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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罗汉岭沉思
严辰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李大钊
一我从你出发的地方出发，折一枝八桂堂的金桂，①花朵凝结着乡亲们的相思，凝结着亿万颗心底发烫的爱。来到你最后停步的所在，罗汉岭前但见黄土蒿莱，②汀江在脚下日夜呜咽，流不尽愤怒，流不尽悲哀。
二谁说你只是一介书生，你曾掀起翻天覆地的狂飙，象窃取天火的普罗米修斯，照亮奴隶们通向自由的大道。到处是鹰犬们窥视的眼睛，哪一夜你不警惕地熬尽残宵，白色恐怖的浓雾密布，你从容地行进，高歌《赤潮》。
三大夜弥天，一灯如豆，两个身影亲密地并立窗前。每一个字迸发出耀眼的火花，每一篇文章是刺向敌人的利剑。“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最深的感情最高的颂赞，
“斯世当以同怀视之”，③英勇的旗手英勇的誓言。
四遥望西天的白云，向往战友们艰苦的长征，在敌人的禁囚中，你守着机密，守着坚贞。罪恶的子弹呼啸，倒下了年青的天才的生命，高昂的口号使屠夫发抖，悲壮的国际歌声山鸣谷应。
五三十年后，恶毒的手，向你倾泼污蔑的脏水，历史是公正的照妖镜，最终显出原形的恰恰是那伙丑类。罗汉岭前的纪念碑推倒了，推不倒人民心头的丰碑，“诸夏怀霜”呵，雨过天青，禁不住滴下欣慰的热泪。
六悲壮的国际歌声，至今还在我们耳边回荡，锋利多采的战斗篇章，依旧是我们光辉的榜样。流不尽的汀江水，流不尽的风范，流不尽的芬芳，献上一束金桂花，献上我们发烫的爱，发烫的景仰！①八桂堂在江苏常州，瞿秋白同志故家。②罗汉岭在福建长汀，瞿秋白同志就义处。③鲁迅先生赠瞿秋白同志语。一九七六年九月长汀初稿一九八○年二月北京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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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左联杂忆〔文艺回忆录〕
夏衍
一个月前，当《文学评论》要我写点文章纪念“左联”成立五十周年的时候，我感到有点意外，真想不到半个世纪的岁月竟这样匆匆地过去了。
“左翼十年”是谈论三十年代文艺时一般惯用的一个名词，这个名词的意义，不知道具体情况的人以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有十年的历史。其实这个所谓十年，指的是一九二七年太阳社、创造社提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口号到一九三六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解散为止的十年，而左联实际上只有六年的历史。
谈起左联，很自然地会想起太阳社、创造社和鲁迅先生联合起来成立一个反对国民党、反对帝国主义的文艺界统一战线组织前后的一段历史。照一般的讲法，左翼作家（包括共产党员作家）和鲁迅合作是自一九二九年十月开始筹备的。而其实据郭沫若同志一九三七年从日本回到上海时（当时正是鲁迅先生逝世一周年的前夕）对我说，早在一九二六年，他在广州已经向鲁迅先生提出过中国革命作家联合起来共同办一个杂志的建议，鲁迅先生欣然表示同意。但是由于时局的变化，这一建议没有能够实现。到一九二七年冬鲁迅先生回到上海以后，据我所知，最早和鲁迅先生接触的共产党员是李求实同志（即李伟森）。李求实同志是我的一个很好的朋友李人一同志的表弟，他当时同我住在一个地方，因此他曾跟我谈过跟鲁迅先生来往的经过。他并说他也曾经建议过左翼文艺工作者之间应该互相了解、团结起来共同对敌的意思。此外也还有冯雪峰同志、殷夫同志、柔石同志等和他联系。我当时在做工会工作，同时也在匡互生先生主持的立达学院教书，当时我经常翻译一些外国的文艺作品，常到内山书店，因此也跟鲁迅先生有了来往。由于有过这样一些联系，因此一九二九年冬党中央提出创造社、太阳社和鲁迅联合起来组织一个文艺界的统一战线组织即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时候，鲁迅先生很快地就同意了这一主张。