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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2月7日人民日报 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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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思想评论

破除“习惯标准”
张黎洲
黑格尔在阐述美学原理时,曾谈起人们不能正确地判断美与丑,往往是因为有一种习惯标准在作怪。他举了这样的实例:有人一看到某类动植物就想到它们惯有的形象。如属习以为常的,就认定为常态,是美的;如若是异乎寻常的,就惊奇、看不惯,视之为变态,斥之为丑陋。黑格尔认为,依据有限经验而确定的习惯标准,总是要同事物的本质大相径庭的。
把习惯当标准,以习惯论是非,造成认识和行动上的谬误,这种现象岂止反映于审美观点方面,在我们日常的工作和生活中,不也同样可以经常见到吗?
拿我们某些干部的情况来说,信手拈来,便有许多这样的例子。你要实行某项政策,有人就摇头:“这是过去批判过的!”你要从事某项改革,有人就反对:“历来不是这样干法的!”在这些同志看来,判别一个问题的是非曲直,权衡一项工作的利弊得失,最省事而又最保险的办法,就是看它合乎不合乎通常的习惯。久而久之,这些同志习以为常,凡事只知按惯例办理,简直不晓得还有别的什么是非标准。少数同志非但形成了这样一些运用自如的习惯标准,而且想事、说话、处理工作都有一整套习惯观念、习惯语言、习惯方法、习惯作风。在对待真理标准问题的态度上所以不正确,除了其他原因而外,有些同志也是因为受到习惯标准羁绊的缘故。
奇怪的是,那些按习惯标准行事的同志,往往还心安理得,沾沾自喜。其实,这是一种很大的盲目性。习惯,用心理学的观点解释,指的是在长期反复的活动中逐渐养成的行动方式。习惯因人而异,有好有坏,多半又是不自觉的,它本身不一定是个什么问题。但是,习惯一旦演化为习惯标准,就成了问题了。因为由长期反复、不断重复的行为而自然形成的习惯,只说明是这样做的,不是那样做的,并不能回答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应该怎样做,不应该怎样做。而且,习惯通常属于个人的体验,而不是社会的实践,因此它不能也不应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离开实践的检验,囿于个人的体验,把纷纭复杂的万事万物,都一概用“习惯=常态=正确”这样一个简单的公式去照套,习以为常的即肯定,异乎寻常的即否定,这样,习惯成了偏见,沿袭老套,墨守常规,势必造成思想的僵化半僵化。
“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这是列宁说过的一句名言。对习惯标准带来的消极影响不能小看,就因为它不单是不自觉的个人行为,而是汇成了一股潜移默化的可怕的习惯势力。这种习惯势力,可怕就可怕在它有两个“性”。一是普遍性。上自领导机关,下至基层单位,不论是负责干部还是一般干部,都常常要被这种无形而又巨大的力量所支配,甚至连那些革命几十年的老同志和勤勤恳恳的实干家有时也不能免。这叫做“积习成风”。二是顽固性。情况变化了,事物发展了,习惯的力量却把人卡得死死的,使你动弹不得。某些旧习、陋习、恶习一经形成,简直成了“条件反射”,更是轻易不能改变的。这叫做“积习难改”。这样讲,当然不是要使人畏怯和屈服于习惯势力,而是意在引起对“习惯标准”的足够注意,说明只有拿出极大的勇气才有可能冲破习惯势力。
今天,在实现四化的道路上,目标已经确定,步子已经迈开,这是谁都可以看到的。然而,大家又都深切地感到,积重难返,改革不易,大大小小的阻力可真不小啊!毋需讳言,这既有林彪、“四人帮”极左流毒的原因,也有我们自身长期形成的思想作风上的原因。就是说,这其间确实有这样那样的习惯标准在作怪,确实有可怕的习惯势力在干扰。通过前一段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我们破除了同实践标准相对立的“本本标准”,开始从“本本标准”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是不是还可以补上一条:大家都来破除“习惯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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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社会主义银行作用问题的一次讨论
