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科学的认识方法和领导方法
——从特殊到一般，从一般到特殊
本报特约评论员
叶剑英同志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认真研究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努力走出一条适合我国情况和特点的实现现代化的道路。”要实现这个伟大的历史任务，摆在我们各级领导干部面前的一个迫切问题，就是要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坚持在实践的基础上由特殊到一般、又由一般到特殊的认识论的基本原理，使我们在领导方法和领导艺术上有一个明显的改进和提高。
一
世界上的事物千差万别，各有其特殊的矛盾。这种特殊的矛盾规定着事物特殊的本质。在一般原则、原理指导之下，着重于矛盾特殊性的分析，才能区别事物，才能认识事物发展的特殊原因和特殊的运动规律，进而才能找到解决事物矛盾的方法。所以，认识事物的特殊性是我们认识事物的基础，是正确地改造事物的关键。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指出：“不了解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就不能指导中国革命战争，就不能引导中国革命战争走上胜利的途径。”这一点，已为中国革命的历史所证明。现在，我们面临着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历史任务。我们同样可以说，不了解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特点，就不能指导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毫无疑问，对于外国的经验，特别是他们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科学的管理方法，我们必须认真学习；但是，这种学习应当采取分析的态度，只能借鉴，不能照搬。我们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它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有着本质的区别。社会制度不同，实现现代化的目的、道路，必然是不同的。就是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比较起来，我们的现代化，也有着它自己的特点。我国是一个九亿多人口的大国，其中农民又占多数，地大物博、资源丰富，而原来的经济基础又十分薄弱。这就决定我们的现代化必然有自己的特殊性，只能走自己的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能不能走出这样一条道路来，是关系到我们的事业成败的一件带根本性的大事。
就全国来说是这样，对于一个地区来说也是如此。我国幅员辽阔，地区差别很大，经济建设的发展也很不平衡，因此，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各个地区都应当从本地的实际情况出发，采取适合本地特点的步骤和方法，以达到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总目标。
我们平常说，看菜吃饭、量体裁衣，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到什么山唱什么歌，说的都是要区别情况，分别对待。世界上没有包医百病的灵丹圣药，也没有一成不变到处适用的公式。否认矛盾的特殊性，在工作方法上，不加区别地“一刀切”，只能造成瞎指挥的错误。我们在一切工作中、特别是在领导经济工作中，必须注重矛盾特殊性的分析，学会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领导方法。
就农业生产来说，各地自然环境、生产条件不同，在制定生产方针、进行农业基本建设、改革耕作制度、实现农业机械化等等方面，必然表现出很大的差别。南方和北方不同，平原和山区不同，产粮区和经济作物区不同，在要求上是不能整齐划一的。比如，在同样是以种植粮食为主的地方，在安排生产上有的应当是以粮、棉、油为序，有的应当是以粮、糖、油为序，有的还要以粮、林、油为序，等等。至于粮食，有的以水稻为主，有的以小麦为主，有的则是以高粱或玉米为主。在水稻地区，还有一个适合双季稻还是适合中稻加别的作物的问题。不问时间、地点、条件，不问具体情况如何，只能按照一种要求、一种安排、一个框框去做，就会违背客观规律，阻碍农业生产的发展。毛泽东同志说：“我们指导农业，要依各种不同地区而采取不同方法，……不但在大的区域之间要有分别，就是在一县、一区、有时甚至在一乡之内，也要有这种分别。”（《毛泽东论调查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一九六○年版第10页）这里谈到的是农业，但是就方法论来说，则有普遍的指导意义。我们从事任何一项工作都要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
