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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文化遗产评价标准小议
庞朴
如何对待文化遗产，在无产阶级建设自己文化的过程中，纵非最难、也是很难的一桩事。当年苏联的无产阶级文化派，我国的林彪、“四人帮”推行的那一套蛊惑人心的“左”派理论和政策，早被证明是行不通的了。无产阶级服膺列宁的这个教导：“应当明确地认识到，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青年团的任务》）
列宁这里提出来作为建设无产阶级文化必要条件的两个“只有”，都是说的同文化遗产的关系：一个是
“确切了解”，一个是“加以改造”。了解和改造，都不免要涉及评价的标准；这个标准，我们一般是定为“民主性的精华”和“封建性的糟粕”这样正反两面。
所谓“民主性”和“封建性”，在此自是一种概括的说法；它包括有人民性、革命性和保守性、反动性之类的意思。它告诉我们，只有善于从政治上了解全部文化的属性和作用，并加以相应的改造，方能建设无产阶级自己的文化。这些，无疑是我们区别文化遗产的重要标准。
从文化之作为文化来看，除去这种政治标准以外，是否还应有一些适合于不同形式文化各自特性的标准，譬如科学性、真实性、艺术性之类呢？显然应该有。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讲文艺批评的标准时，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谈区别香花和毒草时，都说到应该有这类标准；尽管那里不是指着过去文化、而是针对当代文化说的。
其根本原因在于，任何时代的任何形式文化，尤其是作为社会意识的精神文化，都是人们对一定社会物质生活的反映，或是关于他们同自然关系的反映，或是关于他们之间社会关系的反映。就是说，表现为人类文化的社会意识，不仅是一种社会现象，而且是一种认识现象；而它之所以成为社会现象，具有社会的属性并对社会发生作用，还是在于它是认识现象，是一定的人们对一定社会物质生活的反映。这种反映，从它表示着不同社会地位人们的不同角度或观点来说，从它对于社会起的作用来说，具有阶级性和社会性；而从它对物质生活的反映有着深度、广度上的不同来看，从它有自己发展变化的历史来看，却又显示出它作为认识的特点。
社会意识的这样两种特性，有区别又有联系，人们要认识并掌握它们，并非一件易事。马克思以前的唯物主义，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人的历史发展，去研究社会意识，因而不能了解社会意识的社会性和阶级性。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纠正了旧唯物主义的缺点，着重强调了人的认识对于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我们今天许多同志却由此走向另一极端，离开意识的认识性，离开认识自身的逻辑发展，去研究社会意识，只想到它的社会性和阶级性，不注意社会意识是一种认识，从而带来了一系列理论上的混乱和实践上的麻烦。
评定文化遗产只知采用“民主性”和“封建性”的标准，便是其一。
按事物本性来说，既然任何形式的社会意识，都既是一种社会现象，也是一种认识现象，那末，它就不仅具有“民主性”或“封建性”的烙印，也应具有科学性、真实性以及艺术性，即具有真理和谬误、美和丑的差异。这两方面的结合，由于种种条件的影响，又并非到处都是简单的、直接的，在很多具体对象上，民主性的不必就是真理或美，封建性的也不必都是谬误或丑。因此，我们不能只见其一，不见其二，不能红纱障目，用前者去包括后者或排斥后者。
可是，多年来，教条主义在人们头脑里作怪，对于文化遗产，庸俗社会学的看法常占上风，“民主性”和“封建性”成了决定爱憎、判明取舍的简便法宝。而在封建文化中，能够发生成长并流传下来的真正民主性果实，着实少得可怜；于是以灿烂辉煌著称的中华民族文化宝藏中，可供吸收的精华也就寥寥无几，我们的古代文化介绍和研究工作，只好以贫乏而苍白的面貌在勉力维持。
就在这些贫乏而苍白的工作中，更有一部分只是假借“民主性”的名义来进行的；其实所表彰的却是遗产的科学性、真实性、艺术性等成分。譬如推荐历代官修史书和某些史料笔记，就属于这一类。说者宣称它们记录有真实史迹，可以窥见历史上的劳动人民反抗斗争，所以是“民主性的精华”等等。这大概叫做从“封建性”见“民主性”吧；其实它们本身是很少“民主性”可言的。老实说来，这一类遗产，其真正价值，并不在于它们根本没有或很少具备的什么“民主性”，而只在于它们或多或少包含着的真实性，这是有目共睹的。在实际工作中，我们还曾以“反面教员”的名义，披露过另一些遗产。因为在这类文化中，实在无法窥出什么“民主性”来，倒的确包含着某种科学性、真实性或艺术性的东西，为建设无产阶级文化所需要，所以给了它一个“反面教员”的名字。这种“醉死不认这壶酒钱”的做法，是没有多少意义好说的。对我们有意义的倒是，这一类工作的实践，正好证明了科学性、真实性和艺术性应该列为精华的标准，证明了这类工作所企图回避之点本是不可回避的。