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筹备于一九二九年十月，成立于一九三○年三月二日。这一段时期正是所谓立三左倾路线时期，因此有些文艺评论家把左翼作家联盟认为是直接由李立三同志领导的一个左倾机会主义的团体。这一点，我们这些参加过当时实际工作的人应该说明：当时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李立三同志的确是领导人，但是同时在上海负责领导工作的人还有周恩来同志、陈云同志、李富春同志、王稼祥同志、李维汉同志等人。他们并不完全同意和执行李立三的路线，因此不能把立三路线时期的所有的人包括党中央的领导人以及在这个路线下面工作的人一律说成是左倾机会主义者。因为很明白，所谓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思想上和组织上的表现是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而当时中央提出左翼作家跟鲁迅联合起来成立一个统一战线的文艺组织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个反对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具体行动。当时上海的进步文艺界中，由于一九二七、二八年的文艺论争，许多人不仅在思想上而且在感情上都有了很大的隔阂，因此要说服党的和非党的作家全体一致同意组织一个统一战线的团体，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这之间，冯雪峰、柔石、郑伯奇、冯乃超、钱杏邨、洪灵菲等同志都做了不少工作。
是不是左联成立之后左翼作家，或者说共产党员作家和鲁迅之间就完全没有隔阂了呢？那也不是。因为当时除了鲁迅、郑伯奇年事较高之外，都是二十岁出头、三十岁不到的青年，对中国的历史和现状都缺乏认真的研究和了解，也不懂得文化斗争的策略。对鲁迅的伟大，他的思想深度和对社会的了解，我们都没有很好的认识。因此即使在左联成立之后，我们中间的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以及那些鲁莽、冒险，所谓“赤膊上阵”的作风，依然还是存在的。但是鲁迅在成立左联以后对我们这些人的态度就有了改变，他不再采取一种冷嘲热讽的办法，而是采取正面的帮助、批评、说服或者谈心、谈笑的方式影响我们，使我们得到了许多教益，这是历史事实可以证明的，从鲁迅的书简中也可以看得出来他同左翼作家的关系。林彪、“四人帮”之类极力把我们这些人，包括所有当时在上海的共产党员作家和非党作家说成是反对和围攻鲁迅，那是完全不确切的。因为尽管还有一些隔阂，但对于大目的、大方向以及“左联”成立以后的反对国民党反动政府、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以及反对上海各种反动文艺思潮的斗争，我们都是一致的，例如反对黄震遐的民族主义文艺这类问题，我们都是事先和鲁迅商量之后，采取一致的行动。至于个别的人、个别的事件上，我们存在着一些不和谐的情况，这是事实，也是不足为奇的。
左联成立以后的十个月，就是一九三一年一月，王明利用他在第三国际的权势，召开了中共中央六届四中全会，执行了一条比立三路线更左的错误路线。左联成员李求实、殷夫、柔石、胡也频、冯铿等和其他十七位共产党员，为了反对这个王明路线，在上海东方饭店开会，被英帝国主义的工部局逮捕，引渡给国民党政府，于一九三一年二月七日在龙华慷慨就义。到明年二月，就是他们殉难的五十周年了。当时，鲁迅曾经写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者的血》一文和“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的名句，表达他对左联烈士们沉痛真挚的悼念之情。文中说，“我们现在以十分的哀悼和铭记，纪念我们的战死者，也就是要牢记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历史的第一页，是同志的鲜血所记录，永远在显示敌人的卑劣的凶暴和启示我们的不断的斗争。”今天重读鲁迅这篇满腔悲愤的文章，缅怀去世近五十年的战友，禁不住怆然泪下。
