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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泰国军方说越军在柬埔寨正进行化学战
提醒边境地区人民预防外国军队使用毒气
据新华社曼谷三月二十六日电 泰国陆军提醒居住在泰柬边界附近的政府机构和平民，注意预防在柬埔寨的外国军队使用毒气和毒性化学药粉。此间观察家认为，这是泰国第一次公开谈到这个问题。它表明，泰国军方相信，在柬埔寨正进行着化学战。
据报道，设在巴真府的泰军前线指挥部已经通知这个府的一切政府机构，让人民了解毒气和毒性化学药粉的危险。
指挥部说，由于有报告说越南和韩桑林军队向柬埔寨抵抗部队发射毒气弹，因此当战斗接近泰国边界时，毒气弹有可能落到泰国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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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简明新闻
简明新闻
泰政府决定降低部分燃料油价格
泰国政府最近决定把柴油、煤油和煤气的价格分别降低百分之十一点五到十五。
二月九日，上届政府曾宣布将各种燃料油价格分别提高了百分之三十到五十。
泰国总理府发布的公告说，政府决定降低与生产和群众生活关系密切的部分燃料油和煤气的价格，是为了减轻因油价上涨给农民和收入低微的城市居民所带来的困苦。
可可生产者联盟首脑会议闭幕
三月二十五日在象牙海岸亚穆苏克罗闭幕的可可生产者联盟第一次首脑会议一致同意确定可可的最低价格，以制止国际市场上的投机倒把。
这次会议是最近在伦敦举行的为制定一项新的国际可可协定的谈判破裂后举行的。在那次会议上，生产国和消费国未能就生产国提出的每磅最低价格为一点二○美元达成协议。
南非军用飞机又袭击赞比亚
赞比亚政府发言人二十四日宣布，南非两架军用喷气机和两架直升飞机三月二十二日下午对赞比亚西方省塞南加附近赞比西河上的浮艇进行扫射，打坏了浮艇的两个发动机。
这是今年以来南非在追击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自由战士的借口下，对赞比亚西部发动的第四次袭击。
法国进行地下核试验
新西兰政府二十五日宣布，法国于二十四日在太平洋的穆鲁罗瓦岛进行了一次地下核试验。这次核爆炸的当量约为五万吨梯恩梯。同往常一样，到目前为止，法国官方对这次试验既没有证实，也没有否认。
意要求推迟召开共同体首脑会议
意大利于三月二十四日要求推迟原定在三月三十一日和四月一日在布鲁塞尔举行的欧洲共同体首脑会议。
意大利是今年上半年欧洲共同体部长理事会执行主席。意大利科西加政府于三月十九日辞职后，由于科西加总理忙于组阁活动，没有足够的时间为这次欧洲共同体首脑会议作准备。据报道，法国、英国和西德已表示同意推迟召开这次首脑会议。
欧洲九国农民示威要求农产品提价
数千名来自欧洲经济共同体九国的农民二十五日下午在斯特拉斯堡的欧洲宫前举行示威，要求提高农产品提价的幅度。示威农民要求把下一年度农产品价格平均提高到百分之七点九，并反对对生产过剩的牛奶征收高税。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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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萨达特坚持巴勒斯坦自治谈判最后期限
指出贝京应对自治谈判面临的障碍负责
据新华社开罗三月二十三日电 据以色列电台三月二十二日广播，埃及总统在给以色列总理贝京的信件中重申，他认为今年五月二十六日是完成关于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建立巴勒斯坦自治的谈判的最后期限，并且警告以色列要对谈判的失败负责，也要对由此而产生的严重后果负责。
萨达特这封信是在三月二十日交给以色列驻埃及大使的。
《埃及新闻报》今天发表社论指出：“这是萨达特总统在八天内（向以色列）发出的第三次警告，也是最直接的一次警告。”
据新华社开罗电 埃及总统萨达特三月二十日对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电视网记者发表谈话说，以色列总理贝京应该对巴勒斯坦自治问题谈判所面临的障碍负责。
据报道，萨达特在宣布接受美国总统卡特发出的访问华盛顿的邀请之前，对以色列《晚报》记者说，他已同卡特总统就下次埃、美、以三方最高级会谈中应该采取的一些明确的步骤达成了协议。
他说，他和贝京必须在这次会谈中提出新的见解，以便使这次会谈能够取得实在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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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在中国的经历
〔美国〕安娜·路易斯·斯特朗
