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党领导经济建设就是“生产党”吗？
吴琏 粟联
林彪、“四人帮”强加给刘少奇同志的罪名中，有一条是“要把共产党变成生产党”。他们利用这个莫须有的罪名，陷害刘少奇同志和其他许多同志，并为他们破坏党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领导制造反革命舆论。
刘少奇同志在我国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曾多次指出：经济建设已成为中心任务，应该集中主要精力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他在一次会议上说：“现在我国人民和党的主要任务，就是尽快地发展生产力”，“现在我们所做的一切工作，是如何尽快地发展生产力”。他还指出：党组织应当“围绕生产和中心工作建党”。为了改善和加强党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刘少奇同志强调要尊重客观经济规律，按经济办法管理经济。这些本来都是完全正确的，但林彪、“四人帮”却据此诬陷刘少奇同志搞“生产党”。他们通过所谓的“大批判”，诬蔑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任务就是使党“成了单纯组织经济生活的工具”，“成为经济建设的附庸”；“围绕生产和中心工作建党”就是“抽掉党的阶级性、革命性和战斗性”，“按经济办法管理经济”就是“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复辟资本主义”，如此等等。
经过林彪、“四人帮”这伙反面教员的长期教育，人们现在不会再轻信这类以极端“革命”的辞句装饰起来的谬论了。然而，这些谬论却反映了林彪、“四人帮”一伙在党的性质、任务等根本问题上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尖锐对立。
林彪、“四人帮”认为，在任何时期的任何情况下，党都应当把进行阶级斗争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如果不是这样，如果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把领导经济建设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就表明党已经蜕化为资产阶级政党。
按照他们的说法，搞阶级斗争的就是无产阶级政党，搞经济建设的就是资产阶级政党。这真是一派胡言。按照这种说法，岂非无产阶级政党决不应该领导经济建设，而资产阶级政党反而会以经济建设为主要任务。试问：哪一个资产阶级政党曾经把领导经济建设作为主要任务？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最高组织形式，是以彻底消灭剥削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为目标的。在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以后，如果不把经济建设作为中心任务，不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又怎么能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呢？
在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由于各个阶段要解决的任务不同，斗争的性质不同，工作的中心也理应不同。刘少奇同志代表党中央向八大所作的报告中曾经指出：在革命战争时期和全国解放初期，斗争的主要任务是从反动统治下解放人民，从旧的生产关系下解放社会生产力；现在革命的暴风雨时期已经过去了，新的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斗争的任务已经变为保护社会生产力的顺利发展。并且说：我们党现时的任务，就是“充分利用一切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尽可能迅速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刘少奇同志的这些话，是我们党斗争历史的科学总结。早在全国解放前夕的一九四九年三月，毛泽东同志就预见到了在取得政权、改变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生产关系以后，党的中心任务的必然转移，指出一切其他工作，包括党的组织工作，都应该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以后，又一再强调要把党的工作着重点放在现代化建设上。我们在贯彻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的决策上取得过很大成绩，也有过不少失误。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一五”时期，全党很重视经济建设，社会主义改造也是结合着生产建设进行的，虽然也有缺点，但一般说来工作做得比较好，经济发展很快，人民生活迅速改善，群众普遍感到满意。