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瞿秋白同志对中国革命的贡献
陈铁健
瞿秋白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之一，是我党早期的著名政治活动家、思想理论家和文学家。他对中国革命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热情赞颂十月革命
瞿秋白生于一八九九年。那时正是中国社会发生巨大变动的时代。没落的官僚士绅家庭，腐朽黑暗的社会，对瞿秋白的影响很深，使他思想充满了矛盾。五四运动以前，他曾一度躲进个人的小天地，消极避世，研究佛学，试图解开“人生问题”之谜。一九一七年，瞿秋白入北京俄文专修馆读书，开始接受了新思潮的影响。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爆发，他积极投入并参预领导了学生运动，在斗争中，思想大进了一步。五四以后，他与郑振铎等组织进步社团“社会实进社”，编印《新社会》等刊物，宣传反帝反封建的激进民主主义思想，主张依靠人民群众进行社会运动。他提倡“创造新的信仰，新的人生观”。（《社会运动的牺牲者》《新社会》第八号）当时，在新思潮中有许多流派，如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等等。许多人以为那些美妙的幻想就是中国的新生之路。一九二○年一月，瞿秋白指出，“新村”等等不过是“新式理想的‘桃源’”，依靠他们来改造中国是根本行不通的；只有马克思主义的“直接行动”，才是“不可少”的革命道路。（《读〈美利坚的宗教新村运动〉》《新社会》第九号）一九二○年三月以后，瞿秋白参加了李大钊领导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活动，积极地研究科学社会主义，逐步由激进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
一九二○年十月，瞿秋白动身到苏俄去。他是十月革命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中最早到那里进行实地考察学习的人。他在留居苏俄期间，于一九二二年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曾出席过在苏俄召开的远东民族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第三、四次代表大会，会见过列宁。他还在东方大学中国班担任过助教和翻译。刘少奇、任弼时等同志都在这个班学习。两年中，瞿秋白写了十六万字左右的通讯报道，寄回国内报刊发表，后来汇编为《饿乡纪程》、《赤都心史》两部文集。在这些报道中，瞿秋白以充沛的革命激情，歌颂了新生的俄国，歌颂了列宁、苏俄政府、红军和工农群众。他在热情赞颂十月革命的同时，还以唯物主义的态度，如实地介绍了苏俄革命初期创业的艰难和不可避免的弊病，同时又指出在布尔什维克党的正确领导下，这个国家必将走向光明。他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具体地分析了俄国社会各阶级、阶层对于革命和苏俄政府的态度。他告诉中国人民：十月革命固然伟大，但它不会在一个早晨就使俄国变成极乐世界。走俄国人的路，在达到光辉顶点之前需要艰苦奋斗，探索前进；否则，不免流为空想。这些见解，在一个二十岁刚刚出头的青年革命者来说，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瞿秋白是继李大钊之后在中国早期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杰出的代表。他的许多文章成为指导二、三十年代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认识十月革命、认识社会主义俄国、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可缺少的教科书。这一笔宝贵的遗产，即使今天读来，也会给我们许多启示和教益。维护革命统一战线
一九二三年一月，瞿秋白回国后，即积极从事建立统一战线的工作。六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委托瞿秋白起草了党的纲领草案，确定了同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大会上，瞿秋白和其他同志一起坚持了正确意见，批评了右的和“左”的错误主张，大会通过了同国民党合作的决议。会后，瞿秋白和李大钊、林祖涵等曾与孙中山会商两党合作问题。一九二四年一月瞿秋白出席了国民党“一大”，并且根据党的决定，参预了大会宣言的翻译和修改的工作。
瞿秋白在“三大”当选为中央委员。此后，他便正式参加了党中央的领导工作。他先后编辑、主编了党中央机关刊物《新青年》、《向导》和《前锋》，并在这些刊物上发表了大量的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论述中国革命问题的论文、译著。一九二三年夏，我党最早的一所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上海大学创办，瞿秋白任该校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主讲社会科学概论，系统地讲授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党培养了大批干部。