人类不会抛弃历史上已经获得的真理。每一个人乃至每一代人，不可能事必躬亲，去把整个人类生活历程重新实践一遍；总是尽可能地接受前人和他人的正确认识，以减少自己的局限。这原是人为万物之灵的重大标志之一。否则，人类必将把自己弄到等于动物甚至不如动物的地步。
当然，世界上还没有过这样的人。即使提倡“绝圣弃智”的老庄，事实上还是接受了若干前人和他人的“圣”“智”。原因在于人们离不开社会，而社会中充满了前人和他人的智慧。但是，“绝圣弃智”以及不甘承认异己学说的真理之类的理论，则是的的确确存在过并且存在着的。虽说这种理论甚至对其主人都不能充分生效；但是对于信奉者，却并非效应全无。它可以使人因人废言，因“封建性”而抛弃真理性，以及诸如此类。这样的理论，当然是要不得的。
有一个时期，这种理论在实施中造成了许多无法克服的困难而使人苦恼，于是，有人发明了一种被称做“抽象继承法”的办法，试图来补苴罅漏。没想到治丝益棼，遗产的理论因之更加混乱。因为发明者信从通行的说法，认为文化遗产或是“民主性”的，或是“封建性”的；只能继承“民主性的精华”，不能继承“封建性的糟粕”。所不同的只是，发明者把“民主性”“封建性”落实为文化遗产（哲学命题）的“具体意义”，要求在某些不容继承的“封建性”的具体意义中悟出可供继承的“抽象意义”来。例如，“子曰：学而时习之”，据说其具体意义是叫人学习诗书礼乐，这是“封建性糟粕”；但其中隐藏着学和习的关系，它是迄今仍然正确的抽象意义；如此等等。可以看出，这样来谈论具体和抽象，自难免于形而上学之讥；它所谓的“抽象意义”，实在不过是该一命题本意所在的真理颗粒；至于“诗书礼乐”这个具体意义，倒是论者囿于阶级分析之类的论调而生加上去的。所以此论一出，议者蜂起，指斥者有之，同情者有之；因为它是在传统说法中去反对传统，在缜密思维下有许多不缜密之故。其实，只要如实地承认“学而时习之”之类遗产道出了某些真理，在“民主性”之旁给精华并列一个“真理性”或“科学性”、“艺术性”的标准，不拘守于一格，求真知于多方，事情就轻松愉快而且恰如其分地解决了。
人类认识本是一条无尽的绝对真理的长河，它不拒细流，包容一切相对真理。因此，使任何具有真理性的文化都汇入这条长河，使一定时代一定阶级的个人精神财富变为人类的财富，即自觉地、主动地、无私地吸取一切具有科学性、真实性和艺术性的成果，以创造无产阶级文化，这便是我们的任务。列宁在回答“为什么马克思的学说能够掌握最革命阶级的千百万人的心灵”时候说过，那是因为：“凡是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他都用批判的态度加以审查，任何一点也没有忽略过去。凡是人类思想所建树的一切，他都重新探讨过，批判过，在工人运动中检验过，于是就得出了那些被资产阶级狭隘性所限制或被资产阶级偏见束缚住的人所不能得出的结论。”（《青年团的任务》）这两个“凡是”，连同开篇所引的那两个“只有”，正是我们所讨论的问题的指针。需要稍加解释的一点只是，列宁这里所说的“批判”，并非我们前些年风行一时的那种“批判”，它不仅绝不意味着打倒，也不限于政治上划界，而主要是指用工人运动的实践去检验过去的成果；这种意义的“批判”，就是我们常说的“批判继承”中的批判。
在文化问题上，我们有过惨痛的教训。恩格斯有言：“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1893年10月17日《致尼·弗·丹尼尔逊》）我们既已经历了灾难，我们必将得到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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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思想评论
信心和信任
雷诚
有个单位的领导班子，最近在学习邓小平同志关于形势和任务的报告时，专门讨论了一个问题：“怎样做一个合乎四化需要又得到群众信任的干部？”这个题目确实出得好，可以说有双重的针对性。一方面，它有助于解决干部中由于适应不了四化要求而带来的苦恼；另方面，也抓住了群众中因为对干部作风有意见而影响信心的问题。尤其是把群众对四化的信心和对干部的信任联系在一起，尖锐地提到领导干部面前，用积极的态度加以认识和对待，这是很有意义的。
我们的现代化建设，要在八十年代这个关键性的时期做出决定性的成绩，大多数干部群众对此是满怀信心的。这并不是盲目的乐观，而是因为坚信我们的人民完全有力量实现四化，坚信我们的党完全有能力领导四化。但也有一些同志，对当前干部状况不大称心，不大放心，以致对四化能否在坚强有力的领导下顺利进行，信心不那么足。他们心里老是这样嘀咕着：干部的官僚主义、特殊化造成的阻力那么严重，四化能“化”得起来吗？