什么是社会主义银行的作用?为什么我国银行还未真正发挥它的作用?怎样充分发挥作用?最近,在北京召开的中国金融学会代表会议,曾就这些问题进行了一次比较认真的讨论。
大家认为,社会主义银行应当充分运用货币、信贷、利息、结算等经济杠杆,对国民经济发挥一定的调节作用。银行的基本职能,就是积聚和分配资金;发行货币,组织货币周转;并在这个基础上及时反映国民经济发展的情况和问题,监督各有关单位的经济活动。充分发挥银行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作用,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特点决定的。在社会主义存在商品、货币的条件下,绝大部分产品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都通过价值形式来计价,都离不开货币的运动,都记载在银行的帐面上。银行是全国的信贷中心、现金出纳中心、转帐结算中心。全国各地区、各部门、各经济单位经济活动的综合情况,整个国民经济情况的发展变化,违背客观经济规律要求的各种征候的出现,通过银行这个“精巧而复杂”的机构,都能灵敏地、准确地、及时地反映出来。这样,银行就可以帮助各级党政领导和国家计划管理部门发现和解决国民经济中的问题,使四化顺利进行。
建国三十年来,银行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发挥了一些积极的作用。但是,与会同志们认为,把银行作为管理国民经济的一个杠杆,以此来衡量,银行的作用还未得到真正的发挥。在谈及我国银行信贷的现状时,大家认为,目前银行的信贷实际上是一种供给制。以工商业贷款而论,只要是企业,不管这家企业应该不应该开设,也不管经营情况如何,包括企业的计划是否合乎实际,供产销能否平衡,产品是否适销对路,质量是否优良,资金使用是否合理,等等,银行都得贷款。在农业信贷上,在不少地区,银行也没有自主权。银行信贷的供给制,掩盖了生产、流通、分配和财政收支中的矛盾,使银行不能发挥应有的调节作用,使银行变成了只管收收付付的大钱库。
为什么我国银行没有真正起到经济杠杆作用?与会同志认为,重要的原因之一是过去对金融理论上的一些重大问题,在认识上有片面性。银行本是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产物。可是,我国经济理论界长期以来流行的一种观点认为,全民所有制企业间交换的生产资料不是商品,只承认我国经济是计划经济,不承认同时也是商品经济,认为价值规律对社会主义生产只起影响作用,不起调节作用。在这种理论指导下,往往忽视按经济规律管理经济,不重视银行调节和管理社会主义经济的作用。只注意了银行的公共簿记的职能,而对银行在产品生产和分配方面的作用却没有认真研究。这样,从理论上就把银行的作用限制在会计、出纳的框框里,难怪一些银行只是在收收付付中兜圈子。
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银行也经历了一场浩劫。他们把银行的集中统一,诬蔑为“条条专政”,把银行对经济发展的调节作用,当作“单纯生产观点”加以批判,把银行培养使用有经验的同志抓业务,当作“专家理财”予以打击。在他们的破坏下,银行的机构被削弱,骨干大部被拆散,不少制度被废除,金融一再被搅乱,银行的“三铁”(铁柜、铁帐、铁算盘)声誉被毁坏,从而变成了“豆腐银行”。
那么,怎样才能发挥银行的作用呢?大家认为,根本途径是,提高银行工作的理论水平,肃清极左路线的余毒,正确利用银行的货币、信贷、利息、结算等经济杠杆,这样才能发挥银行对国民经济的管理、调节作用。
