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版()
专栏：
“请求党把我的骨灰送回西藏”
——怀念王其梅同志
谭冠三 陈明义 李 觉
十二年前，原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书记、西藏军区副政委、党的忠诚战士王其梅同志，在林彪、“四人帮”和那个“顾问”的残酷迫害下，蒙受不白之冤，含愤逝世。粉碎“四人帮”后，在党中央的关怀下，其梅同志得到平反昭雪，并根据他生前意愿，将他的骨灰移回西藏安放。
其梅同志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一生。他那光明磊落的品质，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孜孜不倦的学习精神，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永远值得我们怀念和学习。
（一）
王其梅同志是湖南省桃源县人。三十年代初期，为了追求真理，寻求革命道路，他离开家乡到北平读书，积极参加了党领导的学生运动。一九三三年七月，其梅同志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他正在大学读书，党组织派他去作兵运工作，他毅然放弃大学生的生活，打入国民党军队，当伙夫、车夫、勤务兵和马弁，积极开展党的工作。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节节向晋、察、冀、绥、热等地侵犯，蒋介石的妥协退让政策招致了华北危机。其梅同志奋起从事救亡工作，一九三五年“一二·九”运动时，担任了北平学联的交际股长，他不辞劳苦，奔走于街头巷尾，宣传组织群众。一九三六年春，由于叛徒的出卖，其梅同志被捕入狱。在狱中，他受尽了酷刑拷打，始终坚贞不屈，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高尚品质和气节。后经党组织营救出狱，并按照党的指示，到河南省东部西华县，从事这一地区的开辟工作。
初到豫东，其梅同志在西华农村创办了一个名为“普理”的学校。他忍受着狱中受刑致残的创痛，紧张地工作：白天教书，夜晚联系群众，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为后来成立党的抗日武装，训练和准备了大批干部。一九三七年春，豫东发生大春荒，广大贫苦农民，饥寒交迫，流离失所。其梅同志利用敌人营垒中的内部矛盾，以合法斗争为手段，发动群众，领导饥民分了一家恶霸地主家的多年陈粮，使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基本群众得以度过春荒。第二年，当日寇铁蹄践踏在豫东大地时，又遇上一次大春荒。其梅同志一面遵照党的指示，积极组织人民群众抗日；一面带领群众拦截了奸商运往敌占区资敌的十七船粮食，并就地分粮于民，使数万饥民得救。此后，西华地区一带的男女老幼，无不称赞专为穷人办好事的“王先生”。这个分粮救穷人的故事，至今在豫东人民的口碑中流传。一九三八年蒋介石扒开黄河大堤，滔滔黄水泛滥四十余县，西华县成为黄泛重灾区。在人民遭受空前大灾难的关头，其梅同志挺身而出，不顾个人安危，带领当地群众和进步青年，帮助群众脱险，转移到安全地区。不久，其梅同志遵照党的指示，积极组织抗日武装。当时没有武器，他想方设法筹集；没有军事干部，他亲自领导训练，终于建立起一支战斗力较强的抗日武装，在睢县、杞县、太康等地创建了豫东抗日根据地。
豫东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它西临平汉、北靠陇海两大铁路，是我华中、华北两大战略区的咽喉通道。它的存在和发展，一方面直接威胁着开封和商丘、徐州要地；同时，在我华中、华北抗日根据地之间，架起了一座紧密联系的桥梁。一九四○年以后，日寇频繁地对这一地区进行“扫荡”，妄图消灭这支抗日武装。由于其梅同志依靠群众，机动作战，灵活地打击敌人，特别注意到摧毁伪政权、打击死心塌地的汉奸武装，从而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反“扫荡”胜利。
当时，王其梅同志的名字，一再出现在敌占区的报纸上，成为“新闻人物”。敌人听说王司令的军队来了，往往龟缩在据点里不敢乱动；人民群众听说其梅同志带领的队伍来了，扶老携幼，出村相迎，簟食壶浆，慰问自己的子弟兵。其梅同志领导的这支部队，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休戚相关，建立了鱼水之情。后来，这支武装成为第二野战军的一部分，在解放战争中一直战斗在豫、皖、苏地区。
