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红柳
李幼容
报社记者下农场，
要给支边姑娘拍张像。
姑娘引着记者到场外，
红柳丛中笑脸仰！
“当年我们来边疆，
就从这里建新场，
风餐露宿沙包上，
红柳相依情谊长！
“红柳干，架房梁，
红柳根，煮饭汤，
折枝红柳做筷子，
嚼不尽创业生活多甜香！
“红柳条，编成防风障，
迎来今日绿树千里护农场；
红柳叶，沤绿肥，
换来稻花万顷浪……
“红柳是我们的好伙伴，
一同扎根在边疆，
风沙高一尺，身材长三丈，
火红的花象战旗迎风扬！
“明晨出征建新场，
红柳丛留张纪念像，
记者同志请您看：
这个镜头可理想？”
记者点头忙对光，
姑娘笑立红柳旁，
照相机快门喀嚓响，
摄下了塔里木的青春形象！
第8版()
专栏：
观众学
——识小录
黄裳
最近听见一种新鲜别致的语汇，“观众学”，据说其实就是研究“票房价值”的意思。
为什么要换上这种新鲜说法，自有种种原因。可能是因为“票房价值”这四个字从二十多年前开始，名声就越来越变得不大好了。不管怎样，今天人们又开始注意起这个问题，总该算是一件大好事。我们不是讲为人民服务么？前些时不是还提出了生产的目的性的问题么？作为精神生产，不去研究服务对象的心理和意见又怎么行呢？
最近又听到一种呼声：“可怕的星期六”。星期六为什么变得可怕起来了呢？因为有一种有趣的电视节目要在每星期六晚上播放。同时，戏院、电影院的看客就要有所减少。因此，在有关的某些同志们看来，星期六变得有些可怕了。据说，同样受到影响的也还不只是影院与剧场。
粉碎“四人帮”以后，戏曲舞台上呈现了多年未有的繁荣昌盛的景象。最近开始出现的一种趋势是，观众不象过去那样踊跃了。这也是大家开始注意起“观众学”来的一个原因。有的同志说，十多年来，我国的舞台上除了八个戏之外，什么都没有。有些青年人，根本就没有欣赏戏曲的基本必要的训练，主张加以培养。也有人说，青年人是好奇的，容易接受新鲜的，外来的，而不易接受古老的，传统的，……总之是有种种判断，也开出了种种药方。这种关心并研究观众心理的现象也是十分可喜的。
结论恐怕一时也不容易得到。不过我想，上面所提出的种种现象及其解释，不只在青年身上，即使是久历歌场的老观众，也是在所难免的。开始时十分热心，后来慢慢就不那么踊跃了。果然我们的传统戏曲就敌不过外来的艺术形式，一定要败下阵来么？青年不熟习旧戏曲，难道他们是熟习外国艺术的么？看来这些解释也都不能算作十分准确。
据我看，重要的关键应该还是我们多年不大讲起的艺术标准。办法也只能有一条，就是加紧认真地学习、锻炼。说艺术标准，首先也应该是包括了思想性上的健康与完美。
把心思花在新鲜花样，炫奇斗异，翻箱倒箧找出千奇百怪的货色来，如此等等，却不会有好效果。也不必为此而忧心忡忡，人民有鲜明的辨别力，却没有“赏鉴”丑恶的好胃口。好戏总是有人看的，不论是古典的、外来的、写传统故事或现实生活的，都如此。例子很多，用不着在这里一一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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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桥与碑
陈健
土山寨原是河南省兰考县一个很穷的村子。有个公社干部经常驻在那里抓生产救灾。这位驻队干部是很辛苦的，当地群众经常听他唱这样一段河南梆子抒发他心中的郁闷：“有老×坐土山，自思自叹，想起了救灾事好不惨然……”。
他的戏老是这么唱，土山寨外边一条小河的水老是那么淙淙地流。他唱着戏，脱掉鞋袜，从小河里趟过去，到公社开会，领取新的任务。不久，他又唱着趟过河，回村传达新的任务。
夏秋间天热时，他是这样趟河；冬春间冻得伸不出手，他也是这样趟河。不用说，住在土山寨的男女老少，无冬无夏，只要是出村过河，都得把鞋袜脱下来。有句老话：习惯成自然。什么事情，一经常，一习惯，就合理合法自然而然了。
不同群众一起解决那些很容易就能解决的小困难，整天讲要群众克服多大多大的困难，结果群众的信心被麻痹了，听到那种种豪言壮语，就不免象听天书一样。
焦裕禄同志到兰考县当县委书记的时候，正是隆冬时分。他首先来到全县最穷的土山寨，立在小河边，看见一位脚上生了冻疮的社员趟水过河，就立即动手帮助群众在小河上搭起一座小桥。所谓小桥，只不过是几块大石头，支着几根木板子。从此，所有过河的人，再不用趟水了。
这确乎是一件很小的事，但土山寨人战天斗地的决心却从这里开始。他们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和风沙灾害斗争取得很大的胜利，成为兰考一个很有名的大队。
看来，一个领导干部，只要能给群众搭起一座桥，群众就能摆脱困难渡到彼岸。这是一个重要的启示：千万不要高唱关心群众的最大利益，却置群众最小然而是最容易办到的切身利益于不顾。
焦裕禄同志为了兰考人民，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土山寨全村人聚在村外小桥旁边，默默地流泪。有人说，要给老焦立块碑。一个社员指着小桥说：“这就是老焦的碑。”
在志士们前仆后继的奋战中，留在人民群众心中的，永远是一座座巍巍的丰碑；而在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长征道路上，更需要为人民群众搭下一座座桥。
第8版()
专栏：连载
老舍的童年
舒乙整理
老舍的一位小学同学，后来成为著名的语言学专家的罗常培教授，在一篇回忆录里曾经概括地描写了儿时的老舍：
