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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哲学史方法论论文集》即将出版
《哲学史方法论论文集》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哲学史研究室编辑的，即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文集》共收文章三十余篇，内容涉及哲学史方法论的许多重要问题。主要的有几个方面：一、关于中国哲学史的对象、范围和特点问题；二、关于哲学遗产的批判继承问题；三、关于如何评价唯心主义的问题；四、关于哲学与阶级斗争的关系问题；五、关于农民哲学问题；六、在对于中国哲学史具体人物评价上所涉及到的有关方法论问题。
《文集》的作者，有长期从事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老一辈专家、学者，有中青年的中国哲学史工作者，还有少数民族的哲学史工作者。他们的文章，不论在史料引证方面还是理论阐述方面，都有一定水平，在中国哲学史方法论问题上，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使问题的讨论有所深入和提高。 （黄德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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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拿破仑法典》出版
《法国民法典》，亦即著名的《拿破仑法典》，已由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译者李浩培、吴传颐、孙鸣岗。
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后，第一执政拿破仑于一八○○年八月十二日决定编纂民法典。拿破仑亲自参加了法典的制定。一八○四年三月二十一日，拿破仑签署法令，正式颁布实施。
《拿破仑法典》是资产阶级国家最早的一部民法典。一个半世纪以来，这部民法典经过一些修改，仍施行于法国。这部法典对其它资本主义国家制定民法典也发生过重大的影响。它的翻译出版，对于我们研究法制、了解资本主义国家民法，将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汪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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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回忆蔡元培先生
许德珩
今年三月五日，适逢蔡元培先生逝世四十周年，我深切怀念这位我国现代史上著名的民主革命家、教育家和科学家。
四十年前，蔡元培先生逝世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毛泽东主席分别发出唁电，充分肯定蔡先生的功绩，说他“为革命奋斗四十余年，为发展中国教育文化事业勋劳卓著，培植无数革命青年，促成国共两党合作”，对他深致悼念，并派廖承志同志代表致唁。延安各界还举行了千余人的追悼大会，周恩来同志撰写了挽联，内容是：
“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
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
蔡元培先生以清朝的翰林院编修转变到积极参加民主主义革命，实属难能可贵。他在青年时代，深受当时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接受进化论的观点，主张教育救国。一九○○年在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的情况下，开始倾向于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他提倡民权，组织爱国学社，创办爱国女学校和《俄事警闻》，积极从事于革命思想的宣传鼓动工作。一九○五年加入同盟会，参与秘制炸弹，准备以暗杀手段搞革命活动。晚清上海南洋公学、爱国学社等风潮，是中国学生运动的开始，而蔡先生是学生运动的重要发起人。
