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3月26日人民日报 第5版

第5版()
专栏:

真该为刘少奇同志树碑立传
——写在影片《燎原》重新上映的日子
张骏祥××同志:
两年前,当影片《白求恩大夫》获得解放,得以和观众见面的时候,我给你写过封信。今天,我又在执笔给你写信,因为我参加导演的影片《燎原》终于重新上映了。这是文化大革命前拍的影片里,“重见天日”的最后一部,其原因当然是它曾被林彪、“四人帮”打成了替刘少奇同志“树碑立传”的大毒草!
这些天,知道《燎原》要重新上映的同志们见了面,都要问我有什么感想。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公报发表之后,报刊记者更不断来电来访,要我“谈谈感受”。我很感谢同志们的关切,但是,你知道,在这种时候心情总是十分激动,又是十分复杂,不是三言两语表述得清楚的。因此,回答恐怕总是辞不达意,令人失望的吧?
当然,我首先是对刘少奇同志这一最大的冤案终于得到平反昭雪,感到极大的快慰。这样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竟然被林彪、“四人帮”扣上那么多穷凶极恶的罪名,被诬蔑成人民的敌人!这是多么沉痛的教训啊!今天,这些诬蔑被全部推倒了,少奇同志的名字重新放出灿烂的光辉。这是举国人民额手称庆的大快事!只有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才能这样实事求是地、勇敢彻底地纠正自己的错误。确如夏衍同志在第四次全国文代会闭幕词里所说,我们是在一条被“四人帮”糟踏得百孔千疮的船里冒着风雨航行,但可庆幸的是,我们有了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只要我们同心同德,奋勇前进,我们就一定能胜利到达我们的目的地!
今天,我不免又想起那个狐鼠横行、黑白颠倒的年月,人的尊严横遭践踏的年月,想起那些人们不仅在肉体上更在精神上遭受难堪的凌辱和折磨的日子。这个回忆确实是很不愉快的,但是我心头不能不又一次涌起当年在人民广场万人大会上为了《燎原》挨斗时的愤懑心情。我愤懑的不是别的,是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我们这样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竟然会让几个跳梁小丑,把成千上万善良的人们任意愚弄、为所欲为!不瞒你说,今天我偶然听到广播喇叭里放送某些歌曲,还会头皮一阵阵发麻!这些歌曲本身无可责难,只是当年遭受林彪、“四人帮”的折磨的时候,放的竟然也是这些革命歌曲!
我也不能不怀念当年为拍摄《燎原》一起辛勤劳动而今天已不在人世的好几位同志。其中有和我共同导演了这部影片的顾而已同志,有演老矿工易老倌的魏鹤龄同志,有演矿长的杨梦昶同志,有演矿工张老耿的齐衡同志,有演肖昌定的邓楠同志,有演矿警局长的郑敏同志和演直系军阀师长的韩涛同志。当年,他们夏天在江西矿山上冒着酷暑抢拍外景,寒冬在旧天马厂的没有取暖设备的摄影棚里日夜奋战,为的是拍好这一部歌颂党领导工人运动的第一曲凯歌的影片。他们谁也没有料到会戴着一顶“炮制毒草”的帽子离开人间!特别是顾而已同志,他是忍受不了凌辱含冤死去的!今天,我终于可以在他们的坟前奠一杯酒,告诉他们《燎原》终于重新上映,那些暗无天日的岁月一去不复返了!
你也许还记得林彪、“四人帮”一伙加在《燎原》头上的罪名里,最大的一条就是为刘少奇同志“树碑立传”。他们硬说影片中所写的党成立后派到赣西煤矿办平民夜校,后来又领导了罢工的雷焕觉就是刘少奇同志,接着就下结论说:这是为刘少奇同志“篡党夺权”鸣锣开道、“制造舆论准备”!又说这是“篡改党史”,把毛泽东同志领导的安源大罢工的胜利“归功于刘少奇”!好家伙!一顶顶反革命罪行的大帽子扣下来,真是要叫人永世不得翻身了!可是事实是怎样的呢?影片里的情节确是以安源大罢工的经过为基础的,但是从剧本到拍成的影片都声明了是虚构的“赣西某煤矿”的故事。这是文艺创作所许可的。影片中的主角人物雷焕觉,我们也从一开始就明确指出是一个虚构的党的领导者形象。戏剧情节中有没有以刘少奇同志的事迹为依据的地方呢?有的,就是剧本后半部雷焕觉遵照湖南书记部的指示领导罢工斗争,以及后来迫使矿长谈判那一段。要说这就是为少奇同志树碑立传,那可太令人惭愧了。雷焕觉的形象实际上是包括毛泽东同志、刘少奇同志在内的好几位早期党的领导人物的概括。雷焕觉下矿井和访问矿工家庭以及谈剥削等情节是取材于毛泽东同志的事迹,办平民夜校与反动当局作合法斗争是蒋先云和李立三同志的经历。这样的集中概括本是文艺创作中习见的事,这是常识以下的问题。这里没有任何违背历史真实的地方,怎么谈得上什么“篡改党史”呢?
