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3月18日人民日报 第8版

第8版()
专栏:

雨夜悼李季
杜宣
三月九日一大早,突然得到上海文联丰村同志电话,说李季同志昨日逝世了。这个象狂飚一样袭来的不幸消息,使我全家为之震动。接着,闻捷同志的遗孤咏梅也赶来了,我们痛苦地无言相对,她说北京来电要她立即去京奔丧,要我代她向出版社请假。我送走了咏梅,又收到袁鹰电报:“李季八日下午因心脏病猝发逝世。”
李季同志的突然逝世的消息,带给了我极大的悲伤和痛苦。我在书斋中,不停地踱着。感到累了的时候,就在摇椅里歇一会儿。我不愿任何人这时来打扰我,我完全沉浸在回忆的漩涡里,反复地想着我所知道的李季,他的作品,他的性格,我们每次聚散时的情景。尤其是最近的一次,刚刚是他逝世的一个月前。
这是二月七日的晚上,大约七点多钟的时分,我忽然接到李季打来的电话,说他一个多钟头前到了上海,刚刚住进静安宾馆,第一个电话就是打给我的,要我去看他。我放下电话就赶去,他正好吃完晚饭回到房里。我们自去年十一月文代会后分手,到现在不过两个多月的样子。见面后,很自然地首先就是问他身体怎么样了?因为我们都知道他这十多年来一直有心脏病,并且抢救过多次的。他答复我却是很坦然的样子。他说:要是不好的话,我能来上海吗?这样我也就放心了。他告诉了我他来上海只打算住两天,因为北京的事情多而且乱,他无法多住。他谈了很多关于刊物和协会的情况,更多的谈了作家协会今后外事工作的状况和打算。我知道,从粉碎“四人帮”三年多以来,特别是近一两年来,他以带病之身,一直为刊物和作家协会的工作操劳,不顾由此给自己的创作带来不利的影响。这天,他兴致极高,谈锋极健,对当前文学上的一些现象,都表示了自己的看法,我考虑到他刚刚下飞机,可能有些劳顿,所以九点多钟我就走了。临行时,他又说明晨他先去巴金同志家,然后就到我家,要我在家候他。
第二天一早,咏梅先来,李季来得也比约定的时间还早一些。我们谈了一会儿后就一同去漕溪路闻捷的孩子的家。正巧大女儿咏桔因婚假在家,二女儿咏苹又由江西来上海度假,都看见了,所以他十分高兴。大家都担心他的身体健康,他表示自文代会后一直在工作,没有感到什么不好。又从口袋中掏出两种心脏病的急救药给大家看,说万一发病了,有这些也没问题,表现出很有自信而又旷达的神情。晌午时分,我们一道离开漕溪路,在车上,他又约我明早去宾馆,我因另有他约,答应晚点去看他。第三天上午我又去看他。中午我们一道参加了巴金同志为他举行的便宴。因为这以后,我都有事情,不能再去看他,也不能送他上飞机。宴会后,我就和他告别了。当时我们并没有引起什么惜别的感情,因为除了“四人帮”十年禁锢之外,我们每年都有多次聚遇,象这类的小别,在我们的多年交往中是无法计算的。怎么想得到啊,这次小别竟成永别!
