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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关于我国人口发展目标问题
宋健 田雪原 李广元 于景元
自七十年代国家大力提倡计划生育以来，经过短短十来年的时间，取得了很大成绩。目前我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已经降低到千分之十二以内，低于一九七九年平均为千分之十七的世界人口自然增长率，在发展中国家更属最低水平之列。那么，我国人口问题是否已经解决，控制人口增长可否就此止步呢？这在实质上是要确定一个什么样的人口发展目标问题，需要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和人口自身的发展规律，作出科学的回答。而自然科学的成就，特别是控制论科学的发展，为人口科学的定量研究提供了新的有力工具，使我们有可能比较精确地研究未来人口发展的各个方面，选择一个适当的人口发展目标。
为了说明未来的人口发展趋势，有必要先分析一下当前我国人口结构方面的一些重要特点。
其一，人口年龄构成轻。根据抽样调查推算，一九七八年在全部人口中，十五岁（按实足年龄计，以下同）以下人口约占百分之三十八点六，而发达国家一九七九年十五岁以下人口只占百分之二十五左右，美国和法国占百分之二十四，英国占百分之二十三，西德占百分之二十一。相比之下，我们比他们高出百分之十三以上，而十六岁以上人口则比他们少百分之十三以上。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已经达到六十八岁，但二十九岁以下人口大约占到总人口的百分之六十三点四，三十岁以上人口只占百分之三十六点六。这种状况表明，尽管近年来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有了较大幅度的降低，开始由增加型向稳定型的人口发展方向过渡，但基本上仍属于增加型的人口模式。
其二，建国三十年来曾经出现过几次人口出生高峰，造成一九五四至五七年、一九六二至七一年这两个年龄群的人口，比其它时期的人口，每年多出数百万乃至一千万。这些人将分别于一九七九至八二年、一九八七至一九九六年进入婚育年龄，使我们在本世纪余下的二十年时间里，大都处在再次人口出生高峰期，孕育着新的人口出生高峰的可能性。特别是一九六三年出生率高达千分之四十三点六，自然增长率达到千分之三十三点五的高峰，对今后我国人口的发展，有着十分深刻的影响。
其三，人口基数大。目前全国总人口在九亿七千万以上，如果是千分之十的自然增长率，一年就要净增人口近一千万，出生人口就要达到一千六百万至一千七百万，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目。人口基数大带来的一项直接后果，就是人口增长的绝对数量多。
我国人口的这些基本特点，决定了未来人口发展的总的趋势。最近，我们应用现代控制论中的方法，对未来一百年内我国人口的发展作了多种测算，结果表明：（台湾省数字暂缺，下同）
（一）如果从今年起平均生育率（每个育龄妇女平均生育子女数）为三，即保持在一九七五年的生育水平，今后我国人口的增长速度是相当迅速的，到二○○○年全国人口将达到十四亿一千四百万，二○五○年将达到二十九亿二千三百万，一百年后，即二○八○年将达到四十二亿六千万，几乎等于一九七九年全世界人口数量总和。
（二）如果平均生育率为二点三，即保持在一九七八年的水平，今后我国人口也将长期持续增长，到二○○○年全国人口将达到十二亿八千二百万，二○八○年将达到二十一亿一千九百万。
（三）如果从今年起平均生育率为二，即一律实行“两胎化”，我国人口还要再增长七十二年的时间。到二○○○年全国人口将达到十二亿一千七百万，到二○五二年达到最高峰值时，总人口为十五亿三千九百万，从二○五三年人口总数开始下降，到二○八○年可降至十四亿七千二百万。
（四）如果从今年起平均生育率一直为一点五，即一半妇女生一胎，另一半妇女生两胎，到二○○○年全国人口将达到十一亿二千五百万，二○二七年达到最高峰值时，总人口为十一亿七千二百万。从二○二八年起人口开始下降，到二○八○年可降至七亿七千七百万。
（五）如果从今年开始平均生育率有一个显著的降低，一九八五年能够降低到并且一直保持为一，即从一九八五年以后全部实行“一胎化”，我国人口还可以再增长二十五年，到二○○四年达到最高峰值时，全国总人口为十亿五千四百万。二○○五年以后开始下降，到二○五○年可降至七亿七千一百万，到二○六○年可降至六亿一千三百万，到二○八○年可降至三亿七千万。
