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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3月13日人民日报 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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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湖南落实政策 林业迅速发展
当前群众性的植树造林活动正在扎扎实实展开
据新华社长沙三月十二日电 新华社记者刘光辉报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湖南省委采取得力措施落实党的林业政策,调动广大干部、群众造林护林的积极性。去年,全省荒山造林近五百万亩,四旁植树一亿九千多万株,迹地更新三十多万亩,垦复油茶林六百一十多万亩、油桐林一百六十多万亩、楠竹五十多万亩,采集种子三百多万斤,育苗十万多亩。当前,群众性的植树造林活动正在全省扎扎实实地展开。
中共湖南省委为发展林业所采取的政策性措施,首先是落实林区“以林为主”的方针,合理解决林区社队的口粮问题。去年,全省在前些年确定二十二个重点林业县的基础上,又明确了七百零一个“以林为主”的公社。为了使林区社员的口粮水平不低于邻近农区社队,去年四月省有关部门拨出一亿斤原粮,帮助林区社队解决口粮问题;年底又拨出了一亿斤原粮,实行林粮挂钩的办法,扶持林区发展林业。
省委认真落实山林权属和收益分配政策,宣布坚持维护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山林权,禁止随意侵占、收砍国家、集体和社员个人山林树木。全省先后处理了一万多起破坏森林的案件,维护了《森林法》的严肃性。同时,省委还取消了过去一些地方不准社员在住宅旁植树的种种禁令,鼓励社员宅旁植树,任何人不得乱加干涉。
为了合理解决国营林场二十多年来没有解决的几个政策性问题,去年四月省有关部门在全省国营林场会议上,拿出二百万斤商品粮指标,为上山多年的四千九百多名职工家属解决了粮食户口问题,在去年增加国营林场投资二百万元的基础上,用文件的形式规定国营林场开展抚育间伐、综合利用、多种经营获得的收入不上交,全部用于林场扩大再生产;明确宣布国营林场职工的退休待遇,与国家干部的退休待遇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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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发动群众在减少费用、降低成本上作文章
无锡糖果厂产品降价销路大增
新华社南京三月十二日电 江苏无锡糖果厂努力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成本,产品价格降低,销路大增,利润增多。今年这个厂一个半月所得的利润比去年九个月的利润还要多。
无锡糖果厂主要生产糖果、饼干、面包和葡萄糖。去年开始他们的产品由包购包销改为按合同订货后,有一部分产品由工厂自销。由于他们生产的某些糖果成本高,质量差,造成滞销,生产一度处于半停顿状态。去年前九个月,产值计划只完成年计划的百分之五十,利润计划完成不到三分之一。十一月份八种主要副食品销价提高后,生产成本又有了提高,产品销路又受到影响。
这个厂的领导,主动积极地发动群众,在减少费用、降低成本上做文章。在原料使用上,尽量节省,能用低价油的不用高价油。包装上既力求新颖美观、提高效率,也努力降低成本。在这同时,他们还用改进配方、延长糖的拌搅时间等办法提高产品质量。去年他们生产的硬糖被评为全省第一名。经上级主管部门同意,他们还主动降低糖果的毛利率,用就厂直拨产品的办法,减少了中间环节,降低了费用。去年第四季度以来,这个厂的产品价格连续两次降低,因为主要副食品销价提高后必须提价的六十六个产品,已经降低价格或恢复原价的有二十七种,其中饼干、面包恢复原价。有四种糖果价格比原来价格还低。
现在这个厂生产的糖果受到各地的欢迎,上海有的副食品店设专柜出售,安徽、山东、河南、云南等一些省、市都纷纷前来订货。他们出口香港的花生夹心糖,港商一再要求增加订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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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煤炭部组成技术委员会
组织百名专家提建议当参谋
据新华社北京三月十一日电 煤炭工业部最近集中一百名专家组成技术委员会,请他们就煤炭工业发展中的一些重大问题提出建议,当好参谋。这是煤炭工业部为加速煤炭工业现代化而采取的有效措施之一。