二
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员的任务在于指导全盘。因此，发出一般的号召，制定一般性的方针，提出一般性的要求，是完全必要的。没有这些，就没有统一的领导，群众就没有共同的奋斗目标和统一的行动步伐。问题在于，这些一般性的东西不是凭空产生的。凡属正确的一般号召、方针、政策、口号，都只能从个别指导中取得，从许多个别单位的具体经验概括出来。坐在办公室里主观主义地发号施令，凭想当然决定和处理问题，或者根据未加详细审查的书面报告作结论、发指示，是必定要犯瞎指挥的错误的。我们常常见到的那种“情况不明决心大，心中无数点子多”的做法，正是这种主观主义的一种典型表现。
从特殊到一般，这是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原则。在实践中，人们总是同一个一个的具体事物打交道，首先认识到的是各种事物的特殊本质，然后才有可能进行抽象和概括，上升到一般，认识到诸种事物的共同本质。因为一般并不是孤立存在的东西，它就寓于特殊之中；没有特殊就没有一般，不认识特殊就无从发现一般。所以，毛泽东同志总是教导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应当从客观存在着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解决问题的方针、政策、办法来。列宁在批判俄国主观唯心主义者米海洛夫斯基时指出：“从什么是社会、什么是进步等问题开始，就等于从尾开始。当你还没有研究过任何一种社会形态，甚至未能确定这个概念，甚至未能去认真研究事实和客观地分析任何一种社会关系的时候，你怎能得出关于一般社会和一般进步的概念呢？”（《列宁全集》第1卷第123页）马克思根本反对这种从尾开始而不是从头开始的唯心主义认识方法，他抛弃了关于一般社会和一般进步的抽象议论，而是对一种具体社会
（资本主义社会）作了深入的分析，揭露了它固有的矛盾及其特殊的运动规律，从而进一步发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列宁说，马克思的这种方法，是从分析事实开始，而不是从最终结论开始；从研究历史上一定的特殊的社会关系开始，而不是从关于什么是一般社会关系的一般理论开始。这种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入手，从中发现一般性原理、原则的方法，就是从特殊到一般的方法。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对于我们来说，是一项全新的事业。为了做好这项事业，凭我们已有的经验是远远不够的。可是，经验不会从天上掉下来，已有的马克思主义本本也不可能把我们所遇到的一切具体问题都事先做好具体的答案。唯一的办法是实践，在实践中学习，通过总结一个又一个的具体经验，从多次成功和失败的教训中摸索出一套在中国实现现代化建设的一般规律来。
比如，我们要对经济管理体制进行改革，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扩大企业的自主权。但是，怎样扩大企业的自主权？扩大哪些权力？扩大到什么程度？企业如何运用这些权力？这些，都只能从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试点经验中去总结。四川省委从前年十月份起首先抓了六个企业进行试点，在总结了这六个企业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个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随后，在去年一月，又把这个初步意见拿到一百个不同类型的企业继续进行试点，使改革的方案逐步完善。去年，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已有二千六百个企业开始了这种试点。我们相信，通过这种从特殊到一般、又从一般到特殊的反复实践，我们的经验就会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具体，就会逐步形成一套适合我国情况和特点的经济管理的具体办法。在这个问题上，任何主观臆断，纯粹的推理，都是有害无益的。处理一切新问题，都要经过试验，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各种试点，从特殊上升到一般，这是我们取得在中国实现现代化建设经验的唯一正确的途径；舍此，没有别的办法。
三
从特殊上升到一般以后，人们的认识并没有最后地完成，而且认识一般也还不是我们的目的。一般还必须回到实践中去，来检验、丰富和发展一般。
一切带有普遍性的方针、政策、办法，都是一般性的东西。即使那些正确反映了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的东西，也只能成为我们研究具体事物的向导和指南，我们在研究具体问题时，仍然要从特殊开始，而不能从一般开始。一般的重要性在于它能指导我们去进行具体分析，而不能代替我们去进行这种分析。