显然，这里涉及到一个对干部是不是信任的问题。
我们现在的干部状况究竟怎么样？需要有一个实事求是的基本估计。我们党有成千上万有经验的干部。这些干部大多数是好的。经过十多年来的严峻考验和锻炼，应当说是更坚强了。这一支干部队伍，当前正在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指引下，按照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精通业务的要求，努力学习和工作，以适应四化建设的需要。对于这样一支干部队伍，我们应当有充分的信心。
这样说，并不是否认干部队伍中存在着问题。特别是干部思想作风上沾染的非无产阶级的灰尘，同现代化建设是格格不入的，这个矛盾决不能忽视。不过，对此仍然需要作实事求是的具体分析。第一，就干部队伍的整体而言，主流是好的，大多数同志虽然也有一个恢复和发扬党的传统作风的问题，但是，属于严重官僚主义、严重特殊化的，毕竟是少数，是支流。第二，少数干部中的问题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既有本人革命意志衰退的主观因素，也有林彪、“四人帮”长期毒害腐蚀，以及我们党的教育放松、党内生活不健全等客观的因素，有的则是某些制度不合理、不完善的必然表现。第三，对于干部思想作风上的问题，尤其是对少数违法乱纪的人，已经引起了全党的严重注意，中央正在采取各种措施去解决，因此，总的情况是在向好的方面转化着。广大群众看到干部思想作风上的问题，产生了一些担心和忧虑，是可以理解的。他们期望干部严于律己，克服缺点，改进作风，以有利于加强对四化建设的领导，也决非苛求。但是，如果夸大干部中非本质、非主流而又正在积极解决着的问题，并由此产生一种对领导干部的不信任感，甚至动摇了对四化的信心，那就不对了。这种情绪一旦蔓延开来，左右了人们的思想，就更是有害的。
当然，要解决对干部的信任问题，不但要引导群众正确看待干部，重要的还在于干部要用行动来赢得群众对自己的信任。职务和责任，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有了“职”，必有“责”；“职”越高，“责”越重。假如干部把“职”与“责”统一起来，力求使自己的思想作风同担负的职责相称，群众就会信赖他们。反之，假如干部滥用职务提供的方便，只用权，不负责，讲特殊，谋私利，群众自当鄙薄他们，又怎么可能信赖他们呢？所以，我们的干部都应当懂得一条浅显的道理：只有不丧失群众的信任，才能真正发挥在四化建设中的领导作用。当前，各级领导正在帮助群众解决信心问题。办法无非是两个：一是“说”，即有的放矢地讲道理，作分析，澄清糊涂思想；二是“做”，即切实改进领导思想作风，用榜样的力量来鼓舞群众的信心。两个办法，相得益彰，都是可行的。但是，为了消除群众的担心和忧虑，解决由于干部作风问题引起的信心不足，也为了证明我们的干部是有决心在拨乱反正、除旧布新的过程中根本转变思想作风，在实现四化中取得越来越大的发言权和领导权，那么，“做”要比“说”更重要，更富于说服力和感染力。
要解决信心和信任的问题，还有一点也值得一提，就是要提倡群众和干部之间的相互信任。群众要信任干部，这在前面已经说过了。需要补充的是，不仅对干部状况的估计上要持信任态度，对犯有毛病的同志克服缺点的自觉性也要相信，并在批评时注意留有余地，允许他们有个改正的过程。从干部来说，尤其要强调以充分信任群众的态度来听取批评。要坚信绝大多数群众是出于渴望早日实现四化的心情和“恨铁不成钢”的焦虑来提意见的；即便有些意见失之偏颇，过于急躁，也要本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精神，正确对待，不宜计较。要不然，听到比较尖锐的批评，就认为群众是吹毛求疵，盯住不放，就容易反感、抵触，还可能在干群之间有意无意地形成鸿沟，妨碍了同心同德地干四化。这一点，我是目睹个别现象有感而发的，但愿属于杞人之忧。当然，上面这些都是就一般情况来讲的。至于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借干部作风问题扰乱人心，混淆视听，那是要坚决反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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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论文摘要
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是相互对立的吗？