国共两党的合作推动了全国革命运动，国民党内的右派分子制造事端，进行破坏。一九二四年十月，瞿秋白组织领导了上海反对国民党右派反革命暴行的斗争，因此遭到上海反动当局的通缉，被迫转入地下活动。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期间，瞿秋白同刘少奇、蔡和森、李立三等同志在上海领导了这次斗争。他除了担任党中央的工作以外，还亲自主持了我党的第一张日报——《热血日报》的编辑工作，亲自写社论，编新闻。他在社论中坚持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揭露帝国主义和军阀的罪行，批判了资产阶级的妥协动摇，号召工人阶级掌握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分清敌友，采用正确的策略，争取反帝斗争的彻底胜利。
随着革命斗争的深入发展，国民党右派的破坏活动急剧增长，统一战线内部的斗争日益尖锐起来。代表大地主、大买办阶级利益的“西山会议派”于一九二五年底，公开从国民党中分裂出去，明目张胆地进行反苏反共活动。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代表着民族资产阶级的右翼，表面上打着革命旗帜，暗地里与大地主、大买办阶级勾结，阴谋篡夺革命领导权。新右派的理论代表是“戴季陶主义”。这是一种企图掩盖阶级斗争的现实，主张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反动学说。它宣传阶级调和，反对阶级斗争，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要求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以破坏革命统一战线，阻止革命运动的发展。针对戴季陶的反动理论，瞿秋白于一九二五年八月写了《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揭露了戴季陶主义的反动实质，指出它的罪恶企图，并给以有力的批驳。瞿秋白指出：戴季陶主义“侧重资产阶级的利益，讲‘中庸’，‘调和’‘统一’而反对阶级斗争，其结果是为买办阶级的力量所利用，完全到右派及帝国主义一方面去”。此外，瞿秋白还同国家主义派以及形形色色的反动或改良的思想理论代表人物如梁启超、张君劢、胡适、曾琦、左舜生、李璜等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捍卫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人民革命的思想、理论、方针和路线。
一九二七年三月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是工人武装起义史上的成功范例，也是我党正确运用革命统一战线策略的良好结果。瞿秋白参预领导了这次起义。他在第二次起义失败后，总结起义的经验和教训，起草了《上海二月二十二日暴动后之政策及工作计划意见书》，提交中央特别会议讨论。起义进程表明，这个意见书是正确的。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指挥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迅速取得起义的胜利，写下了中国革命史上的光辉一页。反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瞿秋白是党内正确路线的代表者之一。他比较早地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关于工人阶级，一九二三年六月，瞿秋白就在为党的“三大”起草的党纲草案中指出，“无产阶级是唯一的最现实的最先进的最彻底的力量”。同年九月，他又指出，中国无产阶级能“彻底革命”、“彻底的扫尽旧统治阶级”，“在国民革命的过程中因此日益取得重要的地位，以至于指导权”。（《自民治主义至社会主义》《新青年》季刊第二期）到一九二五年，则进一步指出工人阶级“已经自觉地来参加民族革命，而且要做这革命中之领袖阶级”。（《五四纪念与民族革命运动》《向导》第一一三期）关于农民、小资产阶级，瞿秋白指出他们是工人阶级的可靠的同盟军。只有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引导农民参加革命，中国革命才能成功。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大多数是倾向于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在革命中“时而从中取利，时而背叛平民与帝国主义军阀妥协”，（《北京屠杀与国民革命的前途》《新青年》不定期刊第四期）因而不能领导革命，在一定条件下还会破坏革命，使革命半途而废。到一九二六年，瞿秋白通过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基本上形成了一个关于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以五四运动为标志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工人阶级是革命的领袖阶级，工农劳苦民众是革命的主力军，民族资产阶级具有革命和妥协的两面性，不能担负革命的领导责任，工人阶级要从资产阶级手中争夺领导权，使国民革命获得成功。