在实际工作中，有的同志对上级指示采取所谓“三照”方针，即照抄照转照搬，不注意同本地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以为既然文件传达了，原则话讲过了，也就万事大吉了。群众把这种人叫做“光会说原则话的干部”。这是一种懒汉思想和形式主义、不负责任的工作作风。上级的指示，除了个别情况外，一般地说，是综合全局情况提出来的，是共性的东西，带有普遍的指导意义。但是，各个地区、部门、单位的具体情况千差万别，我们要使上级的指示在基层得到落实，必须根据实际情况把它具体化。既要有原则的坚定性，不能借口情况特殊而不去执行；又要有因地制宜的灵活性，在具体要求、部署和做法上，应该有自己的特殊性。照抄照转照搬，上下一般粗，从一般到一般，结果还是一般，上级的指示并不能够真正的落实。毛泽东同志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早就指出：“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审察”，“盲目地表面上完全无异议地执行上级的指示，这不是真正在执行上级的指示，这是反对上级指示或者对上级指示怠工的最妙方法。”我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一些单位所以不能很好地落实，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种一般化、形式主义的工作作风在作怪。比如，中央提出，为了加快国民经济的发展，各地、各行各业要广开生产门路。具体到一个单位，到底有哪些门路？在农村来说，是搞种、搞养、搞采、搞编、搞挖？还是搞加工？这都要从实际情况出发，根据自己的特点把它具体化，采取切实可行的实际步骤，真正把它落到实处。否则，空喊“广开门路”，还是既打不开门，也找不到路，到头来，所谓贯彻中央指示成了走过场。
学习和推广先进经验也有一个一般和特殊相结合的问题。任何一种先进经验都是在一定条件下产生的，其中既包含有某种共性的东西，又有其特殊性、个性的东西。我们在学习和推广这些先进经验时，必须加以分析：哪些是具有一般意义的，是应该学习、也可以学习的；哪些是特殊的东西。对于其中有一般意义的东西，在学习的时候，也必须同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特点结合起来，必须从实际出发，有独创精神，不是简单地照搬照抄。有的地方搞农业基本建设，治山治水取得很大成绩，这种艰苦奋斗、大力改变农业生产条件的经验是应该学习的。但是，这种学习一定要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自然环境和生产条件不同，农业基本建设的主攻方向就不同，治理规划就不同，社队间互利形式也不同。这就需要开动脑筋，采取切实可行的具体办法。那种认为只要是先进经验，就必须统统照搬，照猫画虎，不许“走样”，不许有任何创造发展，这是一种错误的想法和做法，是不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的。至于把某项先进经验“神化”，把它的每一项具体措施都看成如同法律一样，用行政办法硬性推广；甚至把产生该先进经验的部门和地方的一切人和事，都看成是正确的，是“真理的化身”，不允许做一点分析，那更是一种蒙昧主义，只能使事情走向反面。
从一般回到特殊的过程，也是不断丰富、补充和发展一般的过程。从特殊中形成的一般并不是僵死的东西，在指导新的特殊的实践中，它将得到检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不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马克思主义，也就不可能很好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我们中国这块土地上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的新的伟大事业。在实现四化的新长征中我们必然会遇到许多新的问题、新的困难、新的矛盾。这就要求我们以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为指导，勇于面对现实，不断地研究新事物、新问题，更好地掌握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具体规律；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就一定能够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断地推向前进。
四
在认识论上反对主观主义、形式主义，和在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上反对官僚主义，是完全一致的。毛泽东同志说：“我们共产党人无论进行何项工作，有两个方法是必须采用的，一是一般和个别相结合，二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99页）领导和群众相结合，就是把群众中个别的、分散的、无系统的经验，化为集中的、系统的经验，变成一般性的指导方针；然后，又把这种一般性的指导方针变为群众的实际行动，去指导个别，并在指导个别的过程中去检验和充实一般。
