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从两个剧本看文艺的真实性和倾向性
陈涌
编者按：最近中国剧协、中国作协和中国影协举行的剧本创作座谈会上，就去年上演的话剧《假如我是真的》（又名《骗子》）和发表的电影文学剧本《在社会的档案里》、《女贼》等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今日发表的陈涌同志和杜高、陈刚同志的两篇文章，是根据他们在座谈会上的发言稿整理的。文艺界对一些有争议的作品，展开实事求是的、充分说理的讨论，互相切磋，畅所欲言，对于繁荣社会主义的文艺创作，促进文艺评论的发展是很有好处的。我们希望今后共同努力，认真贯彻执行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逐步造成最有利于文学艺术蓬勃发展的气氛，以推动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发展和繁荣。
对上海演出的话剧《假如我是真的》（又名《骗子》）和刊物发表的电影文学剧本《在社会的档案里》，这两部作品主要应肯定什么？有些什么主要的倾向？我想谈谈自己的看法。还有第三个问题，真实性和倾向性这个长期有争论的问题，也想结合这次讨论的具体作品，谈谈我的意见。实际上只是提出问题，希望和大家讨论。
第一个问题。我认为这两个作品有两方面是要肯定的。一，这两个作品都反映了我们社会生活中十分尖锐的问题，党的干部队伍中不正之风的问题。这是关系到我们党是否脱离群众，是否会变质，关系到社会主义社会前途和命运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肯定这两个作品的作者揭露这些尖锐问题的勇敢精神是完全必要的。否认他们在这方面的努力是不公平的。至于现实的政治斗争把这个问题放在一个什么位置上，当前主要批判的方向是什么，这是另一个问题。党中央对当前的现实斗争提出的主要打击方向，取决于多方面的因素。文艺工作者往往更多的依靠自己直接的观察，对于自己直接接触到的生活可能有更深的体会，也更易激发自己的感情，但对于全局，对于决定现实的政治斗争的方针的各种因素，党中央会了解得更清楚。我们应该相信党中央的方针是从实际出发的，是符合安定团结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需要的。但是，也并不是说这样便改变了问题的实质，因此，作品的意义还是应该肯定的。
有人提出，《骗子》、《在社会的档案里》写的问题不是普遍的，到底有没有典型性？这个问题其实几十年前就解决了。典型的东西，有时可能是少数。萌芽状态的东西总是少数，不管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都是这样。萌芽状态的暂时还是属于少数的事物，只要带规律性，都有典型性。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我们应当揭露，应当反映。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四二年整风时，就批评过当时党的不正之风。他也说过，这些现象在当时也是少数，但是是典型的。这就是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和党八股，而且认为这是和党的正确作风不相容的，完全有反对之必要。因此，《骗子》、《在社会的档案里》这些作品所写的现象虽然不能代表全体党的干部、甚至也不能代表大多数干部，但它的确有典型性，合乎规律性，应该重视。邓小平同志不久前关于《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讲话，分析了党员的思想状况，可以看出党中央是很了解党内的实际情况的。事实上，党现在是不纯的，这不纯不仅包括没有经过锻炼的新党员，也包括老干部、老党员。《在社会的档案里》写的那个“首长”，毫无疑问是不够格的。不仅不够格，而且已经完全走向反面了。《骗子》中的赵团长、钱处长、孙局长也都属于不同程度上不够格的党员。为什么不能反映呢？！应当肯定我们的年青的作者对错误现象猛烈冲击的勇敢精神，应该看到这种精神是可贵的，有这种精神是很不容易的。