是的,剧本原作者彭永辉同志是曾经企图在雷焕觉之外,使毛泽东同志出场,后来被我和改写剧本的李洪辛同志说服了。原因也很简单:一则是自己度德量力,怕写不好拍不好,二则当时确有一个不成文法:不能在舞台上银幕上出现在世的领导同志。剧本中写了雷焕觉是湖南书记部派去的,罢工斗争是遵照书记部的指示进行的。因此,这里也没有任何违反历史真实的地方,无论怎么说也安不上什么“篡改党史”的罪名啊!
你也许会笑我太迂腐了吧,同林彪、“四人帮”一伙还想摆事实讲道理吗?的确,那些年月是没有什么民主、法制可言的。他们棍棒在手,只要一口咬定雷焕觉就是刘少奇,于是所有描写党的工作者怎样启发工人、组织工人、领导罢工胜利的笔触,都成了“为刘少奇树碑立传”!夏衍同志在审阅剧本时说了一句话,要求把雷焕觉这个党的工作者的形象塑造得更有光彩,打了个比方说:“好象头上有个光环”。这可不得了,这就成了从刘少奇到周扬、夏衍到影片编导有意识地“为篡党夺权制造舆论准备”的证据!然而历史的考验是严峻的。在时间的激流冲刷之下,事实总是会水落石出的。当年我们面对林彪、“四人帮”一伙的法西斯横暴只能愤慨,今天,在林彪、“四人帮”种种倒行逆施被揭露之后,谁都不难看出这一伙匪徒的真正目的是什么了。他们那样践踏《燎原》,不过是为了构造一些莫须有的罪名,借以陷害无产阶级革命家刘少奇同志!他们也决不是真的要维护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事实已经说明:在他们把持文艺阵地的多少年月,他们从来没有写过演过拍过一部歌颂毛泽东同志伟大功绩的小说、戏剧或电影!他们热中的只是为张春桥、王洪文之流歌功颂德,为他们所幻想的黄袍加身的“盛大的节日”制造舆论准备,是美化吕后、武则天,直到不惜与帝国主义特务勾结起来为叛徒江青立传!真正篡改党史的正是他们自己。不正是他们恬不知耻地把一个开小差的连长林彪硬说成是领导八一起义的队伍上井冈山和毛泽东同志会师的吗?
《燎原》之所以成为大毒草的另一大罪名,是“宣扬了刘少奇的阶级投降主义”!办夜校要有平民教育会的介绍信,办工人俱乐部要县衙门的批准,在“四人帮”一伙说来,这就是罪该万死的“合法斗争”!工人罢工迫使矿长不得不坐下来谈判答应工人的条件,在“四人帮”一伙说来,这就叫“议会道路”!使工人懂得三座大山剥削压迫工人的道理,结合工人切身利益使工人在俱乐部的组织下团结起来斗争,在“四人帮”一伙说来,这就叫“经济主义”!而争取社会舆论各界同情,在“四人帮”一伙说来,更是向资产阶级屈膝!总而言之,是“阶级投降主义”!按“四人帮”说来,大概当时的工人运动也只要派“文攻武卫”去把矿局、县政府、商会等等一古脑儿“彻底砸烂”就行了吧?可是,他们恰恰不提那是党刚刚成立的年代,敌我力量悬殊,不提武装斗争的思想在党内还未建立,八一起义,秋收起义,井冈山的斗争都还是以后的事,不提要争取社会同情。“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的口号恰恰是毛泽东同志提出来的。经过这番教训,人们的觉悟是大大地提高了,我相信今天重看《燎原》,观众是会对林彪、“四人帮”加给影片的种种诬蔑嗤之以鼻的。
就写到这里吧。最后,只想再说一句的是:《燎原》确是不曾想也没有能为刘少奇同志树碑立传。但是,今天我倒真诚地期望:继歌颂毛主席、周总理、朱德、陈毅、贺龙同志的光辉业绩的影片之后,有人能及早地把少奇同志为党为人民所作的不可磨灭的功绩写成剧本拍成影片,真的为这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树碑立传!