“一个小秃儿，天生洒脱，豪放，有劲，把力量蕴蓄在里面而不轻易表现出来，被老师打断了藤教鞭，疼得眼泪在眼睛里乱转，也不肯掉下一滴眼泪或讨半句饶。”
“由于幼年境遇的艰苦，情感上受了摧伤，他总拿冷眼把人们分成善恶两堆，嫉恶如仇的愤激，正象替善人可以舍命的热情同样发达。这种相反相成的交错情绪，后来随时在他的作品里流露着。”
小学毕业后，老舍考入了北京市第三中学，只上了半年，他又偷偷地考上了北京师范学校。在师范学校里，一切费用，包括制服、饭食、书籍、宿处，都由学校供给。只在考上师范之后，他才把自己愿意升学的打算告诉母亲。因为他知道，小学毕业之后他应该去学手艺，正象亲友们希望他做的那样，好帮忙母亲，减轻母亲的辛劳困苦。
入学，要交十元钱的保证金，这也是一笔巨款。母亲忙了半个月，嫂子把两口结婚时陪嫁的木箱子也交给了打小鼓的。
就这样，老舍告别了童年，走上了人生的大学。
六年之后，不满十九岁的老舍以品学兼优的成绩在师范毕业，被派到方家胡同小学当校长。那一天，母子两人一夜没合眼，老舍只对母亲说了一句话：“以后，您可以歇一歇了！”
母亲的回答是一串串的眼泪。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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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新书
盛开的朝花
沛然
人民文学出版社创办的《朝花》是一个有特色的儿童文学丛刊，它以发表儿童中长篇小说、外国优秀儿童文学作品和儿童文学理论研究和作品评论著述为主，创作、研究、翻译并重，既适合少年儿童阅读，也可供儿童文学的写作者和研究者参考。《朝花》第一期已在春节期间问世。
老作家严文井同志对《朝花》创刊号寄予殷切希望。他语重心长地强调了培养儿童文学新人的重要性。他希望《朝花》能成为培养文学新人的沃土，要求编辑们以鲁迅先生做榜样，注意发现、培养新进作者，扩大儿童文学的创作、翻译和评论队伍，为四化培养生力军。
八十高龄的老作家冰心同志撰写了《我的童年》，她怀着温馨的思绪，回忆了她的童年，文笔清俊、优美。写到了她的家庭、海、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写出了她童年的所见、所闻、所感，这不仅仅是一部艺术作品，我们沿着作家童年所走过的道路，可以追寻着这位作家思想创作发展演变的来龙去脉。女作家黄庆云的《刑场上的婚礼》，描绘了革命者的坚贞不屈的高尚情操和火热的青春，打动了读者的心。《海滨的营火》是青年作者赵惠中的作品。写得生动活泼，语言富有表现力，是反映少年儿童夏令营生活的好作品。
长期以来，儿童文学的评论研究工作被忽视了，这是我国儿童文学领域里的一个薄弱环节。我国有许多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家，其中包括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从事儿童文学创作的老作家，他们的作品很少人去研究；对新进作者的作品也缺乏评论、扶植，这是儿童文学不能更加蓬勃发展的原因之一。《朝花》第一期就有七篇评论文章，其中包括对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冰心、张天翼的评论，研究、评介了他们的创作风格和经验。一个健全的民族就要敢于和善于吸收外民族的优秀文化来丰富自己，这是中外文化史不断证明了的道理。《朝花》视野比较开阔，第一期发表了美国当代著名科学幻想小说家伊萨克·阿西莫夫的小说《低能儿收容所》，同时还发表了法国、埃及、加纳等国的小说和民间故事。在这些翻译者中除叶君健、傅维慈是老翻译者外，其他都是中青年翻译者，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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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闻者足戒
“吃”电影
齐齐哈尔市 醒师
市里共有二十多个电影院或俱乐部。这些放映单位的正副经理、主任，每月都要参加一次由市电影发行单位主持召开的排片工作会议。所谓排片会议，实则是一次“吃”电影的
“解馋”会议。这种会议每月在二十多个放映单位轮流举行，凡开此会，必定会餐，参加会餐的人数，少则八十人，多则一百多人。会议在哪个单位开，他们就在哪个单位放映两场免交影片租金的新片，卖的影票钱，就是他们大吃大喝的经费。他们自己不但分文不掏，还要在原单位领取一份出差伙食补助费。而且，哪个单位当东道主，就把哪个单位的领导、电影院全体工作人员和他们认为需要“请”的人，都请来参加会餐。这就堵住了领导人和知情人的嘴，使他们破坏电影管理制度和破坏财经纪律的行为合法化。
据说，这股歪风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就有，至今已刮了好多年。可是，“四人帮”垮台已经三年多了，这股歪风为啥还没有刹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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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春风〔套色木刻〕 关未晓 戈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