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蔡元培先生任第一任教育总长。他选派优秀青年十余人赴欧美深造，后来大都成为著名的科学家，在国内从事教育科学事业。
蔡元培先生和吴玉章同志等组织华法教育会，目的在于沟通中法文化，尤其是为了便利无力出国求学的国内青年，以半工半读的方法到法国留学。所以发展留法勤工俭学会，是其主要工作。国内一些有志的革命青年，为了追求救国救民之道，赴法勤工俭学的不下千人。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巨大影响下，马克思主义学说为革命青年所欢迎。如敬爱的周恩来同志和邓小平、陈毅、李富春、李维汉等同志，以及后来为革命英勇牺牲的赵世炎、蔡和森、向警予、陈延年、陈乔年、王若飞等同志，都是留法勤工俭学中造就出来的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这也和蔡先生亟力倡导勤工俭学分不开的。
五四运动前后，蔡元培先生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时他正担任北京大学的校长。蔡先生是一九一七年一月到北大就职的。在此之前的北大是一座封建思想、官僚习气十分浓厚的学府。当时有“两院一堂”之称（两院，指参议院、众议院；一堂，即京师大学堂，北大之前身）。学生则多是官僚和大地主子弟。有的学生一年要花五千银元，当然，这样的豪富子弟为数不多。至于一年花千把银元的人就多了，少说也有数十人。一些有钱的学生，带听差、打麻将、吃花酒、捧名角，对读书毫无兴趣。教员中不少人不学无术，吃饭混日子。讲课是陈陈相因，敷衍塞责。
蔡元培先生来北大，逐步使北大发生了巨大的质的变化。蔡先生到校第一天，校役们排队在门口恭恭敬敬地向他行礼，他脱下礼帽，规规矩矩地向校役们鞠了一躬，这种打破历任校长不理睬校役的惯例，使校役和学生们大为惊讶。此后，蔡先生每天出入校门，校警向他行礼，他也脱帽鞠躬。从前的北大，一切保存着清朝大学堂的规矩，学生有事和校长接洽，须写呈文，校长批了揭晓在牌上，仿佛一座衙门。蔡先生任校长之后，立即出了布告：“此后学生对校长应用公函，不得再用呈文”。学生对学校有改进建议时，蔡先生就把提案送登《北大日刊》，择其可行者立即督促职员实行。
蔡元培先生采取的改革措施，首先从整顿文科入手，因为文科教员中，顽固守旧的人物不少，是北大前进的障碍，亟需寻找具有革新思想的人物来主持文科。于是，在他到校视事不到十天的时间内，就聘请了陈独秀来北大任文科学长（即文学院院长）。先后又聘请了李大钊同志和鲁迅先生来校任教。他们一起积极推动北大的教学改革。这样，在北大的文科教员中就出现了一个以陈独秀为首的革新营垒。胡适是一九一七年底到北大的。他讲授《中国哲学史》，用白话文写讲义，提倡写白话文。在当时校内外有很大的影响。此外，在文科教员中还有象马叙伦那样学有专长的人。理科方面，夏元瑮任学长，知名教授有李仲揆（四光）、任鸿隽等；法科教员原多是政府官僚兼任，蔡先生到校后，增加了不得在他校兼课的专任教员，并规定政府官员不得为专任教员，象马寅初、陈启修就是法科的专任教员。同时辞退了一批学术水平低与教学态度差的本国和外国教员。在辞退的外国教员中，有一法国教员要控告蔡先生，有一英国教员竟要求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来同蔡先生谈判，蔡先生不答应。朱尔典出去后，说：“蔡元培是不要再做校长的了”，蔡先生一笑置之。这些外国教员和公使，露出了帝国主义对待半殖民地国家的态度，而蔡先生不为所屈的坚强气概，实在令人钦佩。
经过这番整顿、充实，全校的教师队伍面貌一新。十分明显，蔡元培先生的“兼容并包”，并不是一揽子全包，而主要是罗致具有先进思想的新派人物，对那些腐败守旧人物则尽量排除。据一九一八年统计，全校二百多教员中，教授的平均年龄只有三十多岁，甚至还有二十七、八岁的教授，他们的思想多数倾向革新，这就给北大带来了朝气。