一九八○年三月二日
(附图片)
《燎原》剧照:顺子嫂与公公易老倌商量,卖掉亲生骨肉小香替秋英还债。
《燎原》剧照:易猛子回到家里,见秋英已含冤身死,便拿起柴刀要去报仇,雷焕觉前来阻止并教育他:只有万众一心结团体,才能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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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创作手札

《山谷风烟》小记
陈残云
解放初期,我在华南文艺学院工作,曾响应党的号召,和全院师生一起参加了两次土地改革运动。时间不算长,而复杂的艰苦生活,浓烈的战斗风烟,给了我很大教育,留给我难忘的印象。
我所到的地区山峦起伏,景物是可爱的。但农民兄弟在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下,生活十分穷苦,住的是破烂的泥屋或草房,吃的是稀粥和野菜,穿的是破破烂烂的衣裳。我们跟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取得了他们的信任,结成了朋友,一同过着战斗的生活。
经过这一段难忘的生活,我对农民兄弟的思想、品质、性格和生活,有了更深的理解;对热爱党,热爱劳苦群众的知识分子,也有了更深的理解。他们的战斗姿态,经常在我的脑海中萦回。
土改运动结束之后,我写过两篇小说:《山村的早晨》、《喜讯》,写的都是热辣辣的新人新事。前者是写男女平等,反对男权思想;后者是写恋爱自由,寡妇再嫁,反对轻视妇女的封建思想。我只把土改作为人物活动的背景,没有抓住主要矛盾,描写波澜壮阔的阶级斗争和写出翻身农民的思想风貌。
有同志问我:“为什么你不敢正面描写土改?”我回答说:“将来我要写的,现在没有把握”。土改是一场伟大的社会革命。当时,我确实没有把握描写好这场斗争,没有把握处理众多的人物关系,掌握众多的人物性格,把轰轰烈烈的斗争场景写好,只好避重就轻,写些较易掌握的新鲜生活。
这以后,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我曾当了两次县委副书记,对农村中翻身农民的思想发展,生活的变化,有较深的认识和体会。这当中我写了一些电影剧本、短篇小说和散文,特别是长篇小说《香飘四季》,在创作实践中,使我逐步学会了处理较多的人物,描写较大的生活场面,刻画较多的人物性格。在这样的基础上,我萌发了把当年的土改生活写成长篇小说的念头。
粉碎了“四人帮”,在搁笔十年之后,我决心要写那酝酿已久的土地改革运动。在十年浩劫的日子里,我的家被抄查了许多次,一些书籍被抄走了,但十多本装订好的土改原始资料谁也不感兴趣,没有被抄走,因此动起笔来很觉有利。当然,最可贵的艺术素材不是资料,而是抄不走的生活实感,记忆和对山乡农民的真挚感情。把内在的东西和零散的生活片段贯串起来,加以概括、联想和形象的构思,经过一年时间的脑力劳动,《山谷风烟》顺利地脱了稿。它的思想水平和艺术水平都不高,免不了还有错误,但在我来说,总算了结一个心愿,也留下一点风云年月的生活烙印。
《山谷风烟》的人物很多,事情复杂,斗争激烈,但主要的人物和故事都是描写刘二柱一家的悲欢离合。通过具体的生活遭遇和斗争锻炼,表现了几个年轻农民的性格发展与成长。他们从不觉悟到觉悟,从不懂阶级压迫到控诉阶级敌人,从不懂斗争到学会斗争,一步一个脚印,跟着共产党走,终于成了土地的主人,新农村的主人,新的乡村政权的骨干力量。
书中出现了一群知识分子,有教授、大学生、机关干部。象周燕这样的人,与群众同甘共苦,把自己的才华和智慧贡献于土地革命,乐于吃苦,不避艰危,忘我工作,成为群众爱戴的知心人。《山谷风烟》中一群知识分子的具体行动,用事实回击了林彪“四人帮”一伙把许多与劳苦群众血肉相连的知识分子诬蔑为“精神贵族”、“臭老九”的无耻谰言。
《山谷风烟》反映的是历史的一页,不过,我想它还有点现实意义。封建地主阶级,在我们的历史上,业已被埋葬了,但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还残留着,如特权思想、压制民主、践踏法制、以及买卖婚姻、男尊女卑等等,都还存在着,阻碍着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建设。因此,我希望这部作品不仅使人们回忆过去的战斗历史,还能有助于摆脱旧思想的束缚,促进年轻一代成为社会主义的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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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花赞