金融管理体制是整个经济管理体制的组成部分,它和计划、工业、农业、商业、财政、基建等管理体制互相联系、互相制约。因此,要使银行真正把调节和管理经济的任务担当起来,除了国家实行经济体制改革、企业实行经营管理改革这样的外部条件外,就银行本身而言,也要重视按照经济规律办事,用经济的方法办银行。要按照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安排和使用信贷资金,讲求经济效果。从当前银行的实际情况出发,同志们认为,应当注意抓紧解决的问题是:第一,保证银行工作的集中统一;第二,维护银行业务活动的自主权;第三,严格划分和掌握财政资金和信贷资金分配的界限;第四,改革当前信贷资金管理的办法,包括扩大银行信贷范围,实行差别利率,区别对待,择优扶持,按照经济合同掌握贷款,等等。
有些同志提出,银行应抓好对国民经济的宏观分析。他们认为,社会主义银行的反映和监督的职能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整个国民经济发展情况的综合反映,这属于宏观范畴;一是对各个企业单位的经济活动的反映、监督,这属于微观范畴。从社会主义银行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它的基本职能来看,银行应当把重点放在对国民经济的宏观分析上,使银行真正成为国民经济活动的“寒暑表”。(燕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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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古代史常识》简介
中国青年出版社最近分册出版的《中国古代史常识》,是适合青年阅读的一套通俗历史读物。
“四人帮”对我国历史的歪曲篡改,使不少青年人受到毒害。《中国古代史常识》立足史实,叙史述事,注意澄清“四人帮”造成的混乱,努力引导青年扎扎实实地学习历史知识。以人物评介为例,在已出版的先秦部分、秦汉魏晋南北朝部分和隋唐五代宋元部分等三本分册中,涉及的历史人物近百人,人物故事的叙述,占全书内容的一半以上。在评介历史人物时,编者力求把他们的活动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之下,作出比较正确的评价。如周公旦、孔丘、吕后、武则天等被“四人帮”歪曲了形象的历史人物,书中都注意全面客观地分析他们在历史上的作用、功过,使读者能够了解真实的历史情况。
“博采广收,讲事说史”,通过历史故事通俗生动地叙述历史,是这套读物的特色。比如,在该书先秦史分册中,就大量运用了历史传说、历史典故和历史故事。对“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的历史传说,参照地下发掘的材料,作了生动形象的描绘。再如,书中还通过“文王访贤”、“武王伐纣”、“周公辅成王”等故事,生动地叙述了商朝灭亡、周朝兴起的历史过程;还通过“曹刿论战”、“卧薪尝胆”、“毛遂自荐”等故事,把春秋战国时我国所处的一个社会大变革时代那种错综复杂的局势,深入浅出、形象生动地介绍给读者。 (辛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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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伟大的四五运动》出版
由童怀周主编、由四五运动的部分亲身参加者编写的《伟大的四五运动》一书,忠实地记录了这一伟大革命事件的始末。全书二十二万字。这是童怀周继编辑《天安门诗抄》之后,从历史的角度以天安门事件为题材编写的一部新著。《伟大的四五运动》一书,最近已由北京出版社出版。 (熊怀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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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人物》丛刊创刊