以上是未来一百年内我国人口发展的几种预测数据。鉴于目前我国存在着比较严重的人口问题，总人口的增长同生活资料的增长不相适应，劳动适龄人口的增长同生产资料的增长不相适应，人口发展同科学、教育、卫生、住宅等公共事业的发展不相适应，过多的人口已经对社会主义建设起了延缓的作用，前三种方案，即平均生育率为三、二点三或二显然是不可取的。因为即使平均生育率为二，总人口达到最高峰值时还在十五亿三千万以上，这意味着我国人口还要增加五亿八千万之多。第四种方案怎样呢？就一百年后全国人口将比现在减少一亿九千八百万，等于退回到一九六八年的全国人口总数这一点说来，似乎是可取的；然而由于我们前面提到的我国人口结构上的一些特点，在平均生育率为一点五（低于一般人口替换水平，一般维持人口不增不减平均生育率在二点一左右）的情况下，总人口在今后四十七年的时间里还是要继续增长的，要想达到人口不增不减或者有所减少，那是半个世纪以后的事情。这种状况对于我们的四个现代化建设，对于就业问题的解决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都是不利的，因而这种方案在目前阶段也是不宜采取的。如果选择第五种方案，全国育龄妇女尽快实现“一胎化”，那么到本世纪末我国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便可降低到零左右，总人口又不超过十一亿，随后由于人口的惯性发展将出现人口减少的趋向。这可能是解决我国人口问题比较理想的一个方案。如果在今后二十多年的时间里确实能够做到这一步，把人口的自然增长率降低到零，我们便争得了控制人口增长的主动权，以后的事情便比较好办了，人口发展规划的目标就能如期达到，控制人口增长的战略任务就能胜利完成。或许有的同志担心：按照这个方案人口一步步地减少下去，会不会产生人口“老龄化”，会不会出现被抚养人口增多到劳动适龄人口难以负担的程度？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将另作探讨。预测结果告诉我们：就是真的完全实现第五种方案，在本世纪内我们不可能碰到这些问题，在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的时间里，这个问题也不严重，只要适当地、合理地调整育龄妇女的平均生育率，完全能够把人口相对稳定在一个比较理想的水平之上。如同我们在降低人口出生率方面所能做到的那样，将来在人口发展处在减少状态下，我们可以根据国民经济发展和其他各方面的实际需要，真正做到有计划地生产。要实现这一点，全部问题的关键在于一九八五年以前把平均生育率降低到一，实现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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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华书局今年部分出书计划简介
为了适应学术研究和教学工作的需要，中华书局将努力加强对我国古籍整理和学术著作的出版工作，更好地为专业工作者和广大读者服务。
今年，在古代历史方面，继点校本《二十四史》、《资治通鉴》和《续资治通鉴》出版之后，将陆续整理出版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此书为研究北宋历史的重要史籍，全书共五百二十卷，一直流传不广，一九七九年已出第二、三册，今年将出第四、五、六册。《金史纪事本末》也将在年内出版。
已故史学家陈垣的《学术论文集》（第一集）和当代史学家郑天挺的论文集《探微集》，亦将在年内与读者见面。不定期学术刊物《文史》，在今年将出版四辑。
在近代史方面，除《清代档案史料丛编》、《近代史资料》等资料刊物仍陆续分辑出版外，还将有一批如《太平天国文书汇编》、《太平天国资料汇编》、《满铁史资料（路权篇）》、《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等专题资料出版。为适应学术研究工作的需要，学术性集刊《清史论丛》第二辑和《辛亥革命史丛刊》亦将在今年内与读者见面。今年内，还有一批近代人文集和年谱将出版，如《康有为政论集》、《谭嗣同全集》、《唐才常集》、《章太炎年谱长编》、《孙中山年谱》等。另外，《民国人物传（第二卷）》在今年将要出书，第一卷也将在年内重印。还计划在今年内出版一本由北京师范学院等六个大专院校编著的《简明中国近代史知识手册》。
在古典哲学的整理和专著方面，今年计划整理出版的有北京大学历史系《论衡》注释小组编注的《论衡注释》（全四册），王明的《抱朴子内篇校释》，楼宇烈的《王弼集校释》，以及马非百的《管子轻重篇新诠》（上、下册）、庞朴的《公孙龙子研究》等。另外，北京大学哲学系主编的《中国哲学史》（上、下册），经过几年来的教学实践，被认为是一本比较好的高校教材，现在又作了认真的修订，年内可与读者见面。
吴晗主编的《中国历史小丛书》，自一九七九年恢复出版后，已经陆续重印或修订出版了三十六种。今年计划按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和历代史话，逐步地把这套普及性的中国历史小丛书编辑出版得更完善些。同时，也准备有系统地编辑出版中国名山大川和名胜古迹的史话。
从今年起，还将陆续出版历代纪事本末和历代史料笔记。《全唐诗》、《全金元词》等古典文学作品也将在今年重印和出版。
在影印书方面，今年计划出版的有《大唐西域记古本三种》、《元曲选》、《康熙字典》、《十三经注疏》以及《甲骨文合集》第三、四、五册等。
