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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搞“四化”必须大量增加教育经费
千家驹
前些时候，我有机会去外地参观一下，回来以后，又看了一些有关文教方面的资料，感到有一种情况深值我们的注意。就是我国一般的文教科技人员的工资待遇，要比一般工人或营业员平均低十五——二十元左右。因为他们没有奖金，没有附加工资，没有其他福利。这里，我决不是说，工人的待遇太高了，而是说对比起来，文教科技人员的待遇实在太低了。这一问题，在中小学教师中特别突出。有个公社的书记对一个小学教师说：“你好好干，将来我提拔你当一个营业员”。可见，在有些人心目中，教师的政治地位与经济地位都远不及一个普通工人或营业员。
由于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最近几年有大批教师和科研人员被提升了。这是一件好事。但是提职不提级，大部分被提升人员的工资低于他们应有的职务级别。在学校中，职务已提升为副教授而工资待遇仍拿讲师或助教的颇不乏人。这不符合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他们对国家的贡献与他们所得的报酬是脱节的。
所以发生文教科技人员待遇低，房子挤，工作条件差，原因当然很多，有的也非一朝一夕就能解决（例如住房问题）。但文教事业经费不足，总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我国教育经费在国家总预算中所占的比例之低，在全世界一百四十多个国家和地区中是倒数第十名，象埃及，人口只有四千万，按人口平均计算，他们在教育方面花的钱，也比我们多几倍。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来说，这实在是很不相称的。
为什么教育事业经费那么少，这除了受林彪、“四人帮”的破坏以外，还由于许多人思想上不重视文化教育事业，长期以来，没有把教育摆在应有的地位。实现四个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是关键，教育是基础。但在实际工作中，并没有把教育当成基础看待。有人甚至把教育当成“软指标”，有钱多给点，钱少少给点，没有钱就不给。因为一个工厂如果关了厂或减了产，其后果是显而易见的，产品不见了，上缴利润没有了，立刻会引起人们的重视。而教育的发展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教学质量下降，需要相当长的时期才会显示它的严重后果来。整个民族文化水平降低，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这在短时期内是不容易看出来的，但其后果却比一些工厂停工停产严重得多。
有人认为文教科研是消费部门而不是生产单位，消费部门少给几个钱算什么？他们不懂得在现代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年代里，劳动力的再生产要依靠教育，把科学技术的成果转移到生产过程中去也要依靠教育。目前教育已经作为潜在的生产力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所以先进工业国家就提出了“人才开发”的新的教育观点，或者叫做“人的能力”的开发。大力开发人的能力就象开发其他资源一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而“人的能力”的开发则有待于教育的普及和提高。在许多国家里，把人的能力的开发也当作一种投资，而且是比单纯地增加物的资本更为有效的投资。所以一些具有远见的政治家无不对教育事业特别重视。
教育与经济是密切相关的，这本来是一个常识问题。教育事业受国民经济发展的制约，反过来又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一般说来，国民经济的发展与教育经费的增长应成正比例的增加。两者之间应有一定的比例关系。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从一九六五年到一九七四年，美国教育经费支出由三百七十亿美元增加到九百一十三亿美元，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由百分之五点三上升为百分之六点六，按一九七二年美元价值计算，教育费用增长百分之四十一，而同期国民生产总值仅增长百分之三十二。这说明美国教育经费的增长速度还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日本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这二十年中，教育经费增加了十倍。例如一九七一年教育经费占国家总预算支出的百分之三十九点一六，占当年世界第一位。