二，这两部作品在艺术上都有显著的长处，有真实性，而且，不少地方是写得深刻的。因为作者是在写生活，写生活中令他们激动的东西，因此，我们看的时候，有些地方也是令我们激动的。《骗子》这个故事看起来好象很荒诞，但是，它在现实生活中是有一定根据的。正因为现实生活中不但有的领导干部利用自己的地位和权力谋私利，而且他们的子女也可以利用父亲的地位和权力胡作非为，因此也就有一些干部想去利用这样的领导干部的子女去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自然，也就难免造成骗子利用这种现实关系去进行活动的地盘。《骗子》反映了社会生活中尖锐的、不合理的、畸形的现象，有它一定的真实性，作者批判这种现象是正当的。《在社会的档案里》在艺术上也有它的长处。当然，把流氓犯罪活动写得太逼真了，看了令人不舒服。这说明作者还是有庸俗的趣味，还有格调不高的地方。但这些并不是作品的核心部分，这是好改的。李丽芳这个人物写得比较深刻，她走上毁灭的道路，当然是由于那个所谓“首长”侮辱了她，同时也还有当时她所处的那个特定环境，包括她的父亲和她已婚的丈夫，把她推上了毁灭的道路，这点是写得深刻的。把现实生活的复杂性写出来了。看了这个作品，感到新中国还保留着很多旧中国的痕迹，很多人身上还没有完全摆脱封建主义的影响，这是使一个女孩子走向毁灭的推动力量。要充分估计到封建势力的影响在很多人头脑中长期存在，而且以后还会存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但悲剧正在于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这点，并没有意识到不但自己受到封建意识的毒害，而且这种封建意识还成了把李丽芳推向毁灭、堕落道路的一种可怕的习惯势力。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的后果。作者主要并不在谴责他们，而是谴责、控诉几千年来留传下来，至今仍然象梦魇一样压住人们头脑的封建意识。但作者的确也写得太阴郁了些，在李丽芳的周围，看不到经过党领导下我们这个社会主义社会的物质和精神变革的典型环境，这就使得作品的真实性受到很大的局限。
王海南这个人物也写得比较真实。他本来是有理想的，但在“四人帮”那种环境中找不到出路，结果变得很孤独，成了思想很空虚的人，无所作为的人。作者描写王海南思想形成的过程是合理的，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特殊而又复杂矛盾的条件下产生出的一种性格。根据文化大革命的特殊的逻辑，他在他母亲那里是“狗崽子”，在他父亲那里变成了“红后代”，他本身也自然是矛盾的。这个人物是有真实性的。
第二个问题，作品的主要倾向是什么？我感到《骗子》对干部的描写是有片面性的。干部的这幅图画，使人看了感到有缺陷，缺少一些东西。作者所描写的是有错误的干部，但他们还没有完全丧失作革命干部的条件。既然这样，就存在一个对这些干部的态度问题。我们应该无情地批判他们那些肮脏的东西，但是对他们这些人，只要还没有完全烂掉，还不是不可救药的，我们就不能完全无情，还是要带着善意，要有关心、爱护的态度。现在有些简单化，几个人物都写成只是小丑。这有一个界限的问题。《骗子》把几个有错误的干部都写成小丑，太简单了，除了吹吹拍拍、拉关系、走后门就没有别的东西了。是不是可以看出作者对这些干部缺少一种善意？如果他们当中有些已经烂掉了，那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也同意许多同志的意见，认为要把典型环境写出来，但要做到这点，首先就要解决对现实生活的看法问题。《骗子》就包含着这个问题。如果这个问题解决好了，会和现在有些不同。
在我看来，如果对现实生活的看法是全面、正确的，在一个具体作品里，即使写的全是有缺点错误的干部，也不一定违反现实主义的真实性。这要进行具体分析。对现实生活的看法是会影响到创作的真实性的。
如果说，作者在揭露干部的错误的时候，对干部的看法是全面的，即使根据作者的描写，这个干部仍然没有失去作一个革命者的条件，那么对他就不能完全没有善意，没有与人为善的态度；另一方面，作者对那些本来有着明显而重大的缺点，有浓厚的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知识青年的缺点，却是另一种态度，是过多的同情、赞赏，以至对他们的缺点加以辩护。实际上，李小璋、周明华、李丽芳、王海南，都是文化大革命中形成的有浓厚的小资产阶级思想的青年知识分子。在文化大革命中，小资产阶级思想泛滥程度之大，在中国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文化大革命前，小资产阶级思想在无产阶级队伍里是不合法的，在社会上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也需要逐步改造，但文化大革命中，它却受到支持和保护。