在八年抗日战争中，其梅同志不仅以自己的模范行动，率先地同民族敌人英勇作战，而且模范地执行了党的各项政策。当时西华县有一位爱国进步的知名人士胡晓初，带有两千多人的武装，是一支重要的地方势力。其梅同志排除“左”的干扰，作了大量的团结、争取工作，胡晓初于一九三九年冬决然地拒绝国民党的改编，率部参加了我军，成为新四军第四师的一部分。在睢杞太地区，国民党顽固分子薛如海军队制造磨擦，经常袭扰我根据地，抢掠我人民群众的财产，打死打伤我地方政权干部，严重地影响这一地区的抗战大业。其梅同志根据党中央“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指示，坚决予以回击，歼其大部，巩固了豫东抗日根据地。
（二）
一九五○年春，为完成统一祖国大陆的伟业，我军奉命向西藏进军时，其梅同志担任了“前指”政治委员，为大军西进作开路先锋。他除了组织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外，率部跋山涉水，首先解放了西藏的东大门户昌都，打开了进军拉萨的通道，为和平解放西藏创造了重要条件。一九五一年，为贯彻执行《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配合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张经武同志的行动，其梅同志又奉命任先遣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西进拉萨，再次担负起为大军开路的重任。从边坝到太昭（工布江达）间的八天路程，是川藏道上视为畏途的“恶八站”。这里山高路险，鸟兽罕见，忽而晴空万里，忽而风雪交加，异常寒冷。我先遣支队到达这里，中途濒于断粮。其梅同志带头以马料掺和野菜充饥，号召部队学习红军长征过雪山草地的坚韧不拔精神，发扬阶级友爱，终于胜利地到达太昭。
在艰苦的进军途中，其梅同志坚定地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坚决贯彻西南局、西南军区刘伯承、贺龙司令员和邓小平政委的各项具体指示。要求部队处处尊重藏族同胞的风俗习惯，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他以身作则，成为部队的表率。他耐心地向当地爱国进步的上层人士宣传党的政策，征求并尊重他们的意见。他对广大藏族同胞寄以无限同情，解决他们的切身困难。在补给不继时，他宁愿和战士干部挖野菜度日，也绝不允许任何人违犯群众利益。日久天长，广大藏族同胞逐渐消除了对解放军的误解和疑虑。有的藏胞看到部队吃野菜，便把整袋的糌粑放在部队的驻地门外。我军空投误落在深山的整箱银元，也被藏胞拣回悉数送还。部队从甘孜出发，许多藏胞赶着牦牛和骡马，把成万驮军需物资，运往金沙江边。这一幅幅藏汉族军民团结互助的画卷，都渗透着其梅同志的心血。
其梅同志率军进抵拉萨后，有些反动分子一方面散布谣言，煽动藏胞反对我军进驻西藏保卫祖国边疆；另一方面则向我外出人员抗膀子、扔石头，寻衅闹事，形势相当紧张。面对这一现实，其梅同志非常镇定从容。他一方面将上述情况及时向上级机关报告，一方面要求全体指战员保持清醒的头脑，要把反动的谣言制造者、唆使闹事者，同受蒙蔽、受欺骗的群众区别开来。他经常轻骑简从，登门拜访僧俗官员、各界人士，晓以团结爱国的大义，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他尊重藏族同胞的信仰、风俗和习惯，到寺庙去朝佛和布施。他号召部队遵守纪律，尊重藏族同胞的风俗，以实际行动戳穿反动分子的诬蔑和挑拨，不给敌人以任何口实，从而稳定了西藏局势。
不久，为了尽快打通川藏公路，解决运输补给问题，组织上又把其梅同志派往后方，领导筑路。时值隆冬，组织上曾考虑要他取道国外，但其梅同志为了不给国家增加外汇开支，冒着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从拉萨出发，跋山涉水，沿着进军西藏的道路，回到内地，表现了一个领导干部应有的思想品质和工作作风。到了工地，他深入实际具体解决筑路中的棘手问题，克服重重困难，使这一保卫祖国西南边疆的大动脉，胜利地提前通车。
（三）
其梅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也是艰苦奋斗的一生。他忠于党、忠于人民，毕生为党的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不息的高尚品质，表现在高度自觉的党性和身体力行的行动上。在他的心目中，从来是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从不考虑个人的安危、荣辱和利害。他受过严酷的白区工作的考验，在敌人的监禁拷打下，坚持共产党人的革命气节，铮铮硬骨头，皎皎如日月。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豫东平原，在敌伪顽的分割夹击下，他英勇作战，顽强坚持。三个前任地委书记牺牲了，他毫不气馁，更加坚定地战斗下去；负了伤，仍继续战斗；没有饭吃，他同战士一起吃树叶子和红薯叶子；当部队需要集中马匹建立骑兵部队时，他首先把自己的乘马交出去。
