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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关于义和团运动评价问题
李侃
八十年前爆发的义和团运动，以它独特的斗争内容和斗争形式，席卷了大半个中国，震惊了资本主义世界。然而，把这次运动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要课题进行研究和评价，严格说起来，是从新中国成立以后才开始的。
回顾建国三十年来国内史学界对义和团运动的研究情况，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建国初期到一九六六年的十七年，在这个阶段中，主要是批驳了过去地主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对义和团运动的污蔑歪曲，肯定了这次运动的反帝爱国性质及其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妄企图的打击和促进人民觉醒的重要意义。有些学者还把它与太平天国、辛亥革命并列为中国近代三次革命高潮之一，给予高度评价。一九六一年为纪念义和团运动六十周年在山东召开的学术讨论会，大体上可以概括反映出这一阶段的研究状况。尽管这一阶段对某些问题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在对义和团的分析评价上也不无偏颇过当之处，但是总的说来，对问题的研究和讨论是健康的、有成绩的。第二个阶段是林彪、“四人帮”猖獗的十年。在这十年中，由于林彪、“四人帮”的横行肆虐，本来没有什么学术研究可言，但是因为戚本禹以特殊的政治身份和特殊的政治目的发表了《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文，而使宣扬义和团一度成为现实政治生活的新内容。此文以评电影和谈历史为幌子，恶毒攻击和诬陷刘少奇同志，它与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以及后来梁效、罗思鼎“评法批儒”等“杰作”前呼后应，一脉相承，成为六、七十年代流行的祸国殃民“样板”文章之一。戚本禹在这篇文章中，歪曲历史事实，竭力美化义和团，来为打倒刘少奇同志进行煽动。一篇绝顶荒唐的文章，居然具有意想不到的政治能量，霎时间义和团与“红卫兵”争辉，“扶清灭洋”与“造反有理”媲美。当时有些报纸上竟然登出了什么《义和团与红卫兵》、《“红灯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之类的文章和评论。到了“四人帮”为篡党夺权而大搞“评法批儒”的年头，义和团和“红灯照”又被抬出来为所谓“劳动人民反孔斗争”表演了一场滑稽剧。严肃的历史科学变成了连儿戏都不如的胡闹。但是决不能低估戚本禹和“四人帮”对义和团研究所造成的恶劣影响，他们把义和团运动历史的研究搞得一塌糊涂。第三个阶段，是从粉碎“四人帮”到现在这三年多一点的时间。在这三年中，随着各条战线上的拨乱反正和“百家争鸣”的政策得到贯彻执行，义和团运动重新被史学界提出来进行再研究和再认识，那就是理所当然的事了。
怎样评价义和团运动的历史意义和历史作用，这是目前讨论得比较多的一个问题。评价义和团也和评价一切历史问题一样，应该从历史事实出发，而不能从原则和推论出发，正如周恩来同志所指出的：“只有忠实于事实，才能忠实于真理。”那末，评价义和团运动的主要事实根据是什么呢？概略说来，大体有五。第一，义和团运动是在帝国主义列强加紧侵略、瓜分中国，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情况下发生的，它的斗争目标是“灭洋”，也就是反对帝国主义。第二，义和团运动是发生在中国北方的、以农民为主体的自发的群众运动，没有统一的领导，也没有明确的纲领、政策和策略。第三，义和团在反帝斗争中是坚决勇敢的，但是他们对帝国主义的认识还停留在感性认识阶段，因而表现了笼统的排外主义。第四，义和团带有浓厚的封建迷信色彩，表现了农民小生产者的保守性和落后性，并且被封建统治阶级中的顽固派所欺骗、利用，最后终于被出卖而遭到失败。第五，义和团运动时期，中国资本主义已经有了初步发展，资产阶级不但已经产生，而且已经作为新的政治力量登上政治舞台，领导了维新变法运动。这些基本事实，就是研究义和团运动的出发点。同时它们也说明，义和团一方面表现了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强烈仇恨及其反帝爱国的正义性，另一方面，又表现了农民小生产者的保守性和落后性。片面强调一个方面，而忽视另一个方面，就不能对义和团运动作出全面的、正确的评价。