林彪、“四人帮”正是利用知识青年对党的信任，利用他们的纯洁，没有经验，利用他们当中的无政府主义、极端民主化、个人主义等小资产阶级思想来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踢开党委闹革命，大大地发展了小资产阶级的东西。后果直到现在还是很严重的。现在还有不少青年，分不清无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界限，把小资产阶级的东西当作无产阶级的、最革命的东西。社会主义的作家应该站得高一些，站得比李小璋、周明华、王海南、李丽芳这些人高一些。应当不是简单地同情他们。他们有值得同情的方面，他们也受蒙蔽，受毒害。但是对他们小资产阶级的东西不应该同情，对李小璋只考虑个人利益的思想不应该同情，对他的欺骗行为更不应该同情。但实际却相反，《骗子》主要用李小璋这样的青年去和那些犯错误的干部相对立，李小璋这样一个有欺骗行为的知识青年看来比他周围的干部都站得高，更理直气壮，更值得原谅，更值得同情；李小璋成了那些干部营私舞弊的见证，成了他们一切丑恶行为的控诉者。作者显然是站在李小璋方面的。在处理老干部和知识青年两种都有缺点错误的人的关系和对待这两种人不同的态度上，是可以看出作者有明显的倾向性的。
《在社会的档案里》的李丽芳，最初的确是比较单纯、纯洁，有希望的。但她也是一个没有经过任何实际锻炼的知识青年。她从革命回忆里接受了一些革命的思想，但在分配了一个不如她所希望的工作以后，在看到了一个“首长”一家生活并不如她想象那样值得敬重和赞扬以后，她便为“理想与现实的矛盾”而苦恼，开始变得孤独，开始厌恶她周围的环境了。这种思想性格和它的变迁，我们从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里是经常可以遇到的。对这样的脆弱的知识青年，我们当然还不是要鞭鞑她，但无疑应该指明她的弱点，应该引导她。但作者却只是把同情倾注在她身上，这就不但不能有助于读者正确地认清她以及她这类知识青年的弱点，而且反而模糊了我们的视线。
前面说到王海南这个人物也是有真实性的。他的性格，是林彪、“四人帮”所造成的特殊而又复杂、矛盾的条件下形成的。他是比较有思想的，他对林彪、“四人帮”所造成的充满矛盾、痛苦和混乱的局面，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他不甘愿在他父亲的“保护伞”下过新的纨袴子弟的生活，也许正是因为这样，他被人认为是属于所谓“思考的一代”的吧。但王海南也毕竟是一个典型的小资产阶级的知识青年。他是俄国文学里的皮却林、罗亭、拉夫列斯基一类的“多余的人”的精神近亲。他思想空虚、孤独、无所作为，他有要求革命的愿望，但他脱离人民，他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他被从整个现实生活中排除出来，“既非孔雀，又非乌鸦”，他成了一个游离于一切现实关系之外的孤独的原子。他不但对林彪、“四人帮”所带来的一切不抱什么希望，而且对整个中国也看不到什么希望，这就是为什么他要逃到国外去“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的主观原因，这就是他的短促的一生成了一个悲剧的主观的原因。
对于王海南这样的知识青年，在目前是有一定的典型性的，社会主义的作家有责任引导他走向人民，而不只是简单的同情，不是对他的缺点也加以美化和赞赏。但遗憾的是，作者对这个人物的一切，始终是过分的同情，对他的缺点也加以美化和赞赏。特别令人注目的是，作品一开头便写到他在偷越国境时被抓住的一个场景。当时一个边防军的军官问他：“你不知道这是叛国行为吗？”他的回答是：“工人阶级无祖国”。我们能不说这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国际主义思想的歪曲么？王海南对国际主义理解成可以抛弃自己的祖国，可以完全无视自己祖国事实上存在的真正的革命力量，这正是用无政府主义的观点来解释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他的看法是一种对中国完全失望，完全看不到前途的很悲观的小资产阶级观点。但是作者没有批判他这种观点，相反却肯定了这种观点。这两部作品都反映一种倾向，创作上的一种小资产阶级倾向。这两个作品在表现人物、表现生活中流露出这种小资产阶级倾向，这是社会上小资产阶级思潮在文学上的一种反映。