人心向革命 百川归大海
——简评长篇小说《秦川儿女》
陈深
一部文艺作品的功过,最终要由实践检验,由群众评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刘波泳同志的长篇小说《秦川儿女》,由于写了刘志丹烈士的有关革命活动,受“利用小说反党”冤案株连,一九六四年未得问世便被扼杀。十六年过去了,今天我们有幸读到它,不能不说这是一部值得一读的歌颂我党光荣革命斗争史的好作品。
《秦川儿女》是以一九二八年春夏之交党所领导的渭华起义为题材进行创作的。作品中的许多人物,都有生活的原型。许多重要的斗争场面,都有史实的依据。但是,作家并没有被历史事实所束缚,而是在此基础上,本着“大实小虚”的原则,进行艰苦的艺术概括,从而在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上,真实地再现了当时关中农村阶级斗争的状况,从更深远的历史渊源上,表现了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的发生及其最后胜利的必然性。
作品的主人公秦柏生从登上人生舞台起,走的仍然是他父亲所走的那条路,拉长工,打短工,为一家的生计奔波不息。希望在哪里?第五章“雪里炭”是含有深意的。一个雪天,秦柏生到县城卖炭,被地下党员田月轩买下。现象上,这是秦柏生给田月轩雪里送炭;实质上,是党给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穷苦百姓雪里送炭!人们从这里,首先是秦柏生从这里看到了希望,并从此走上了革命斗争的道路。
《秦川儿女》的艺术描写使我们深信,秦柏生非走上这条道路不可。历史发展到他生活的那个年代,党所领导的革命已经发生了,这是他能够投身革命的历史原因。他的性格,是一直处在热烈的追求和不懈的奋斗之中。以他参加部队为转折,此前,党对他的影响毕竟是初步的,而他肩上家庭生活的担子又是沉重的,所以他的追求和奋斗,其主要内容不过是寻求个人、家庭出路的一种自发行为。四·一二蒋介石叛变革命之后,秦柏生从部队回到家乡,则是自觉地为整个劳动人民的翻身解放而奋斗了。这是一个质的飞跃,但是质朴的农民,先进的战士在他身上是和谐统一的。作品除紧紧把握住人物的阶级地位、生活遭遇、党的教育对其性格发展的决定性影响之外,还十分注意这样两方面的描写:一是他赖以成长的群众土壤。二是革命斗争实践对他成长的意义。作家笔下的秦柏生,正是一个善于从斗争中学会斗争的性格。他经常从正面总结胜利的经验,探索前进的方向,完善斗争的策略;也及时从挫折中吸取教训,甚至在极端的困境中,因势利导地打开胜利的局面。我以为,作家对这个形象的塑造,虽不无可进一步斟酌的地方,但应该说是成功的。读完作品,我好象感觉他是从深深的历史土壤里成长起来的,是踩着先辈的足迹,和着同辈革命者的步伐走到我们面前的。
马老哥走向革命道路,要比秦柏生曲折得多。这是个草莽英雄式的人物。他出身贫困,没有什么固定的职业,富于革命性。要造反,在这一点上他和秦柏生有共同的语言。但如何造反,却存在着深刻的分歧。在他看来,造反就是天下为王,四海为家,情愿咋闹就咋闹。只能他管人,不能人管他。但是,他“东打一耙子,西捞一勺子”,走南闯北闹了两年半,结果于社会无益,个人吃苦头不少。这时他才服了秦柏生,回来参加了他所领导的秦川赤卫队。作品前几章对这个人物的刻画相当生动,有棱角,有个性,但对他参加革命队伍后的描写,却缺乏笔力。尤其可惜的,作品中间近七十万字的篇幅里,这个人物一次也未露面。我读作品时常想:马老哥到哪里去了?他的命运怎么样?文艺作品中的重要的人物,是不应该让他长期离开活动舞台,而且中间又不加以照应的。人物从读者的视线和记忆里消失太久,就会变得陌生,削弱人们对他命运的关注,影响到主题更深刻的表现。
中医方仲吾走向革命的道路是独特的,既不同于秦柏生,也不同于马老哥。这个人物在作品情节的链条上,或许并不占十分重要的地位,然而从挖掘主题的角度考虑,却是个有份量的人物,也是作品中写得很有个性的人物。他以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信条教人,以先人、圣贤划定的框框律己,这是他性格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他刚直、正派,爱憎分明,富于同情心,比较接近、关心下层劳动人民。由于前者,这就决定了他在复杂的阶级斗争面前,往往显得迂腐、轻信,做错事,吃苦头;由于后者,使他容易接受党的影响,在斗争中逐步洗涤精神上的污垢,最终坚定地走上革命的道路。作品正是在方仲吾性格这两个侧面的矛盾、斗争和发展的紧紧把握之中,令人信服地完成了形象的塑造。作品细腻地描绘了这个人物如何摆脱封建观念的因袭重担而走入革命行列的过程。象他在党的领导人刘明达面前急于开口而又羞于开口,既想明言而又怯于明言的要求入党的微妙、曲折的表达方式,象他不是以年月,而是以天来计算党龄的独特行为,是那样清晰地表现了人物对党的深切感情。他入党后那种幸福感、自豪感充溢于字里行间!