义和团运动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偶然的事件，它是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激化的产物。从一八九五年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到一九○○年义和团运动爆发，这短短的六年中，可以说是中国近代民族危机很严重的时期。在这期间，继戊戌变法运动之后，义和团运动很快兴起，又很快地失败了，但是它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却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义和团既然以反帝为其主要斗争目标，因此，它也就成为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历史阶段的一个重要步骤和重要组成部分。它表现了广大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压迫、奴役的反抗精神，敢于用生命和鲜血去保卫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尊严，唤起人民新的觉醒。对于义和团的反帝爱国性质及其重要的历史作用，应该给以充分的评价和历史的肯定。旧时代的地主资产阶级学者，出于剥削阶级的偏见，把义和团污蔑为“拳匪”、“拳祸”、“拳乱”，这当然是荒谬的。今天，这种完全否定义和团运动的观点，在国内史学界已经没有什么市场。现在的问题是在肯定义和团运动的反帝爱国性质和积极的历史作用前提下，怎样对义和团本身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和探讨，实事求是地加以研究和总结。
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以来，在史学研究领域，曾经流行一种观点，就是对历史上的劳动人民的起义和斗争，只能赞扬、歌颂，不能讲它的落后面和局限性。讲了就可能被说成是“不看主流和本质”，甚至会被扣上“丑化和污蔑劳动人民”的帽子。特别是在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中，由于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对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批判，也连累到历史上的资产阶级。只要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改良和革命，不管它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曾经起过怎样的进步作用和革命作用，也要“立足于批”；而只要是劳动人民的斗争，不管它有些什么缺陷和落后的东西，也要“热情歌颂”。就在这种似是而非的思想影响之下，义和团运动被人为地捧高了，它被描绘成“自觉的反帝反封建的农民革命运动”，不但坚决反对帝国主义，而且自觉地从政治上和思想上反对封建主义。这种夸大其词的评论，显然是离开了历史事实，因而也离开了真理。
义和团诚然是强烈反对帝国主义的，但是这种反对并不是建立在对帝国主义的理性认识上的自觉行动。“灭洋”绝不等于“打倒帝国主义”这个科学的革命的口号。这个“洋”字，在义和团那里是一个含糊不清的概念。它既包括一切外国人，也包括一切资本主义的商品和近代科学技术以及与资本主义有关的一切事物。因此，他们的口号除了“三月之中都杀尽，中原不准有洋人”之外，还有什么“兵法易，助学拳，要拚鬼子不费难，挑铁道，把线砍，旋再毁坏大轮船”，他们认为“铁路电线，皆洋人所籍以祸中国，遂焚铁路，毁电线，凡家有藏洋书洋图，皆号二毛子，捕得必杀之”。（《庚子国变记》）“团中云最恶洋货，如洋灯、洋磁杯，见即怒不可遏，必毁而后快”。（《天津一月记》）“津地拳匪，日益强横，凡读洋书之学生，及着瘦小衣服者，皆不敢在街行走，若令拳匪见之，则指为奸细……总而言之，凡关涉洋字之物，皆所深忌也”。（《天津拳匪变乱纪事》）可见，义和团的“灭洋”，在打击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同时，还要根绝一切与近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相联系的科学技术。打击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固然是革命的正义的行动，但是不分青红皂白地排斥和灭绝一切与“洋”字有关的事物，幻想用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去抵制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近代科学技术，那就不但不是革命，不是历史的进步，而是历史的反动和倒退了。伟大的鲁迅深感于中国人因封建毒害而对“洋气”产生的误解，指出：“其实，由我看来，所谓‘洋气’之中，有不少是优点，也是中国人性质中所本有的，但因了历朝的压抑，已经萎缩了下去，现在就连自己也莫名其妙，统统送给洋人了。这是必须拿它回来——恢复过来的——自然还得加一番慎重的选择。”（《从孩子的照相说起》）对义和团的“灭洋”，不加分析地一味颂扬，非但无助于实事求是地评价义和团运动，而且会造成事实和思想理论上的混乱。
