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3月28日人民日报 第8版

第8版()
专栏:

星花小集
黄淮
扁担
在强健的肩上扇动,
是一双飞翅翩翩向前;
在软嫩的肩上僵直,
沉重得象一座石头山。
锁头
嘴角上挂着锁头的人,
脑海里的风浪最涌急——
沉默孕育着活跃,
封闭不如开导……


第8版()
专栏:心香一瓣

战士黄新波
华君武
三月六日,接到新波病危的长途电话,我希望他和前几次一样战胜死神,但是电话里说,这次怕没有希望了。次日,我赶到广州,他已经离开大家。在殡仪馆昏暗的灯光下,战斗了五十年的中国卓越的木刻战士象是在熟睡,然而我们再也不会听到他热情的谈话和爽朗的笑声,再也看不到他那有诗意、有哲理的木刻新作了。
新波是一位艺术家,但首先是一位战士,他有极严重的高血压病和心脏病,但是他从来没有在病的面前低头,他不讲养生之道,总是在顽强地工作、战斗。一九七四年我刚从干校回来,听说新波因治疗中出了事故,他的第八神经被损坏了,扶着拐杖,移步都是困难的,但是广州来人告诉我,他在卧室里,床上放着油墨、床对面的小桌上放着木刻板,艰难地来回移动脚步,拓印他的木刻。就是在“四人帮”迫害他的时候,他躲在家里,还刻了许多以鲁迅为题材的新木刻,继续在战斗。
新波对于自己严重的疾病,简直处于一种稚气的态度,他进医院向医生讲条件,要四天以后出院,他喜欢同志和朋友,新波对我说他不喜欢病房那种阴冷的色彩和空气。去年一月,我们到他家乡台山开会,新波被医生严格禁止离开广州,他无可奈何地被留下了;他偷偷地告诉我,他已托香港的友人搞一个小型的氧气罐,以后就可以带着它下去了。新波逝世前不久,他已收到了这个小氧气罐,但是却没有挽救了他的生命。
他不仅仅只是一个艺术家,几十年来一直是美术界的一位组织家,一个好领导人。美术界不论是老同志还是年轻的同志都尊重他,喜欢和他亲近。他杂事很多,并不因为自己做了许多繁杂的组织工作而停止创作,他的最后一幅木刻《冲出温室的玫瑰》就是在春节前夕赶出来的。他也不因为自己是个艺术家而厌恶那些麻烦、有时也会恼火的行政工作。我真怕他那种奋不顾身会更加促成意外。去年十月我叮嘱美协工作的同志要注意对他的保护,他们说新波同志不听话。他关心别人的事胜过对自己的关心,他管的事太多了,甚至机关里买自行车的事也要过问。本来已经感冒多天了,在发病的前一小时,他还和人谈了一小时的工作。
新波对同志、朋友象一团火那样,工农商学兵里都有他的朋友,领导、木匠、司机都是他的朋友。他对同志热诚,无所不谈,有时又象孩子一样执拗,象孩子一样放声大笑;他对人对事有原则,好坏是非,他心里是有数的;他爱同志和朋友,新波到北京来开会,我们也无法拦阻他,他拄着拐杖去看望同志和朋友。大家也爱找他,他的房子里经常不断来人。他病的时候,旁人怕找他的人多了,影响他休息,在门外阻拦着,但是我们的新波同志,却在床上问“谁呀”,客人终于坐到他的病床旁边。
因为他的行动不便,几年前我送了他一根手杖,去年我又送了一根新的,我说虽然送了他第二根,我希望不久就丢掉它,新波也说他会丢掉的。现在新波是丢掉拐杖了,但不是我祝愿的那种丢法,他同时也丢掉了我们大家,我们将永远怀念着可爱的新波同志。
一九八○年三月二十一日,新波逝世十四天写
〔编者附记〕
木刻家黄新波同志于三月七日病逝于广州。《创世纪》是他生前最后的创作之一,连同创作附记均载于今年创刊的《画廊》第一期。新波同志是左联、左翼美联的成员,在版画创作中曾经直接受到过鲁迅先生的多次指导和帮助。他生前曾当选为中共广东省委候补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和广东省美协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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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创世纪》并附记
黄新波 遗作
画家要画理想、幻想,以现实做基础的理想,有科学根据的幻想。文学中有科学幻想小说,为什么不可以有科学幻想画!?
一架飞机,穿过日球。日球,不知有多少万度的热,现在人根本无法接近它。但去金星、木星、土星、月球,已经成为现实,那么,将来肯定日球也是可以上去的。
能上得日球的飞机,是什么个样子,难说,但总该不是现在的那种飞机吧。画中的飞机,是我自行设计的,有点美感的飞机。但这种幻想中的飞机,并非毫无根据。小孩用纸折叠的也能上天的纸飞机,是画中飞机的原型。
因此,画今天的理想、幻想,也就是画明天的现实。但是,把理想、幻想变成现实,却要经过人的意志。
归根结底,我的画赞美人的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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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文牍和“二柳”
田里青
据有文可查,去年我国与国外联系进口柳安木,同时向日本出口东北“水曲柳”。当时水曲柳比柳安木价格贵两三倍,但因地方无权,必须层层上报,几经周折,拖延数月,结果水曲柳价格下跌,柳安木上涨了百分之五十,交易虽成,但坐失时机,做了一笔赔本的买卖。这是对上;对下亦有异曲同工之妙。
一次闲翻旧文,发现一份国务院关于开展春季爱国卫生运动的通知,从时间上来看,正是大好时光三月三,再看县“爱卫会”下文的时间,却成了炎阳似火六月六。为什么中间竟横跨三月之久呢?仔细一看,原来中间有个“套文法”:
省“爱卫会”接到通知,觉得不加个“书帽”对上不文明,对下不具体,便在“红头”文件上加了一个“套文”,转发下来。地市一级四月初接到上级公文加转发,觉得不加几点,说明不了自己吃透精神,于是又照原文照抄几句。县“爱卫会”也按此法再套一层,还有公社一级。这样明明可以一竿子到底的事,光在省、地、县、社机关就磨蹭了近三个月的时间。一份通知,四份“套文”,把时间、内容、对象、任务磨得似是而非了。春天的蛆蛹夏天成蝇,三月鼠子六月即可纵横肆虐,春季除害内容还管用吗?
时间是铁面无私的,决不会因为用于敌人之手走的就快些,用于革命者之手,走的就慢些,从客观实际上来讲,在时间面前不管你立场、观点如何,都是平等的,谁争分夺秒,谁就有主动权。
“二柳”文牍做了赔钱买卖,层层“套文”时机失误,都是机关里人浮于事弊病的结果,如果在机关里免去文牍主义的“套文”法,再减去脱裤子放屁——费两道手的工作法,就会收到良好的效果。那种不负责任的“套文”,实是坏事误国的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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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新书

