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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3月29日人民日报 第5版

第5版()
专栏:

刘少奇同志和泥巴腿
湖南宁乡县花明楼公社 王升萍
一九五三年秋天,当时我在刘少奇同志家乡安湖塘乡(现在是花明楼公社)当农会主席。一天,少奇同志的在大学读书的侄孙刘正山从北京回来,带来少奇同志的口信说:成立了新中国,进了北京城,和劳动群众隔远了,不象战争年月那样亲近。这几年,下面来信也好,汇报也好,一讲起农村形势,就是“好、好、好”。过去那么穷困的日子,好象一步登天变成“天堂”了,这不切合实际。作为领导人,不能全面掌握下情,听不到群众的真正呼声,肯定是要吃苦头、走弯路、打败仗的。所以,少奇同志希望我们选派几位老实的、有经验的、敢讲真话的老农到北京去,当面向少奇同志谈谈心……
这桩大喜事,很快传遍家家户户,人人都乐得合不上嘴。经过认真商量,选派了成敬常、黄端生、齐海湘、刘永武四个人,代表全乡农民进京汇报。我当时也真想把心里话细细地向少奇同志汇报汇报。可是,一来乡里农活、工作脱不开身;二来我刚二十多岁,离
“老农”还差一大截,去不了。心里装着的许多事,怎么报告给少奇同志呢?特别是那会,生产底子薄,种子、农具,都遇到不少困难。我琢磨:田,铁板钉钉,就那么多,可是人口,却在不断增加。总不能一个心眼拴在一棵树上哇!这儿地下煤炭挺多,少奇同志的家,就在炭子冲,如果农村也能组织点人力,开矿采煤,赚些钱来发展生产,改善大家生活,岂不是个两全其美的好办法吗?我决心给少奇同志写信说说我的想法。我只读过半年书,要给党和国家的高级领导人写信,不是件简单事,比起开几亩山荒,要费劲得多!但是说来也怪,这次一拿起笔,要说的话,就象天上的行云、地上的流水一般,越写越多,密密麻麻整整写了六大篇。第二天,我把信交给了成敬常,千叮咛,万托付,要他一定亲手送给少奇同志。
一个多月后的一天,我正在田里做活,忽然有人急三火四地跑来,离挺远就扯着嗓子朝我说道:“快,快,北京来信了,是写给你王升萍的!”
听到这话,我愣住了,我在北京一无亲,二无故,谁会给我来信?
正迟疑呢,成敬常已把信递到我手上。果然不错,长条大信封上,用毛笔端端正正写着我的名字。急忙拆开一看,啊,原来是刘少奇同志写来的回信,这可是我连做梦也没敢想的呀!本来嘛,他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一天到晚有多少大事要想、要办,哪有时间亲自回信,但摆在眼前的事实是:刘少奇同志确实回了信,而且是亲笔写的,整整三张纸!我和乡亲们一字字、一句句,读了一遍又一遍,谁个心里不是热乎乎的,谁个眼窝不是挂满了泪珠……
多少年来,我一直象爱惜自己眼睛一样,珍藏着这封信。不管是遇到了困难,还是取得了成绩,或者逢年过节,常常拿出来看一看,读一读。后来,就送到了旧居陈列室陈列,让更多的人都能从少奇同志的信受到教育。可是一九六六年,一场灾难降临,这封信也没能幸免,硬是被毁了……
信,他们可以撕个粉碎,可以烧成灰烬,但是早就刻在人们心中的每个字、每句话,却是任何人、任何力量也无法撕毁的呀!喏,至今我还能把这封信原原本本背诵出来:
“来信我已收到。谢谢你反映了农村许多真实情况。今后希望你们每年有一次至两次来信,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不要隐藏,不要夸大。
关于开采清溪煤矿,我责转工业部和省酌情办理。信中提到很多问题,我不能一一解答。可见你的文化能够表达你的意思。今后希望你们不断写信,告诉我实际情况。”
