弱环节。加速发展轻工业，是国民经济调整的重要任务之一。怎样才能加速发展轻工业呢？这同发展其他工业部门的生产一样，从根本上说，无非是两个途径：一是进行基本建设投资，一是挖掘现有企业的潜力。当前，经济调整工作正在进行，为了迅速地把轻工业搞上去，使轻工业有一个较大的发展，我们除了要适当扩大轻工业的投资比重，改变轻重工业比例失调的现状，同时也要十分重视现有轻工业企业的挖潜问题。现在强调这个问题，具有特殊的重要性。
第一，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底子很薄的大国，在一定的发展时期，国家对轻工业投资的规模，受国民收入水平的限制，不可能有很大的增长，立足于挖潜、革新、改造，才能适应国家财力的条件。
第二，我国目前主要轻工业品大多供不应求，生产与需要之间的矛盾比较突出。诸如纸的生产量，比需要量少三分之一；食糖的供应，有三分之一需要进口；洗涤用品的产量，只能达到需要量的一半；按人口平均的纺织纤维消费量，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百分之四十；缝纫机、自行车、皮鞋、酒、灯泡、家具等产品也普遍紧张。随着城乡购买力的提高，已经出现的供求紧张的矛盾，还有加剧的趋势。为了解决这个矛盾，我们固然需要新建一些企业，但是，新建企业往往要经历一定的周期。以建设一个年产五万吨的造纸厂为例，就要大约五年的时间。即使是建设一个小型的轻工业工厂，没有两年的时间也是不行的。因此，要能够做到较快地缓和轻工产品的供求矛盾，我们也必须考虑现有轻工企业的挖潜问题。
第三，我国正在进行四个现代化的建设，迫切要求提高干部的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这一点，对于轻工业来说，尤为重要。目前轻工业部系统职工达一千零四十五万人，其中科技人员占的比例大大低于全国工业系统平均百分之三的水平。如果同国外相比，差距更为悬殊。轻工业部门的中小企业多，管理基础差，普遍缺乏会计、统计、计划、劳动等职能部门的专业管理人员。由于轻工业部门科技和管理的力量薄弱，严重地影响着新技术的使用和现代化管理的推广。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在抓专业培养的同时，要通过生产实践和工作实践的严格锻炼，提高现有职工的生产技术水平和经济管理水平，这样，在培养人才方面就有了坚实的基础。可见，从实现轻工业现代化考虑，我们也需要充分重视现有轻工企业的挖潜问题。
挖掘现有轻工企业的潜力，不仅十分必要，而且也有着极大的现实可能性。我国的轻工业是在旧中国经济极端落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企业的管理水平本来就不高，特别是这些年来受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干扰破坏，不少轻工企业的管理情况非但没有前进，而且倒退了，以致许多技术经济指标还未达到历史最好水平。例如，全国一百多个大中型造纸工业企业的全员劳动生产率，近年来有七十个未达到本企业历史最好水平；全国三十八个大中型卷烟厂每箱卷烟的烟叶消耗量，近年来有二十五个未达到历史最好水平；根据对有历史资料可以对比的八十多个大中型制糖工业企业的统计，近年来只有三十几个企业的每百吨甘蔗或每百吨甜菜的标准煤消耗量达到本企业历史最好水平。地区之间、企业之间的经济效果，也存在着明显的差距。例如，一九七九年全国国营轻工业企业的产值利润率平均为百分之十二点三八，其中上海市轻工局系统为百分之二十五点二七，而有些条件可比的城市只有百分之十五到十七；有些省只有百分之二到四。如果同国外生产水平相比，差距更为悬殊。以上所述，可以清楚地看到：挖掘现有轻工企业的潜力，是大有文章可做的。
当前轻工业的挖潜工作，在从多方面采取措施的时候，必须结合轻工业的调整任务，把协调好轻工业在生产和流通各个环节上的比例关系作为重点，努力从协调比例关系中挖潜力，争速度。