如上所述，蔡元培先生早在辛亥革命以前，就创办女学，提倡妇女参加反封建的革命。五四运动以后，蔡先生在北大破例招收女生九人入文科旁听，随后又招收正式女生，冲破了男女不同校的禁律。当时轰动了全北大、全北京。
蔡元培先生在北大实行改革的另一重要方面，是对思想自由、学术研究空气的培养与提倡。他发起了很多的学会、研究会，从各种学科的研究会，到戏剧讨论会，象棋俱乐部，无所不包，应有尽有。这样就把学生的精神和爱好引导到学术研究和正当的文娱活动上来了。
进德会是一个提倡培养个人高尚道德的组织，由蔡元培先生发起成立。它以不嫖、不赌、不纳妾为基本条件。进德会在校内颇有影响。这个组织的出现，反映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对旧社会上层道德堕落、生活腐朽的不满，对北大部分知识分子个人道德风尚的提高，产生过较好的影响。
十月革命以后，北京大学不仅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中心，也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一个中心。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北大新派，发表了一系列急进言论，反动势力视北大为眼中钉，猖狂反扑。一九一九年三月，蔡元培先生就林纾（琴南）攻击北大“复孔孟，铲伦常”和“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两说，分别反驳。蔡先生进一步阐述了他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主张，提出“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只要所授课程“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就听其“自由发展”，“其在校外之言动，悉听自由”。如北大“革新一派，即偶有过激之论，苟于校课无涉”，亦不必“强以其责任归之于学校”。蔡先生这些主张，在当时的中国不无积极的意义，特别是他允许“过激之论”的存在，就更有进步的作用。
人所尽知，五四运动的主力是北京大学，而同情并支持五四运动的首先要推蔡元培先生。蔡先生在北大“力倡思想自由”与“允许二十岁以上的学生自由参加政治活动”，从形式上看来，好象也很调和而稳健，但就其实质与影响去观察，就会发现意义的重大了。蔡先生提倡的思想自由的对象是大多数的新青年。青年学生大都是追求新思想新事物的，蔡先生提倡之后，新思想兴起，而旧思想渐趋没落，青年学生复由新思想而出于新行动，也就势所必至的了。从表面上看，蔡先生虽然不允许二十岁以下的学生参加政治活动，但实际上，从前的大学生几乎没有二十岁以下的。这就无异于通令所有大学生都可以参加政治活动了。我认为这是蔡先生十分策略的地方。
又如，巴黎和会决定要把德国强占我山东的“权利”交给日本，并拒绝了关于取消二十一条卖国条约的提议。最初，这个消息是林长民（一说是汪大燮）告诉蔡先生的，蔡先生马上透露给我，于是《国民杂志》社的各校代表，于一九一九年五月二日晚间召开紧急会议。五月三日晚间，我们在北大三院召开全体学生大会，并约北京十三个中等以上学校学生代表参加。这次大会的召开，是得到蔡先生的允许的。会上推定由我起草宣言。为了写宣言，蔡先生立即批了条子，叫总务课给我一刀纸。五月四日，北大学生整队出发到天安门示威，蔡先生是支持的。在我们三十二名学生及市民“槛车送监狱”之后，蔡先生与各专门学校的校长到警厅以身家作保，要求释放学生，反动当局才不得不把我们释放。当我们出狱由同学们伴同走进沙滩广场时，蔡先生是那样的沉毅而慈祥，他含着眼泪强作笑容，勉励我们，安慰我们，给我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五四运动以后，蔡先生发表了《洪水与猛兽》一文，主张以“五四”的洪水，去冲卷北洋军阀这样的猛兽。文字虽短，意义却十分深远。