（申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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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评
读《南北朝史话》
司徒德
几年前，从作者程应镠同志处借读本书一九六四年校样时，很慨叹这样一本好书竟不能依吴晗同志计划出版；同时，又庆幸此书原稿虽已荡然，毕竟校样犹存。现在，经作者修改，正式由北京出版社出版，距定稿已经十五年了！这本书的曲折命运也从一个侧面反映我们国家所经历过的动荡。正因为如此，更感到兴奋。
这本《南北朝史话》是很有特色的。首先是真实而具体。和那些空泛的概念化的历史读物相比，读了此书，会感到耳目一新。作者对魏晋南北朝历史作过多年研究，根据大量资料对当时社会作了认真的解剖。他力求对这一段历史从现象到本质作一个如实的描绘和论述。在写南朝时，作者由王朝递嬗开始，首先拉开宫廷斗争的帷幕，撕开那些帝王伪善的面纱，暴露出他们或贪婪残忍、或狡诈圆猾、或怯懦猜忌的个性；接着具体分析了最高统治集团中皇帝、士族和寒族之间错综复杂的利害关系，叙述了这种利害关系的历史基础和现实变化，以及那些有代表性而又生动有趣的人和事；然后，把视线转向社会的下层，由奴婢而佃客、部曲、兵、吏，而自耕农，作了细致的阶级分析。这一切使读者能获得对一千五百年前南部中国社会结构的一个整体认识。在写北朝时，作者以鲜卑族拓跋部的建国和封建化这一历史主流为中心，展开了鲜卑族与各族人民以及和汉族大地主的矛盾关系，展开了鲜卑贵族内部改革派和守旧派的矛盾关系，具体地描述了北部中国怎样在各族混居、坞壁割据的情况下，经过拓跋魏的征服和统治，经过各族人民的劳动和斗争，由分而合地曲折前进的历史进程。作者写出了北魏几代君主在这一历史进程中的作为和贡献；又具体地考察了北方坞壁，并论述了这种坞壁在北方经济、政治和军事上的重要影响与作用。尤其可贵的是作者在写六镇起义、河北起义和关陇起义三部曲时，逐个剖析了几个主要领袖的阶级地位、社会关系、心理状态和功过得失，这些都使读者能够对历史的发展有一个丰满的、如实的认识。一百七十年的南北朝史确是头绪纷繁，一向为初学者头痛畏难的，然而由于作者抓住历史推移转变的主流，真实而具体地把社会前进运动的情况展现在我们面前了。但是，这种真实和具体，并不是对文献记载的简单复述，而是作者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对庞杂的历史资料，对已有的研究成果长期刻苦钻研，进行辨析综合、去粗存精，从而熔为一炉，并融汇了个人的心得见解才得以达到的。
本书另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写作方法上的生动灵活。从全书来看是叙述、描述、论述相结合，从剪裁安排来看，作者灵活多变地使用了顺叙、倒叙、插叙和错出、互见、呼应等方法。再如一般与个别相结合的论述方法，作者使用尤为经常，或先写某些具体生动的感性材料，而后加以综合论断；或先写论断，而后举出典型事例。这些写作方法都是很巧妙的，能收到深入浅出的效果，在史话写作上是成功的经验。
作为史话来说，这本书在文化部分似嫌不足，例如佛道虽是重点，而于经学却不置一辞；诗歌部分则是吟味南方山水诗而无及于南方民歌，似乎终是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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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历史研究》双月刊第一期介绍
本报讯 改为双月刊后的《历史研究》最近出版一九八○年第一期。这一期发表了将近二十篇中外史学论著和资料。
已故著名史学家范文澜一九六二年关于民族问题的论文《中国历史上的民族斗争与融合》，对我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问题，提出了独到的见解。这篇文章在作者逝世后十年的今天发表，读来依然饶有新意。董楚平的《论平均主义的功过与农民战争的成败》，围绕平均主义在农民战争中的作用，对农民战争问题进行了探讨。胡玉堂的《西欧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中的几个问题》，对西欧历史上是否存在过奴隶革命、在罗马奴隶社会内部是否形成了体现新的生产方式的先进阶级、西欧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是什么等问题作了新的研究。