多年来我们有些做领导工作的同志已经忘记了这条简单的原理。他们只对上级负责，不对群众负责，只习惯于向上摸气候、摸脾气，而不注意群众的呼声，群众的疾苦，拒绝研究群众所创造的任何新鲜的具体的经验。他们满足于画圈圈、发指示；或者照抄照转照搬，甘当“收发室”；或者搞强迫命令、瞎指挥。沾染上这种官僚主义作风的，有党性上的问题，也有认识上的问题。这些同志不肯从事深入细致的思想教育和具体周密的调查工作，不把上级的指示同群众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领导干部本来是党联系群众的桥梁，在这些同志那里却变成了“中间梗塞”。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的干部中，自以为是的很不少。其原因之一，是不懂马克思的认识论。因此，不厌其烦地宣传这种认识论，是非常必要的。”（转引自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介绍毛泽东同志有关理论学习问题的几件手稿》）
离开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就是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这就容易在政治上造成危险。我们的社会已经发展到这一步，就是如果不紧紧抓住现代化建设这个中心环节，我们的社会就一步也不能前进。然而，在确定现代化建设任务以后，在有了这个一般原则以后，四个现代化是否就能够自然而然地实现呢？也不可能。这仍然需要从实际出发，对具体情况进行周密系统的调查研究，摸索出具体的办法和途径。不克服官僚主义，不注意工作方法，四化就没有希望。
今天，在领导干部中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仍然是克服主观主义、形式主义，避免官僚主义的关键一环。没有调查研究，就不能认识任何特殊，就无法形成一般性的正确指导意见，更谈不上正确地指导特殊。调查研究一定要领导干部亲自动手，过去那种“领导干部选点，一般干部蹲点，秀才写点”的做法，是不可能得到真实、系统的材料的。自从开展真理标准的讨论以来，特别是党的三中全会以来，各级领导干部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认真转变领导作风，深入蹲点调查，亲自抓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试点，总结经验，越来越多地取得了工作的主动权和发言权。有些地方，已经通过大规模的调查研究，全面地了解本地区的经济结构、经济体制、经济政策以及在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等各个领域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贯彻“八字”方针、加快“四化”步伐的系统意见和实际措施。这是一个十分可喜的现象。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优良作风很好地发扬起来。只要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坚持从特殊到一般、从一般到特殊、“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科学的认识方法和领导方法，我们就一定能够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来，就一定能够使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乘风破浪，胜利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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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降低消耗 降低成本
郑宗汉
去年以来，由于贯彻“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许多工业部门在降低产品成本、增加企业盈利方面，取得了成效。这是十分可喜的事。
成本高，消耗大，浪费大，是我国工业生产中普遍存在的一个突出而严重的问题。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许多工厂消耗无定额，管理无制度，成本无核算，原材料、燃料的消耗不但与同类产品的世界先进水平有很大差距，也落后于本部门甚至本企业的历史最好水平。近三年来，经过初步整顿，情况有了很大好转，但是，消耗仍然高，潜力仍很大。重点钢铁企业每吨平炉钢所消耗的钢铁料，一九七九年比历史最好水平高百分之五点五；每吨侧吹转炉耗钢铁料，一九七九年比历史最好水平高百分之四点四；每吨合成氨耗煤，一九七九年比历史最好水平高百分之十以上，等等。不同企业的产品成本也有很大差距。每吨生铁成本低的九十来元，高的三百五十多元，相差几倍。全国还有半数企业的煤、电、油单耗高于本企业的历史最好水平。