从以上回顾来看，蔡元培先生是同情学生，反对卖国，不愿和军阀政府站在一边，去镇压学生。但是坚定地和学生站在一边，公开与政府对立，他又有所顾虑。于是他就采取辞职的办法来逃避。这也正好反映了蔡先生当时的矛盾心理。不过，蔡先生爱护学生这一点是不容抹杀的。一九一九年五月九日，蔡先生辞职南下，途中，寄北大同学一信，云“仆深信诸君本月四日之举，纯出于爱国之热诚。仆亦国民之一，岂有不满于诸君之理，惟在校言校，为国立大学校长者，当然引咎辞职。仆所以不于五日提出辞呈者，以有少数学生被拘警署，不得不立于校长之地位，以为之尽力也”。这封信，明显地流露出蔡先生对学生的同情和爱护的心情。当时，我正在上海筹备成立全国学联。这时，全国学联要我作为代表，去劝说蔡先生北返主持北大校务。我遂去绍兴晋见蔡先生，请其打消辞意。在校内、校外各方面的敦促下，蔡先生终于七月九日发出“放弃辞职，希望学生安心求学”的电报。他还奋力疾呼：“救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救国。”在北大学生的心目中，除了蔡先生没有一个人够得上做学校的校长。
蔡元培先生返校后，北洋军阀政府对他在教育事业上力图革新，极为不满，尤其对于北京大学男女同校一节，引为口实。有人为了缓和此种矛盾，就动员当局派蔡先生赴欧美考察教育及学术研究的情况。于是蔡先生在一九二○年冬，由上海乘船赴法。当时，蔡先生在法国生活起居，勤俭简朴。据说蔡先生任教育总长时，有人去祝贺，遇上他正在洗衣服。一时传为美谈。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民族资产阶级中的大部分人和敌人妥协，站到反动的方面去了。这个时期蔡元培先生的动摇性和妥协性更为突出，以致与反动势力一度合流。作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蔡元培先生，具有两面性是毫不为奇的。他赞扬过胡适、吴稚晖等，就说明了这一点。但是，他和胡适、吴稚晖等是有很大区别的，他是一位民主主义革命家和爱国主义者。
蒋介石篡取政权后，反共反人民的面目进一步暴露，他不仅大肆屠杀共产党员，而且连具有爱国进步思想的人士也难幸免。在此白色恐怖之下，蔡先生为了保障人权，拍案而起。一九三○年十月，杨开慧同志在长沙被捕，蔡先生立即联合了几位社会知名人士，联名打电报给何键，要求保释杨开慧。反动透顶的何键竟采取阴险狠毒的手法，先枪杀了开慧同志，然后复电，推说电报来迟。一九三一年，胡也频等同志在上海被捕，蔡先生闻讯后立即设法营救。可是，后来也频等同志终于被敌人杀害了。“九一八”事变后，到南京请愿的北平学生示威团二百余人到国民党中央党部，适逢国民党开中央临时常会，蔡先生与陈铭枢被推为代表与学生相见，据当时在场的钱昌照同志回忆：“蔡先生没有一句责备学生的话。”一九三一年，联太平洋工会干事牛兰夫妇，因共产党嫌疑被国民党监禁。蔡先生与宋庆龄、杨杏佛等先生立即联名营救，反而遭到特务的恐吓、威胁。蔡先生痛于国民党反动当局的暴行，一九三二年遂与宋庆龄、鲁迅、马相伯、杨杏佛诸先生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一九三二年十二月，我和侯外庐同志等因反对蒋介石的反共反人民和对外不抵抗的政策，遭到国民党特务的逮捕。蔡先生与宋庆龄、鲁迅等先生以民权保障同盟负责人的名义，致电蒋介石、宋子文、于学忠，要求释放我和侯外庐等及学生。蔡先生除致电我爱人劳君展同志加以慰问外，并派秘书长杨杏佛先生亲来北平营救我出狱。后来，虽然特务暗杀了杨杏佛先生，并用恐吓信对蔡先生进行威胁，但是他仍然不遗余力地为保障人权而奋斗。
一九三六年十月，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鲁迅先生去世，蔡元培先生不顾国民党反动当局的压力，与宋庆龄先生为之料理丧葬，出版全集。
“九一八”事变以来，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中国共产党屡向国民党提议“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蔡元培先生直接间接对于国内团结共御外侮，用力甚多。一次，蔡先生在南京，应汪精卫之请，共进西餐。席间，蔡先生劝他改变亲日行为，坚定爱国立场，以推进抗战的国策。在座的人都看见蔡先生的眼泪滴在汤盘里和汤一道咽下去，足见蔡先生爱国之真诚。但这个甘心附逆的汪精卫却无动于衷，到头来终于叛国投敌，遗臭万年。“七七”事变以前，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努力下，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目的，蔡先生为此而感到高兴，认为这是“国家民族之大幸”。蔡先生的爱国主义精神，真是数十年如一日。