现在，我们的确处在新旧交替和新旧交错的时期，各种思想都可能出现，或者正在出现。目前，小资产阶级思想在一部分人中间相当有市场，这不但是因为中国过去曾经是小资产阶级占优势的国家，而且也有长久积累下来的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原因。现在许多青年，大多数实际地位已经属于工人阶级，但他们之中许多人受到各种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或者本来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没有得到改造。小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是比较坚决的，在我们社会主义社会里，抱有小资产阶级观点、情绪的人，对和封建思想有联系的特殊化、官僚主义也是厌恶、痛恨的，他们的揭发批判往往是机智的，而且有时还是深刻的，但同时也给我们带来各种各样的小资产阶级的观点、情绪。他们一方面往往容易模糊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的界限，模糊社会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封建社会的界限；另一方面又往往容易模糊无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界限。这种小资产阶级的倾向在我们现在的一部分作品中，包括《骗子》和《在社会的档案里》在内，都得到程度不同的反映。
最后一个问题，真实性和倾向性的问题。这个问题是长期有争论的，两种经验都有。一种是十七年，往往只强调革命的倾向性，忽视艺术的真实性，只讲政治不讲艺术，只讲倾向性不讲真实性，一个作品只要主题思想正确就被认为是好作品。以后，林彪、“四人帮”使这个倾向更加恶性发展，更明目张胆地否定艺术的真实性，否定艺术的规律性，否定艺术的现实主义，结果几乎等于没有文艺。“四人帮”垮台以后，文艺得到了健康的发展，作家大胆地反映生活，接触生活的矛盾，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也丰富了现实主义的艺术经验。但是在强调艺术的真实性的时候，是不是也有些人忽略了社会主义的倾向性，把艺术真实性和社会主义倾向性对立起来？例如有人认为，作家都是有倾向的，问题只是艺术性的问题。事情是否就是这样的呢？是的，每个作家都是有自己的倾向的，问题是什么样的倾向。我们的要求是艺术的真实性和社会主义的倾向性的一致。真实是艺术的生命。离开了真实，谈不到任何真正的艺术。这不但为过去整个人类的艺术经验，而且也为我们五四以来，特别是近三十年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所证实。但这并不是说，思想倾向的问题便不重要了，便不是问题，便会自然而然地解决了。我们面临着的《骗子》、《在社会的档案里》以及其他一些类似的作品，既有艺术真实性的问题，也有思想倾向的问题，而且这两方面的问题是互相联系的。
《骗子》和《在社会的档案里》都有真实性，都在一定的程度上，甚至有些地方是相当尖锐、相当深刻地反映了现实生活中的真实，但也正如前面已经分析到的，这两部作品都未能给我们提供现实生活的完整的真实的图景，这是和作者的思想倾向有直接关系的。这两部作品的某种程度的小资产阶级倾向妨碍了他们正确地观察和认识生活，妨碍了他们按照生活本来的面貌真实地反映我们的现实生活。这个经验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曾经深刻地叙述了文艺工作者世界观的改造问题。这对于我们今天仍然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我们应当充分估计到：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和粉碎他们的斗争中，绝大多数老、中、青作家都通过了严峻的考验，在同全国人民群众结合和思想觉悟的提高上，都跨进了一个新的境界。特别是三中全会以来，文艺界贯彻中央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解放思想，执行“双百”方针，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这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同时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作者们特别是一大批青年作者在打碎林彪、“四人帮”的精神枷锁，批判他们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同时在提高和改造自己的思想方面，也有显著的成果。