专门以介绍中外古今人物为主题的《人物》丛刊第一辑最近由三联书店出版。丛刊主要介绍我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社会主义时期各条战线的先进人物,以及有影响的古今中外各种人物。介绍他们的生平事迹、科学态度、治学精神、思想品德、道德情操,帮助读者开阔视野,增长知识,更好地为四化服务。《人物》丛刊设有人物传记、人物和事件、亲历记、轶闻轶事、书信日记,以及短论、书评、随笔等专栏。
《人物》第一辑刊载了三十篇文章,其中有史良写的《我所知道的沈衡老》,文章介绍了沈钧儒先生坚持正义,以刚直不阿、威武不屈的精神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英勇斗争的事迹。吕东明写的《竺可桢日记初读》一文,生动地介绍了竺可桢的日记内容,竺可桢同志从一九三六年一月一日开始,到一九七四年二月六日即他逝世前一天为止,计三十八年零三十七天,每天记日记,从不间断,为我们留下了一部大约有八百万字的日记。日记不仅记述了他个人的经历,社会的变迁,还为气象学、物候学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人物》第一辑还介绍了张闻天同志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经历;介绍了保持延安作风、对我国机械工业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沈鸿同志;选登了谢觉哉给子女的五封信和续范亭将军传记。
这期还刊登了陈铁健的《瞿秋白的被捕和就义》、戈宝权的《忆韬奋同志——记从香港到东江的日子》、王行之的访问记《胡絜青谈老舍》等文章。(任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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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评无政府主义的祖师施蒂纳
张文焕
麦克斯·施蒂纳是无政府主义的创始人。他和蒲鲁东、巴枯宁被称为现代无政府主义的三大始祖。
施蒂纳是一个备受贫病折磨的知识分子和破产的小店主,他的一生没有什么突出的活动和事迹。一八四四年,他出版了一本阐述无政府主义哲学的著作《唯一者及其所有物》,轰动了当时思想界,使他名噪一时。后来他虽然默默无闻,但是,这本书所发挥的思想却一直是百余年来无政府主义的圭臬。一些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如蒲鲁东、巴枯宁等,都从施蒂纳的这本书中吸取思想养料,因此这本书被称为“无政府主义的宣言”。
个人绝对自由是施蒂纳无政府主义哲学的核心。按照施蒂纳的理论,只有利己主义的个人才是唯一实在的、合理的存在物,是世界上的“唯一者”。除了“唯一者”即“我”之外,一切都是虚幻的。“唯一者”的行动是绝对自由的,他不受任何束缚、任何压制,不要任何服从,否定一切权威。个人的一切要求、意向和愿望必须无条件地得到满足。世界上的任何东西,不管是国家、社会、团体、人民、民族、祖国、人类以及世界本身,只要是束缚个人自由,同“唯一者”的利益相抵触的,都要把它们无情地消灭;任何意识形态,举凡伦理、道德、法律、权利、义务、正义、真理等等,只要同利己主义者的自由意志相矛盾,都要作为“怪影”加以驱逐。
施蒂纳声称,只有“唯一者”即“我”才是世界的核心,是世界历史的动力,甚至就是世界历史本身。他反复强调,“我是造物主和唯一的创造物”、“我是核心”、“除我之外一无所有”、“个人本身就是历史……对利己主义者说来只有他自己的历史才有价值”。“唯一者”最后狂呼大叫:“打倒一切完全不是自己的东西,对我来说再没有什么比我更高的了”。
施蒂纳把“我”宣布为造物主。可是这个造物主却是一个需要尘世物质利益的利己主义者。他所要求的自由绝不是虚无缥缈的、不可捉摸的自由,而是支配物质世界、掌握物质利益的自由。施蒂纳认为,“唯一者”要想享有完全的自由,首先就要成为所有主。施蒂纳对利己主义者说,“你不仅应当成为自由的人,而且应当成为‘占有者’”。可见,施蒂纳要求的个人绝对自由不过是剥削阶级掠夺社会财富的自由。