从此,乡亲们都说我当上少奇同志的农民通讯员了。
第二年,少奇同志的两个亲属,不在乡里好好劳动,自作主张跑到北京。回来后,到处宣扬,说少奇同志如何热情款待他们,还因为报矿有功,受到了奖励,给了一笔钱……讲得有鼻子有眼的。我琢磨来琢磨去,觉得不对劲。他俩根本没发现什么新矿,报么子呀?便给少奇同志写了第二封信。信里除讲了农村的一些情况外,还说了他俩进京这事造成的不良影响。没有好久,收到少奇同志的第二封亲笔回信,写的是:“你的来信,我已收到,谢谢你反映了情况。关于刘、齐二位来北京,事先我不知道。他们再三要求,我给了三十元路费,并没有得什么奖。我已要他们到乡政府承认错误,再不要吹嘘,也不要来北京。”
一九五八年冬,在那“一天等于二十年”的狂热日子里,许多干部脑子胀得象大鼓,名堂越来越多,什么“肥山积个万千,粪海造个无边”。挨家挨户收来百多个铁锅,炼不出八十斤“牛头壳”;有人还把小学校给拆了。我心疼,舍不得,吵起架来……当时我是社长兼书记,总觉得那样干不行,可是究竟怎么办才对,这颗心就象悬在深井里一般,没有一点底。于是,又拿起笔来,给少奇同志写了第三封信。
到了一九五九年,这害人的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等“五风”,不但没有平息下来,反而越刮越凶。县委的一个部长下来亲自督阵,大搞什么“平山挖树砌凉亭”,“屎湖尿海广积肥”;又是什么粮食产量翻几番,亩产突破万斤关……做田人哪个心里没有谱。这样下去,社员们辛辛苦苦劳动得来的果实,全要糟踏掉,今后的日子怎么过呀?我又急又气,连着写了两封信给少奇同志,请少奇同志给我们指点指点,应该怎么办才对,却始终不见回信。后来我长了个心眼,专门搭车跑到长沙把信发出……日子一天天过去,眼巴巴等待着他老人家的回信,结果还是失望了。这以后,搞了次整风整社运动,我犯了“错误”,受了批判,最后被撤销职务,弄得我心灰意冷,再没心思当干部了!可是半夜三更睡不着时又在想,我是刚解放就入党的党员,这样糊里糊涂过日子,对不起党,对不起社员。要干,又怎么干?当时的心境,真是矛盾极了。
一九六一年“五一”节过后不久的一个早上,我在食堂喝了碗米星难见的菜汤,来到塘边钓黄鳝。忽然,乡领导陪着省公安厅的干部来到跟前,要我去见首长。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使我脑袋立刻“轰”地一下,心里不住嘀咕:公安厅的干部亲自来找我,看来十有七八要进“班房”了……我耷拉着脑袋,一面跟着他们走着,一面没边没沿地想着,不知不觉来到了炭子冲。这时,忽见一位首长向我走来,后边还有位个子高高的女同志。没等我开口,他先打起招呼来:“你是王升萍吧?”这个万万没想到的情况,使我惊奇地睁大两眼,回答说:“是啊,我是王升萍。”对方似乎猜出我的心理,摘下蓝布帽子,又问:“王升萍同志,你认识我吗?”我一看到那满头白发,和蔼慈祥的脸,立刻想起和家里挂的那张彩像一模一样,我高兴得赶忙跑了上去,深深地鞠了个躬,“刘主席,是您,您老人家回来了!您好吧!”
“你也好吧!”少奇同志一边答话,一边伸出手来。这时,我才想到自己赤着两只脚,系着个破围腰,戴了顶烂帽子,手上泥泥水水,怎么好和首长握手呢?少奇同志看出我为难的样子,哈哈笑着,紧紧地握住我这双长着厚茧、树皮一样的粗手。不知怎么的,我心里一热,眼泪就象开了闸似的,哗哗淌了出来……
“请到屋里坐。”少奇同志摆手让我头里走。我怎么好意思走在少奇同志前面呢?说:“请刘主席走前头。”少奇同志不依。王光美同志说:“小王,你是刘主席请来的客人,你就走前头吧!”我只好听从了。
来到屋里,少奇同志和我谈起家常,问我好大年纪,读了几年书,我都回答了。他老人家又问:“都做过什么事?”