讲到左联五烈士的牺牲，就会很自然地想起当时在上海的几位国际朋友。他们是美国的史沫特莱，日本的尾崎秀实和山上正义同志。左联成立后，他们三位都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借地方给我们开会，帮我们印刷一些传单。特别是在五烈士牺牲之后左联向国际进步作家提出的呼吁和对国民党的抗议书等等，都是经过他们用各种语言向世界各国散发出去的。今年五月，是史沫特莱同志逝世三十周年。而尾崎秀实则在回日本以后继续进行革命工作，到太平洋战争后，就由于所谓“佐尔基事件”的牵连，于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七日被日本法西斯政府以叛国罪处死。山上正义曾目击一九二七年的广州暴动和一九三○年的红军进占长沙，拍了不少国民党屠杀人民的照片，并写了许多报道发回日本。此外，他还用林守仁的笔名翻译过鲁迅的《阿Q正传》和左联五烈士的作品。他在尾崎离开上海以后继续帮助左联进行工作，并领导当时在上海的进步日本人、朝鲜人的工作。在我们纪念左联成立五十周年的时候，应该给他们以崇高的评价和深切的悼念。
左联的筹备和成立是在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候进行的。但是，值得我们自豪的是中国的革命文艺工作者并没有被国民党的屠刀所吓倒，有人壮烈牺牲，有人被捕坐牢，坚贞不屈。当然也有极少数的如杨邨人、姚蓬子之类的叛徒、特务。
据我回忆，上海左翼文化组织被摧残最严重的时期是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二年初那一段时期，因为这一段时期由于错误路线的领导，左翼文化组织的成员经常不断地进行了一些所谓飞行集会、散传单、写标语之类的鲁莽行动，因此每一次游行示威就会有一些人被捕。是不是一九三二年以后国民党的白色恐怖比从前减轻了呢？完全不是。从三一年以后，国民党和帝国主义的工部局缔结了一个秘密协定，国民党的特务可以在租界上逮捕中国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那末为什么我们在一九三二年以后组织被破坏的比较少，而工作还有了发展呢？这里，我们特别应该提一下瞿秋白同志在上海对文化工作的领导（一九三一——一九三三）。他和鲁迅、茅盾经常来往，讨论上海文艺工作的情况，商量哪些事情应该做、哪些事情不该做的方案，然后向我们进行批评和教育。由于他在党内有很高的威信，他本人又是一个文艺工作者，因此他对我们的指示和教导，就更容易被我们所接受。就我个人来说，秋白同志那些亲切教诲和细致帮助，我是至今不忘的。
事实很清楚，从一九三二年以后，我们的工作做得更踏实了。在这里，我想举两件事，来说明我们的工作作风在瞿秋白同志领导下有了很大的改变。其一是我们打进了一直不为左翼文化工作者所注意的电影事业。在瞿秋白同志指示下，郑伯奇、钱杏邨和我，后来还有沈西苓、石凌鹤、司徒慧敏、王尘无以及许多党的文艺干部参加了电影工作，加上田汉、阳翰笙。这件事是我们从左翼的小圈子渗入完全由资产阶级领导的电影事业的起点。时间虽则不多，从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三七年这几年时间之内，我们实质上控制了“明星”、“联华”、“艺华”（后来还办了“电通”公司）几个最大的电影公司的编剧方面的领导权，同时还在上海销路最大的报纸象《申报》、《大晚报》、《时事新报》等开辟了电影批评的阵地，甚至连国民党办的《晨报》上“每日电影”副刊也是实际上由我们党员主编的。这件事，在秋白同志领导文艺工作之前，我们是不可能做得到的。第二件事，就是田汉同志（当时他除了左联、剧联之外，还带便领导着音乐小组的工作）要我向秋白同志请示，是否可以争取法国商人办的百代歌片公司的负责人之一任光，以便把我们在电影中的歌曲和一些救亡歌曲由百代公司录制唱片广泛发行。这件事秋白同志是非常感到高兴的，认为这是一个极好的机会，可以把我们的救亡、抗日、反蒋的歌曲宣传到全国最广泛的人民群众中去的一个机会。当时通过象《毕业歌》、《义勇军进行曲》、《渔光曲》、《大刀进行曲》等歌曲制成唱片，广泛发行，就很快地在上海和其他各地形成了一个救亡歌咏运动。这个运动已经超出了知识青年、学生的范围，而是在工人、店员、职员以至资产阶级分子中间起了广泛的影响。我记得，到了一九三五年、三六年，只要我们一号召，就可以有上万人的歌咏大会来唱救亡歌曲。这件事虽则不属于左联工作范围之内，但是这些救亡歌曲大部分是左联作家创作的。这里也出现了象聂耳、冼星海这样的革命文艺工作者。