引导孩子们去探奇
徐民和
在出版界的迎春茶话会上,方毅同志向作家们呼吁:多为孩子们写点书,引导我们的孩子去爱科学,学科学。茶话会后不久,我看到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新出版的长篇小说《云海探奇》。一看内容提要,说是写两个孩子跟随科学考察组进行科学考察的,心里就挺高兴——看来为孩子们写科学题材文学作品的,大有人在。
这本《云海探奇》果有些新奇之处,小说展现了一个新奇而又有趣的科学世界。
小说故事所发生的地方——紫云山,实际上写的就是著名的风景区黄山。云海笼罩中的黄山,本来就秀丽而又神秘,而小兄弟俩,跟着科学考察组去考察的又是生物学上还没有记载过的一种猴子——紫云山短尾猴的生活习惯和生态特征。这就更富有探险意味。小说的一个成功之处,就是以颇为生动的笔墨,描绘了考察历程中,发生在那天然动物园里的许多奇禽异兽的有趣生活。例如,《密林角斗》一章中,那四只斑狗包围一头野猪,最后搏食了野猪的一场酣战;又如,第十章中红嘴蓝鹊轮番俯冲,勇猛啄蛇的搏斗,等等,都写得十分动人心魄。至于小说着重描述的紫云山短尾猴的生活,那就更饶有趣味了。例如,短尾猴在群体生活中,迁徙、寻食、蕃衍,那样严密有序,那样复杂奇特,起码在我这样的大读者,也是闻所未闻的。
当然,小说这些生动的描述,虽然自有它独立的艺术价值——表现了自然界的生动和丰富,诱导孩子们去认识自然界的美,热爱自然界的美,但这毕竟还不是小说的主要目的。它的主要目的还在于:借助这种描绘,去表现科学工作者富有传奇色彩的考察活动,表现他们顽强勇敢、临危机智的科学工作者的独特性格,从而启迪孩子们去热爱科学,献身科学。不过,也正因为小说对科学考察生活的描绘令人着迷、令人神往的魅力,因此就避免了那种可厌的说教,寓教育于趣味之中。
《云海探奇》的“尾声”中,有这么一段话:“长吧,快快长吧!孩子们,我们愿做铺在你们前进道路上的一粒石子,愿做你们攀登科学高峰的人梯中的一级!”我想,这本书的本身,大概也可以看作这梯子中的一级阶梯吧。也许,这正是作者刘先平同志献给孩子们的一点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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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连载