编者按：今年三月二十九日，是美国进步记者和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逝世十周年。
斯特朗生于一八八五年。本文是她八十岁时为她的一本文集写的自序。斯特朗在这篇自传性的文章中，扼要地记叙了自己在美国、苏联和中国的一生的经历。她早期在美国从事进步文化工作，后来为了追求真理和光明，前往十月革命以后的苏联。从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七○年期间，斯特朗曾六次访问中国，并且在中国度过了她最后的晚年。斯特朗热爱中国，对中国人民怀着真挚的感情和希望，对中国人民的领袖怀着无比的敬仰。在这篇文章中，她以朴实的文字，叙述了她在中国的经历。为了纪念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使读者了解她的生平，本报摘译发表这篇自序中有关中国的部分。插题是编者所加。
初到中国
一九二五年，我第一次来到中国。那时，我已四十岁，正好过了前半生。我一生六次访问中国。访问的时间都选择在发生某些重大而明显的革命变化的时期。一九二五年的中国，军阀割据，南方则出现了变革的迹象。孙中山在广州已成立了一个国共合作的新政府。正当省港大罢工时，我访问了这个政府。
两年之后，即在一九二七年，我从上海顺长江而上，到武汉去拜访那里的革命政府。我停留在武汉，直到那个政府不再革命，并开始镇压工农的时候。我随同鲍罗廷（孙中山先生的顾问——译者注）和其他撤回去的俄国顾问，乘汽车穿过中国的西北和蒙古沙漠，回到了莫斯科。我在武汉时也曾去南方的湖南旅行，那里的革命由于最为“赤化”而遭到了镇压。甚至革命的敌人也在谈论革命的事迹，这证明中国工农中兴起的新生力量的强大。
这头两次访问，为我的《千千万万中国人民》一书，提供了写作材料，那本书主要写的是武汉和湖南革命。
革命的武汉政府垮台后，我十年没有再回中国。我对南京蒋介石政府没有兴趣，那个政府只不过是中国军阀政权的翻版。中国的“苏区”在江西和中国的其他一些地方出现了，但是一个外国人是不可能到那里去访问的。以后是中国红军开始了长征。这个转移震动了全中国，并把共产党带到了全民抗日的最前线。
一九三七年底，我再一次到了中国武汉。在一种临时安排之下，我坐了山西军阀阎锡山的专车，从武汉到了著名的八路军总部。那里的共产党军队，在朱德总司令领导之下，已经在制订现在所说的“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他们正在取胜，因为他们得到了一向仇恨丘八老爷的农民的全力支持。共产党使农民看到了一种新型的兵士，他们从不奸淫抢劫，而是尊敬农民，帮助农民收割庄稼，而且特别是还教育人民，使农民相信自己的力量，教他们怎样进行战斗以争取胜利。
国共合作的好景并不长。国民党的将军们，害怕共产党由于组织农民抗日成功而在北方取得的威望，开始从后方攻打共产党的部队。很多蒋介石的北方将领投降日本，变成日本的傀儡来打共产党。这种作法得到了重庆的宽容，他们把这叫作“曲线救国”。
报道真相
一九四○年底，我本想从莫斯科回美国去，可是希特勒已封锁了所有通过欧洲的交通线，我就乘飞机从阿拉木图飞到重庆。我同周恩来谈了话，一九三八年我在汉口曾第一次同他会过面。他在重庆时是八路军的代表。
这时我得知在华北和华东，共产党已有了五十万人的军队。往北，他们和东北义勇军取得了联系，切断了北京周围的铁路，并在城里张贴标语；往东，他们到达了山东沿海。这种“控制不住的扩张”，即使打击了日本人，却使国民党的将军们非常恼火。从一九三九年起，华北和华东的许多国民党将领，就一直在攻打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甚至向日本飞机发信号，暴露他们的驻地。周恩来把这些事件给我作了很长的说明。他要求我在接到他的通知之后再公开这些情况。
一九四一年一月，我乘船将要到达旧金山时，蒋介石向新四军的后卫部队和医院发动了那次臭名昭著的屠杀（即皖南事变——译者注）。在纽约，我接到了通知：“发表你所知道的情况”。这个通知还附来一个文件，那是中国共产党重组新四军的正式命令，指示继续打击日本人，同时防范后方的亲日派汉奸。（编者按：当时国民党封锁皖南事变真相，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是第一个向西方透露事实的外国记者。）
我在纽约各报大字标题的新闻中，发表了蒋介石不再统治着一个统一的中国，也不再指挥着一个统一的军队的事实真相。我还在《美亚》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更详细的报道。那些与美国政府关系比我更密切的人——美国国务院的“中国专家”和指挥美国对华援助的史迪威将军，也向华盛顿报告说，蒋介石不是可以信赖的抗日盟友。但是史迪威将军却在蒋介石的要求之下被召回了，“中国专家”后来也被麦卡锡赶下了台。
访问解放区
日本战败后，一九四六年六月，我第五次来中国旅行，我乘着没有座位、改装过的美国军用飞机，从旧金山飞往上海。蒋介石正在公开对中共作战，但是没有什么进展。马歇尔将军企图用调停的手法把共产党排挤出他们从日本人手里解放出来的土地。
所谓“军调部”，由美国人担任主席，国民党和共产党各派相等数目的代表参加。当时，任何拥有记者证的新闻记者，都可以到中国内战中一切有争议的地方去旅行，而且是免费旅行。我马上决定这种情况延续多久，我就停留多久，共产党解放区能访问多少，我就访问多少。