李时岳的《从洋务、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王致中的《封建蒙昧主义与义和团运动》，从新的角度，论证了近代史上的几个重要的历史事件，尤其对于农民和资产阶级在中国近代史上的作用作出了新的评价。张磊的《论孙中山的民权主义》，系统地阐述了孙中山思想中的最主要内容——民权主义。郭德宏的《关于党的民主革命总路线基本思想的形成》一文，认为党的民主革命总路线的基本思想，是在党成立后的革命实践中逐步形成的，是整个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集体智慧的结晶。
这一期还发表了两篇论述中外关系史的文章：朱杰勤的《十九世纪后期中国人在美国开发中的作用及处境》，黄盛璋的《关于中国纸和造纸法传入印巴次大陆的时间和路线问题》。
从本期起，《历史研究》开辟了“书评”专栏。这一期发表的是孔令平的评介《世界上古史纲》（上册）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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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思想评论
专家和群众路线
张德成
我们的干部队伍，除了它的许多优点之外，目前有一个突出的缺点，就是不少领导干部对于本行业务还很不熟悉。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一是加强领导干部的学习和培训，提高他们的理论、技术和管理水平；一是在各项建设事业中依靠专家。这就是说，在专门问题上，在专门技术和专门业务上，要多听取专家的意见，依靠专家去解决问题。
但是，在实际工作中，一些担负领导工作的同志对待专家的态度却很有问题。许多专家、科技人员向领导上书，主动地对某项工程、某项建设提意见、提建议。他们确有为实现现代化建设积极作出贡献的才干和强烈愿望。然而他们的呼声，常常受冷落，得不到应有的反应。于是就出现了种种怪现象，例如：真正懂行的专家，不能“在其位”、“谋其政”；而“在其位”、“谋其政”者不少是不懂行的，甚至完全是外行。我们要花大量外汇向国外派留学生和考察团；同时，在国内却又有许多专家、科技人员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有的甚至带着不能为祖国现代化建设作贡献的遗憾心情外流（其实他们当中许多人的要求并不高，只要稍许改善一点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就可以不走的）。
其所以产生这种情况，主要是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流毒在一些同志的头脑中还没有完全肃清。实践证明，过去一些提法的影响不肃清，是很不利于改变目前这种状况的。一是批所谓“反动学术（技术）权威”。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把
“反动学术（技术）权威”同所谓“走资派”同列为革命对象。那时候，不仅专家要被打倒；推而广之，有的人并不够当专家，只是业务、技术相对拔尖一点，也在批判之列。有的人只是在钻研业务和技术上比别的人稍为用功一点、专心一点，也被批判为所谓“走白专道路”。实践证明，那一个时期搞什么批判“反动学术（技术）权威”是根本错误的。一个人在某个领域里成为权威，那就是说，他在那个领域内真正掌握了较高水平的专门知识和专门技术。这种权威，对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来说，是越多越好，有什么可怕呢？我们的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其目标不就是要造就出这样一批又一批“群星灿烂”般的“权威”吗？毛泽东同志早在一九五七年就曾提出：“为了建成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的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这是一个宏大的队伍，人少了是不成的。”（《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62页）规模宏伟的现代化建设不靠队伍庞大的各行各业的专家，难道靠文盲和愚昧无知吗？
还有一种提法，就是领导干部依靠专家，听取专家的意见，被斥之为所谓“专家路线”，走“专家路线”就是搞修正主义。主要的根据是说，依靠了专家，就是不依靠群众。这种说法是不能成立的。依靠专家同依靠群众本来就是一致的。所谓群众，一般是与领导相对而言的。对于领导上来说，专家也是群众。我们讲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就包括依靠专家在内。在群众中，只有专家与非专家之别，而不能把群众和属于群众一部分的专家对立起来。至于把专家等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等于资产阶级，因而把依靠专家就等于执行什么“资产阶级专家路线”，那更是错误的了。