我和蔡元培先生最后会晤，是在一九三四年的春天。蔡先生到北平，并来北京大学看望故旧。我们师生之间，阔别了数年，一旦重逢，欢谈极洽。此后我和蔡先生就再也没有见面了。
四十年前，延安各界追悼蔡元培先生大会的唁电说：蔡先生“清末从事革命，提倡民权；民六任北大校长，网罗人才，兼收并蓄，学术思想，主张自由。伟大的五四运动，实先生提倡诱掖，导其先路。九一八后，与宋庆龄、杨杏佛诸先生等发起人权保障同盟，从事援救青年志士，以图保留国家元气；虽为强暴所威胁，而气不为之沮。七七抗战以来，先生老矣，犹谆谆以精诚团结，言信行果，训诫国人。哲人云亡，遗教不朽”。寥寥数语，概括了蔡先生的一生。蔡先生离开我们已经整整四十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道德文章，至今仍然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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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念蔡孑民先生
陈翰笙
我国伟大的教育家和学者蔡元培（孑民）先生，离开我们已经四十个年头了。在纪念他逝世四十周年的今天，我不禁追忆起他人格的高尚，学问的渊博，功绩的巨大。
吴玉章同志曾说：“五四运动为中国历史开一新纪元。虽然这是时代所产生的必然的结果，而蔡先生领导之功自不可磨灭。”那时我还在国外求学。一九二四年我到北京大学任教时，蔡先生适在欧洲，由蒋梦麟代理校长职务。直至一九二八年，我又从国外回到上海才和蔡先生相见，他当即推荐我去商务印书馆任编辑工作。第二年，他又要我到中央研究院负责社会科学研究所。为避免傅斯年和王世杰等对我的排斥，他以院长身份自兼所长的名义，而将所内一切具体工作，完全交给我主持。直到一九三三年六月，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杨杏佛因参加保障民权同盟活动被国民党特务杀害，我又被迫再次出国，有多年未再见到蔡先生。
据说，蔡先生早就知道我在北大的工作情况，因此，一九二八年我刚由西欧返国时，他就想找我去负责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但当时主持该所的王世杰说我思想左倾，阻挠我进所。在这种情况下，蔡先生便介绍我先到商务印书馆。次年春，王世杰去南京做法制局长的官而离开中央研究院，他就要我去主持社会科学研究所的工作。从这件事，可以看出蔡先生用人办事，非常公正，没有派性和偏见。
这里，我回想起一桩旧事：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我曾参与王世杰主编的《现代评论》编辑委员会。他对我早有成见。有一次，编委会聚餐，王突然问我：“如果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目前在北京街上掏粪的三百多人，你觉得将来给他们什么工作为好？”我当即回答：“到那时，就有抽水马桶了，这些人可以做别的工作嘛。”回想起来，当时我和王世杰的思想都非常肤浅。王世杰想象不到社会主义社会，工人们可以受到教育而担任各种新的工作；而我呢，当时的想法也很幼稚，难道说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之后，抽水马桶就会普遍用上了吗？难道说抽水马桶普遍之后，就能说是社会主义社会了吗？可见当时在蔡先生周围的所谓学者，特别是象我这样的人，思想见解是多么的肤浅！然而，王世杰当时是属于国民党胡汉民派，而我则已加入地下革命工作。如果没有蔡先生那样知人善任和兼容并包，我那时几无立足之地。蔡先生真不愧为言行一致、心口如一、雍容大度的伟大学者和教育家。