党的临时中央和瞿秋白同志在一九三三年相继离开上海转入中央苏区后，上海的文化工作改由中共江苏省委领导。一九三五年初，江苏省委被破坏，当时领导左联、剧联、社联以及其他文艺工作的文委成员阳翰笙、田汉、杜国庠、许涤新等同时被捕。从那以后，我们就和中央暂时中断了联系。因为也正在这个时候，中央苏区的中国工农红军已经开始了长征。而这段时期，正是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蓬勃发展的时期，特别是在华北事件和北京的“一二·九”运动之后，上海的形势起了很大的变化，而我们却没有机会得到中央的指示。在这种环境下，我们能够知道的一点情况，就是第三国际出版的《国际通讯》和我党在巴黎出版的《救国时报》，从这些报刊上我们知道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情况，特别是季米特洛夫报告中关于中国问题的一段论述之后，我们就考虑应该把左翼作家联盟和其他左翼组织扩大成为一个以抗日反蒋为目的的统一战线的文化组织。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左联驻莫斯科的代表萧三同志给我们写来了一封信。这封信是经过史沫特莱转给鲁迅，鲁迅先生看后转给当时负责左联党团工作的周扬同志。这封信显然是代表中共驻国际代表的意见的。这封信中肯定了左联成立以来的一些成绩，同时也批评了我们的关门主义和教条主义，要求我们改变左联的形式，吸收凡是愿意抗战的文化界人士参加。这之后我们开始考虑解散左联和成立中国文艺家协会，并且提出“国防文学”这个口号。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一伙硬说我们背着鲁迅解散左联，那完全是诬陷不实之辞。因为萧三的来信是鲁迅首先看过，知道它的内容就是要解散左联重新成立一个统一战线的组织（这封信的原件已经遗失，现存的只有鲁迅先生看后由许广平同志抄录的副本）。我们在决定解散左联以前，也是经过再三考虑，征得了党外的进步文艺工作者如郑振铎、叶圣陶等同志的意见，得到他们的同意之后，再由茅盾同志代表左联向鲁迅征求意见而得到鲁迅同意的。
鲁迅先生当时的确讲过，为着扩大统一战线，解散左联是可以的，但由于左联成立时候提出的目标没有达到，因此在解散时也应该发表一篇宣言。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由于急于成立文艺家协会，因此没有发表这个宣言，这是一个错误。至于“国防文学”这个口号，那是根据巴黎《救国时报》上面用中共中央名义发表的《八一宣言》中提到过的国防政府、国防会议等口号而提出的，也是经过左联大部分成员同意而提出的。关于这些问题，在“四人帮”被打倒以后，已经有许多同志写了精辟的文章，我在这里不再详细叙说了。
有人问，左联存在的六年间，一共有多少成员？这个问题很难作出确切的回答。因为在白色恐怖下，不可能有完整的成员名单，而且左联成立以后就有许多成员调离上海参加其他方面的工作（如冯乃超、洪灵菲、童长荣等同志），也还有一些左联成员没有留下文艺作品或者以后改换了工作，所以现在要拟出一个完全的左联成员名单很困难。例如解放后当了副总参谋长的李克农同志是太阳社创立时的成员，谷牧同志也曾经是左联北平分盟的负责人之一等等，现在也很少有人知道了。
回忆半个世纪以前的往事，感慨很深。左翼作家联盟存在的六年时间，正是经济危机席卷各资本主义国家，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高涨的时期，也是中国抗日战争爆发的前夕，因此左联存在着一种过左思潮，把文艺单纯当作政治斗争的工具。我认为，这在当时也很自然。任何一件事情，包括一个政党或一个文艺团体，总有一个出生、成长、发展和衰亡的过程。从一九二九年筹备开始到一九三六年左联解散为止这一段时间，是左翼文艺学步的时间，开始走路的时间，因此犯错误、摔跤、受损失，这都是难以避免的。我们应该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来研究左联的功过，作出适当的评价。去年，陈云同志曾经提出要趁参加过左联的同志还存在的时候作一次对左联的功过和事实的仔细讨论，并作出一个公正的结论。我想这是十分需要而且非常迫切的。因为参加左联成立的人现在最年轻的也已经在六十岁以上了，我希望趁纪念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五十周年的时候，尽快进行这一项重要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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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前驱者的血