其梅同志在读书和学习上从来是孜孜不倦，如饥似渴的。在戎马倥偬的战争环境中，他常常设法弄到各种书籍，挤出时间阅读。马列和毛泽东著作，以及党的文件，他总是认真精读，作眉批笔记，写心得体会，力求领会贯通。他经常讲，一个革命者如果学习不好，干起工作盲目性就大，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就会出偏差。他把学习和工作结合起来，把关心国家大事和努力充实自己各方面的知识结合起来，从而为革命大业作出出色的贡献。
其梅同志一贯埋头苦干、勤勤恳恳，处处严于律己、模范带头。他亲身参加保卫边疆、建设边疆的伟大事业。他带头和战士一起盖营房、修公路、建水电站、开荒种菜、植树造林。有一次栽果树时，个别人嘟嘟囔囔地说：“栽它干啥，我们出了力，还不知谁来吃果子呢？”其梅同志严肃地指出：这句话看来无碍大局，但反映的思想却不可轻视。他不止一次地在大会上对干部们说：“我活着和大家一起干革命，建设新西藏，死后也要把这副骨头埋在西藏。”其梅同志身患高血压病和糖尿病等疾病，党中央曾征求他的意见，准备调他到北京工作。但其梅同志认为：西藏是个艰苦的地区，自己对西藏的情况熟悉，个人的身体事小，建设西藏事大，应当继续留下工作。后来，当他得知中央同意了他的意见后，高兴地说：“我又留下了，再也不走了。”其梅同志这种顾全大局、热爱边疆、热爱西藏的革命精神，为西藏地区的指战员和工作人员，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榜样。当其梅同志被“四人帮”一伙迫害得生命濒于垂危的最后一息时，仍念念不忘西藏的工作，不忘西藏建设的大业。就在这样的时刻，他以惊人的毅力，忍受着极大的痛苦，艰难地写下了最后的遗言，即他以自己的心血总结出的《对西藏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和《对今后西藏建设的意见》。在他临终前，他断断续续地、再三地嘱咐他爱人王先梅同志说：“请求党把我的骨灰送回西藏。”
其梅同志作风正派，赤诚待人，密切联系群众，从不在政治上搞特权、生活上搞特殊。他总是把自己放在群众之中，而反对摆在群众之上。他常以古代历史的教训为鉴，特别是对那种太平盛世中的文恬武嬉、奢侈豪华的现象，表示深恶痛绝，并告诫干部要引以为戒。一九六○年，他曾把多年节省下来的一万多元津贴，全部交公。由于积劳成疾，上级机关和医生再三催促他到内地疗养，他总是迟迟不前。最后，无法再拖延下去时，他才在青岛住了仅有的一次疗养院，还带了一位教藏语的教员，学习了一个多月的藏语。
王其梅同志去世时，年仅五十三岁，正是为党、为人民、为祖国作出更大贡献的时候，这是令人十分悲愤和惋惜的。今天，我们悼念其梅同志，要学习他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的高尚品质，学习他艰苦奋斗，联系群众的品德，以此来砥砺我们自己，始终保持革命者的本色，以便更好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焕发精神，奋发图强，为把我国建成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作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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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革命回忆录
回忆刘芝明同志领导文艺创作的民主作风
姚仲明 金紫光 李伦
刘芝明同志惨遭林彪、“四人帮”残酷迫害去世，已经十一年了。党中央为他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我们和很多同志的心情一样，在为他庆幸的同时，也深深地怀念他。
芝明同志原名陈祖骞，辽宁盖县人，早年曾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专攻政治经济学。一九二九年学成归国后，就在上海以法政大学、暨南大学教授身份，进行党所领导的地下工作。一九三一年十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负责上海左翼社会科学工作者联合会、上海反日救国联合会的领导工作，并任上海东北同乡抗日救国联合会会长。当党领导下的中国领土保障大同盟的党团书记被捕后，在白色恐怖极为严重的情况下，刘芝明同志挺身而出，继任了这个工作职务，并且更为积极、活跃地展开工作。“九一八”后，一批从上海赴南京请愿的学生中有人被杀害，芝明同志等当即组织领导了声势浩大的上海学生抬棺游行示威，沿途作抗日救国的宣传，勇猛地冲过反动军警的重重封锁，冲过了法租界的铁门，在上海人民群众中发生了深广的影响。