“在娘怀里,就跟着讨米。八岁时读了半年书,实在念不起,十二、三岁便开始给窑主背煤。”
“你出身很苦喽,父亲叫什么名字?”
他听说我父亲叫王春华,做了三十六年长工,就问:
“噢,王春华,是不是也在守自冲做过?”
谈到工作,少奇同志问我:“你为啥犯了错误?”
“没听党的话,没听毛主席的话。”
少奇同志听了说:“我看还要加一条,没听群众的话。你把安湖塘的好田改成鱼塘,搞那么大,费了那么多的工,也不养鱼,群众当然有意见。当干部的,什么事都要和群众商量,不能唱独角戏。百斤担子,十个人挑就很轻,一个人挑就很累嘛!我在东湖塘公社看了个‘万头猪场’,进去一看,连百头都不足,虚报浮夸害死人哩。农村日子过得这么糟,你怎么也不来信呢?”
“写了呀,每年都是一、两封,先后给刘主席写了七封信。”
“可我只收到你四封信啊,近一二年没见到你的信了。说说看,那几封都写了些什么内容。”
于是,我把后几封信的内容讲了一遍。少奇同志认真听着,王光美同志不停地记着。话音刚落,少奇同志接着问道:
“你说说看,食堂到底好不好?”
一问到食堂,我心里象十五个桶子打水——七上八下地翻腾。家家户户的小锅小灶全拆散了,猪不能养,鸡没法喂,每天只有那么几两米,都用野菜、树皮充饥,有几个没得浮肿病?三天两头就有人饿死。别人不讲,就连少奇同志亲姐姐家,不出一个月,不是连着埋了两口子哇!可是我没马上回答。那年头,谁要说个“不”字,就会戴上什么“拔红旗”“反大跃进”“砍共产主义萌芽”等等一大堆的“帽子”。
坐在一旁的王光美同志,看出我为难的样子,说了一句:“他可能怕……”
“你不要怕,白的就是白的,黑的就是黑的,不要黑白不分嘛!”
“缺点讲得讲不得?”
“把你请来就是要请你讲讲心里话嘛!不要怕,我和毛泽东同志过去都戴过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干革命嘛,就要有这么几条,不怕开除党籍,不怕坐班房,还要不怕老婆离婚……。你讲讲心里话,食堂到底怎么样?”
望着少奇同志那诚恳严肃的神情,我立刻想起了他回信中“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不要隐藏,不要夸大”的教导,想到自己作为他老人家的“农民通讯员”,在节骨眼上,怎能不替乡亲们把埋在心里的话说出来呢!
“报告刘主席,这大锅饭要是再吃下去,就要人死路绝,国破家亡。拿柘木冲食堂说吧,开伙时一百一、二十人,眼下呢,不到八十,饿死了十多个,外流了十多个,活着的也大都是水肿。过去家家户户养猪、养鸡,入了食堂,没得吃,养不成。如今二十户人家,只剩下集体的一头母猪,叫鸣的鸡公子都没有。要知道,猪、鸡那就是农民的油瓶瓶、盐罐罐啊!”
少奇同志说:“食堂情况,以前我们也不清楚,讲有许多优越性,可以节省劳动力,解放妇女等。下来一看,不是那么回事。专人煮饭,专人炒菜,专人砍柴,专人担水,好多劳力去做饭去了。一家一户,那有专人煮饭、专人挑水的,不都是早晨起来挑几担水,晚上回来砍点柴,一早一晚开菜地,吃过饭随手喂喂猪……看来农村办食堂没有什么优越性。你认为食堂不好,群众大都不愿意办下去,你敢不敢回去宣布食堂停办呢?”
少奇同志两道锐利的目光紧紧盯着我,我胆怯地说:“报告刘主席,那我不敢,我是个犯了错误的干部,已经削职为民了。”
“但是你还是共产党员嘛,你回去商量一下,说这是省委工作组说的。”又说:“刮‘五风’的错误,不能只怪你王升萍,各级都有责任,中央和我也有责任。我回来是向乡亲们承认错误的。这个教训太深刻了。以后刻一块碑立在这里,或是写个大单子,用镜框镶起来,子子孙孙传下去,要大家记住,再不要犯这样的错误了!”