后来由于工作指导上的错误，一度把工作重点转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轨道上，甚至经济建设也靠搞阶级斗争的运动形式来推动，结果使社会主义建设遭受巨大挫折，人民生活发生很大困难。根据这种经验和教训，刘少奇同志和党中央的其他同志在一九六一年以后一再强调，要把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作为主要任务。一九六二年以后，正是在党中央这一正确方针的指导下，全党通力合作，很快克服了严重的经济困难，使社会主义建设重新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事实表明，搞好经济建设，建立社会主义巩固的物质基础，是社会主义现阶段一切工作的关键。
现在已经很清楚，党中央关于工作重点转移的决策没有能完全实现，主要是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疯狂破坏。多年以来，林彪、“四人帮”在“搞政治、搞阶级斗争、搞无产阶级专政”的旗号下，人为地树立“党内资产阶级”等作为斗争的靶子。他们喋喋不休地说什么：阶级斗争“这一条搞上去了，粮、棉、油、钢铁、煤炭都能上去”，“这一条搞不上去，什么都上不去”。结果怎样呢？结果是，粮、棉、油、钢铁、煤炭都上不去，经济建设受到严重破坏，最后把国民经济推到了崩溃的边缘。现在，我们吃够了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苦头，就更加体会到刘少奇同志所坚持的我们党的方针的正确。
战斗的共产党是在群众的革命斗争中建立、发展起来的。因此，党的建设必须围绕着各个时期的中心工作来进行，把各条战线上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吸收到党内来，不断提高党员的修养，这样才能保持党的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的性质和作用。在过去革命战争时期，中心任务是武装斗争，离开了它，就谈不到党的建立、巩固和发展。在现阶段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心任务是经济建设，离开了这个中心任务，也谈不上党的建设。主张围绕生产和中心工作建党，难道不是完全正确的吗？
刘少奇同志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说：“为了做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领导工作，全党的干部必须注意钻研业务，学习科学和技术。在技术革命成为中心任务的时候，我们的干部如果不去懂得业务，懂得必要的科学和技术知识，是不能做好领导工作的。过去我们没有机会学习科学和技术，现在我们一定下苦功钻研，学会自己所不懂的东西”。这一番语重心长的话，讲得很好。而林彪、“四人帮”在他们的“大批判”中竟公然说这是修正主义观点，真是荒谬之极。
林彪、“四人帮”宣扬什么党的建设主要应当按照政治标准。问题是：什么是政治？在现阶段，实现四个现代化就是最大的政治。建设党，考察党员，难道可以不问他们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进军中的表现？业务好，生产好，当然不能说就是政治好；但政治好则一定要业务好，生产好。说是政治好，但业务上一窍不通，生产上松松垮垮，难道是可以想象的吗？刘少奇同志说，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做一个好党员必须掌握业务，努力生产，这有什么不对的呢？难道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消极怠惰，游手好闲，不愿为这一伟大事业贡献自己力量的人，能是一个好党员吗？林彪、“四人帮”侈谈“政治好”，他们所谓“政治好”的标准，就是狂热地追随他们那个帮派，忠实地执行他们的号召，为他们效劳。在他们的帮派中，实行以林彪、江青为最高领袖的等级从属制，力图把我们党变成封建专制主义的法西斯党。这样，他们疯狂反对我们党的组织路线，也就毫不奇怪了。
林彪、“四人帮”所谓“按经济办法管理经济就是复辟资本主义”的说法，也充分暴露了他们反对和破坏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险恶用心。
建设社会主义是一项空前艰巨复杂的伟大事业。在这个过程中，难免犯这样那样的错误。特别是由于我国封建社会的历史长，直到现在，作为个体经济基础的手工劳动仍然在有的生产部门占重要地位，这就使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不可避免地带有不少宗法制社会的痕迹，增加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困难。而林彪、“四人帮”、陈伯达以及那个“顾问”一伙正是利用这种情况，大肆兜售主观唯心主义的唯意志论。他们那套“割资本主义尾巴”、“穷过渡”、“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取消商品货币关系和否定价值规律的倒行逆施，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造成严重的破坏。