我国教育经费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非但没有增加，反而相对地减少了。在一九五○年——一九六五年约占工农业总产值百分之一点三七，在一九六六年——一九七六年减为只占百分之一点一；粉碎“四人帮”以后（一九七七年——一九七八年）虽略有回升，亦仅占百分之一点一二，是很不成比例的。我国建国以来，教育经费与教育事业发展的需要一直存在着矛盾，尤以林彪、“四人帮”横行期间为显著。从一九六六年——一九七六年十一年中，中学学生增加了五倍以上，而中学经费只增加一点五八倍。小学学生增加一倍以上，而小学经费只增加百分之六十四点六八。
由于我们不重视教育以及教育经费相对地减少，首先使教学质量降低。据天津市调查，一九六六年以前中学教师有百分之七十四是大学毕业生，现已下降到百分之三十九。高中毕业教高中，初中毕业教初中决不是个别的现象。去年天津市对某一中学高中二年级学生进行复习以前的知识摸底测验，一部分学生只达到小学四年级的文化水平。当然，目前中小学生的文化水平比“四人帮”横行时期是提高得多了，但是与一九六六年以前相比，显然是降低了。
其次是由于小学教育没有普及，青壮年的文盲、半文盲的人数增加了。五十年代我们曾进行过大规模的扫盲工作，二十多年过去了，旧文盲没有扫清，新文盲又出现了。据说，四川省就有文盲、半文盲一千二百万人。一些少数民族地区，文盲的比例更大，有的高达人口总数百分之七十到百分之八十左右。在一个文盲很多的国家，要搞“四化”是很难想象的。
其三是学校设备差，校舍不足。据二十三个省、市、自治区的调查，一九七八年中小学校舍中有倒塌危险的房屋，占校舍总面积百分之十七点二，每年都有危房倒塌伤人事故。中小学校舍中“土房子”，“黑屋子”的现象相当普遍，据西安市调查，缺少门窗的黑屋子就占全市中、小学校舍的百分之二十二。大多数的中小学，没有起码的教学演示教具和仪器设备，更谈不上分组实验设备了。许多中学不能按照教学计划开出理化、生物课所规定的实验。图书，体育器材，以至课桌板凳也很缺乏。中小学是大学的基础，中小学的质量差又怎么能培养出“四化”的人才来呢！
为了解决中小学的经费不足，教师待遇过低的问题，有人提出学校自己搞点“生财之道”。有的学校把课堂晚上用来当旅馆，把操场当存车场，学生去拣废品卖等等，我认为这种做法是不对头的，这决不是我们办教育的方向。一个学校为了有利于使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实行理论联系实际，开展勤工俭学活动，办点与教学有关的实习工厂、农场、林场等等，那当然是可以的。但不能单纯为了钱，为了搞点“外快”，去这样搞“生财之道”。
我们非要大量增加教育经费不可。当前财政有困难，难以一下子解决，但无论如何要大大增加教育经费的比例。我们知道，我国基本建设的投资，浪费是很惊人的，这里我指的不是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失调问题，而是说由于我们不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与主观主义、瞎指挥，以及思想上的“吃大锅饭”所造成的种种浪费，只要我们有些领导不自以为是，注意听取和尊重专家们的意见，提高责任心，改进工作，减少一些这种浪费，用来补助中小学教育经费，就是一个很可观的数字。一个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国民收入以及国家总预算中，教育经费应占多大的比例，应有一定的比例关系。我国教育经费的比例实在低得不成样子，这也是一种比例失调，这种比例失调的后果，其严重性决不下于其他的经济上的比例失调。
当然，我不是说，教育经费增加，教学质量问题便可以解决了。要提高教学质量，还有师资、教材、设备……一连串的问题，还有人浮于事，非教学人员过多等等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单靠增加教育经费是不行的。但无论如何，经费问题是一个根本问题。
曾记得在六十年代，马寅初先生提出了控制我国人口的增长问题，但在当时未被人们所重视，结果闹得中国今天有九亿多人口，给我们的经济工作增加了多大的困难。如果我们在二十年前便重视计划生育，控制人口的增长，今天我们的日子便好过得多了。中小学的教育问题，也有类乎此。如果今天还不引起人们的重视，听其这样下去，它对我们整个民族文化、科技水平的提高，对我们搞四个现代化，将造成不堪设想的后果，等到那时候，我们要图补救，也就悔之已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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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杂谈