在革命运动胜利发展的时候，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严重地危害了党对革命的领导，极大地阻碍了革命的深入发展。这时，瞿秋白同陈独秀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一九二七年二月，他写了著名的小册子《中国革命之争论问题——第三国际还是第零国际？》，并在同年四月召开的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分发给全体代表。他旗帜鲜明地指出：“我们的党是有病”，“第一种病，便是讳疾忌医”。当时，陈独秀在党内推行家长制的统治，压制正确意见。对此，瞿秋白说：“我要做一个布尔什维克，我将服从真正列宁主义的纪律，我可不怕皇帝制度的斩首。”在这本小册子里，他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并向全党同志大声疾呼：“革命时机紧迫”，“必须赶快施手术”，“否则，第三国际不能容纳如此之孟塞维克病的共产党……我们只好准备加入第零国际吧！”
在《中国革命之争论问题》中，瞿秋白批评了陈独秀、彭述之在革命领导权问题上的错误。他指出，工人阶级要与民族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而不是“天然”就有领导权。彭述之否定民族资产阶级的存在，鼓吹工人阶级是“天然领导”者，实际上等于把革命领导权让给了资产阶级。
在《中国革命之争论问题》中，瞿秋白指出，“中国革命的中枢是农民革命”。他批评了陈独秀、彭述之从“三大”以来在农民问题上的错误理论和政策，热情地支持蓬勃兴起的农民革命运动。特别应当指出，瞿秋白对农民问题十分重视。早在一九二三年他就曾在“三大”党纲中写道：“不得农民参加，革命不能成功”。一九二六年在广州的一次讲演中他说，“国民革命成败的关键在于能否解决农民土地问题，谁能解决此问题，才能领导中国革命”。他对彭湃同志在广东、毛泽东同志在湖南领导的农民运动予以高度的评价。一九二七年春，当毛泽东所写的长沙通信（即《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遭到陈独秀、彭述之的压制不予刊登时，瞿秋白毫不犹豫地支持毛泽东，亲自为此书写序，并把考察报告交由武汉长江书局出版单行本。
一九二七年七月，武汉国民政府中的汪精卫集团公开叛变前夕，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党中央召开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由瞿秋白接替陈独秀负责中央工作。临时中央的其他成员有周恩来、张国焘、李立三、李维汉、蔡和森、张太雷等。汪精卫公开叛变后，临时中央决定在江西的九江、南昌一带发动军事暴动，即后来的八一南昌起义；决定在湖南、湖北、广东、江西四省发动秋收暴动；决定召开一次中央紧急会议，以确定新的方针。中央紧急会议于八月七日在瞿秋白主持下于汉口召开。瞿秋白代表临时中央常委作了关于未来工作方针的报告，指出要建立革命军队，以武装斗争反抗国民党，发动农民暴动，实行土地革命，由我党独立地领导工农阶级斗争，领导国民革命。会议通过了《告全党党员书》和有关决议案。“八七”会议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坚决地纠正了和结束了陈独秀的投降主义，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在党的历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从事文学革命活动
瞿秋白多才多艺，自幼嗜爱文学。他的文学革命活动集中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三年。当时，他遭受王明的打击，被开除出中央政治局。但他并没有离开革命，他在养病期间，同鲁迅一起领导了“左联”的工作，进行了革命的文化斗争，著译了约有一百万字的作品，对中国无产阶级文学事业作出了伟大的贡献。
在上海三年，瞿秋白以马列主义为武器，参加了文艺战线上的阶级斗争。他同鲁迅及其他革命作家一道，对所谓“自由人”的胡秋原，所谓“第三种人”的苏汶，所谓“民族主义文学”，所谓“新月派”以及文化买办胡适等，展开猛烈的批判，捍卫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阶级性和党性原则，击退了资产阶级反动文人对无产阶级文学的进攻。
一九三二年前后，瞿秋白倡导了一次关于大众文艺问题的论辩，他写了一系列文章，反复阐述了大众文艺的基本理论问题。他提出“文艺革命的路线是革命文艺的大众化”，“是在于发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文艺革命和文学革命”。（《论大众文艺》《瞿秋白文集》第三卷）他把大众文艺运动提到无产阶级在文艺战线上争取领导权的高度，指出文艺战线的斗争是总的政治斗争的一部分。为了创造出真正的革命的大众文艺，瞿秋白提出，文学家应当深入生活，“向着大众去学习”，同群众一起奋斗，用大众的活的语言和大众喜爱的形式来写作品，包括用旧形式写出具有新内容的作品。瞿秋白关于文艺革命问题的论述，代表了三十年代文艺革命的正确方向。他自己写的一些山歌、小调等大众化的作品，在当时的上海曾广为流传。他到达中央苏区后，担任中华苏维埃工农民主政府人民教育委员，在他的指导下，群众艺术活动蓬勃发展。
为了澄清革命文艺队伍中文艺思想的混乱，并向敌人进行战斗，瞿秋白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以及普列汉诺夫的文艺理论，翻译和介绍了苏联作家的文学作品。