一九二○年初，根据列宁的建议，苏维埃政府成立了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有二百多名优秀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参加了这项工作。当时有人指责说，“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中都是资产阶级专家而很少有共产党员呀！”列宁尖锐指出，这种指责，“表明人们不善于工作，表明知识分子式的和官僚主义的妄自尊大凌驾于真正事业之上。”（《列宁全集》第32卷第132页）对于那种鄙视、排斥专家的共产党员的官僚主义和傲慢，列宁更是深恶痛绝，他曾严肃指出：“总该学会尊重科学呵，总该摒弃门外汉和官僚主义者的‘共产主义的’傲慢行为呵”。（《列宁全集》第32卷第132页）
上述这些极左的提法，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曾一度造成了很严重的恶果：搞技术的和搞业务的，怕当专家；当领导干部的，不敢听专家的意见，生怕被指责为对“工农兵”依靠不够。这种状况，现在虽已大大改变了，但极左提法的影响和流毒还在一些同志中间或明或暗地表现出来。例如：当某些专家敢于提出和坚持自己的意见时，有同志就叫喊：“又翘尾巴了！”一部分专家、科技人员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刚有一点改善，一些人就说：“这是培养精神贵族！”这是一种什么情绪？这是一种鄙视专家、排斥知识分子的宗派情绪。要克服这种情绪，就必须彻底批判林彪、“四人帮”推行的极左路线，并肃清其流毒。只有这样，专家在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而各级领导干部才能找到进行现代化建设的良好依靠和得力的参谋、顾问。
在专门问题上，在专门技术和专门业务上，要依靠专家，这不仅是由于目前干部队伍不适应四个现代化的需要而感到必要，就是在干部队伍的这种状况根本改变以后仍然需要这样做。因为在现代科学技术飞跃发展的条件下，任何一个领导干部，无论怎样钻业务，也无论多么高明，都绝不可能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
依靠专家，要一套相应的制度和办法来加以保证。例如，设立各种专家委员会。召开各种专家会议。有关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决策会议，邀请有关专家列席。党政领导干部可聘请专家当顾问，让他们有职有权。这样，就会使我们的建设计划和建设工程的决定，以及重大技术问题的解决，较少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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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选编》出版
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研究会组织四川大学、四川省博物馆、四川省社会科学研究院编辑的《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选编》，已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选编》一书，收入了一九三二年十二月至一九三五年三月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共一百六十三篇，约五十万字。本书比较完整地反映了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建设。它所选的历史文献，保持了原件面貌，大部分未曾公开发表过。 （倪进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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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经济科学丛书》陆续出版
由北京出版社编辑的《经济科学丛书》是一套普及性的读物。丛书介绍部门经济学、世界经济、经济史、经济思想史等方面的理论问题和基本知识，并力求联系实际，论述和探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中所提出的重要问题。截至目前，已经出版的有吴树青的《什么是政治经济学》，李成勋的《马克思与〈资本论〉》，苏星的《略论农轻重》，江春泽、张德修的《南斯拉夫经济》，王祖敏、蒋一国、蒋宝琪的《引进先进技术和利用外资》等。 （荆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