科学工作者的一个职责
高天宝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期，美国的一些科学家提出了制造原子弹的建议，遭到军方的拒绝。后来，世界著名科学家爱因施坦写信给罗斯福总统，要他赶紧制造原子弹。罗斯福因为很忙，没顾及这个建议。后来，科学家们通过一位对罗斯福非常有影响的瑟克斯博士去说服他。瑟克斯博士动了一夜脑子，最后决定用拿破仑不信科学，拒绝改造帆船，招致特拉加法海战惨败的故事说服罗斯福。事情果然奏效，罗斯福当即表示同意。
这个故事说明了一个很重要的道理：科学工作者要善于做说服领导人的工作。无论是自然科学工作者还是社会科学工作者，大抵都有两项任务，一是从事科学研究，二是把研究的成果付诸实现，即用于改造自然和人类社会，促其发展和进步。这两项任务完成得好坏，都与领导有密切关系。领导者即当权者，对于科学技术工作，起着促进或者延缓的关键作用。没有领导的支持，科学工作者就没有好的工作条件和环境，就很难完成自己的任务。由于科学知识局限等方面的原因，有的领导人对一些科研项目和发明创造暂时还不理解，不能给以支持，是难以避免的。作为领导，应当力求克服这种状况。作为科学工作者，应当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采用各种方式，千方百计地去说服领导人，争得领导的支持。
一提说服领导，有的同志心里就有个“怕”字。怕跟领导“顶牛”，怕戴“骄傲自满”的帽子。其实，只要相信自己的研究项目和研究成果，就应当鼓起勇气来说话。领导者大都是通情达理的，尤其是在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今天。坚持说之以理，晓之以利，是会打动领导者的。领导者接受了意见，采纳了建议，自然也就不存在什么“顶牛”、“骄傲”了。即使一时不能说服，最后总会摘掉这个“帽子”。
有的同志会说，反正这不是我自己的事，让领导看着办吧，没有必要去“低声下气”。这种看法其实不对。我们现在说的科学，事关革命和建设事业，事关四个现代化的实现，确实不是那一个人或者那几个人的事。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才从事艰苦的科学研究事业。我们能够废寝忘食地搞科研，难道不能去做说服领导的工作，让科学发展得更快些，发挥更大的威力吗？站在党和人民的利益上说话，通情顺理，理直气壮，怎么能叫低声下气呢？
科学工作者说服领导人的过程，就是帮助领导学科学、明道理的过程，也就是帮助领导解放思想，跟上伟大战略转变的过程。这也是科学工作者的一个职责。即使领导很支持科技事业，他们下一个决心，也需要有充分的理由、可靠的依据和周密的思考。科学工作者应当积极提供资料，主动当好参谋，这也可以说是做说服领导的工作。
总之，积极主动地做好说服领导的工作，是科学工作者的一个不可忽视的任务，也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搞好科研，加速四个现代化进程的重要一环。我们的科学工作者，应当真心实意地做好说服领导的工作，尽到自己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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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辽宁一万多名科技人员调整归队
据新华社沈阳电 辽宁省已有一万二千三百多名用非所学的科技人员被调整到自己多年来所热爱、所熟悉的工作岗位，约占全省应调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一。
十多年来，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辽宁省科学技术力量严重不足，科技人员青黄不接；另一方面却有相当数量的科技人员用非所学、用非所长，造成人才的极大浪费。全国科学大会以后，中共辽宁省委把科技人员的归队调整问题做为一件大事来抓。不到一年的时间，全省绝大多数用非所学和用非所长的科技人员得到了合理的安排使用。黑山县广播局行政人员石长风和黑山县农资公司工作人员左玉芳夫妇都是商业学院食品检验专业毕业生，他们因锦州地区没有适合其专业的工作，向省人事局写了一封信。省人事局与锦州市人事部门取得联系后，将他俩调到了急需食品检验人员的辽宁食品工业研究所。