侯恒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的关系问题，是一个涉及到一系列经济政策的重大理论问题。有些同志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从本质上讲是计划经济，不是商品经济。”或者说二者“是对立统一的结合”。这就是说，在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之间存在着对立关系。对此我想谈点不同看法。
社会主义经济从本质上讲具有两方面的特征：它既不同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又不同于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产品经济。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并不构成矛盾的两个方面，因此不能认为它们是对立统一关系。二者是从不同方面共同反映了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
长期以来，人们在分析商品经济存在和发展的条件时，都强调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的决定作用，特别是把私有制看作是商品经济存在和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从而认为社会主义就是要消灭商品和货币。现在看来，这样的认识有重新研究的必要。
商品经济自身的发展历史表明，它的存在和发展同所有制形式并没有内在的必然联系。商品经济在人类历史上已经存在了几千年，到现在为止，已经经过了简单商品生产、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和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三个阶段。事实表明，商品经济作为一种人们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形式，它自身并不代表独立的生产方式，总是要依附于这种或那种生产方式并为其服务。它的存在与否并不取决于这种或那种所有制形式，而是决定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从历史上看，商品经济的出现，既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同时又是生产力发展不足的表现。只要社会生产的发展还未达到按需分配的程度时，为了有利于生产的发展和满足社会的需要，就不得不在等价基础上通过商品交换建立人们之间的经济联系。商品交换开始是在氏族之间进行，以后才逐渐发展到个人。由于商品交换的发展促进了公有制的瓦解。一般政治经济学教材上都把商品经济产生的条件归结为社会分工和私有制的出现。这样一方面把私有制作为商品经济存在的前提条件；另方面又不得不承认历史上商品交换的发展促进了私有制的出现，这显然是自相矛盾。
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经济的性质、地位和作用的论述，也是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过程中逐步加深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曾从理论上得出商品经济将随同私有制的消灭而消灭的结论。列宁和斯大林在十月革命前后，都曾说过社会主义要消灭商品货币经济，但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经验，却使他们逐步修改了自己的结论。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用自己的实际言行，向我们表明真理只能来之于实践并受实践的检验。那种认为商品经济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有着对立关系的看法，无论在理论上或实践上都是没有根据的。
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性质，决定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同时重视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和价值规律的作用。有人认为由于价值规律的作用必须通过价格来表现，而价格的形成又受供求关系变化的影响，因此把价值规律看作一种带有自发的盲目性的破坏力量，是同有计划发展的规律互相对立的。这是把价值规律的内容同实现价值规律要求的表现形式混为一谈了。