秦柏生、马老哥、方仲吾就是这样从各自的道路上向革命走来,还有更多不同出身、不同经历、不同命运的人们,也通过各自不同的道路向革命汇聚,终于形成一股不可阻遏的革命洪流。这部作品所写的,只不过是秦川儿女的一段斗争史,但我们却可以把它看做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儿女,在党领导下争取翻身解放斗争的一个侧影。
作品对关中农村自然景物、风土人情的描绘相当逼真,语言有一种朴素美。经过严格选择的方言土语,增加了文字的形象性和表现力。腾挪跌宕的故事,颇能吸引读者。作品前一部分较为紧凑,但整个看来有些松弛枝蔓。假如能在艺术结构和剪裁上作进一步的努力,定会产生更强的艺术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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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要善于刻画人物的灵魂
周介人
人们常常称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人们也往往从文学的社会效果,即它能够影响、陶冶人的灵魂,提高人的思想,来理解这个称号。这样的理解无疑是正确的。
不过,我以为这个称号之所以为世人公认,不仅由于它确切地表明了文学的目的,而且还因为它形象地揭示了作家所从事的艺术劳动的特点,就是对某个特定时代人的灵魂的探索、剖析和再现。作家只有首先了解、研究了人们的灵魂,才能艺术地再现人们的灵魂;只有再现了人们的灵魂,才能借其对人们思想、感情、心理的影响而发挥文艺的社会效用。否则,作家就难以胜任“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这一神圣的工作。
古今中外许多优秀的作家、批评家都是这样来解释创作劳动的特点的。《红与黑》的作者司汤达在对别人说明自己的职业时,明确指出:“我是观察人心的!”车尔尼雪夫斯基也曾说过:“对人的心灵有着真知灼见,而且善于为我们揭示它的奥秘——这是我们评论写出了让我们惊奇作品的那些作家时所说的第一句话。”鲁迅先生同样说过,他的创作就是为了画出“国民的魂灵来”。这些都说明,那些有艺术造诣的作家,都非常重视表现人物的精神面貌,刻画人物的灵魂。
但是,在林彪、“四人帮”控制我国文坛时,创作劳动的这一特点却被根本抹煞了。“四人帮”不准文学传达出人民跳动的脉搏和真实的心声。对于人的内心世界的探索成了“禁区”。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国的社会主义文艺创作,已经在探索和表现人物的灵魂方面做出了有益的成绩。揭露林彪、“四人帮”留下的精神创伤,同时,以美的魅力显示道德与情操的力量,去矫正那些被扭曲的灵魂,去滋润那些贫瘠的心田,这已经成了七十年代后半期我国文学的突出主题。这就是说,三年来的文学创作,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有了很大的突破;但同样不可否认,在这方面,我们的某些文艺作品也常常反映出被林彪、“四人帮”破坏的艺术生产力的“伤痕”。
我们往往读到这样的作品,它们虽然抛弃了过去十年间所流行的图解预定公式的通病,但却又把一种陈旧的、早已被遗忘了数十年的老故事奉献给读者:一段曲折离奇的情节,折磨着一群听凭作者随心差使的主人公,一会儿是过度的忧伤,一会儿是突然的惊讶,一会儿是夸张的欢乐,悲欢离合似乎都有,但是,没有真实的人物,没有自然的感情,没有有血有肉的灵魂。读完这样的作品,并不能唤起真正属于艺术的美感,而只能刺激某些年青读者的好奇心,而刺激性的饮料是不能给人以营养的。只追求情节的离奇、故事的曲折,而不注重对人物精神面貌的刻画,这样的作品是没有艺术力量的。