辽宁省在调整用非所学科技人员的过程中，注意做好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全省涌现了一大批识大局、顾大体的先进集体和个人。如沈阳拖拉机制造厂党委，不仅积极把在本厂专业不对口的三十名技术人员输送给兄弟单位，而且向国家新建重点企业和上级有关部门输送工程师、助理工程师和技术骨干十五名。全省许多应该调整的科技人员，也踊跃报名到基层去，到边远地区去，到技术力量比较薄弱的单位去，到国家最需要而又最能发挥自己专长的地方去。在调整工作中，对一些生活上确有实际困难的科技人员，也尽量予以照顾，如有的夫妻原在两地工作，调整时尽可能调到一起；有的家属在农村，或者将其调到离家较近的单位，或者将其家属迁到就近的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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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四川普遍试行扩大科研单位自主权
科研单位在保证完成上级下达的科研任务的前提下，可以利用自己的技术力量和条件，组织经济收入，作为国家财政拨款的补充。
本报讯 本报通讯员陈正方报道：四川省人民政府最近发出文件，批转了省科委、省财政局、省劳动局《关于扩大科研单位自主权，采用经济办法管理科研的试行意见》，在全省科研机构中普遍试行。
《试行意见》规定，科研单位在保证完成上级下达科研任务的前提下，可以利用自己的技术力量和条件，组织经济收入，作为国家财政拨款之外的一种补充。国家对科研单位实行预算包干。科研单位自己组织的净收入和核定预算支出的余额，全部留归本单位支配。
《试行意见》规定，科研单位根据自身的条件，可以组织以下一些收入：除上级主管部门下达的研制项目外，承担其他单位提出的试验试制项目的研究费收入；新产品试制、中间试验完成任务，经技术鉴定后，在正式移交生产前，根据需要进行小批量生产的新、稀、缺产品的收入；承接外单位来料技术加工和接受实验、检验、测试、化验、计算等技术服务的收入，等等。
关于科研单位组织的净收入和支出的结余部分，《试行意见》规定可以用于以下几个方面：根据科研单位的研究方向、任务和生产建设的需要，自选研究课题的开支；购置和更新科研仪器设备，充实科学实验手段和条件；改善职工集体福利设施；对科研人员和职工实行奖励。
试行以上办法，将把科研工作成绩的大小同科研单位的建设、发展和科研人员本身的物质利益直接联系起来，这对推动科研与生产密切结合，使科研成果更快更好地应用于生产，将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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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山东认真落实知识分子政策
据新华社济南电 山东省科技界和大专院校认真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促进了科学教育事业的发展。
两年来，全省科技、教学人员中的冤、假、错案基本得到平反昭雪，有关部门对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作了适当安排。五千六百多名用非所学和用非所长的高等院校毕业生，经过调整，做到了专业对口，用其所长。全省各地、市和各部门普遍恢复了科技人员的技术职称。各高等学校有一万七千六百多名科研、教学人员得到提升。其中新提升的正副教授、正副研究员以及相当于这一级的高级科技人员共七百九十多人，讲师、助理研究员等共七千四百多人。由于知识分子政策逐步得到落实，调动了科技人员的积极性，科学研究工作和学术活动日趋活跃。目前，全省已恢复和新成立各种学会、协会、研究会一百二十多个。一九七九年全省取得重要科技成果五百三十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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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科技新成果
置换人工股骨
我国首创的人工股骨置换手术，在上海连续获得成功。这项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技术，为用人工股骨替代截肢闯出了一条新路。
上海第二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骨科副主任胡清坛等医务人员，研制了一种用钛合金材料做成的人工股骨，强度大，可以负重，加上关节部分可以活动，大腿肌肉也能长在上面，起到了人体股骨的作用。去年五月，北京副食品公司干部李朝清右腿患低度恶性肿瘤，病腿股骨变形，正常组织已被破坏殆尽，按常规，要截去病腿。胡清坛等医生为病人作了人工股骨置换术，保留了下肢。病人术后一个月就能下床活动。最近，李朝清来信告诉医生，他感觉良好，正在为早日返回工作岗位进行各种适应性的炼锻。
新华医院骨科医务人员施行人工股骨置换术已经是第三例了，前两个病人目前都能坚持正常的工作和劳动，没有不良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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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科技新成果