一九五八年后的一段时期，由于缺乏经验，我们犯了共产风、高征购、瞎指挥等错误。六十年代初在克服这些错误，总结经验教训时，毛泽东、刘少奇等同志都强调要尊重客观经济规律，按照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办事。当时，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缺点也已有所暴露，这主要是单纯用行政办法管理经济，因而也违背客观经济规律，不利于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针对这种情况，刘少奇同志强调要用经济办法管理经济。他指出：现在用行政办法管理企业，要调人就调人，要叫它干什么就干什么；多头领导，政出多门。这种单纯用行政办法管理经济，是用超经济办法管理经济，不是资本主义办法，更不是社会主义办法。他认为应当在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前提下，尊重价值规律，利用经济杠杆，改善社会主义企业的经营管理。为此，还提出了贯彻经济核算、按劳分配、等价交换等一套极富有启发性的思想和有效的措施。刘少奇同志的这些思想和主张是在认真研究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后提出来的，总结了新经验，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原则。林彪、“四人帮”因之恨之入骨，肆意诋毁“按经济办法管理经济”，攻击这样做就是“利润挂帅”（这是他们对经济核算的诬称）和“物质刺激”（这是他们对按劳分配的诬称），就是“搞资本主义”，“实现资本主义复辟”。于是出现了这样的咄咄怪事：主张贯彻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的等价交换和按劳分配原则，竟然成了“反对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然而，这也不奇怪。因为，林彪、“四人帮”原来就是一个封建行帮，他们把社会主义制度诬蔑为资本主义制度，疯狂破坏党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其目的就是要把历史拉向后退。
粉碎“四人帮”以后，党中央不失时机地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和改善党对经济建设的领导。现在，全国人民正在为实现党中央的号召，贯彻八字方针而努力奋斗。在这个时候，我们更加怀念少奇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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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顾问”三诬
赵酉州
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消息传来，我非常高兴。连夜翻箱倒柜，找出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同时，还翻出了“四人帮”当年对《论修养》一书的评论材料。挑灯夜读，饶有兴味；一经对比，是非分明。其中最能“引人入胜”的，还数党内那个“理论权威”、那个“顾问”的评论。在叹息愤怒之余，摘引三段，略加分析评说，以见其诬。
一诬是说：“他在这本书中说到要学习马克思列宁的时候，说什么‘没有偶像的崇拜’，可以看出他是暗示攻击毛主席。”
少奇同志在《论修养》一书中，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根据列宁关于阶级、群众、政党、领袖的论述，结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党内斗争的历史经验，针对我们党的实际情况，指明了“共产主义事业是一件千百万人长期集体创作的事业，任何个人也不能包办”。任何党员、任何领袖，在共产主义事业中，“只能做一部分工作，尽一部分责任”。共产主义事业需要领袖。但是，共产主义事业的真正领袖决不是个人主义的领袖，决不是可以自称和自封的。我们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始人作为模范，加强自己的锻炼和修养，做马克思和列宁的好学生，不能以背诵马克思、列宁的个别原理自满，绝不以马克思、列宁自居。“任何党员都没有权利要求其他党员群众拥护他作领袖或者保持他的领袖地位”。所有这些，说得多么正确，多么中肯，完全经得起实践的考验。在这里，没有“九大行星围绕红太阳转”、“最高指示”、“一句顶一万句”这样的现代迷信，和林彪、“四人帮”借高举以营私完全不同。在这本书里，作者多处恰当地摘引了毛泽东同志的论述，表达了对毛泽东同志的尊敬。说作者“攻击毛主席”，这是无中生有，强加于人。
二诬是说：“刘少奇在讲到‘忠诚’‘坦白’时说：‘事无不可对人言’。照他这样说，我们党的机密也可以告诉蒋介石的。”