从早上一直聊到中午,谈了三个多小时。炊事员催吃饭,我起身要走,少奇同志和王光美同志无论如何也不让,要我一块吃。
我们三人边吃,边谈,象在家里一样随便。少奇同志晓得我对自己的“错误”还想不通,不愿再干那“吃力不讨好”的干部,就语重心长地说:“干部是社员的勤务员,不是社员的老子,应该好好为社员办事,社员会感激你的。”
吃过饭,我考虑他老人家很忙,中午也该歇一歇,就起身告辞。少奇同志紧紧握着我的手,嘱咐道:“今后还希望你每年给我写一两封信,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把农村情况如实告诉我。如果信寄不到,你可以直接到北京来。为了群众的事到北京来,路费归我负担。”
第二天一早,明光光的太阳刚刚露出红脸,山上的鸟儿嘁嘁喳喳叫得格外欢畅。我正在屋里高高兴兴地烧饭,忽然身后传来了亲切熟悉的声音:“王升萍,食堂停办了没有?”我立即站起转身一看,是少奇同志。我高兴地报告说:“嗯,停了。刘主席!昨天连夜开会,一说刘主席支持解散食堂,用不着动员,没一个有意见的。许多人流着眼泪,不住地鼓着掌,都说刘主席是我们泥巴腿的贴心人,事事都想到我们心上。”少奇同志听后,说,“实事求是嘛,错了就改。”少奇同志看我是用装盐的陶罐烧饭,摇了摇头,自言自语地说了句:“唉,解放十二年了,群众过日子连个锅子都没有。”又朝屋子四周仔细看了看,转了转,痛心地问道:“屋里怎么没得东西?”我连忙解释说:“这两年,‘五风’刮得凶,一会儿要拆房扒墙,一会儿要行动军事化,没多久,我已经搬了八次家。东西再多,也经不起这么闹啊!”
少奇同志若有所思地走到门口,指着对面旧居,诚恳地说:“纪念馆不要办了,把我家的房子,全部腾给乡亲们住。屋子里闲着的那堆木板,都拿去给乡亲们做门窗。王升萍,你先带个头搬进去。至少可以住上十年、二十年,等你们有了房子,房子比这个好了,你们愿意搬再搬。”
从我屋里出来,少奇同志又到了成敬常家。一九五三年进京汇报时,刘主席见过他。不到十年,这个虚岁还不满五十的中年汉子,脸色蜡黄,又干又瘦,象是六、七十岁的老头一样。他正在用陶罐煮野菜,连个油星都没有。少奇同志握着他的手,沉痛地说:“将近四十年没回家了,很想回来看看。回来了,看到乡亲们生活很苦,我们工作没做好,对你们不起,以后会慢慢好起来的。王升萍这件事办得好吧?”
“那可是好!食堂一散,不知救了多少人的命啊!”
“王升萍是个好同志,有些错误不能全怪他,是中央提倡的,象大办食堂,大办水利,大办万头猪场……中央有错误,要向群众承认这个错误。人没有不犯错误的。乡亲们饿了一年,苦了一年,这个教训很深。事不过三嘛,吃了一次苦头,再吃第二次还可以,第三次就不行了!”