舌癌病人的佳音
患舌癌的病人要根治，目前只有靠手术切除。但手术切除后，病人就失去了正常的吞咽和说话功能，有些病人只能靠鼻饲来进食。为了使病人减少痛苦，补偿失去的吞咽和说话功能，上海第一医学院附属肿瘤医院外科医生经过多次试验，成功地为病人施行了再造舌手术。这种手术，是将病人颈部带状肌（保留支配带状肌活动的神经）取下移入口腔内，做成人工舌，从而恢复吞咽和说话功能。
再造舌手术的成功，使医生在进行舌癌根治术时，能更彻底地切除病变组织，提高了对舌癌的治愈率。
本报记者 谭 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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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科技新成果
用激光治疗内脏疾病
目前，国内应用激光技术治疗体表疾病，已十分普遍，但用它来治疗人体内腔疾病还很少见。上海市黄浦区中心医院激光研究室，于去年年初成功地用氦氖激光治疗慢性溃疡性结肠炎，效果明显。他们在氦氖激光器上配上偶合头和导光纤维，氦氖激光由导光纤维传递，经过乙肠镜进入乙状结肠，对慢性溃疡性结肠炎进行照射而达到治疗目的，没有任何副作用。
现在，这个医院正在总结经验，研究将激光技术应用到治疗其他内脏器官的疾病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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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科技新成果
太阳能手术头灯
上海红光医院耳鼻喉科医生孙经林，在有关单位协助下，试制成功太阳能手术头灯。不仅解决了山区、边疆和部队野战情况下的医疗照明问题，而且为医院节约能源开辟了可喜的途径。
这种简易的太阳能手术头灯，由头灯、电源线、蓄电池和太阳能充电装置组成。它轻巧方便，可以随身携带。一次充电能持续使用四小时之久，不用时，还能通过蓄电池将电能储存起来。
去年年底以来，红光医院已用太阳能手术头灯做了五十多次手术，都取得了良好的照明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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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浙江畜牧兽医学会退休老人顾问组
提出蛋白质饲料资源考察报告
据新华社杭州电 新华社记者周祖佑、吴庆棠报道：浙江省畜牧兽医学会的七名退休干部，当顾问一年，写出有价值的考察报告三篇。这些关于浙江沿海蛋白质饲料资源的报告，有的已在学术刊物上发表，并引起了中央有关部门的重视。
平均年龄六十八岁的顾问组，是在这些闲不住的老人一再要求下，于一九七八年十月成立的。成员有：张宝琦、周进三、高德培、黄正淳、杨青山、王祖烈、锺少珊。老人们说：我们的顾问组不能只是个被动的咨询机构。“顾”，就是要自己去看，去观察；“问”，就是要亲自去访问、去研究。针对发展畜牧业中蛋白饲料十分缺乏的问题，顾问组提出了第一个研究课题：进行浙江沿海地区海洋蛋白饲料资源的调查。
一年来，顾问组三下基层，在舟山、宁波、温州等渔区实地考察，行程一万里。省科委给他们规定的工作时间是每天二至三小时，然而白发老人早已忘却了自己的年龄和疾病，日程表上填满了各项活动：渔港调查，与渔民座谈，专题讨论等等。为了到嵊泗列岛去了解情况，有三个老人冒着酷暑，在一艘颠簸的小海轮里坐了整一夜，七十高龄的高德培还随身携带着药品。顾问组里年事最高的周进三，八十岁了，退休十五年，也乘船渡海，越岭翻山，常常一天走十几里山路，还要亲笔记下自己的收获，亲自拍摄渔业生产场景。他患有心脏病，老伴放心不下，索性自付旅费，跟着他走南闯北。担任顾问组组长的，是从事畜牧事业近五十年的张宝琦，他曾被错划为右派，又受过林彪、“四人帮”的迫害，但生活的风霜并未摧折他对党、对人民的一腔热忱。他是挑重担的：拟订计划、查询资料、综合总结的工作他都担负了起来，就连外出搞联络、买车票这样的小事，也由他一手承办。他说：
“能为改变我国畜牧业的落后面貌做一点事，就是我最大的幸福。”
这六个原先并不熟悉海洋和水产的畜牧业专家，现在已掌握了大量向海洋宝库索取蛋白饲料的第一手材料，他们虚心求教，探索疑难，终于制定了充分利用海洋蛋白资源——鱼粉的一套完整的计划。
这个计划目前已为中央有关部门采纳。不久之后，几座新型的鱼粉加工厂将在浙江沿海地区兴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