说义和团反对封建主义，甚至要推翻清朝的封建统治，那更是缺乏事实根据的臆断。且不说历史上农民起义的反对封建压迫和推翻封建王朝，不等于反对封建制度，就是从义和团的口号、揭帖、传单来看，他们甚至连清朝中央政府也不反对。义和团的旗帜上明白地写着“扶清灭洋”或“保清灭洋”，不但从未触及过政权问题和土地问题，而且还提出过“毋贪财，毋好色，毋违父母命，毋犯朝廷法，灭洋人，杀赃官……”这样维护封建礼法的主张。他们把“洋教”的罪恶，归结为“不敬神佛忘祖先”，“欺神灭圣，忘却人伦，怒恼天地”，以致使得“男无伦，女鲜节”等等。所以清朝统治者在对义和团采取改剿为抚政策以前，虽然也诬称义和团为“拳匪”和“不逞之徒”，但在清朝官方文件和私人记载中，除了劳乃宣、袁世凯等极少数人把义和团说成是白莲教，为血腥镇压制造借口以外，从未说过义和团是“叛逆”和“作乱”。有些封建官僚还对义和团表示同情并为之辩护，他们说：“山东义和等团，非欲谋乱也。平日受侮教堂，久已痛深骨髓”，“民间不堪其苦，以致衅端屡起”。“小民以自卫无术，往往入拳会以求保护”，“拳会等为徒虽伙，未闻扰害平民，劫掠官府”。所以清朝统治者才在“上谕”中要求各省督抚对“教民”和“拳会”“一视同仁”，要他们在办理教民案件时，“只问其为匪与否，肇衅与否，不论其会不会，教不教也。”（以上均见《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正是由于义和团既不反封建，也未构成对清朝统治的任何威胁，才有可能被清朝统治者所欺骗和利用。
“扶清灭洋”是不是义和团的一个策略？不是。农民小生产者是提不出类似无产阶级的统一战线那样的政策和策略的。在义和团和清朝政府的关系上，是清朝统治者利用义和团，而不是义和团利用封建统治者；是封建统治者控制了北京城的义和团，而不是义和团控制了北京城的封建统治者。所谓义和团反封建和要推翻清朝统治云云，揆诸史实，并无其事。
在有关义和团运动的一些文章和著作中，被渲染得最有声色、最富于戏剧性的是“红灯照”。说什么“红灯照”是义和团的青年妇女组织，她们穿红衣、着红履，一手持红灯（或红帕、红扇），一手拿枪，上阵杀敌，勇敢异常；还说什么义和团在前方作战，“红灯照”在后方支前锄奸等等，绘声绘色，娓娓动听。其实，所有当时人关于“红灯照”的记载，都是说来自传闻，而记载者本人，不是说“固未之见”，便是说系“无稽之谈”。对于那些所谓夜半腾空，千里之外，火烧洋楼的荒诞传说，只要稍加分析，便可判断虚实。还有，义和团既无前方也无根据地，何来“后方”和“支援前线”？而象“红灯照”那样装束打扮，又怎么“上阵杀敌”？即或当时在北京、天津确有过“红灯照”，那也不过是青年妇女参加义和团活动的一种名目，有关它的具体事实，极少记载。望风捕影地把一些荒诞传说，当作史实，讴歌赞美，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的讹传。至于作为戏剧，那是另一回事，另当别论了。
在义和团运动的研究中，需要进一步讨论和澄清的问题，是怎样看待农民和资产阶级的关系问题。过去，由于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的大多数人不能正确对待义和团，或对义和团抱着轻蔑敌视的态度，从而受到批判和谴责，这固然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因为中国资产阶级软弱性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不能也不敢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所以他们的维新和革命都遭到了失败。但是就运动的性质和内容来说，不但辛亥革命，就是戊戌变法，也要比义和团运动更先进、更深刻。中国的旧式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到了太平天国失败便告终结，因为中国社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的阶级力量。新兴资产阶级为了给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道路，先后领导和发动了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这二者虽有改良和革命的区别，但是它们都是要以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代替落后的封建主义的生产方式。而义和团则不然，它并不要求改变封建的生产方式，而是幻想闭关自守的“大清一统庆升平”，永远保持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结合的自然经济。这就违反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而正是在这一点上，封建顽固派的腐朽的专制思想和义和团的小生产者的保守、狭隘思想可以结合起来，共同反对资产阶级的维新变法以及支持变法的光绪皇帝。反帝爱国的义和团，不去联合救亡图存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也不去联合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而去扶持和保护压迫、统治本阶级的清朝统治者，结果不但“灭洋”不成，自己也被清朝统治者和帝国主义推进血泊之中。血的历史教训说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没有先进阶级的领导，单靠农民小生产者的自发运动，是不可能担负起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使命的。