但另一方面，随着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和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发展，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摆在了作家面前。这就是说：必须在继续解放思想的同时，加强自身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武装，进一步和新时期的人民群众相结合。应该在肃清林彪、“四人帮”思想流毒的同时，也要进一步改造自身的某些非无产阶级的思想。
林彪、“四人帮”把世界观改造的问题当作一个符咒，当作一个绝对理念，当作一个可以离开作家的艺术实践，离开艺术规律的空洞的抽象，甚至当作一根打人的棍子，一顶压人的帽子，我们当然是要反对的，但并不能因为这样便取消问题的本身。相反的，在经过了林彪、“四人帮”对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严重歪曲，对社会主义文艺的严重破坏之后，我们也就取得了经验，更有必要与可能完整地、正确地解决作家的世界观和创作、真实性和倾向性等一系列的文艺的根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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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话剧创作繁荣兴旺的一年
杜高 陈刚
人们把一九七九年称为话剧创作的丰收年，并不是没有原因的。这一年多来，话剧创作出现了一个令人喜悦和振奋的繁荣兴旺的局面。这是由于党的三中全会以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在真理标准的讨论中获得了辉煌的胜利，亿万人民思想解放运动的汹涌浪潮，不断冲溃了极左路线和现代迷信套在人们精神上的枷锁。话剧艺术带着它所特有的反映生活的敏感性、鲜明的现实性和强烈的战斗性，迸发出它的艺术的光彩。广大文艺工作者在三中全会精神的鼓舞下，发挥出更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话剧创作的题材范围更加广阔了，思想探索更加深入了。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开始向四个现代化的宏伟壮丽的新长征，成为这一年来话剧创作比较集中表现的新题材和新主题。舞台上出现了社会生活广阔的画面和重大的矛盾冲突，出现了带有鲜明时代特色的朝气蓬勃的社会主义新人，和既有远大革命理想又有求实精神的共产党人的艺术形象。
一批从十年动乱的风暴中搏战成长的中年、青年作者，从人民群众生活的深处，敏锐地感受着时代脉搏的跳动，在他们的作品中，反映出人民群众要求四化、要求前进的迫切愿望。他们敢于正视阻碍四化的陈腐落后的事物，敢于摒弃极左的传统观念和习惯的做法，敢于揭露和鞭笞思想僵化者和官僚主义者的灵魂。这些话剧作品不仅真实地、比较深刻地反映出我们这个新旧交替的时代现实，而且反映出人民群众要求除旧布新的时代感情。
一年来如春潮般涌现了大批优秀的和比较好的话剧，如《报春花》、《未来在召唤》、《权与法》、《救救她》、《向前！向前》等，在人民群众中激起了强烈的反响和共鸣，给予广大人民群众以思想教育和精神鼓舞，在四化建设的斗争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这一年来产生的话剧新作有一个显著的共同点：突出地体现出拨乱反正和思想解放时期的鲜明特征，具有艺术的真实性和思想的尖锐性，表现了严肃的政治主题。话剧《报春花》可以作为这一时期的一部优秀的代表作。作者倾注了他心中深挚的同情、强烈的不平、热烈的爱，塑造了一个家庭出身不好、从小就受着不应有的政治歧视，但全心全意热爱党和社会主义，在屈辱中默默为人民辛勤劳动而有杰出贡献的女工白洁的艺术形象。这是一个有广泛的代表性而又感人至深的社会主义新人，而且是第一次被作家理直气壮地把这种出身的人物当作社会主义劳动英雄引进了我们的文艺作品。作者同时也描写了