从协调比例关系中挖潜力，首先要对现有企业的一些“卡脖子”工序或设备进行填平补齐，成龙配套，协调好轻工业内部各个生产环节之间的比例关系。由于轻工业是一个基础很差的工业部门，全系统七万个企业仅拥有固定资产净值一百九十亿元，平均每个企业仅拥有二十七万多元；还由于现行财政体制规定的固定资产折旧率太低，再加上多年以来，在发展国民经济中，片面地执行“以钢为纲”的方针，国家对轻工业的投资又很少，以致许多行业比较普遍存在着设备陈旧，厂房拥挤，车间与车间、工序与工序之间生产能力不平衡的问题。这些情况，严重地影响着生产潜力的发挥。据了解，造纸工业只要补充一些制浆设备，仅此一项，就可提高纸的产量百分之十。上海手表厂只要筹集六百五十万元资金，用来补充部分关键设备和改建厂房，每年就可增产日历、双历、自动日历表一百万只，并为国家创造利润数千万元。因此，为了加速发展轻工业，一定要在挖潜过程中，注意协调好各个生产环节之间的比例关系，把现在有限的改造资金和材料，集中用到现有企业的填平补齐、成龙配套上去，以便迅速地提高轻工业的综合生产能力。
其次，要在原材料和能源方面，大搞节约代用，千方百计挖掘各方面的潜力，协调好供应能力与生产能力之间的比例关系。轻工业是加工工业，它所需要的原材料和能源，要由农业和重工业部门提供。这说明，要使挖潜工作有效地进行，就不仅需要协调好内部各个生产环节之间的比例关系，还需要做到同原材料和能源的供应相适应。目前，轻工业系统的产品，不论农业原料，还是工业原料，都供应不足。据了解，近年来，木材的分配量只达到需要量的百分之八十六；由于糖料和皮源供应紧张，制糖工业的生产能力只利用百分之八十，皮革工业的生产能力只利用百分之六十二；酸、碱、金属材料等化工产品和冶金产品的供应也都有缺口。至于煤、油、电的紧张就更加突出。
我们知道，发展经济作物和调整重工业都需要一定的条件和周期，很快地从根本上扭转这种紧张状况是比较困难的，而且随着轻工业内部生产环节上填平补齐工作的进行，还可能有进一步紧张的趋势。面对这种情况，当前轻工业在挖潜过程中，要用极大的力量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大力推广新工艺、新技术，搞好综合利用，千方百计地广开门路，挖掘社会上各方面的资源潜力，把物资供应和加工能力之间的比例关系协调好，避免出现一面去挖掘生产能力的潜力，一面因缺乏原料又放空生产能力的浪费现象。大量资料说明，只要把增产节约搞好了，这些方面的潜力是不小的。例如，家具行业只要认真开展综合利用，发展刨花板生产，木材利用率就可以从目前的百分之四十提高到百分之五十，用来多生产一百万件家具。酿酒行业通过举办技术培训班，加强技术基础工作，推广行之有效的节煤、节粮经验，一年就可节煤、节粮各十万吨，用来多生产白酒四万吨。造纸、玻璃、陶瓷、制糖等行业只要采取余热利用、余热发电、集中供热等技术措施，预计一年可节油二十二万吨、节电七亿度、节煤四十四万吨。我国还有大量的野生资源可以用作轻工业原料，社会上也还有一部分可以利用的废旧物资。如果从政策上采取一些措施，对使用代用原料的企业进行短期补贴，对分散的资源实行来料加工，把这些资源集中起来，集腋成裘，也是一个可观的数字。
最后还要从市场需要出发，减少长线产品，增加短线产品，协调好产销之间的比例关系。如前所述，目前我国主要轻工产品大多供不应求，总的说来，是属于短线，但是，轻工业是生产消费品的部门，行业广，品种多，直接关系到群众衣食住行用的各个方面，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出口产品，又直接受到国外市场形势的制约，因而随着国内外社会购买力和生活习惯的变化，不可避免地会经常出现长线产品和短线产品的情况。轻工业的这一特点，要求轻工业部门在挖潜问题上，不仅要协调好内部各个生产环节的比例关系，协调好原料燃料供应能力和加工能力的比例关系，还必须加强市场调查和市场预测工作，切实弄清市场情况，把挖潜的力量使用到短线产品上去，协调好产销之间的比例关系。反之，如果不对生产和流通各个环节上的因素进行通盘的周密的考虑，那就会挖潜力量用的越多，产品积压也就可能越多，短线产品也有可能越发紧张，只能给国民经济造成不应有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