有些同志往往把这类作品的缺点归罪于“解放思想过了头”。实际上,将文学等同于社会趣闻,这根本不是什么思想的“解放”,恰恰是思想的束缚、观察力的肤浅、想象力的贫弱。当着作者还不善于将笔触深向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时,当着作者还不善于以人物内在的心理和道德力量来打动读者时,他就只能乞求于用作品外在的情节来刺激读者,将“灵魂工程师”的工作降到趣闻编织匠的水平。
有些同志担心,如果将“观察人心”作为作家的主要工作,会不会使文学脱离时代重大矛盾而囿于个人心灵的小天地中?这样的担心是事出有因的。我们确实读到过一类作品,对人的内心的一角有着异常细致的观察与描写,但是,作者披露的这一角却同当前千百万人所关注的社会矛盾并无多大联系。这类作品作为一花,当然自可存在。但是,艺术是作家与读者之间思想感情的一种交流。如果作家所宣泄的感情只是个人小小的悲欢,不能引起广大人民群众的激动与思考,不能唤起他们的回忆与想象,作品的生命力也就有限了。因此,一个具有严肃的社会责任感的作家决不应该将自己的视野局限在远离社会风云的心灵一隅之中。
我们说,作家应该探索和表现人的灵魂,首先是指探索和表现千百万人心灵中那些植根于社会基本矛盾的种种渴望与追求、苦闷与喜悦、同情与反感……作家要能够对人民的、阶级的情绪与愿望产生敏锐的感应与共鸣。这就首先要求作家自己具备高尚的、美好的灵魂。鲁迅先生逝世后,中国人民曾以“民族魂”的崇高称号奉献给先生的亡灵。这“民族魂”,应该是一切立志献身于中国人民的作家们追求的精神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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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动态

《苏联文学》创刊
北京师范大学苏联文学研究所编辑的《苏联文学》季刊(国内发行),二月中旬起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全国各地邮局发行。
季刊将有选择、有重点地介绍当代和现代苏联文学,以及俄罗斯古典文学。内容以登载作品为主,兼及评论、专题资料和动态,力求兼顾提高和普及两个方面的需要。
创刊号的内容有茅盾的题词《西江月》(为《苏联文学》创刊作)、巴金译的赫尔岑的回忆录《往事与随想》(选译)、戈宝权译的《普希金诗抄》(二十首)、汝龙译的契诃夫短篇小说,以及库普林的小说和国内未译过的高尔基的作品。当代苏联小说有华西里耶夫的《老牌奥林匹亚打字机》、顿巴泽的《不知好歹的人》和维特罗夫的《西格玛——Ф》。评论有梅益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再版后记》,程代熙的《阿·托尔斯泰谈文学语言》,以及有关新编《高尔基全集》(六十卷)和《静静的顿河》著作权问题的文章。(程天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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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动态

《文艺问题论稿》出版
最近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程代熙的论文集《文艺问题论稿》。全书选收了作者在文化大革命前及粉碎“四人帮”以后所写的文章二十七篇,其中有十一篇是作者学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读书札记,提出了一些可供进一步讨论的看法。作者根据现在所见到的史料,探索了欧洲文学史上第一个现实主义文学流派的艺术纲领,着重介绍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关现实主义的论述,以及恩格斯第一次在文艺领域使用现实主义这个术语时赋予它的重要意义;阐述了两位经典大师对艺术真实的主张以及与现实主义有关的其他问题。作者还从艺术与现实的审美关系出发,分别介绍了黑格尔、费尔巴哈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人化的自然”的思想。在介绍高尔基文艺思想的文章里,阐述了现实主义文学的真实与自然主义文学的真实的区别、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的关系等问题。(沪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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