这个技术委员会的任务是:对煤炭工业的长远发展规划、科学技术发展方向、大型煤炭基地的开发方案、重点矿区的技术改造方案,以及利用外资、引进技术方案等进行审议,并提出建议,对煤炭工业的技术政策的制订和修改提出建议,对煤炭工业的条例法规、技术规程、技术规范进行审议,并提出建议。
技术委员会中,有从事煤矿工作五十多年的一级工程师侯宝政,老教授汤德全、柴登榜,老专家沈季良,著名的通风专家戴国权,以及中年专家于洪思、向宝璜、范维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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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今年的工交生产要抓得更紧
本报评论员
第一季度很快就要过去了。我们从今年元旦就提出,应该一天也不耽误,集中精力抓经济建设。
今年一、二月份,工业交通生产继续保持较好的发展趋势,一起步就取得了新成就。但要看到,全面完成今年工交生产任务还很艰巨,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今年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计划,要注意全面发展;而不是只重视几项指标;要扎扎实实;而不能有水分;要均衡生产,而不是前松后紧。这样完成国家计划,才算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我们必须不失时机地抓紧做好各方面的工作,争取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工交生产的增长大大高于全年的增长速度,今年就争得了主动。
今年是国民经济调整的第二年,任务十分艰巨。时间不等人,抓得越紧、越狠,就越主动。要按照农轻重的次序,积极生产适销对路的农业生产资料和农村建筑材料,搞好技术服务,大力支援农业。要优先保证轻工、纺织和手工业生产,使轻、纺、手工业生产的增长高于整个工业生产的增长,适应城乡购买力大幅度增长和增加外贸出口的需要。要进一步调整工业内部的比例关系,特别是要补上煤矿和其他矿山在掘进、剥离方面的欠账,加强石油勘探,增加储量,搞好现有电站的完善配套,加快现有铁路干线的技术改造,提高“卡脖子”区段的通过能力,搞好港口的挖潜配套,扩大吞吐能力。各行各业都要坚持把质量、品种放在首位,根据国家建设、人民生活和外贸出口的需要,增加花色品种,提高产品质量,使所有工业产品都能适销对路、合格合用。
今年国民经济计划各项指标的安排是积极的、稳妥的,必须落实。为了保证把轻、纺、手工业搞上去,要使“六个优先”不折不扣地落实。各级主管部门都要把轻、纺、手工业建设放在重要地位,优先满足轻、纺、手工业的需要。特别是原材料供应,尽量不留缺口,宁可使别的行业让一让,也要保证轻、纺、手工业生产。
抓紧搞好工交生产,要经常研究社会的需要,广开生产门路。在加强市场调查和预测,搞好工商衔接的基础上,调整产品方向。在保证完成国家计划的前提下,企业可以根据用户要求和市场需要,具体安排产品品种、花色和规格。在完成国家收购任务后,企业可将商业、物资部门不收购的产品和新产品,举办展销会,直接同用户见面,促进产需结合。当前,一方面不少行业生产任务不足,许多劳动力没有充分利用,另一方面,国内市场需要的很多生产服务事业没有发展,有些事情甚至无人去干。 
这就要充分发动群众,开动脑筋,努力开发和合理利用各种资源,广开生产门路,接受用户订货,增加生产,增加收入。要继续发挥集体所有制企业灵活多样、适应性强的特点,努力增产城乡需要的工业品。
发展工交生产要讲求经济效果,增加盈利,同时要防止片面追求产值。无论做计划,搞设计,安排生产,进行建设,都应当进行详细的经济核算,把取得最好的经济效果放在第一位。要把降低消耗,提高质量,产品适销对路,作为企业整顿的重要内容,普遍实行定额管理、质量管理和经济核算制度,把行之有效的经济活动分析广泛地开展起来。各个企业都要降低消耗,减少积压,节约开支,增加盈利,努力争取最好的经济效果。如果花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生产出来的东西不能吃,不能穿,不能用,质量很差,甚至是一些废品,只好堆在仓库里,这种产值、速度有什么意义呢?当然,完全搞无效劳动,这是极少数。但是消耗高,质量差,劳动生产率低,经济效果差,则是生产建设中普遍存在的严重问题。大量的财富在生产过程中浪费了,表面上产值不少,速度看来也不低,但水分很大,实际形成的财富同速度并不相称,这种情况必须防止和克服。对消耗高、浪费大、长期严重亏损的企业,要实行停产、关闭,老是赔钱的买卖再也不能干了。
节约能源,是工业交通战线迫切的任务。当前最重要的是把各方面的高消耗降下来,否则工交生产就不能发展。许多企业能源管理工作薄弱,消耗无定额,计量无手段,责任制度废弛,跑、冒、滴、漏无人过问,这种情况要尽快改变。各个企业都应制定节能规划,落实节能措施,推广节能新技术。