一位深受“四人帮”迫害，刚刚回到领导岗位来的厂长李键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剧本通过李键同党委书记吴一萍围绕白洁能不能树为劳模而展开的激烈冲突，热烈歌颂了三中全会方针、政策的胜利。
另一部引起热烈反响的剧作《未来在召唤》，也同样是由于作者怀着对于祖国光辉未来的坚定信念和美好理想，以极大的尖锐性反映了两条思想路线的严肃斗争，猛烈地抨击了把领袖神化的现代迷信，在舞台上塑造了一个使观众深受鼓舞的共产党人梁言明的生动形象。作者通过梁言明在戏剧中的全部行动，有力地证明了三中全会路线的正确，并且把祖国的未来，人民的希望，深深地寄托在那些坚决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确立的路线的共产党人身上，这就使得这个戏体现出强烈的时代精神，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话剧《权与法》则是在我们党为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进行斗争的形势下产生的一部作品。戏剧通过一位正直诚实的女干部丁牧遭受的冤屈和诬陷，猛烈抨击了至今仍在腐蚀着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封建特权思想。作者热情、勇敢地表现了现实生活中一个有重大政治意义的主题，塑造了为捍卫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为坚持正义而英勇斗争的市委第一书记罗放这一很有光彩的艺术形象。《权与法》的真实性和它的思想力量在于，它一方面毫不留情地揭露了个别领导干部（市委书记曹达）利用职权违法乱纪的严重案件，暴露了社会生活的阴暗面；同时又着重地表现了革命的正义力量同这种现象所作的不可调和的斗争，并且通过戏剧冲突的发展，令人信服地显示了在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里，置人民死活于不顾的官僚主义者是一定要受到党纪国法的严厉制裁的，光明必将压倒黑暗，正义终会战胜邪恶。
新与旧、革新与保守、实践精神与“本本主义”之间不同性质的矛盾斗争，充满我们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必然也会反映到人民军队的现代化建设中来。话剧《向前！向前》，从另一个角度表现了拨乱反正时期激烈的思想冲突，批评了某些老干部因为因循守旧而成为新长征路上的严重阻力，但是经过斗争，终于使他们觉悟起来，思想得到解放，敢于摆脱过时的条条框框的束缚，重新迈出前进的步伐。
在这些新的话剧作品中，出现了一批个性鲜明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如《报春花》中的白洁、《未来在召唤》中的李莉、《向前！向前》中的向来位、《撩开你的面纱》中的刘爱华等，这些人物已不象十七年时期我们话剧中出现的社会主义新人物那样思想单纯，而是经历了十年浩劫的考验，在动乱的岁月里成长，他们的精神上留下了伤痕，但他们对党和社会主义的信念是坚定的，他们更富有敢想敢干的斗争精神，思想感情也更加深沉。这些作品中出现的有血有肉的共产党人形象，具有新时期的历史特点，李键、梁言明、罗放、周继武等这些领导干部，都是经历了几十年曲折复杂的斗争锻炼，受到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今天重新工作，仍然保持了旺盛的革命意志和勇往直前的精神状态。他们热爱人民，懂得人民的苦和乐，同人民共命运。这些在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指引下，在新的斗争面前旗帜鲜明的共产党人，是我们党的硬骨头，是新的历史时期的社会中坚。
从一年来话剧创作所反映的丰富的现实生活内容和复杂的矛盾冲突中，我们看见了时代的真实面貌，看到了我国人民在向四化进军的征途上，还有暴风骤雨，还有悬崖陡壁。林彪、“四人帮”十年封建法西斯统治，给我们的人民特别是青年一代，造成了严重的精神创伤。我们的社会生活中还存在着各种不利于安定团结的因素和阻碍四化的消极现象与阴暗面。“四人帮”组织上的残余和思想上的流毒，决不能低估。一部分干部的官僚主义、特殊化和不正之风，也成为党团结人民群众向四化进军的障碍。通过戏剧创作揭露和批判这些消极现象，是必要的，完全应该的。那种讳疾忌医的态度是我们不赞成的。