义和团运动有它不容抹杀的历史功绩，也有它不可讳言的严重弱点和缺陷；有它的时代光辉，也有它自身的污垢。这些应该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和探讨，加以科学的研究和总结，而不能以一个简单的肯定和否定就算了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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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财政理论问题讨论简介
今年一月，在广东省佛山市召开了中国财政学会、中国会计学会成立大会和第三次全国财政理论讨论会。会议从总结我国三十年来财政工作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入手，对具有现实意义的若干重要财政理论问题，进行了讨论。
一、社会主义财政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职能作用问题
大家比较一致的看法是，社会主义财政是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在再生产过程中，运用货币形式，有计划地对国民收入进行的一种分配和再分配。它对整个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对新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发展，都具有积极的能动作用。三十年的实践证明：当财政的应有地位得到尊重，正确发挥它的职能作用的时候，国民经济就能顺利发展，速度也快；而当财政的地位不被尊重，财政的职能作用被忽视或被破坏的时候，国民经济就必然遭受挫折，速度也慢，甚至停滞倒退。正确认识财政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充分发挥财政的职能作用，对于当前国民经济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对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有几个问题看法不一致。第一，社会主义财政有没有调节职能？有些同志认为，财政没有调节职能。理由是：（1）调节是通过分配来实现的，财政不能离开分配单独具有调节职能；（2）所谓调节职能，表现在两方面，一是调节收入，二是调节生产、流通、消费。实际上前者就是分配本身，而后者则是分配以后所起的作用。多数同志认为，应当单独提出财政的调节职能。理由是：（1）财政的基本职能固然是分配，调节职能同分配职能密切关联，但单独把它提出，更能鲜明地反映客观实际；（2）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时期，财政的调节职能非常明显，只是以后长期统收统支，吃大锅饭，财政的调节职能才被忽视，以致吃了不少苦头。单独把它提出来，充分发挥这种职能作用，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二，财政对国民经济有没有决定作用？一种意见是，财政对经济起决定作用。在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财政分配的方向、比例结构、数额，决定着经济发展的方向、结构和速度，经济和财政是相互起决定作用的。一种意见是，财政对经济不起决定作用，理由是：（1）根据生产与分配的原理，只能是生产决定分配，分配影响生产，财政对国民经济只能起促进、制约、调节、监督的作用；（2）财政体制的改革或财政分配的方向、比例结构和数额，归根到底都是由经济因素决定的。
第三，财政是属于行政手段，还是经济手段？多数同志认为，财政是经济手段。理由是：分配本身就是经济范畴，是客观存在的，税收、利润都起经济杠杆作用，虽然带有行政手段色彩，但实质是经济杠杆。有些同志认为，财政属于行政手段。理由是：财政是依靠国家权力进行的分配，是无偿的，带有行政强制性。还有些同志认为，财政首先是经济手段，同时也是行政手段。理由是：财政既是经济范畴，又与国家行使权力有关。
二、社会主义财政在国民经济综合平衡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
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财政收支、信贷收支、物资供求和外汇收支的平衡及其相互间的平衡；二是生产力的平衡，即生产各部门比例关系的平衡。这两个方面互相保证，互相促进，互相制约。在前一平衡中，核心是建设规模与国力（财力、物力）的平衡。国民经济综合平衡是国民经济持续高涨的最重要条件。财政平衡在整个国民经济综合平衡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必须坚持“财政收支平衡，略有结余”的原则，决不搞赤字预算；坚持有计划按比例地分配资金，决不搞乱资金的分配比例；坚持注意搞好财政与计划的相互制约，决不把财政降低到一个单纯收支的大出纳地位。