成本高，消耗大，对发展生产是很不利的。企业产品成本的高低与企业占用的社会劳动量成正比，而与对社会的贡献成反比。一个企业的产品成本高，说明这个企业在生产过程中消耗和占用了更多的物化劳动和活劳动，但是没有为社会生产出应该生产的产品。成本降低了，物化劳动和活劳动节约了，就可以用同样多的人力、物力，为国家提供更多、更好的产品。还要看到，节约现有的生产资料同增产新的生产资料具有同样的意义。目前我国工业产品成本约占工业总产值的百分之六十五到七十左右。去年我国工业总产值是四千多亿元。成本如果降低百分之一，就能够节约三十多亿元；降低百分之十，则可以节约三百多亿元。在工业产品成本中，物化劳动部分一般占百分之七十左右，有些产品占的比重还要高些。每降低百分之一的成本，就意味着节约价值几十亿元乃至上百亿元的原材料、燃料、动力的消耗。我国工业目前原材料、燃料、电力是很紧张的。很多产品尤其是消费品供不应求，主要是因为原材料、燃料、动力供应不足。把消耗降下来，用于生产，生产和市场面貌就会改观。
有的同志对降低产品成本的意义认识不足，认为产品有销路，利润不低，成本高一点低一点没有关系。这种思想是不正确的。成本高低不仅是一个企业、一个部门的事。社会主义各企业相互联系，相互制约，每个企业产品成本的高低，消耗的多少，都要受到一系列企业产品成本的影响，同时，又会影响到一系列企业的产品成本。以汽车和电力这两种产品为例。目前一些工业发达国家生产的汽车，自重量逐步降低，载重量不断增加，耗油量和产品成本不断降低。载重四至五吨的中吨位载重汽车，自重量已降低到二吨半到三吨，载重量与自重量之比为一比零点六到零点七左右。但是我国生产的汽车，二十多年来，自重量与载重量一直是处于一比一的状态，每生产一辆汽车，比国外多耗一吨多钢材。一个年产六、七万辆的汽车厂，每年要多消耗近十万吨钢材。如果自重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用同样多的钢材可以生产八、九万辆汽车，或者生产六、七万辆汽车，能节约出百分之三十到四十的钢材。再如电力，现在有些国家生产一度电耗煤三百零七克，我国平均要四百多克。如果每发一度电节约一克煤，全国一年就可节约三十多万吨煤，每度电节约十克煤，可节约三百多万吨煤，达到国外先进水平，可节约几千万吨煤。节约出煤炭，可以多发电，或者用于别的方面，就可大大缓和燃料、动力的紧张状况。并且，由于成本是价格的基础，单位产品消耗量降低，产品的价格就可以降低，因而会导致一系列使用这种产品的生产部门的产品成本降低。
产品成本又是影响企业利润水平和整个社会的积累水平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产品价格不变的情况下，一个企业的利润水平与企业的产量成正比，而与产品成本成反比。成本越高，利润越低；成本越低，利润相对就高。每一个企业、每一种产品利润增加了，整个社会的利润和用于扩大再生产的积累才能增加。这些年来，许多企业资金利润率大大下降。一九七八、一九七九年，工业部门每百元资金获得的利润和税金，仍比一九五七年低三分之一左右。如果进一步降低成本，使百元资金利税率达到一九五七年的水平，全国一年可增加三、四百亿元的收入。
有的同志认为，降低成本不是一个部门的事，靠一个企业很难把成本降下来。确实，目前一些企业成本上升与外部因素有关，部分原材料、燃料提价成为不少企业成本上升的重要原因。但是，影响产品成本的因素是很多的，原材料价格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企业的经营管理，工艺流程状况，操作技术水平，生产过程的衔接，综合利用状况，流通环节的多少，及非生产性开支等等，都会影响产品成本。许多企业在这些方面潜力还是很大的。以燃料消耗来说，每吨标准煤，江苏、浙江可生产六百零六个五磅保温瓶，贵州只能产七十四个，内蒙只能产五十六个。有的保温瓶厂产品破损率高达百分之六十。破损率减少一些，成本就可以降下来。每吨铁锅消耗焦炭，全国平均为五百公斤，山东、辽宁是一百九十至二百二十公斤，有的地区则高达千斤。把技术水平提高一步，成本就能立即降低。实践告诉我们，产品成本既然受各种因素的影响，我们就能够从多方面想办法降低它。技术进步、经营管理进步是无止境的。每一个生产部门、生产过程的每一个环节，甚至生产中的每一个动作都是可以改进、发展的。问题在于我们是否肯想办法，动脑筋。
开展技术革新，改革产品设计，改进工艺流程，是降低成本、减少消耗的途径。小改小革小节约，根本的彻底的改革则会出现更大的节约。去年首都钢铁公司采用浇钢倒包工艺，只是稍稍改变了一下工艺流程，就使钢材轧废率由百分之四点五降低到百分之二点一，一年增产近千吨优质钢锭。他们采用高炉喷煤粉新技术，节约焦炭十七万吨，价值八百多万元，并使每吨铁喷吹的重油从二十三公斤降低到五公斤，一年节省喷吹用油二万吨。去年冶金工业抓了一下余热利用，只利用了可利用量的百分之二十，就节约煤炭一百万吨。整个地看，我国工业生产技术水平低，在许多方面还远远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国内各地区、单位之间也很不平衡。这就是潜力，靠技术革新增产节约，是我们面临的一个艰巨而长期的任务。
产品成本是企业各项工作和整个生产过程的综合表现，成本高低与企业的每一项工作搞得好坏，每一个干部、工人的积极性是否得到充分发挥，国家、企业和个人三者关系是否处理得适当，企业管理、车间管理、班组管理的状况，以及与整个工业管理的状况都是直接相关的。我们要从各方面努力，使产品成本不断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