抓紧做好今年上半年的工作,对于夺取全年的胜利,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一定要积极响应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号召,万众一心,紧张努力,坚决保证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的国家计划,迎接党的十二大的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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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为四化献计献策 做四化建设“智囊”
上海科协组织科技工作者开展建议活动
本报讯 记者陆左华报道:上海市科协组织科技工作者开展咨询、建议活动,积极为四化建设献计献策,获得了显著的成绩。一年多来,他们对正在建设中的国家重点工程和经济建设中的重大问题提出了五十多项咨询意见和建议。到目前为止,已经被采纳和部分采纳的有二十四项,其余的也受到了有关部门的重视和欢迎。
宝山钢铁总厂是一个重点基本建设项目。上海的土木建筑、水利等学会的四十多位专家三次前往工地考察,对宝钢的原料堆场地基处理问题进行了反复的调查研究和多次学术讨论,连续提出了《矿石堆场不要打砂桩》和《关于宝钢原料堆场地基处理问题的再建议》。专家们的建议,不仅分析了宝钢工地以往的地质资料,并且在精心计算的基础上提出具有科学根据的方案,引起了宝钢技术人员的热烈反应和讨论,促进了有关技术部门慎重研究原设计方案。现在矿石堆场地基打的砂桩已从原设计方案十六万根减少为十万零九千根,同时缩小了桩径,用砂量减少一半,节约投资三千万元左右。去年十二月,经冶金部和中共上海市委批准,正式成立了以同济大学校长、著名桥梁专家李国豪教授和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著名冶金学家周志宏教授为首席顾问的宝钢顾问委员会。目前他们已组成冶金、土建、自动化仪表、机电、经济五个专业组,正在开展活动,为共同建设好宝钢进一步出谋献策。
用先进技术对老企业进行改造,是国民经济调整中的重要课题。广大科技工作者在生产、科研第一线工作,对于阻碍生产、科研发展的因素,应该采用什么技术和办法加以改革,了解得最清楚,他们在这一方面提出的咨询意见和建议最多,许多建议切实可行。例如,上海模具行业力量分散,管理落后,生产周期长,严重影响着产品的更新换代和出口的竞争能力。上海仪表局科技处的科技工作者提出了模具专业化改造的建议,现在根据这个建议设计的塑料标准模架已进行试生产。改造完成以后,这个局将解放一百二十个单位的一千六百多台机床,为四化建设创造更多的财富。
上海科技工作者对于经济、科技政策中的一些具体问题,以及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管理和人才培养、考核等方面,也都进行悉心研究,提出有益的建议。
从一九七八年十月以来,上海市科技协会注意积极创造条件,组织专家、教授和工程技术人员对国家重点工程考察咨询,对国民经济的重大问题开展多学科学术讨论。有些学会成立咨询组织,接受政府与有关单位委托咨询等各种活动。上海市科协还专门出版了《科技工作者建议》,发表科技工作者提出的咨询意见和建议。这些咨询意见和建议,观点鲜明,既有较充分的事实和研究数据,又有实施方案,深得各级领导和有关部门的欢迎。许多同志赞誉科技工作者的咨询建议是“我们四化建设中的一个智囊宝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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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工人阶级一位勇敢的战士
——刘少奇同志在一九二五年
这篇文章以确凿的事实说明,刘少奇同志一九二五年在上海参加领导了著名的“五卅”运动,对国内外反动派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刘少奇同志是在身患重病,并遭受敌人迫害的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离开上海去长沙养病的;刘少奇同志在长沙被捕后,全国各地各界团体纷纷通电声援,我党又利用上层关系营救保释。邓中夏同志在广州欢迎刘少奇同志的群众集会上说:刘少奇同志是我们工人阶级最勇敢的一位战士。
刘少奇同志的冤案,一直是广大群众十分关心的问题。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经过近一年来的周密的调查研究,查明了我党历史上这一最大冤案的事实真相。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据此作出决议,为刘少奇同志平反昭雪。这在国内外都引起了很大反响,认为是一件大得人心的事。那么,林彪、江青、陈伯达、张春桥和那个“顾问”等一伙究竟是怎样把所谓“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强加在刘少奇同志身上的?