蔡先生是院长兼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但所内的具体工作，全都放手让我主持，从不干扰。重要事务，由我去向他报告，他仔细地、认真地、虚心地听取报告，先征求我的处理意见，然后由他提出具体办法来同我商榷。他在青岛休养，我去信请教时，他都亲笔回答，具体而切实，从没有训人的口吻，他不仅对我是这样，他对中央研究院每一个工作人员，不论职位的高低，都以谦虚诚恳的态度平等相待。当我看到现在有些人趾高气扬、傲慢跋扈的恶习时，对比之下，不胜感慨！
最初，社会科学研究所把工作集中在调查日本人在上海所办纱厂内的包身制，作为专题来研究，出版了一本小册子。随后，蔡先生告诉我，有人反对这样的工作，劝我们改赴农村，调查农村经济。于是，我和王寅生、张稼夫、钱俊瑞、张锡昌、薛暮桥、孙冶方、姜君辰等同志前往江苏无锡、山东潍县、河南许昌、河北保定以及广东省的十二个县，从事实地调查。后来我们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同吴觉农先生等组织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会员达五百人之多，编印《中国农村》月刊达十年之久。当时就是蔡先生掩护了我们这些地下革命工作人员。在白色恐怖下，如果没有蔡先生的掩护，我们的工作是无法进行的。
蔡先生知道邓演达是我的朋友，在他被蒋介石逮捕后，蔡先生立即写了几封介绍信，叫我去南京奔走营救。后来蔡先生又同宋庆龄、鲁迅、杨杏佛等诸位先生发起民权保障同盟，营救革命青年与爱国志士。这一系列正义行动，充分表现了蔡先生反抗暴政、勇于救人的大无畏精神，想到这些往事，我对他感佩不止。
一九三九年五月，我又从国外到达香港，登岸不久，即去九龙柯士甸道看望蔡先生。一见面，他就双手紧紧地握着我，很激动地说：“周恩来了不起！”我当时深受感动。显然，他这句话指的是西安事变时，周恩来同志促成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功绩。
蔡先生和我们永别已经四十年了，如果他今天还同我们在一起，能参加我们现代化的建设，那又多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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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著作和传记的出版简况
关于蔡元培的著作，我们见到最早的是一九二○年北京大学新潮社编辑出版的《蔡孑民先生言行录》，全书五百余页，收录蔡元培言论八十四篇，继之是一九三一年出版的广益社编的《蔡元培言行录》，全书二十余万字，收文百二十三篇。一九四三年商务印书馆出版、高乃同（即高平叔）编辑的《蔡孑民先生传略》，收入蔡元培遗著二篇，蔡元培口述、黄世晖和高平叔笔录的传略二篇，回忆录三篇。
全国解放后，一九五九年中华书局出版了一本《蔡元培选集》，选录蔡元培论著六十多篇。关于研究蔡元培思想的著作主要的有一九五○年出版的蔡尚思著《蔡元培学术思想传记——蔡元培与中国学术思想界》等。
为了肯定蔡元培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特别是在五四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并推动学术界对于蔡元培生平和思想的研究，需要广泛搜集、整理、出版蔡元培的著作。最近，中华书局已委托高平叔先生开始着手这项工作，计划在近年内编辑出版《蔡元培集》、《蔡元培年谱》和《蔡元培传》。《年谱》最近已经出版。
蔡元培在长期的政治活动、教育实践和学术研究中写下了许多论著，迄今未曾进行过认真、系统的搜集整理。仅《蔡元培集》一书编者现在初步掌握的蔡元培论著篇目，就已经超过了现有的蔡元培文集的篇数。
特别可喜的是，在蔡元培后人热情支持与积极配合下，《蔡元培集》编者最近得到了查阅和利用蔡元培故居所保存的资料的机会。蔡元培故居珍藏的几十箱资料，曾经存于香港。一九四一年香港沦陷时，蔡元培夫人冒着生命危险从炮火中抢运出这批资料，运回国内，精心保存。蔡元培故居珍藏的资料相当丰富。已经初步发现的就有蔡元培自订年谱稿、日记、殿试考卷、来往书信、诗文、序跋等具有较高价值的新鲜史料。系统整理这部分遗物，必将为编纂蔡元培的文集、年谱和传记，进一步研究蔡元培的思想和活动提供更多重要的史料。
（陈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