美国点滴
萧乾
九、河上笛手
马克·吐温在《密西西比河上的生涯》里,把这条发源于落基山、注入墨西哥湾的大江比作一本书。“它不是那种读一遍就可以丢开的书,因为每天它都告诉我一个新的故事。”九月十八日的黄昏,我就在河上听到一个耐人寻味的故事。
游艇共两层。开船后,上层甲板坐了不少人:有的倚着船舷对夕阳出神,有的守望着舵轮旋转时溅起的浪花。过一阵,河面秋风渐起,这些从世界各地前来参加衣阿华国际写作中心的作家们就相继到下层甲板上去了。那里,一端是酒吧和冷餐,另一端是舞池。乐队奏得很起劲,兴致高的就纷纷起舞了。
忽然,写作中心的主持人聂华苓站到乐队前面宣布:现在请从纽约赶来的一位青年民族音乐家独奏。接着,这个年在三十左右、颧骨略微隆起、双眼炯炯发光的青年,就向大家鞠了个躬,然后吹起一支欢快活泼的广东曲子。
这时,旁边有人小声向我介绍说,这个青年原是一名中国红卫兵,如今在纽约开出租汽车,吹笛子是他的副业。登时,我的兴趣就从对那曲调的欣赏转到他的经历上了。待他拉完二胡谢了场,一股老报人的本能就驱使我凑近他。攀谈几句之后,我们就溜到空无一人的上甲板了。
他很爽快地告诉我,他原是广州音乐学院的学生。文化大革命掀起后,他出于革命热情,确实当上了红卫兵,后来还被推为一个革命组织的头头。可是六九年的一天,正当派性大为发作的时候,对立面贴出一张大字报,硬说他那当了一辈子木匠的爸爸是“历史反革命”。他明白实际上揪的是他本人。眼看就要来抄家抓人了,他们父子商量了一阵之后,他就决定泅水逃往香港。他在冰冷刺骨的水里凫了五六个钟头,游到岸上的时候已经失去知觉。醒来发现是在拘留所里。释放时,里边有个难友塞给他几张港钞,他就用那钱买了支笛子。不久,居然成了香岛的民族音乐家。几年前,他又随一个香港演出团体来到纽约,并且定居下来。眼下他平时开出租汽车,有时也被请去吹笛子。
“先生,我可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啊,”他紧紧拉住我的手说:“我的爸爸现在还住在台山。中国是我的母亲。我不甘心在外边这么流浪下去。我死也要死在中国的土地上……”
他的肩搐动着,哭湿了我两条手绢。
忽然,我轻轻托了他的下巴问道:“倘若我能带你回去,你跟我走吗?”
这下把他愣住了。他一边抽噎,一边在寻思。过了好一阵子他才摇头对我说:
“不成啊。我正在申请美国籍。联邦调查局已经找我谈过两次话了。等我拿到美国籍,我随时都可以回去。”
“那为什么呢?”我问他。
又沉吟了好一阵子,他才回答说:“我不放心。万一……万一再来一场呢?”
在船靠岸之前,他又吹了一次笛子。吹的大概还是广东曲子。只记得它声调悲凉,如泣如诉,流露出一种烦乱不安的心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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