翻开《论修养》一书，原来是这样说的：“第四，他也可能最诚恳、坦白和愉快。因为他无私心，在党内没有要隐藏的事情，‘事无不可对人言’。除开关心党和革命的利益以外，没有个人的得失和忧愁”。白纸黑字，明明白白，说的是在党内没有要隐瞒的事情。对党忠诚、老实、坦白，历来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如果每个共产党员都能这样做，对于加强党的建设，加强党员的修养，都大有好处。事无不可对党言和把机密告诉蒋介石，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情况，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在这里，删去了“在党内”，把事无不可对人言作了这样严重的恶毒的引申，这样掐头去尾，指鹿为马，不是有意的诬陷又是什么呢？！
三诬是说：“刘少奇还说过，要有最高尚的‘自尊心’和‘自爱心’。请同志们注意，他的所谓‘自爱心’，是保护自己的生命和健康，这就是赫鲁晓夫的活命哲学。”
《论修养》是这样说的：“他也能够为了党和革命的利益而爱护自己，增进自己的理论和能力。但是，在为了党和革命的某种重要目的而需要他去忍辱负重的时候，他能够毫不推辞地担负最困难而最重要的任务，绝不把困难推给人家。”这个意思也讲得十分清楚，党员爱护自己是为了党和革命的利益。但是，当党需要的时候，最困难的任务也在所不辞。这难道不是我们共产党员的高尚品质么？不自暴自弃，为了革命而尊重自己、爱护自己，正是有革命事业心、责任感的表现，怎么成了赫鲁晓夫的活命哲学呢？
那个“顾问”的短短一席话，一下子扣了三顶帽子：攻击毛主席，把机密送给蒋介石，赫鲁晓夫的活命哲学。真是大得吓人。这些话是在一九六七年三月十日下午讲的。使人惊奇的是：我手头的另一份材料说明，
《论修养》一书竟是这个“顾问”积极建议作者修改重版的。可以想象，当年这个“顾问”是怎样奉承这本书，抬高这本书，时隔几年，竟然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把《论修养》这本书骂得狗血淋头。真是翻手作云，可以捧上九霄；覆手为雨，不惜打下地狱。由此可见，《论修养》中指明党内有一些“非驴非马”、“两面三刀”的人，说得一点不错。那个“顾问”就是一个。他在对《论修养》这本书作了一番评论之后，还煞有介事地说，从这本书可以看出作者的资产阶级反动本质和丑恶灵魂。现在我们在揭露了“顾问”的三诬之后，也可以说，从这里，从一个侧面看到了那个“顾问”的丑恶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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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史料的搜集、考证与运用
——介绍陈垣的治学经验
陈智超
陈垣同志离开我们已经九年了，他留下了几百万字的著作，以及在这些著作中体现的史学思想和方法。本文想着重介绍陈垣同志在史学研究实践中所总结的搜集、考证与运用史料的经验。
在搜集材料方面，陈老提出要做到“竭泽而渔”。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系统地周密地调查研究，详细地占有材料。但是，真正要做到竭泽而渔，谈何容易。那么，他是怎样做到这点的呢？
第一，他掌握了深厚的目录学知识。陈老是靠自学成功的，目录学著作就是他的入门老师。他自小读了张之洞的《书目答问》，觉得这是个门路，就渐渐学会按着目录买自己需要的书看。以后他还进一步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青年时代就读了好几遍。他认为研究和教学，要“从目录学入手”，“目录学就好象一个账本，打开账本，前人留给我们的历史著作概况，可以了然。”掌握前人提供的目录学知识，固然重要，但他不满足于此，几十年来，他自己在目录学方面作了许多工作，写了许多宝贵著作。随着史学研究工作的发展，对目录学的要求越来越高。陈垣提出要改良工具书，要编各种类型的书目、篇目和索引。没有现成的目录、索引，他就自己动手，在研究每一个专题以前，一定先把有关的目录、索引编制出来。这些目录、索引，也为当时许多史学家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方便。
第二，他具有勤于搜访和虚心求教的精神。陈垣经常告诫后辈，研究不能只靠目录，而必须阅读原书，勤于搜访。他搜集材料，真有入虎穴得虎子的精神。一九二三、二四年，他为了研究道教史，“将《道藏》中碑记，及各家金石志、文集，并艺风堂所藏拓片，凡有关道教者，悉行录出，自汉至明，得碑千三百余通”，编成《道家金石略》一百卷。全书约八十万字，是道教史料的一次大结集。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他查阅《嘉兴藏》的情况。三十年代，他发现北平某处藏有从未被人利用过的《嘉兴藏》。但这套佛藏不能借出，只能在该处翻阅。而藏书的地方又非常阴暗潮湿，蚊子很多。他为了探寻这座史料宝山的奥秘，带领助手，每次在事前服用疟疾预防药，亲自前去查阅。他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将全藏阅读一过，搜集到了大批僧人的语录，在著名的《明季滇黔佛教考》一书中充分加以利用。陈寅恪先生为该书写的序言说：“寅恪颇喜读内典，又旅居滇地，而于先生是书征引之资料，所未见者殆十之七八，其搜罗之勤，闻见之博若是。”除了自己勤于搜集之外，陈垣还非常注意虚心向内行求教。一九二四至二五年，他在编撰《中西回史日历》和《二十史朔闰表》这两部著名的工具书时，曾向研究历法的人求教，并请胡适代他查阅有关西历的外文资料，胡适在一九二五年二月曾有一封长信回答他的询问。一九三三年，他作《元秘史译音用字考》，自己虽然不懂蒙语，但多方向蒙语专家请教，终于写成了这部有很高学术价值的著作。