说罢,少奇同志提出和大家照个像,送给成敬常一包糖粒子,让他养好身体,还笑着批评他没完成任务,这几年没有写信反映情况。
不知啥时候,群众围了很多。在一片这些年来很少听到的欢声笑语中,少奇同志和王光美同志,依依不舍地和大家挥手告别,沿着弯弯曲曲的泥土小路,绕过池塘,越过山坡,朝赵家冲走去……
〔陈淀国记录整理〕(附图片)
刘少奇同志在林区〔油画〕王德威


第5版()
专栏:

光明与黑暗的大搏斗
——《丙辰清明纪事》序
刘白羽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人民在创造历史过程中,有多少次需要付出鲜血与生命的代价,在历史长河中留下震撼人心的、永不磨灭的英雄的时日。铺砌天安门广场的每一块石头都是最雄辩的证人,经历千秋万代,它都将告诉人们:一九七六年四月,在这里,泪滴凝结着仇恨,鲜血燃烧着怒火,真理与荒谬、正义与邪恶、光明与黑暗,进行了一场大搏斗。中国人民万众一心,前仆后继,以头可断、血可流的宁死不屈的决心,在“四人帮”法西斯恐怖镇压之下,给予“四人帮”这辈丑类以致命的一击。让我们从历史深处考察一下吧!如果没有这些惊心动魄的行为,历史将会黯然失色。但,请想一想,自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共产主义之光照亮广阔前程,多少次搏斗,气壮山河,巴黎公社的悲剧,发出永远唤醒人心的《国际歌》。现在,中国人民又一次站立起来了。当那些“大拇指般的小人物”洋洋自得、狂吠“胜利”的时候,从人民心灵中点燃的火焰,闪现出历史的光彩。对周总理的爱,对“四人帮”的恨,在清冷的早春寒风中,那千万朵洁白的花,宣判了“四人帮”的死刑。当然,人民起来搏斗,这只是一个开端,不过,历史有权这样说:其后一些更伟大的事件,只是这一开端必然的延续和发展。天安门事件又一次证明历史唯物主义论断的正确:新生事物总是在矛盾、曲折中成长、前进的。人民必须开拓道路,用鲜血与生命,扫除垃圾,砍掉荆棘,一直发展到今天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开始新长征这一伟大历史时期的新起点。
让我们回过头来再想一想一九七六年这难忘的历程吧!
一月九日黎明,我冒着凛冽的寒风,从午门向天安门走去,突然一下,天地变色,万物悲咽。我怀中的收音机,发出沉痛的哀乐声……我用整个脊背抵着狂暴的北风,尽量让声音清晰一些,但我听到了什么呀!?我听到周总理逝世的消息……我的血完全凝结住了,我失去控制自己的能力。我的同行者从两边互相扶持,我们一齐肃立在凛冽的寒风中,听着那撕裂人心的哀乐声,天旋地转,痛哭失声。“总理呵!我们怎么能没有您!?”“总理呵!没有您我们怎么办!?”在那些日日夜夜,多少人忧心忡忡,悲恸欲绝,擦不干的眼泪,咽不住的悲声。人们以最大忍耐力在注视着一切,一切在人们心中点起怒火。奸佞在肆其淫威,黑手紧紧伸向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火,从一个人到一万个人,从一万个人到亿万个人。但在“四人帮”淫威之下,这时还是地下的火。正如鲁迅所说:“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朽腐。”是的,就是这样的火,从这个人胸中蔓延到那个人胸中在熠熠发光。这不是泪发的光,这是血发的光。如果泪光可以吹干,血光却无法熄灭,这就是一九七六年从一月至三月的景况。
四月初,又是一个黎明,我又走着同一条路,我忽然看见天安门广场中心,英雄纪念碑正面,出现了巨大花圈。我走到跟前去,曙光正照红花圈,我感到血液在激流,心脏在跃动,我怀着的是悲痛,我感到的是舒畅,这花圈是何等的好啊!它象一份宣言书,字字闪光。又一个苍茫的黄昏,一种强力吸引我向广场走去,这时,纪念碑周围已布满花圈,贴满悼念总理的诗词和讨伐“四人帮”的檄文。当我随着人流转到纪念碑后,我看到一道手电筒光亮注射碑上,我听到一个女青年在朗诵诗文,黑压压人群在屏心静气细听,那声音我一生一世也不能忘记,它既充满悲伤又是那样刚强。我知道,这是战斗的声音,这是火的声音。那以后,我看到青松上如同覆盖一层冰雪,扎满了千万朵白花。一个早晨,我又来到天安门,我看见一排排整齐的行列,高举着花圈,汇成洪流,浩浩荡荡,向广场走去,神情那样肃穆,秩序那样井然。把这一切望在眼中,使我对我们时代的青年产生新的看法,唤起新的觉悟,我认识到他们是我们的希望。