丁景唐
在八十年代的第一春里，时代的列车在新的长征道路上奔驰向前，社会主义文艺的花朵开得更加鲜艳。
缅怀五十年前——一九三○年三月二日，在上海，成立了党所领导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心潮澎湃。三十年代初的上海是党中央的所在地，也是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中心地区。以伟大的鲁迅为旗手的革命文艺战士们，在党的领导下，结成了一条革命文艺战线，在敌人的心脏地区，用文艺作为武器，英勇战斗，粉碎了国民党的反革命文化“围剿”，写下了中国革命文学运动新的光辉的一页。鲁迅先生曾经说过，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是“在今天和明天之交发生，在诬蔑和压迫之中滋长”的。“左联”成立的第二年，一九三一年二月七日，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下，“左联”的几位年轻的文艺战士，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的英名是：李伟森、柔石、胡也频、冯铿、殷夫。他们是中国人民的英雄儿女，是中国革命作家的优秀代表，他们牺牲时，还都只是二十多岁的青年。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经历了曲折艰难的成长道路，而成为坚强的共产党党员。他们中有的是长期从事革命的实际工作，而在紧张战斗的间隙进行文学创作和翻译；有的以主要精力，长期从事文艺活动。他们用笔作武器，面对强大的敌人，勇敢地冲锋陷阵，表现了大无畏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李伟森担任过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的宣传部长，主编过《中国青年》，写过许多论文和杂文；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和《二月》；胡也频的《光明在我们的前面》以及诗和散文；殷夫的抒情诗和红色鼓动诗；冯铿的《贩卖婴儿的妇人》等，都是留给我们的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
“左联”杰出诗人殷夫，在《梦中的龙华》这首诗的末尾，对光明的未来寄托了无限美好的希望。他盼望庄严伟丽的龙华古塔会合上时代的脚步，他期望龙华桃花开放出更加妖娆的花朵。我们要珍惜社会主义制度来之不易，用我们的笔为四化服务，加速烈士遗愿的早日实现。如鲁迅所说：我们“要牢记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历史的第一页，是同志的鲜血所记录，永远在显示敌人的卑劣的凶暴和启示我们的不断的斗争”。烈士们用鲜血浇灌的鲜花，在春风中开遍了祖国大地。向四化进军的时代列车正在奔驰前进！社会主义文艺的花朵也将开得更加鲜艳！ 写于八十年代第一春的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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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从郑振铎、叶圣陶没有参加左联谈起
吴泰昌
在纪念左联成立五十周年的时候，想起郑振铎、叶圣陶没有参加左联的问题。我感兴趣并想探讨的是，为何象这两位在当时进步而又有相当影响的作家没有参加左联？如果我们分析了最初参加左联的名单，发现并非都是党员，而且也并非都是知名者，那这个疑团就更使人不解了。
文化大革命前出版的几部现代文学史，没有对这个现象加以说明，郑、叶两位也似乎没有作过解释。“释疑”则是始于文化大革命中。
那几年由于一再批判三十年代党内左倾错误路线对左翼文艺的干扰，有人就指出：郑振铎、叶圣陶没有参加“左联”，是“左联”关门主义的一种表现。在这种情势下，有的当事人也只好顺此口径一再检讨，但有的当事人却不同意这种解释，但也想不起当时为什么没有邀请他们参加“左联”的具体原因。