记者为此访问了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有关的同志,他们提供了大量历史档案材料和二十年代的许多报刊文章。确凿的事实说明,林彪、江青等一伙给刘少奇同志罗织的种种“罪状”,完全是他们在当时党中央工作和党内生活处于极不正常的状况下,用虚构材料、伪造证据、进行逼供,以及扣压了解真相的人的证词等恶劣手段凭空制造出来的,没有一件是真实的。
林彪、江青等一伙在一九六八年向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提出的所谓《审查报告》,主要是就刘少奇同志在一九二五年、一九二七年和一九二九年的情况,指控他“被捕叛变、投降敌人、充当内奸、工贼”的。为此,就需要逐年来弄清这期间的历史事实。
本篇介绍的是一九二五年的情况。原《审查报告》就是从这一年的“五卅”运动后开始罗织刘少奇同志的“罪状”的。他们说,刘少奇同志当时“畏惧斗争”,
“借口养‘病’,躲开上海总工会”,“于同年十一月私自从上海潜逃长沙”。这是为诬蔑刘少奇同志以后“叛变”设下伏笔。
历史的事实如何呢?当时的许多文献资料记载的,却是刘少奇同志在上海同瞿秋白、蔡和森、李立三等同志一起,领导上海二十万工人和广大市民同英、日帝国主义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当时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副委员长并兼任上海总工会总务科主任的刘少奇同志,年仅二十七岁。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上海发生帝国主义枪杀中国人民的“五卅”惨案后,他遵照党中央的决定,参加领导了上海全市轰轰烈烈的反帝总罢工、罢市、罢课斗争。这就是有名的“五卅”运动。它掀起了全国规模的反帝浪潮,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大大提高了中国人民的觉悟,并揭开了大革命高潮的序幕。林彪、江青等一伙说刘少奇同志“畏惧斗争”等等,完全违反这段历史事实,是毫无根据的捏造。
刘少奇同志当时是由于什么原因离开上海去长沙的?从当时报刊上的大量报道,可以得到回答。
一九二五年十月十六日《上海总工会三日刊》上的一条消息说:“本会总务科正主任刘少奇在本会未被封以前,早就患重病在身,但因工人利益要紧,宁肯牺牲个人,抱病工作,自本会被封后,因工作过夜(劳),病势更重。而刘少奇不仅不因病辞工。更日劳(夜)不休息片刻,检阅各种稿件,亲往工人群(众)家中接洽各项事件,日昨刘君与某工友云,如果真正为工友奋斗,替工人谋利益的人,并不在平日工人组织公开的时候,看他的工作如何?而在最紧急的时候,看他努力不努力以为断,而某工友异常钦佩刘君奋斗的精神。”
上海总工会是一九二五年九月被军阀封闭的。这段记载说明,刘少奇同志在当时身患重病,又遭敌人迫害的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不是“畏惧斗争”、“躲开”,而是抱病日夜工作,比过去更加积极。仅这一篇报道,就足以戳穿林彪、江青等一伙的谎言。
从档案中发现的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十九日上海英国(租界)工部局《警务日报》(英文)上刊登的一份情报,不但从侧面证实了刘少奇同志的健康情况和他在革命斗争中的表现,还证明所谓“私自潜逃”,完全是蓄意诬蔑。这份情报说:“昨晚六时约七名罢工鼓动者,包括刘华(新华社编者注:刘华同志当时任上海总工会副委员长,已牺牲)在闸北谭子湾三德里三十一弄三十二号碰头。刘华说:原总工会成员刘少奇在罢工斗争中很积极,现在病得很重,已经和他的家眷回湖南去了。”
足以说明当时情况的材料还有许多。刘少奇同志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六日在长沙被湖南军阀赵恒惕的戒严司令部逮捕后,长沙《大公报》于第二天发表的他回湖南养病及被捕经过的消息说:“上海总工会总务部主任刘少奇,近因肺痨,日前偕其妻室回湘养病。”“闻刘系宁乡人,曾肆(肄)业于长沙明德学校,近年居沪,为各项群众运动中之领袖云。”