第三，他精益求精，永不满足。《释氏疑年录》是陈老编撰的一部工具书，根据此书不但可以检查自晋至清初二千八百名僧人的生卒年，而且由于书中对每一个僧人都注明所据材料，也为研究这些僧人的史迹提供了重要线索。他为编撰这部工具书，共引书几百种，费了多年时间。一九三九年，正当这部十二卷的著作整理完竣、即将付印的时候，又发现了《嘉兴藏》。他根据新得的材料，毅然将该书第十一、十二两卷全部改作，使它更加充实和准确。《元也里可温考》是他的第一部宗教史著作，也是他元史研究的第一篇论文，一九一七年初次发表时，立即引起了中日两国学术界的注意。但他从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二○年间，即将此文增订了两次，材料比初版增加了一倍。从这以后，一直到一九三四年，十几年中，他仍不断修订，有新材料随时补入校订本中，并且注明：“辑论文集时应采此本。”
史料并不等于史实。搜集到了丰富全面的史料以后，必须加以考订，去粗取精，去伪存真。陈老很注重考证史料。
第一，他强调要弄清楚史料的源流。在《中国佛教史籍概论》一书中，他批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关于《广弘明集》的提要时说：“《提要》又引《神僧传》六，称道宣为僧祐后身。按《神僧传》乃明初撰集之书，其道宣传全采自《宋高僧传》十四，《宋高僧传》《四库》著录，《提要》何以不引宋传而引明传，可知其随手翻检，未尝一究史源，实为疏陋。”在《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一书中，谈到大道教第九代祖师的名字时，他批评《元史类编》、《元书》沿袭《元史·释老传》的错误，仍称为张志清；肯定《新元史》作者能“探究史源”，根据吴澄、虞集、宋濂三家的记载，改为张清志。因为《元史》关于张清志的记载，本来是根据吴澄的《天宝宫碑》和虞集的《岳德文碑》。
第二，他又告诉我们，即使探究到了史源，找到了最早的记载，也未必可靠。产生这种情况，有多方面的原因。一种原因是，现存的最早记载，不一定就是这一事件的原始记载。德沛是雍正乾隆间信奉天主教的宗室，袁枚著《和硕简亲王碑》，是德沛碑传中刊布最早的，但错误极多。许多人著德沛传，都根据袁枚所著碑文，以讹传讹。因此，陈垣有“史源不清，浊流靡已”之叹。另一种原因是，作者记载时为自己的利害爱憎所左右。他在《通鉴胡注表微》中举了两个例子。史书对汉末杜畿在河东的政绩，有夸大溢美之处；而对三国时曹魏的令狐愚，又有毁谤之词。胡三省在注《通鉴》时指出，杜畿是杜恕之父、杜预之祖，“杜氏仕于魏晋，累世贵盛，必有家传，史因而书之，固有过其实者。”令狐愚则是王凌的外甥，与王凌同讨司马懿失败，对令狐愚的谤词，乃是“晋人作魏书所书云尔”。因此，陈垣一再指出：“读史必须观其语之所自出。”
第三，他指出：“考史者遇事当从多方面考究，不可只凭一面之词”。在《汤若望与木陈忞》这篇文章中，他根据汤若望的回忆录与木陈忞的《北游集》以及《续指月录》等材料，论述清初天主教与佛教的关系，以及顺治帝的思想。汤若望是耶稣会派到中国来的传教士，木陈忞则是清朝的国师大和尚，《续指月录》也是僧人的著作，而中西、佛耶两方面的记载，有许多相同的地方，如顺治的所谓“龙性难撄”
（固执狂暴）以及他曾经剃发等等。陈垣认为这种记载是可靠的，“因为两家史源，皆各有根据，不是彼此抄袭的。”
第四，他在《通鉴胡注表微》的考证篇中，比较集中地讲了考证的具体方法。一、理证：即用常理判断某些史料的真伪。二、书证：即用当时的文件如诏令、法律等作为证据。三、物证：即“以新出土之金石证史，所谓物证也。”四、实地考察。
将经过考证的材料，加以精心的选择和严密的组织，用尽可能完善和恰当的形式写成论著，就是陈垣所说的“联缀成文”。他比较注重史学著作和文学著作的区别。他在《全谢山联姻春氏》一文中说：“随笔杂记之属，有裨于史学，然史学重考证，如只凭记忆，或仅据所闻，漫然载笔，其事每不可据。”即是说，史学著作必须有根有据，不能凭道听途说，更不应随意发挥，否则不能成为信史。在《中国佛教史籍概论》中，他更明确提出“史家之法”和“文家之法”的区别，强调史学著作不能因文害史。当然，他也不是认为史学著作就可以不注重文采。他的许多著作，在注重科学性、真实性的同时，也力求做到使人读起来有趣味。例如，他的《记大同武州山石窟寺》的前言，就是一篇优美的散文。“远望缥缈，容态转真，窟别异形，无有复制。至于裸体神女，振翮凌空，宝相庄严，拈花微笑，则极画像之奇观，尽人工之能事矣。”对云冈石窟艺术的这些描写栩栩如生，读来琅琅可诵。陈垣写文章总是以理服人，从来不故作高深，炫耀博学，而是深入浅出；从来不发空言，而是精炼再精炼，宁愿把一篇论文浓缩为一条札记，而绝不把一条札记稀释为一篇论文。
陈垣在旧社会度过了七十年，解放以后才接触马克思主义。他曾说过：“不能掌握科学的历史观，对史学家来说是最大的不幸，由于方向不明确，不能认识历史发展的规律。”我们不能要求他的著作完全符合唯物史观。但是，作为一个严肃的学者，他的大量著作和丰富的研究经验，是值得学习的。他在搜集、考证与运用史料方面的经验，就很可以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