前些年有同志认为“左联”的关门主义也表现在排斥茅盾参加“左联”的问题上。后来茅盾和筹备“左联”主要负责人之一的冯乃超公开出来说明情况。实际是：“左联”成立时茅盾在日本，回国不久，“左联”就派冯乃超去商谈请他参加“左联”。
茅盾的说明给了我以启发。我想起不妨去询问尚健在的叶圣陶。去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下午当我向他提出这个问题时，他笑了笑，他说：“我是没有参加‘左联’，为什么没有参加？外面有些说法，但从来没有人来直接问过我。当时冯雪峰曾找我，对我说：‘你、陈望道、傅东华，还是保持表面中立态度好，便于联系一些人，就不参加‘左联’了。’”叶老强调说：冯雪峰不是随便个人说的，他记得清楚，他说是他们考虑研究过的。他进而谈到他与冯雪峰当时的关系。他说：他同冯雪峰很早就有联系：“一九二一年左右，我当时在苏州乡下教小学，发表点文章，冯写信给我，后来我到杭州第一师范教书，我们才见面，冯在这个学校读书，但我不教他，彼此也算是师生关系。一九二八年前后，我在上海编《小说月报》，冯常投稿，找我，当时我们住在景云里，他同茅盾住一个楼，他住三层一个小房间，一、二层是沈雁冰的，沈在日本，家里留有沈老太太和二个孩子，可能还有夫人，家里事委托我照管，我同雁冰是文学研究会的老朋友，又住在隔壁。这样与冯雪峰常有来往。”
我通过郑振铎的儿子郑尔康，请他便中代询郑夫人高君箴，郑振铎生前是否谈起过为什么没有参加“左联”的事。不几天我收到郑尔康的复信，信中说：“所问之事，据家母回忆，确曾听先父谈起过。当时的‘左联’，无论名称，还是其成员，都是赤红色的，为了团结更多处于中间或偏右的作家，根据党的统战政策，需要一些象先父那样进步的有一定影响的但表面看来颜色又不是十分红的作家，不以‘左联’的身份进行活动，这样更便于把绝大多数作家团结到革命阵营周围来。”“是大局的需要，是党的一种策略。至于当时谁同先父谈的，以及谈的具体内容，已记不起来了。”
去年十二月十三日下午我问起叶圣陶这事，并告他郑夫人信中所谈，他又说：他不参加“左联”，是冯雪峰同他谈的，要他保持中立。至于谁同振铎说的，他不知道。
叶老和郑夫人所谈，精神大体是一致的，它有助于说明：郑、叶之所以没有参加“左联”，是党当时的一种策略考虑，在这一点上，并不是“左联”组织战线上的一种关门主义表现。
我以为叶圣陶同志和郑振铎夫人的这种说明是合理的。从郑、叶当时与党的关系看，确实找不出什么理由反对他们参加“左联”。他们两位当年的政治表现和在文艺界的影响是无须介绍的。不妨举两个例子。一九二七年四·一二蒋介石反动派在上海马路上公开枪杀工人，当时商务、开明书店同仁曾发宣言抗议国民党这种暴行，有十几人签名，郑振铎是其中一个。一九二八年秋天，在革命文学论争高潮平息后，党为了团结文艺界，曾派冯乃超、钱杏邨等人与郑振铎联系，并通过郑团结了一大批原文学研究会的成员，共同发起组织“中国著作者协会”，为争求思想言论出版自由开展斗争。叶圣陶一九二八年所写的长篇《倪焕之》其进步倾向及影响更是公认的。在他负责编辑《小说月报》期间，在经济上不断给拮据之中的一些党内作家以照顾。当时《小说月报》规定，文章登出之后再付稿费，而钱杏邨、冯雪峰、夏衍他们都是交了稿就领稿费，而有些稿子稿费已领，后来并不见得利用。当年这些党内作家生活无固定收入，叶圣陶的这种关照很解决他们生活的一些实际困难，常常听起钱杏邨、夏衍感激地谈起这些往事。
在纪念左联成立五十周年的日子里，我写这则短文的初衷，并不是说，“左联”无论在思想路线、组织路线上没有受到当时党内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和干扰，没有沉痛的教训可吸取，只是想说明，文艺运动的情况是复杂的，政治路线对文艺路线会有影响，但这种影响的大小和直接曲折又是不等的，不能简单地推断，只能从实际出发，加以实事求是的分析，而要做到这点，必须先弄清一些事实。趁一些有关当事人还幸在，应尽快抓紧这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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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走出温室的玫瑰〔麻胶版〕 黄新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