瞿秋白写了不少思想性、战斗性和艺术性俱佳的杂文，尖锐地揭露了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闲和帮凶们，鼓舞广大群众的革命意志和战斗精神。
瞿秋白还写了一些关于文艺批评的文章，对鲁迅、茅盾和其他一些作家的作品都有深刻的研究和精辟的分析。他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中，科学地评价了鲁迅的生活道路与创作思想，肯定了他的杂文的战斗作用，给鲁迅以极大的支持。
在上海三年的斗争中，瞿秋白同鲁迅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瞿秋白牺牲以后，鲁迅抱病编辑他的遗文，出版了《海上述林》。鲁迅悲愤地说：“人给杀掉了，作品是不能给杀掉的，也是杀不掉的！”
瞿秋白一生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但他的思想和活动都不免留下了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历史的局限和烙痕。他曾经在一九二七年冬至一九二八年春犯过“左”倾盲动主义错误，给革命造成了损失。瞿秋白就义前，在狱中写的《多余的话》，从解剖自己出发，抒发了内心的种种矛盾，也流露了消沉的情绪。但是，瞿秋白最后是高唱《国际歌》，呼喊“共产主义万岁”的口号，视死如归，英勇就义的。瞿秋白对中国革命的历史功绩是不可抹杀的，他的革命业绩和文化遗产将长留青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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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日本佛教研究活跃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主要盛行于亚洲，特别是南亚和东南亚各国，据不完全统计，世界上现有佛教信徒约二亿四千万人。佛教的经典较多，并且在一些国家人民的政治、思想和生活中有较大的影响，因此对佛教的研究目前在世界各国都比较注意。现在日本有佛教学会和研究会五十四个，著名佛教大学十二所，公开出版的佛教报纸三种，佛教研究刊物二十四种。全国性的佛教研究组织，其中规模最大的是日本印度学佛教学会和日本佛教学会。其他还有日本宗教学会、佛教史学会、佛教文学研究会等。这些学会和研究会，经常举办学术大会，发表研究成果，出版各种不同的学会杂志和机关杂志。
（摘自《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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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美英学者研究我国阶级变化情况
据外刊介绍，英国伦敦大学非洲与东方学院下属现代中国研究所，同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合作，定于今年七月在英国伯克郡举行“中国社会中的阶级和社会阶层”讨论会。讨论会的目的是“把中国的阶级和社会阶层的问题置于更广泛的社会学范围内进行研究”。自一九七三年以来，西方学者曾到中国进行过若干城乡社会调查，这些调查报告将成为这些会议讨论的基础。
大会讨论的题目中包括：一、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念，中国解放初期与现在比较，有什么变化？在今日中国，“阶级”的政治、经济、思想上含义是什么？二、三十年来，由于教育、工作职务、通婚、经济状况等方面的变化，产生了哪些新的阶级分化？对今日中国阶级结构起了什么作用？三、今天中国的阶级结构与其他国家（例如英国被认为是阶级社会）比较如何认识？等等。 （摘自《国外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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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国外学术动态
法国学者研究中国问题
据悉，法国社会科学界的中国问题研究者正研究三个重要题目：第一个题目是关于中国革命史，其中相当一部分是研究中共党史。一个重要内容，是研究在中国革命运动初期，中国革命者同国际革命活动的联系。研究者们收集整理了有关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国留法学生在法期间从事革命运动的历史资料。第二个题目，是关于中国的农村和革命运动的关系，特别是人口发展、生产发展和革命之间的关系。他们还试图研究二十世纪以来有关农民的生活水平，特别是革命中农民的生活水平。第三个题目，是一九四九年以前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中国农业的情况。
（摘自《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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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论文摘要
论平均主义的功过与农民战争的成败