李季正在五十八岁的壮年,他是可以不死的。他可以为革命、为社会主义文艺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他得了心脏病,这是熟悉的朋友们都知道的。如果他不担负繁重的工作,一边休养一边进行有限度的工作,很有可能不会猝然去世。
记得一九七七年春天,“四人帮”被粉碎后,我第一次到北京,就听说李季病重,不能会客。但到了北京,我又怎么能不去看他呢?正在这时忽然得到李季打来的电话邀我到他家去。在电话中,我说:“听说医生不许你会客,不许激动。”他说:“不要紧,你来吧,看不到你,我会更激动的。”到他家后,他的夫人李小为同志告诉我,谈话不要超过半小时。这是十年浩劫后,我们第一次相遇。在他的充满了阳光的书房中,我们愤慨地谈着这十年林彪、“四人帮”倒行逆施所造成的民族厄运。李季是很容易兴奋的,当他正在侃侃而谈的时候,小为同志就走进来向他提出警告说:“注意啊,你又激动了起来!”李季无可奈何地笑了一下,只得抑制着自己的激动,在躺椅上躺了下来。我一看表,我们的谈话早超过半小时了。我只得告辞了。李季苦笑地和我告别。
一九七八年四月间,我访问罗马尼亚后回到北京。当时为了编辑《闻捷诗选》,我们在一起商谈过几次。为了照顾他的身体,每次我们谈的时间都很短。当我准备回上海的前一天的上午,李季派车子接我到他家。这次谈的主要是闻捷的一些事情。我们谈了将近两个小时,我感到太久了,就向他告别。他表示约我来就是想和我一道吃午餐。我一看表,如果在他家午餐,大约还要谈上两个钟头,这样他一定更加吃力。于是我坚决要走,他也就没有强留,只是照例苦笑了一下。上车后,驾驶员对我说:“您为什么不吃饭呢?”我说:“待久了,怕他吃不消。”驾驶员感到我有点不近人情,他说:“厨房都准备好了……。”霎时间,我感到有些歉意。但再想一下,也就坦然了。在正常情况下,似乎是有些不近人情,但李季的情况是特殊的,我想小为同志知道了,一定会认为我做得对。
一九七九年,我去了三次北京。李季全日在工作。似乎已经没有人把他当作病人了。每次问他健康时,他都说好。这样一来,我也认为他已经过了危险期了。尤其是第四次文代会期间,他担负作协会员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住在西苑饭店,不分昼夜地把自己放在繁杂的工作中,居然没有发病,这就使人对他的健康,更加不在意了。
前不久,我看到巴金同志在悼念老舍同志的文章中说道:“老舍同志是中国知识分子最好的典型,没有能挽救他,我的确感到惭愧。”的确,我们这一代人没有能够制止林彪、“四人帮”那帮阴谋家、野心家所造成的空前浩劫,致使许多作家、艺术家被残酷迫害而死,我们是应该感到有愧的。经过十年的残酷折磨,侥幸活下来的许多作家、艺术家们,健康也都受到摧残,我们应该十分重视这种情况。李季的早死,也是一次沉痛的教训啊!
从李季来说,他是死而无憾的。因为他毕生忠于伟大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忠于壮丽的共产主义理想。他将整个生命都奉献给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学事业,他是实践了他入党时的庄严誓言的。但是作为李季的战友,我们对他没有足够的关心,没有减轻他的工作,这是多么不应该的疏忽啊!
我国是一个有着丰富诗歌传统的国家,几千年来,历代诗人辈出。但是当代新诗运动中,有成就的诗人本来就不多,才华横溢的郭小川和闻捷死于“四人帮”的残酷迫害,去年又失去了芦芒,现在又夺去了李季,他们都死得年轻。难道短命竟成了诗人的“宿命”?
窗外正飘着潇潇春雨。灯光透过宽阔的东窗,将光影投射到一株正在盛开的山茶花上,多么美的夜雨春花啊。但我无心欣赏它,我把窗帘拉上,好让思想飞驰到迢遥的北国,萦回在深沉的友谊之中。
李季是个多朴实的人啊,他的人和诗都是带着泥土香味的。他的诗没有一点知识分子的腔调,也没有一点受外国诗影响的痕迹。他的著名长诗《王贵与李香香》、《杨高传》是三边一带根据地的革命牧歌。他是来自人民之中的,他的语言是人民大众生活的语言,他采用的形式是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在他的作品中,能看到他的影子,他和他的作品是融化在一起的。他的作品是紧扣着时代的脉搏,和人民大众的感情融化在一起的,因此他的诗,超越了时间和地域的界限。
李季和他的诗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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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先从自我做起
樊庆荣
读了刘少奇同志《作一个好的党员,建设一个好的党》的重要文章,受到了很大的教育启发。的确,建设一个好的党,要依靠很多很好的党员的努力,而要做一个好的党员,要依靠自己自觉地严格要求自己。同样,要建立一个好的社会,也要依靠全体社会成员的努力,要求每一个社会成员首先严格地要求从自我做起。
有些人聚在一起,常常满怀深情地回忆起五十年代特别是解放初期的社会道德风尚。这样好的社会风气,十多年间被林彪、“四人帮”糟踏得不象样子了。人们在回忆、向往之余,常常伴随着许多感慨。这种感慨是好的,他们对林彪、“四人帮”所抛洒的污泥浊水表示了强烈的义愤和不满,希望迅速改变那些不正常的风气,这本身就蕴孕着积极因素,只要善于引导,就会变成移风易俗的可靠力量。
可惜,就连有些比较清醒的同志也或多或少地受到林彪、“四人帮”的各种消极影响而不自觉。例如,有人大骂别人走后门,却又恨自己无后门可走;有人对那个见危不救的厂长张斌很为愤慨,而自己却是路见不平,逃之夭夭,还自我解嘲说:“咱惹不起。”
如果大家都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知不对,少说为佳,那么,良好的社会风气又怎么能形成呢?