但是，由于造成这些社会现象的复杂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它本身的复杂性，需要一个反复认识的过程；同时，在主观上受认识水平、思想水平、生活积累、生活阅历以至表现手法等方面的限制，因此作家也就面临着如何正确地认识我们这个在斗争中前进的时代、如何把握我们时代的起决定作用的社会力量、如何准确地反映这些社会现象的迫切课题。因此，当我们的作家把目光和笔触集中到反映青少年犯罪现象和批评干部特殊化这两类题材时，伴随着这类作品在舞台上的出现，也就同时提出了如何更充分地发挥戏剧艺术的积极社会作用，如何更真实更深刻地反映我们时代的社会矛盾等这些具有重大意义的新问题了。
应该看到，在描写青少年犯罪的话剧中，出现了较好的作品，如《救救她》。作者一方面沉痛地控诉了林彪、“四人帮”对青少年的严重毒害，促使某些青少年走上了犯罪的道路，同时又着重表现了社会主义力量对失足青少年的争取和挽救。许多青少年看了这个戏，受到强烈的感染和教育，觉醒起来，走上了自新的道路。这个戏之所以获得积极的社会效果，正是由于作者在反映这个消极的社会现象时，并没有仅仅停留在生活的表面的真实性上面，而是透过它们，去表现本质的真实性，发现、把握、歌颂那个更强有力的，决定生活发展方向的正面力量。因此，作者不去详尽地描述女青年李晓霞堕入歧途的曲折经历，也不把主要的戏剧场面让给流氓分子们来展露丑态，而是怀着庄严的感情和理想，塑造出方老师这个为挽救失足青年而忘我奋斗，充满了社会主义崇高责任感和道德感的艺术形象。方老师这个形象的积极意义就在于，她所代表的社会力量，对李晓霞的命运起了决定性的影响和作用。戏剧全部情节和冲突的展开，也是围绕着以方老师为代表的社会力量对失足青年的热诚有力的挽救。
但是，在同类题材的某些作品中，也出现了一种不好的倾向，有的作者用过于感伤的笔调去描写青年的自甘堕落和绝望情绪，使人们看不到光明和希望；还有的作者由于对真实性的片面理解，或者追求情节的离奇与刺激性，用自然主义的表现方法去过分渲染犯罪行为的丑恶，如凶杀和偷窃，耍流氓和说黑话等，这样也就使人们感受不到美好的事物必将战胜丑恶的事物，不能增强人们为美好理想而斗争的信念。这样，在观众中，特别是在青少年的观众中，就不能不产生某些消极的影响。
当然，也产生了这样的作品，如通过一个青年的行骗，来揭露和讽刺干部特殊化的话剧《假如我是真的》（又名《骗子》），我们必须看到这个剧本应当肯定的优点和长处，作者写作剧本时是出于要引起疗救这些病态社会现象的良好愿望，勇敢地触及了尖锐的社会问题，暴露出当前社会生活的消极面，批判了存在某些干部身上的不正之风。这个剧本产生了一定的积极效果，显示了作者的艺术才能，这些都是应当肯定的。但是，这个戏引起广泛的争论，也不是偶然的。许多同志对它提出了值得重视的批评意见。是的，我们生活中确实存在着某些干部的封建特权思想、特殊化和官僚主义等不正之风。这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在林彪、“四人帮”横行十年中发展到恶性的地步，这种流毒至今也没有肃清。但是必须看到，这些不正之风同我们共产党的性质，同党的光荣传统作风是不相容的，因而在社会主义社会也是不合法的。我们的文艺应当去暴露它和批判它。但我们的作家在表现这一部分消极现象时，必须充分看到同这些消极现象进行斗争，并不断克服和战胜它们的积极社会力量。更重要的是，当作家从现实生活的某一范围或某一部门看到干部特殊化和官僚主义的严重现象，已在一定时期内成为那一个具体环境中的主要矛盾；但不能由此得出普遍性的结论，认为干部特殊化和官僚主义，已成为我们社会的主要矛盾了。《假如我是真的》这个戏里出现的干部和青年的形象，虽有一定的生活依据，但是对于环绕着他们、促使他们行动的时代环境的描写，真实性和典型性却显得很不充分。同时，作者在对骗子的描写上，不适当地倾注了过多的同情，为的是把他行骗的罪责全部归于干部的特殊化，并且提出了这样的命题：“假如我是真的，那么就是合法的。”这就难免让人们得出一个错误的结论，仿佛社会主义制度正是干部特殊化和不正之风的保护者。这显然是不符合我们社会的实际情况的。同时，在这样一个命题的指导下，作品对于干部特殊化和不正之风的揭露与批判，也就不可能是准确而深刻的了。
在我们话剧创作出现蓬勃发展的繁荣时期，出现少量有缺陷的作品，甚至出现某种不健康的思想和艺术倾向，是百花齐放过程中的正常现象，是在探索反映我们前进中的现实生活时难以避免的。这些作品也带着我们新旧交替、新旧交错的时代特征。它们不会淹没我们已经取得的巨大成绩，我们要实事求是地总结经验，发扬成绩，克服缺点，继续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