后来我乘飞机在那些解放区旅行了九个月，在延安住了好几个月。
我把关于解放区的政府、经济、战略和生活各方面的卓有成效的政策的描述，写入了我的《中国人征服中国》一书。
我是在一九四七年初乘最后几架美国飞机中的一架离开延安的。“你必须马上离开这里，否则你会走不了。”毛泽东当时对我说：“你不能去我们将要去的地方，但是你已经得到了关于我们的全部材料。等到我们再同世界联系时，你可以回来。”他认为，这“大约在两年之内”可以实现。
当我离开延安时，我明白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才是我愿意度过后半生的地方。这主要是因为在延安讨论各种问题当中，我感觉到自己的心胸在不断开阔。
重返故地
一九四八年九月，我开始动身回到中国来，并以为可能是永远回来了。但是却走了十年才走到！
阻挡我来的第一件事是在莫斯科等待去中国东北的出境签证一直等了五个月还没有等到。在这以后，俄国人把我当作“间谍”抓了起来，并通过波兰把我赶回美国。在这以后的六年当中，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地方的共产党员愿意同我谈话。一九五五年莫斯科宣告我无罪，说是对我的控告“没有根据”，我才重新再同中国联系，并再一次得到邀请。但是这时美国国务院拒绝发给我护照。仅仅为了离开美国，我就进行了三年的合法斗争。一九五八年八月，我终于到达了北京，为了要到北京，我早在十年前就已出发了。
我找到了为此而来的工作：那就是为我的美国同胞们来写中国革命，同时也是为世界其他各地对此有兴趣的任何人们而写中国革命。看来，这样的人越来越多了，因为我现在出版《中国通讯》，用六种文字寄发到比我所能看得到的更多的国家，寄给比我认识的更多得多的人们。
当我向我的中国朋友们提出想留在北京时，我是这样说的：“我认为中国人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懂得人类应走的道路。我希望学习和写作。”我现在还在学习和写作，并且希望继续学习和写作下去。
（陈德年摘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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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贝京政府悍然决定在哈利勒建立宗教学校
约旦河西岸城镇总罢工表示强烈抗议
综合新华社消息 以色列贝京政府二十三日决定在约旦河西岸阿拉伯人聚居的第二大城镇哈利勒城建立两所研究宗教的学校。这一决定在阿拉伯世界引起强烈反对。
以色列内阁表决这一决定时是以八票对六票通过的。副总理伊加尔·亚丁和西哈姆·埃利赫以及国防部长魏茨曼等投票反对。
贝京集团作出关于在哈利勒市建立犹太人的学校的决定，是由于它在那里建立犹太人定居点的计划受挫，因此企图以建立犹太人学校来安抚极右分子。这个决定的实施，将是以色列占领西岸十三年来第一次把犹太人移入人口稠密的阿拉伯地区。
在贝京集团作出这一决定的第二天，哈利勒市爆发了示威，抗议以色列当局的这一决定。哈利勒市市长法赫德·卡瓦斯梅在一次集会上说，“我们将竭尽我们的一切力量”来抵制这一决定。
二十五日约旦河西岸许多城市举行二十四小时总罢工。哈利勒、纳布卢斯、拉马拉、伯利恒和哈勒胡勒这些城市的所有商店和学校都关了门。一些公共交通运输也停止活动。
埃及外交部发言人在贝京集团作出决定的当天，强烈抗议以色列当局的这一决定，认为它违背联合国宪章和决议以及戴维营协议。
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二十四日也对以色列当局决定在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开办犹太人学校表示深为关切。他说，这个决定将会严重地阻碍在中东寻求全面、公正和持久和平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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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印度政府决定
给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办事处以外交地位
新华社北京三月二十六日电新德里消息：印度外交部长拉奥今天在议会说：
“印度政府已决定给予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驻新德里办事处以完全的外交地位。”
他还宣布，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导人阿拉法特应印度总理英·甘地的邀请将于三月二十八日到印度进行为期两天的访问。