对那些干坏事的人当然应该依法惩处。也希望有这种慨叹的同志先从自我做起,不要仅仅慨叹一番完事。有觉悟的人,特别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要自己首先身体力行,讲团结,顾大局;说真话,戒浮夸;作风正派,实事求是;严肃认真,勇于负责;路见不平,挺身而出;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一个人这样做,就会影响自己的家人,特别是子女,以及自己周围的人。这样做的人多了,必然会影响到社会,起到移风易俗的作用。所以说,身体力行,恐怕比任何感叹、说教要有力得多。领导干部以身作则的作用尤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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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连载

美国点滴
萧乾
二、枣核
动身之前,旧时一位同窗写来封航信,再三托付我为他带几颗“生枣核”。东西倒不占分量,可是用途却很蹊跷。
从费城出发前,我们就通了电话。一下车,他已经在站上等了。掐指一算,分手快有半个世纪了,现在都已是风烛残年。
拥抱之后,他就殷切地问我:“带来了吗?”我赶快从手提包里掏出那几颗枣核。他托在掌心,象比珍珠玛瑙还贵重。
他当年那股调皮劲显然还没改。当我问起枣核的用途时,他一面往衣兜里揣,一面故弄玄虚地说:“等会儿你就明白啦。”
那真是座美丽的山城,汽车开去,一路坡上坡下满是一片嫣红。倘若在中国,这里一定会有枫城之称。过了几个山坳,他朝枫树丛中一座三层小楼指了指说:“喏,到了。”汽车拐进草坪,离车库还有三四米,车门就象认识主人似的自动掀启。
朋友有点不好意思地解释说,买这座大房子时,孩子们还上着学,如今都成家立业了。学生物化学的老伴儿在一家研究所里搞营养试验。
把我安顿在二楼临湖的一个房间后,他就领我去踏访他的后花园。地方不大,布置得却精致匀称。我们在靠篱笆的一张白色长凳上坐下,他劈头就问我:觉不觉得这花园有点家乡味道?经他指点,我留意到台阶两旁是他手栽的两株垂杨柳,草坪中央有个睡莲池。他感慨良深地对我说:
“栽垂柳的时候,我那个小子才五岁。如今在一条核潜艇上当总机械长了。姑娘在哈佛教书。家庭和事业都如意,各种新式设备也都有了,可我心上总象是缺点什么。也许是没出息,怎么年纪越大,思乡越切。我现在可充分体会出游子的心境了。我想厂甸,想隆福寺。这里一过圣诞,我就想旧历年。近来,我老是想总布胡同院里那棵枣树。所以才托你带几颗种籽,试种一下。”
接着,他又指着花园一角堆起的一座假山石说:“你相信吗?那是我开车到几十里以外,一块块亲手挑选,论公斤买下,然后用汽车拉回来的。那是我们家的‘北海’。”
说到这里,我们两人都不约而同地站了起来。穿过草坪旁用卵石铺成的小径,走到“北海”跟前。真是个细心人呢,他在上面还嵌了一所泥制的小凉亭,一座红庙,顶上还有尊白塔。朋友解释说,都是从旧金山唐人街买来的。
他告诉我,时常在月夜,他同老伴儿并肩坐在这长凳上,追忆起当年在北海泛舟的日子。睡莲的清香迎风扑来,眼前仿佛就闪出一片荷塘佳色。
改了国籍,不等于就改了民族感情;而且没有一个民族象我们这么依恋故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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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枕木
生在莽莽山野,
长自红松故乡,
如今,却默默地横卧在路基上;
呵,如此情愿地扛起两道长虹——
日夜承受着从身上滚过的隆隆巨响。
枕木呵,你也曾有过绿色的生命,
在喧闹的森林,浴着春雨挺拔向上;
当油锯传递着祖国热切的召唤——
你便匐然倒下,整齐列队在新的岗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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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巡道工(外一首)
王海南
一把钉锤,敲敲打打,叮叮当当……
巡道工呵,多喜爱他敲击的音响!
穿山越岭,沿着乌亮的钢轨“叩诊”
一年四季,饱尝了雨雪风霜。
感谢你,大地的琴师,
每天都为我们奏响这清脆的乐章!
因为有了你,忠实守卫祖国的大动脉
火车才长啸一声,放心地奔向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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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同学〔剪纸〕   林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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