《历史研究》今年第一期，发表了董楚平同志的《论平均主义的功过与农民战争的成败》一文。
文章指出，平均主义在农民战争的准备阶段和爆发阶段，起过很大的动员组织作用。但是，它不是夺取政权、最后打定天下的思想武器。随着革命的深入发展，平均主义越来越成为累赘。中国历史上没有一次农民起义，能以平均主义作思想武器而取得胜利的。
在二千多年的农民战争史上，太平天国的平均主义发展到最高水平。从金田起义，特别是永安突围以后，到定都天京，革命形势发展之迅猛，不仅超出清政府的意料之外，而且也是洪秀全等始料不及的。究其原因，不能不归功于“天国”理想的宣传和在太平军内部的严格实行。但是，平均主义思想制度的作用是不可能持久的。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大搞平均主义，把太平军内部的圣库制、供给制、男女别营制等，推广到全社会。洪秀全等人无视经济规律，迷信行政权力，结果受到经济规律的惩罚：经济繁荣的南京城，一下子就变成了萧森冷清的大兵营；大量手工业工人逃亡，生产锐减；数千
“机匠”（无产阶级的前身）暗通清军，策划叛乱。人民理想中的“天国”，遭到人民的反对。
一八五三年四月以后，太平军收复上游，安徽广大地区人民“抗命”，反对太平天国的公有政策。洪秀全派石达开到安庆“安民”，石达开的思想作风比较现实，“不甚理会俚教邪说”，来到安庆以后，“将真圣主官制礼文多更改焉”，“银漕悉依旧制”，“照旧交粮纳税”。另一方面，“于乡里之豪暴者抑制之，无告者赈恤之”。结果“军用裕而百姓安之，颂声大起”。石达开在上游的措施曾经被后人斥为“封建复辟”，但可以肯定地说，没有这些措施，就没有太平军西征的胜利。曾国藩不怕你搞平均主义，就怕你搞封建主义。总之，当革命初起，平均主义用来对付旧的封建统治秩序，它有“破”的功用，可以得到人民的拥护；当革命进入高潮，平均主义用于人民内部，解决社会生产时，它就比封建主义为害更甚。
文章指出，今天，大家对王仙芝以“平均”，黄巢以“均平”相号召，对李自成的“均田”“免粮”口号，鉴赏不已，对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更是捧上了天，却很少说到这种平均主义思想怎样把这三次大规模革命运动引向失败。尤为令人感到惊讶的是，在全部农民革命领袖中，我们往往把李自成看作是最杰出的代表，而把朱元璋当作农民革命队伍里的败类的典型。朱元璋统一中国以后，从农民革命领袖完全变为地主阶级的代表，这是阶级本质的转化。对封建社会里的农民革命领袖来说，这种转化是合乎规律的正常现象。但在一些人们看来，朱元璋似乎不应该建立根据地，而应该象李自成那样进行流寇式的作战；他似乎不应该那么重视生产，大力组织生产，建立正常的财政制度，而应该象李自成那样老是在搞“劫富济贫”，“追赃助饷”。我们评价农民革命领袖，不能以平均主义口号为最高标准，谁的平均主义调子最高，谁就是最杰出，而应该以实践后果，对社会发展的实际贡献为主要依据，谁的贡献大，谁的评价就要高。
文章认为，既然平均主义危害那么大，对农民战争造成那么大的破坏作用，革命导师又经常批判平均主义的反动性，那为什么还会在我国史学界大走红运，被捧为评价农民战争的最高标准呢？有四个原因。一是左倾思潮作祟。一个时期以来，尤其是四害横行期间，我们对现实、对历史，都有一个脱离实际的过激倾向。思想务求其左，调子务求其高，而不问客观条件如何。平均主义是极左的狂热，符合我们的口味；二是我们习惯于拿先验的思想作为判别是非的尺度，而不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因此，评价农民战争注重于口号、理论，而忽视其实践后果；三是缺乏政治民主与学术自由。长期以来，我们对农民战争一味护短、拔高，谨小慎微，生怕被扣上“污蔑劳动人民”，“污蔑革命”的政治帽子。我们对平均主义的无原则的吹捧，实在也有这种政治方面的苦衷；四是小生产的习惯势力在作怪。这是主要的，根本的。斯大林说：“平均主义的根源是个体农民的思想方式，是平分一切财富的心理，是原始的农民‘共产主义’的心理”。我国有二千多年以小生产为基础的封建社会历史，到解放前夕，中国还是一片小生产的汪洋大海。直到今天，许多部门还没有根本改变以手工劳动为主的小生产状态。这种历史传统和现实状态，使平均主义思想在我国有深厚的土壤和广泛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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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阿拉伯通史》出版
美国希提教授著、我国已故马坚教授翻译的《阿拉伯通史》，最近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作者希提生于黎巴嫩，入美国籍，毕生从事近东的语言、历史、政治等方面的研究工作，是一位著名的东方学家。《阿拉伯通史》是他的主要著作之一，成书于一九三七年，到一九七○年已出到第十版。全书六编五十二章，马坚教授从五七年开始，花了九年时间，全部译完，译本分上下两册。上册从早期的阿拉伯人讲起，主要叙述了伊斯兰教的兴起，阿拉伯国家的诞生，阿拉伯帝国的兴衰，阿拉伯人在文化科学上的成就。下册讲述阿拉伯人在欧洲建立的国家，其他穆斯林国家，奥斯曼帝国，并简述了本世纪阿拉伯国家发展的情况及其在科学文化上的成就对西方产生的影响。史料丰富，脉络清楚。书中有关蒙古人的记载，对于研究我国历史还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汪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