巴勒斯坦组织在新德里的办事处是一九七五年建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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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巴勒斯坦武装力量在黎南部击退以侵略军
据新华社贝鲁特三月二十五日电 据巴勒斯坦通讯社报道，黎巴嫩南部的巴勒斯坦武装力量三月二十四日晚上击退了企图在蒂尔南面海岸登陆的以色列军队。当时，几艘以色列海军船只驶近黎巴嫩南部海岸。船上的以色列军队企图登陆袭击那里的拉希迪耶巴勒斯坦难民营。这是从去年八月以来以色列军队第一次企图在黎巴嫩南部海岸登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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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柬经济财政部发表声明揭露
越伪滥发货币掠夺柬埔寨人民
据新华社北京三月二十六日电 民主柬埔寨电台今天广播的政府经济财政部的一项声明指出，金边伪政权发行货币，是越南当局为掠夺柬埔寨人民的财物而玩弄的一个手段。
河内和金边的宣传机构最近报道说，柬埔寨越占区从三月二十日起发行一种货币“瑞尔”。
越南军队入侵柬埔寨以后，大批越南货币随之流入越军占领区。
据报道，在金边等城镇地区，越南货币是交易的主要支付手段。
民主柬埔寨政府经济财政部的声明号召敌占区人民抵制越伪发行的货币。
民主柬埔寨政府经济财政部的声明说，民主柬埔寨政府在适当时候将发行货币，以促进民族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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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难民继续大量外流
据新华社北京三月二十六日电 据西方通讯社报道，最近又有大批越南难民外流。
美联社三月二十五日援引马来西亚政府发言人的话报道，一百九十一名越南难民三月二十一日在吉隆坡东北的海滩登陆。
路透社三月二十四日报道，泰国警方说，一百七十四名越南难民分乘两只船，在二十三日晚间到达泰国南部沿海的北大年。
越南当局面对世界舆论的严厉谴责，去年七月曾经在日内瓦难民问题国际会议上保证，在“适当的一段时间内”尽力制止“非法离境”。以后，越南外长阮基石又进一步说要“永远”停止难民从海上外流。但是，越南难民外流始终不断。联合国难民高级专员哈特林二月间说，目前到达东南亚地区的越南“船民”每月平均有二千五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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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污贿赂盛行 盗窃勒索成风
越南当局已堕落到何等地步
据新华社北京三月二十六日电 越南的贪污、贿赂、盗窃等现象相当普遍和严重，引起了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
据越南难民说，在越南各城市，只要拿出黄金和巨款，没有户口的人可以搞到户口；想去国外的人可以买到护照等必要证件；甚至被关押的罪犯也可以花钱行贿而得到自由。一些大官利用他们的老婆受贿和搞黑市买卖；甚至有的大官从越老边界带鸦片和“毒品”到胡志明市牟取暴利。
外国一些报刊早就指出，“贪污和行贿渗入到了（越南）社会的各个角落”；一九七五年从北方来到南方接管的干部，“由于接受贿赂，现在都很阔气了”；“在今天的南越，有钱能买鬼推磨”。
越南报刊也不时透露出一些丑闻。据报道，槟椥省一个名叫阮友义的前士兵，盗窃、诈骗、非法牟利共达一百零八万二千九百七十多越元（约合人民币七十三万多元）。河南宁省有两个船队同公安人员相勾结，合伙贪污粮食一百九十八吨，价值四十一万六千多越元。
据西德《明镜》周报报道，西贡富林区主管公共汽车的干部阮明春经常套购西贡到美萩的全部公共汽车票，然后以原价的十倍出售，大赚其钱，人称“公路大王”。此人被捕后被处死刑，“但是，当他被关押在嘉定的监狱里等待处决的时候，他又成功地花钱买了逃跑的生路。他花了八百两黄金，……同一个帮手逃离了越南。”
据越南《人民报》三月十六日报道，原南部各省市治安部门召开的一次会议抱怨说：“在经济和社会活动中，盗窃、贿赂、欺压群众各种弊病没有能坚决克服和及时加以解决。”这家报纸三月十五日的一篇社论说，物资部门是“偷盗、贿赂和欺压群众的重点部门之一”。由于这个部门“掌握大量的物资以及价值高和容易丢失、损坏的稀有商品”，“一部分干部、人员就设法进行勒索，刁难顾客，以求贿赂”。这家报纸还说，负责残废军人工作的部门也存在“贪污国家基金”、“盗窃国家财产”等问题。
为了平息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越南当局有时也找出几个“替罪羊”开刀，但从不触及有权有势的人物。（附图片）
被越南当局驱赶出境的老人境遇凄惨。
新华社记者 陶俊峰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