一九三三年，刘芝明同志在上海被捕。在敌人的法庭上，他作为东北人要求抗日，立场坚定，表现了共产党人崇高的革命气节。在敌人监狱中，他目睹革命先烈邓中夏同志英勇就义前那种临危不屈、浩气长存的革命英雄气概，更加激发了革命斗志。芝明同志在黑暗的监狱中永远向往着光明的未来，以极大的毅力学会了德文和英文。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开始后，经我党代表周恩来同志亲自营救，刘芝明同志与同狱的陶铸、王鹤寿等同志一道获释出狱，旋即转赴延安。从一九三八年起到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止，刘芝明同志先后在延安中央党校任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主任、教务处主任、第三部主任等职，一九四五年并兼延安平剧研究院院长。
他不仅在教育工作方面成绩卓著，特别值得一谈的是他在领导文艺创作、演出活动方面的巨大贡献。一九四二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之后，芝明同志自觉地、主动地贯彻党的文艺方向和方针。我们当时在刘芝明同志直接领导和主持下，分别参加了话剧《同志，你走错了路！》、京剧《逼上梁山》、《三打祝家庄》、新歌剧《刘红英》及秧歌剧《牛永贵负伤》等的创作、导演、演出工作。我们的写作水平是很低的，经验也很少，如果没有芝明同志的帮助和支持，这些作品不但不会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还会有中途夭折的可能。当《同志，你走错了路！》的作者姚仲明同志向芝明同志谈到自己的创作意图时，他连声说：“好，我一定支持！”当即热情地鼓励作者大胆进行尝试，并帮助解决有关的具体困难。当作者把初稿拿出交群众讨论后，由于意见分歧，作者几乎准备放弃原作。但芝明同志却认为，反映向王明路线作斗争的戏有难度，但很有必要，很有意义，应当坚持搞好。并说文艺创作不仅是个人的事，也是党和阶级的事业，有什么困难组织上可以帮助解决。接着便从党校三部调塞克和陈波儿同志前来参加导演工作。在芝明同志的鼓励和帮助下，这个戏终于获得了成功。
歌剧《牛永贵负伤》的创作演出是在一九四四年春。为了贯彻文艺的普及和提高相结合的方针，芝明同志在中央党校组织了一个大秧歌队；组织党校的文艺干部编写了一批秧歌剧，其中周而复和苏一平同志合写的《牛永贵负伤》，在演出中是最受欢迎的一个。《刘红英》是在秧歌剧基础上提高发展而成的一个新歌剧。剧情主要是反映陕北某红军战士离家出征赴华北抗战，家属刘红英在家中坚持生产劳动，支援前方抗战，同时克服各种困苦来抚育子女并坚决反抗地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演出后，观众深为感动，许多人同情落泪；但也有人说，这出戏的剧情太悲，看了以后使人想家，影响情绪，有副作用。这些评语使作者、导演都感到有压力，思想上有顾虑。这时芝明同志及时地对编剧苏一平、周戈，作曲金紫光等同志耐心细致地做思想工作，鼓励和引导大家继续努力改进，千万不能松劲。由于芝明同志对同志亲切关怀、对工作极端负责，在他领导下工作的同志们，不但心情舒畅，而且能不断有所进步，有所提高。
《三打祝家庄》的创作，是彭真同志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倡议，请刘芝明同志亲自抓的。这是由中央党校几个部的教职学员和工勤战士等业余创作演出的剧目。参加的人员来自各个不同岗位，思想文化水平相当悬殊。大家临时组合在一起，而且绝大部分都是“外行”，要想在短时期内创作演出这样一部大型历史剧，真是谈何容易！为了充实、丰富作者所要反映的生活，芝明同志亲自主持召开了很多次座谈会，并请熟悉梁山的同志介绍梁山的民间传说和情况，请刘宁一、刘慎之等同志介绍地下工作的事例，请一些军事指挥员同志介绍里应外合破敌堡垒的具体事例，请郭化若同志从军事理论原则方面给予指导，请齐燕铭同志参加一时期创作。剧本经过数次修改后，又多次听取导演、演员和特邀同志们的意见进行修改，演出后又多次征求观众意见进行修改。在集体创作中作者意见不一致的时候，芝明同志又耐心地做政治思想工作，做促进团结的工作。