此外,省港罢工委员会于广州出版的刊物《工人之路特号》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第一八二期上,发表的一条消息说:“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刘少奇君,在第二次劳动大会后,即回上海组织上海办事处。五卅惨案发生,刘君日夕奔走,尽力尤多。近因积劳成疾,回原籍湖南养病,不知如何赵恒惕忽派人加以拘捕。现上海办事处已来电乞救,中华全国总工会经电赵恒惕即行回复刘君自由。原电如下:长沙赵省长鉴,敝会副委员长刘少奇君此次回湘养疴,闻被贵处误加拘捕,乞即查明释放。”这些能够说明当时情况的确凿材料,在图书馆或档案中都可以找到。而林彪、江青等一伙却硬是一手遮天,把这些材料扣压起来,对刘少奇同志恣意诬陷。
原《审查报告》指控说,刘少奇同志被长沙戒严司令部逮捕后,赵恒惕亲批“斩决”,“这时,刘少奇的后台,纷纷出动”,同赵恒惕“进行反革命政治交易”,迫使他完全接受“活命的条件”,“投降了敌人,背叛了革命。接着,刘少奇于一九二六年一月十六日,奉赵恒惕的旨意,捧着赵恒惕赏赐的‘四书’,离开湖南前往广州,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重新钻进党内来。”刘少奇同志的第一顶“叛徒”帽子,就是这样被戴上去的。
事实是,刘少奇同志被捕后,全国各地各界团体纷纷通电谴责赵恒惕,要求释放刘少奇同志。这样的通电有时一天就达四十多份。一九二六年一月三十日《工人之路特号》第二一七期报道,一月一日至十九日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曾致电赵恒惕说:“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上海总工会总务主任刘少奇同志,因回湘养疴,突被先生饬戒严司令部捕去,查刘同志尽瘁国事,服务劳工,五卅运动勤劳卓著,正民众拥护之人,先生何遽加逮捕,兹经本大会一致议决,电请台端释放,特此电达,即希察照。”
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日《工人之路特号》第二○七期报道,刘少奇同志被捕后,全港罢工委员会曾发表通电说:“愤悉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刘少奇同志,自五卅惨案发生以来,本其爱国热忱,四出运动罢工,……借以唤醒国人之觉悟,起来反抗帝国主义者之压迫,奔走数月,积劳成疾,近返湖南养疴,竟被万恶军阀赵恒惕扣留”,“深望各界同胞一致奋起,实力援助,敝会同人愿为后盾,务须达到恢复刘同志之自由为目的。” 
一九二六年三月六日《中国学生》第十八期报道,湖南学生联合会为刘少奇同志被捕事,“曾与中国济难会湖南总会联合会集各团体代表会议,决定进行:一,发出救援刘少奇君之呼吁书,二,联合各团体向政府保释刘少奇”。
一九二六年二月二十日《工人之路特号》第二三七期发表的《刘少奇被释放抵粤》的消息也证实:“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刘少奇君,前因养病回湖南,被军阀赵恒惕无端捕去,加以囚禁,全国各工会闻讯之下,纷纷电赵恒惕请即释放刘君,湘赵因慑于群众力量,遂(于)元月十六释放刘君。”
刘少奇同志的前妻何宝珍烈士,当时也托请亲友、同乡营救刘少奇同志,其中包括当时任长沙禁烟局长的洪赓扬以及湖南省议会议长欧阳振声等人。据洪赓扬的妻子袁素和洪的轿夫、当时在场的周维宾证明,洪疏通了赵恒惕手下的宁乡籍师长叶开鑫、贺耀祖和他一道出面,以同乡身份保释刘少奇同志。周维宾一九六七年八月十日的谈话说:“洪赓扬说要保刘少奇,他是宁乡人,是同学,学问又好。”稍微熟悉中国革命史的人都知道,利用上层关系营救保释被捕人员,是我党一种极普通的做法。原《审查报告》为罗织罪名,竟把这些人说成是刘少奇同志的“后台”。
诬蔑刘少奇同志“投降”、“背叛”又有什么根据呢?原《审查报告》的《附件》对此唯一能拿出来的“证明”,是当时湖南省长署的会计、恶霸罪犯杨剑雄一九五二年的一段笔供。这段笔供说,赵恒惕在洪赓扬、叶开鑫等保释刘少奇同志的保禀上批“交保开释”时说:“要他迅急离开湖南,不要在这里乱搞。要庶务股去买一册四书五经送给他,好好去读”。可以看到,这段话正好证明刘少奇同志是经保释后被驱逐出境的,根本不存在什么接受“活命的条件”和“投降”、“背叛”的事实。至于在出狱的时候送一部“四书”,一九二六年二月二十九日《工人之路特号》第二四六期在报道中谈到这件事时,就讽刺这是赵恒惕“最滑稽”的事情。