也有不同的看法。一种意见是，财政收支平衡是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关键和中心环节。理由是：财政收支失平，就破坏了国民收入分配、使用的平衡，破坏了社会再生产的循环过程，会牵动国民经济的全局，使生产和消费失去平衡，造成国民经济的严重比例失调，这是影响到建设规模与国家财力、物力平衡的一个极大问题。持这种意见的同志有的特别强调，所谓财政收支平衡，应当是综合财政平衡。既要包括国家预算内资金收支平衡，又要包括信贷现金收支、企业专用基金、预算外资金、专项贷款资金和借用外资在内的平衡。另一种意见是，财政收支平衡固然重要，但不能说是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关键。理由是：财政平衡只是价值形式的平衡，最后还要依赖于物资的平衡，并不是财政收支平衡了，国民经济就能综合平衡。关键还是在于积累与消费的比例是否协调，农轻重的位置是否摆正。只有各种比例关系平衡后，才有整个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
（王诚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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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马可·波罗游记》中的元大都
张宁
在《马可·波罗游记》一书中，元大都（即北京）被誉为一座规模宏伟、美丽繁华的世界名城。根据历史记载，元大都作为元帝国的首都，从一二六七年开始兴建，到一二九三年竣工，前后经过了二十多年的时间。一二七五年，正当元大都大兴土木的施工过程中，马可·波罗从意大利的威尼斯故乡来到中国，并谒见了元世祖忽必烈皇帝。自此以后，他在元大都度过了他青年时代的大部分岁月，直到一二九一年。由于他人甚聪明，办事能力强，又谙熟中国的风土人情，因此，深得元世祖的赏识和器重。他侨居大都近二十年，数度奉忽必烈之命，巡视过我国的许多地方，并在扬州做过官。既然马可·波罗曾在元大都有过那么一段不寻常的阅历，因此在他回国以后写的《马可·波罗游记》中，便留下了他对元大都的许多美好回忆，使我们在今天还能从他那绘影绘声的描述中，看到当时大都的风貌。
《游记》一书共四卷，第二卷以记述他在中国的见闻为主，其中的第一部分，重点是记述元大都的。《游记》称元大都为“汗八里”城，突厥语意为君主城的意思。我们知道，元大都并不是在辽、金故城的基础上兴建的，而是在其城址的东北部，另辟新地而起的一座新都，因此，游记上说“大汗常在名曰汗八里之大城中，……此城在契丹州之东北端”。关于大都城的平面设计，马可·波罗说，它很象一个规正的正方形，从里到外，有三重城墙，最外的一周是大都城。我国民间称元土城，现在安定门外还有其遗迹可寻。最内的一周是“大内”，即后世明清紫禁城的前身。在土城与大内之间是所谓皇城，有许多豪华的建筑，都集中在皇城之中。因为是帝王都城，所以在元大都的平面规划设计中，皇城被置于特别显要的地位。它座落在大都平面南部的中央，为了使皇宫建筑与秀丽多姿的自然景物交相辉映，当时曾把皇城内大大小小的宫殿，分为数组，环列在琼华岛（今北海白塔山）和太液池（即今日北海和中海）的东西两岸。在太液池东岸以南的一组建筑，是属于皇帝的一组宫殿，叫做大内。大内中的建筑，是所有宫殿建筑的精华，在《游记》中，这些宫殿的描金绘彩或雕梁画栋，每每使他赞叹不已。由于宫殿的某些建筑材料涂有红黄蓝绿等釉色，在外观上显得金碧辉煌，光彩夺目。在太液池西岸，是属于皇太子和皇后的两组宫殿，在北为兴圣宫，在南为隆福宫，其建制与大内宫殿建筑不相上下。另外在太液池东岸以北皇城与大内之间，即今天景山公园及其附近一带，《游记》上说，是一片相当广阔的绿化林区，除种植着许多奇花异木之外，还专门养殖着不少珍禽异兽，供皇家游览欣赏。我国文献记载，这个地方在元代称作“灵囿”，用现代话说，就是皇家动物园的意思。值得一提的是，在这皇家动物园的西部，座落在太液池中的琼华岛上，还有一座别具风格的宫殿建筑，《游记》上说它内外皆为绿色，这种绿色在其周围的碧波绿荫环抱之中，与自然景色浑然一体，别有一番幽雅清秀的情趣。这究竟是一座什么样的宫殿呢？《游记》未能说明；不过，从其位置和有关的文献资料推测，它很可能就是元代琼华岛上颇为有名的广寒宫的形象。在近年元大都考古发掘的出土文物中，有一件螺钿漆器，上面嵌绘着一幅五光十色的楼阁图案。据研究，这件螺钿漆器上的装饰图案，就是以当年广寒宫的建筑形象为背景制作而成。这一发现，可作为《游记》中关于广寒宫记载的一个实物佐证。
皇宫苑囿建筑之外，大都的街坊建筑，也很讲究。在主要街道两旁，建有许许多多的华屋巨舍，其建筑都是根据事先规划好的方位面积，严格施工。在建筑物的四周，纵横交错的街道，象棋盘一样整齐划一。街道两旁，培植花木，显得既整洁又美丽。由此我们可以想见当年元大都设计者们的良苦匠心。
元大都的交通贸易，也极为发达。当时的元大都，“通达不少州郡”，大都与州郡之间，每隔一定距离就设有驿站。不少地方，还专门为商旅提供食宿等条件。《游记》第二卷九十四章曾谈到，当时大都聚集着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富商巨贾，“或来入贡方物，或来售货宫中”，其人数之多，“有如川流之不息”。作者指出，大都有若干城门即有若干附廓，每个附廓，都构成一个相当繁荣的闹市，再加上大都城周围二百多个市镇贸易市场，使得元大都在商业方面极其兴隆繁华。
元大都在《游记》中，被描述得如此壮丽和繁华，超出了当时西方人所接触的事物范围，因此曾引起许多人的怀疑，认为这不过是天方夜谭式的神话而已。然而马可·波罗在临终之前，曾郑重宣布：他不但没有言过其实，而且“他所见的异事，尚未说到一半”。从考古发掘中所探明的元大都的情况来看，《游记》中的记载是有事实根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