价值规律从它的内容讲，就是指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量的规律。以价值为基础，实行等价交换，是这一规律提出的客观要求。实现价值规律的这一客观要求，在不同的经济条件下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在私有制条件下，商品价格的变动完全带有自发性和盲目性，从而不可避免地会给社会劳动造成巨大的浪费。这种盲目的破坏性作用只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特有的现象，绝不能作为价值规律固有的特征。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条件下，完全有可能自觉地按照价值规律的要求，制定计划价格，调节市场供求，从而避免那种无政府状态下带来的盲目破坏性。
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条件下，丝毫也没有减弱价值规律调节作用的重要性。它要求国民经济计划必须建立在对市场需要进行调查的基础上，应当以销定产，而不能以产定销。那种单纯为了完成所谓“产值”计划而不顾市场需要的现象是十分荒谬的。这样不重视价值规律作用的作法如不纠正，就有可能使我们的计划经济走向反面——出现生产的无政府状态。
（摘自河南《学术研究辑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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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杨伯峻著《春秋左传注》简介
《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是我国最早以编年体写成的一部春秋时代的历史，史料基本可靠，记事详明，文字生动，历来为历史和文学研究者所重视。
《左传》这样一部重要的史籍，前人尽管在此书上做了大量工作，但至今为止，仍然缺乏一部比较全面的、在深入研究基础上写出的通释全书的著作。近三十年来，学术界有很多反映，希望能有一部这样的注释，以供研读、使用本书作为参考。
杨伯峻所著《春秋左传注》，就是试图为古代史和古代文学的研究者提供这一方面的方便而整理写成的。著者从小诵习《左传》，成年后从事古籍特别是先秦古籍的研究工作，在研究实践中，深感有必要对此书作出尽可能全面的整理。五十年代，著者还在北京大学任教时，就开始注意搜集有关的资料，逐渐积累，写成长编。在完成了《论语译注》和《孟子译注》以后不久，著者就以全部精力投入这一项工作。一九六六年以后，工作被迫中断。前几年，《左传》的整理工作又重新进行。一九七九年夏天，全书脱稿，总计近二百万字，从开始到完成，前后历时二十余年。在二十年的研究整理工作中，参阅了大量的书籍，利用和征引的近四百种，包括经、史、子、文集、笔记中的材料、考古发掘和金甲文的成果，以及近人的研究著作。
本书通释经、传全文，着重在史实、制度、名物的考订和难字难句的训释。有关史实方面，还利用其他先秦古籍和《史记》比较异同而加按断；礼制服饰方面，多数征引《仪礼》、《周礼》、《礼记》以相印证而又以传为主；职官方面，尽可能地利用战国时的典籍和东周时代的铜器铭文，根据时代和国别的差异加以考辨说明；天文历法方面运用现代天文学的知识；地理方面注意到说明今在何地。
由于本书的主要读者对象是专业研究人员和大专文科学生，所以，对词义只就难讲的、古今异同较大的加以诠释。为了兼顾一般读者的需要，另由沈玉成同志依据注文为全部传文作了今译，以便与注文相辅相成。另外，著者沿袭《论语译注》的方法，在书末附录“词典”，其中词汇部分可以为研究先秦的古汉语提供一份有系统的资料，人名、地名部分并可兼起索引的作用。
本书预计在一九八○年底或一九八一年一季度由中华书局出书。（毕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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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章运动史》翻译出版
十九世纪的英国宪章运动，由盛至衰前后持续了二十年。鞋匠出身的R·G·甘米奇，十七岁就参加了“工人协会”，后来担任了“宪章派协会”执行委员会委员。他以亲身的经历，写下了《宪章运动史》一书。在这本书中，作者以事件发展为主线，穿插描写了运动领导人及其他代表人物的事迹和形象，文笔生动，刻画细致。宪章运动后期，
“协会”分裂为道义派和暴力派两派。作者甘米奇属道义派中持温和观点的人，对暴力派和某些人物的评价有嫌偏颇。但这本《宪章运动史》仍不失为一部比较系统地研究英国近代史及国际工人运动史的著作。《宪章运动史》已由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全书三十七万字。
（汪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