光明与黑暗的搏斗,从天安门广场一直伸展到全国各地,一天比一天勇猛,一天比一天壮烈,人如潮,泪如雨,泪变成呐喊,潮汇成大海。“四人帮”血腥的魔手愈压愈紧,人民的反抗愈来愈强。四月五日,地火突破了地壳,熔岩咆哮而起,展开了血与火的战斗,人民的鲜血洒落在庄严的殿堂面前,阴谋者的枭鸣回荡在人民血泊之上。我静默,我沉思,我得出一个结论:如果说当年在火线上冲锋陷阵者是英雄,今天在天安门广场上赤手空拳搏战者也是英雄,正是他们,在不同的年代里同样以生命和鲜血在创建我们的世界,开辟我们的未来。这样英雄、悲壮的现实,必然在文学艺术上发出灿烂光芒。如果说在熊熊烈火中,千万诗篇成为投枪与匕首,那么人民的行动,怎能不启发作家与诗人的创作心灵;如果说约翰·里德曾经为十月革命写下一部《震撼世界的十日》,那么《丙辰清明纪事》就为天安门前这场大搏斗作了忠实的纪录。四月五日这个日子,在我们历史丰碑上,将用金字镌刻,闪闪发光。我们的难忘的一九七六年,以最巨大的悲痛,得来最大的欢乐,光明终于战胜黑暗,我们的党一举消灭了“四人帮”。《丙辰清明纪事》为这一伟大事件留下了可贵的史料。我相信,它还将为反映这一宏伟历史而必然出现的文学艺术杰作提供可贵的资料,开拓新的创作道路,使“四五”运动这《国际歌》一样震撼人心的斗争,永远让我们后代子孙放声歌唱。
〔编者附记〕《丙辰清明纪事》一书已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由新华书店在全国发行。
本报编辑部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初发起《丙辰清明纪事》征文,目的是为了帮助广大读者进一步了解伟大的“四五”运动,也为了留下珍贵的历史资料。征文得到广大读者热烈支持。到一九七九年十月底止,共收到来自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港澳地区以及海外的应征稿件两千六百余篇。我们从全部应征稿件中挑选了一百四十五篇编辑成书,共五十四万字。作者有亲自参加“四五”运动的工人、学生、干部、解放军干部、战士,也有报纸、刊物的记者、编辑和文艺工作者,包括兄弟民族的同志、驻外人员、港澳同胞和美籍学者。
本书从各个方面、不同角度,真实地、生动地记录了丙辰清明节发生在首都天安门广场、南京、上海、西安、太原、郑州、重庆、合肥、杭州等大中城市和祖国各地的乡村、边区、山寨的波澜壮阔、震撼人心、震惊世界的伟大“四五”运动。作者满怀深情地记述了广大人民群众用花圈、诗歌等各种方式深切悼念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的动人情景,讴歌那些在斗争中冲锋在前的勇士和他们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无情揭露和鞭挞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全国各地“四五”运动中一些重大的事件,书中大体上都有记载。
书中一部分文章已在本报副刊和《战地》增刊发表,大部分文章未发表过。个别稿件转载自地方报刊。值此机会,我们谨向所有投寄征文和照片的同志表示敬意和感谢。


第5版()
专栏:

小白花
——丙辰清明四周年祭
项南
我度过几十个严冬,
我看见过无数次大雪,
都没有给我留下多少记忆。
只有一场大雪,
在我的一生中,
怎么也不会忘记。
这场漫天大雪,
一夜之间,
洒白了整个大地。
这哪里是雪,
是朵朵小白花,
怒开在清明时节。
银花似海,
银花如雪。
低吟声处可以听到惊雷,
悲歌是发自内心的抗议。
小白花,
你成了战士手中最有力的武器。
一朵花,一个心意,
一朵花,一滴眼泪。
小白花,
分担了人们的悲痛,
小白花,
揭穿了人间的鬼蜮。
我读过天方夜谭,
我听过各种传说,
都没有发现过这种奇迹。
天安门前这场大雪,
重新燃起了希望,
春天又回到了大地。
开吧!小白花,
愿你越开越茂,
下吧!漫天的大雪,
愿你越下越密。
历史已经不可逆转,
不管还有多大的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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