芝明同志在创作的领导工作中表现出许多优点，他的民主作风，给大家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他对各种文艺作品，往往都是仔细阅读数遍之后，才提出自己的意见的；而在提出意见时，他又总是把自己放在同作者完全平等的地位上，允许进行讨论，并启发作者充分讲出自己的意见。有时，由于彼此意见不一致，几个作者情绪激动，甚至拍着桌子同他吵起来，有时他同意了作者的意见，有时他不同意作者的意见，甚至情绪也有些激动，以致闹得不欢而散。但是，次日见面，大家又和好如初，不存任何芥蒂，又接着对作品进行更深一步的讨论。我们感到：一个领导干部能使作者敢于对他直率地讲心里话，甚至敢于当面同他吵起来而事后又毫无戒心，如果不是他具有平等待人的民主作风，那将是难以设想的。这种情况，对于我们今天的创作领导工作来说，也还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的。
芝明同志在文艺创作领导工作中，实事求是、走群众路线的工作作风，也是很突出的。他总是很注意组织和引导作者对所反映的生活进行深入体验和调查研究，即使在作者已经比较熟悉的情况下，他也要坚持这样做，目的是帮助作者加深对于生活本质的认识，使作品建立在深厚的生活基础之上。而且，我们在实践中发现：许多在作品中起了重要作用的、戏剧性较强的情节等等，往往是在对生活的深入过程中获得的。在整个创作过程中，在不断的修改过程中，他总是耐心地引导作者广泛听取群众意见，高度集中群众的智慧，充分发挥集体的力量，而又保持和发展了作品原有的独特风格。
芝明同志对作品既要求具有一定的政治水平，又要求具有一定的艺术水平。我们的剧本之所以一改再改，政治水平不高固然是一个原因，艺术水平不高也是一个原因。芝明同志为了提高作者的政治、艺术水平，在听政治报告、阅读文件和政治学习方面，在学习文艺理论、技术、观摩文艺演出和业务进修等方面，他都设法给作者以方便条件，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国内外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斗争形势，能站得高、看得远，洞察生活的本质和规律，尽可能在作品中达到政治与艺术的统一，生活与艺术的统一。我们以为，正是由于芝明同志的这些作法符合于艺术的创作规律的要求，所以，《同志，你走错了路！》、《刘红英》、《牛永贵负伤》等剧的创作、演出才受到了广大观众的重视和欢迎；《逼上梁山》才会被毛泽东同志誉为“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三打祝家庄》才会被毛泽东同志誉为“巩固了平剧革命的道路”。这两出戏才会在各解放区广泛演出，受到欢迎。
一九五三年，刘芝明同志调任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一九六二年以后，调任中国文联党组副书记、代理书记、秘书长、副主席，在组织和领导全国文化艺术工作上，做了大量工作。他忠实地执行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文艺路线，坚定地贯彻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推陈出新”的方针。解放后的十七年中，他为我国社会主义文艺运动和文化建设事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刘芝明同志平易近人，艰苦朴素，善于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生活，耐心地做政治思想工作，给人留下的印象是很深的。他担任文化部副部长，但他宿舍中除了很多装满书籍的书架和简单的用具外，没有什么华丽的陈设。他使用一块陈旧的怀表，穿着十分简朴。他对机关里的同志们，不管是干部还是公务员、炊事员，都主动接近，有时到家中访问，关心他们的工作和生活。群众也愿意接近他，认为他是一位可亲近的、能谈得来的领导干部。他兼延安平剧研究院院长时，听说有些演员对他有意见，他就从党校渡河走到平剧院这些同志的窑洞中，坐在一起，虚心地征求大家对自己的意见。演员们为芝明同志的这种举动所感动，诚恳地提了工作、伙食等方面的意见。芝明同志认真考虑这些意见，有的立即采纳实行。在供给标准没有改变的情况下，平剧院伙食的花色品种立即大有改善，受到全院同志们的欢迎。
若干年来，在他直接领导和主持下创作了许多流行全国的优秀文艺作品，但他从不居功，全都归功于作者，对自己只字不提，甘作埋头苦干的无名英雄。他担任东北文化部长时，有位作者需要安静的创作环境，他便请作者住在自己的楼上，他自己则住在楼下，以便向作者的来访者“挡驾”。刘芝明同志身上保持的党的优良传统、优良作风和高尚品质，至今仍在激励着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