原《审查报告》提到,赵恒惕于一九二五年六月发布“四斩”(“造谣生事者斩。煽惑军心者斩。宣传过激者斩。扰乱秩序者斩。”)反革命布告和十月杀害安源工人俱乐部副主任黄静源烈士两件事,以推断刘少奇同志被捕后,如不投降必然被杀。据一九二五年六月八日长沙《大公报》报道,“四斩”布告,是赵恒惕的戒严司令部针对六月初长沙市的新河等处传说外国人杀了中国工人,群情激愤,“惹起一夜纷乱”,怕引起更大事端而发布的。至于黄静源烈士,据长沙《大公报》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八日报道,他是那年十月在江西省安源煤矿被赵恒惕的宿敌军阀吴佩孚的部下、赣西镇守使李鸿程杀害的。事后,工人群众将其遗体抢到长沙,举行了送葬示威和追悼大会。这些事同后来刘少奇同志被捕和释放并不相干。如不投降必然被杀这一论断是没有根据的。所谓赵恒惕曾亲批将刘少奇同志“斩决”,仅来自当时任湖南省长署文牍的黎泽泰一人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三日在逼供之下写的材料,而按他所写,他也是听杨剑雄说的,并非亲自看到,更何况杨剑雄本人的口供中根本没有提到赵恒惕亲批“斩决”的事,因而所谓赵恒惕亲批“斩决”一说,不能成立。
原《审查报告》及《附件》,对刘少奇同志还有一个耸人听闻的指控,即解放后刘少奇同志“授意”处决“即将暴露他的叛变罪行的”重要证人杨剑雄,以“杀人灭口”。
杨剑雄是个在历史上有血债的恶霸地主。解放后他畏罪潜逃外地,于一九五二年被捕归案。湖南省宁乡县人民政府根据他的罪恶事实,于一九五三年一月十八日判处他死刑。同年一月二十四日,湖南省人民政府批准了这一判处。审讯过程中,杨剑雄自称当年曾参加过营救刘少奇同志的活动。当时宁乡县的公安局长、审理杨剑雄一案的副审判长霍建国同志,为慎重起见,于一月二十六日写信给刘少奇同志,请他核对有关杨参加营救一事是否属实,要求刘少奇同志“在十日内电复我们以便处决。”一月二十九日,刘少奇同志复电霍建国同志,指出与杨仅为小学同学,以后三十多年未发生过任何关系,杨所称参加营救并无其事,杨犯罪恶仍应按判决处理。这一过程证明,刘少奇同志事先对逮捕和判处杨剑雄毫不知情,对杨剑雄一案没有丝毫干预。更何况刘少奇同志根本没有投敌叛变其事,本来就不存在他为害怕“暴露罪行”而要“杀人灭口”的问题。
刘少奇同志出狱后,于一九二六年二月间到达广州,省港各工会纷纷派代表前往慰问。中华全国总工会在广州举行有一千五百多人参加的盛大集会,欢迎刘少奇同志。据一九二六年三月四日《工人之路特号》第二四九期报道,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邓中夏在会上发表欢迎演说,高度评价了刘少奇同志为工人阶级进行的英勇斗争。他指出,刘少奇同志“以前在湖南帮助工人组织工会,……还组织汉冶萍总工会,是全国工会组织最好的工会”,“去年劳动大会他是主席之一,极为努力,各种议案多是他起草的,但他身体孱弱,当时已经生病了,及大会闭幕后,他回上海,适五卅惨案发生,刘同志和李立三等几位同志领导上海二十多万工友与帝国主义奋斗。我们知道上海地方帝国主义军阀压迫最利害,工人组织,因之以前极为幼稚。惨案发生后,刘同志能将幼稚工人组织强健起来,与帝国主义作强硬的斗争,还是很不容易的。但都因此种(原因)积劳成疾,不得已回家调治,到长沙时为赵恒惕所捕,……经全国人民(群)众一致电援,赵军阀知民气不可欺,才把他释放。”
邓中夏同志在会上指出,刘少奇同志是“我们工人阶级的最奋×(缺一字)最勇敢的一位战士”。
我们党早期的著名活动家和领袖之一邓中夏同志的这一段话,就是对刘少奇同志在一九二五年的历史结论。这是林彪、江青等一伙的谎言所抹煞不掉的。
新华社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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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部队的领导同志带领机关干部和直属部队指战员,到北京市园林局东北旺苗圃,参加果树苗的出圃工作。
本报通讯员 高凤章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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