然而,不管施蒂纳怎样宣布“世界是属于我的”,可是现实世界并不承认“唯一者”的这种权利。世界上的一切财产都各有其主,而且还受到国家和法律的保护。于是,施蒂纳得出结论:自由要以力量为后盾。“权力是一种好东西,它在一切场合都是有用的;因为一把权力要远远胜过一筐权利。你想要自由吗?傻瓜!夺取权力,自由就会到来。难道你没有看到,谁有权力,谁就高于法律。”他说:“只有当自由成为我的权力的时候,我的自由才是完全的。一旦得到了权力,我就不再仅仅是个自由的人,我将成为专制的我,成为所有主。”“如果我没有权力,东西就会从我手中溜走。”有了权力,“我能占有多少,就得有多少”,凡是“我的权力所及的东西,就是我的财产”。
施蒂纳把他设想的人们之间的这种巧取豪夺的关系,比作老虎吃人、狗抢骨头。他说,老虎有权进攻我,我也有权打死它;一只狗看到另一只狗的嘴中叼着一根骨头,它只是在感到自己力量不够时,才放弃夺取它。施蒂纳把这种有权有势就有一切的反动理论说成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
施蒂纳的“唯一者”,是一种不受任何约束的超人。他既是万物的主宰,又是万物的尺度。对“唯一者”来说,除了利己主义的“我”之外,不存在任何行为规范、道德标准和公共生活准则。他衡量周围世界的事物的唯一标准是:对利己主义者是否有用。施蒂纳说:“在我看来,你不过是一种食品,正如你把我当作食品并加以利用一样,我们彼此之间,只有一种关系,即相互有利、相互有用、相互有益的关系。”这样,人类社会的各种关系便被施蒂纳归结为一种唯一的功利关系。
在施蒂纳看来,真理是利己主义者根据自己的需要制造的。除个人利益外,不存在别的检验真理的标准。他说:“我就是真理的标准”,“对我说来,不存在真理,因为任何东西也不能高于我”,“我只喜欢低于我的真理,而不承认任何高于我的真理”。“唯一者”只要愿意和有力量,他就要尽其可能地改造每一个真理,使其为己所用。
法和权利都是社会关系的反映,不是个人可以任意创造的。唯心主义者施蒂纳却认为,“我才是一切法和权利的源泉”,“我是自己权利的创造者和掌握者,除我自己以外,我不承认任何别的权利来源。”
施蒂纳的“唯一者”只向社会要求权利,而不对社会负任何义务。他把义务看作是对个人自由的束缚。施蒂纳说:“我不承认任何义务,即不束缚自己,也不让人来束缚自己。如果我没有义务,那我也就不知道有法律。”这种只要权利不尽义务的观点,是无政府主义者绝对自由行动的理论根据。
总之,施蒂纳的无政府个人主义是以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为理论基础的。马克思恩格斯批判施蒂纳的功利论时指出:“功利关系具有十分明确的意义,即我是通过我使别人受到损失的办法来为我自己取得利益(人剥削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79页)
他把受剥削阶级压迫的人民同剥削阶级的国家混为一谈。把它们统统看作是异己的、反对个人的力量,认为“人民的自由不是我的自由”,“在人民的自由下,放在第一位的不是个人,而是人民。人民越自由,个人就越不自由。”因此,施蒂纳最后丧心病狂地宣布:“人民和人类的毁灭将是我的复活,我将出现在舞台上,人民死亡,我万岁!”
施蒂纳反对大资产阶级,因为它限制和破坏了小资产者的生财之道,妨碍他攫取自己所想要的一切,还使他遭到破产。可是,作为小资产阶级思想家,施蒂纳不了解资产阶级私有制存在的根源。他本末倒置,混淆了国家、法律和所有制之间的真实关系。他把国家和法律看作是资产阶级私有制存在的根源,认为资产阶级完全依靠法律而存在,资产者之所以成为资产者,仅仅是由于他受到国家的保卫,得到国家的恩赐。他把国家看作是一种与资产阶级所有制无关的独立的力量,似乎国家具有无限的权力,它可以给资产者以财产。这是完全错误的。实际上,资产阶级的国家是由资产阶级所有制决定的。资产阶级是根据保护自己阶级利益的需要来决定让国家干预自己事务的程度。
由于施蒂纳赋予国家一种强大的、万能的、独立的本质,认为压迫和剥削工人的罪魁祸首不是私有制,劳动人民贫困的根源不是人剥削人的制度,而是国家本身,所以他认为“每一个国家都是暴君”,国家是万恶之源,都应当打倒。施蒂纳说:“我向任何国家,甚至最民主的国家宣战”,“我是国家的死敌,永远二者择一:国家或者我”。施蒂纳也反对一切政府。他认为任何一种政府都是限制和支配个人的力量。他说:“在每一个国家中,不管是君主国、共和国或人民国家,都有一个政府站在我之上。不管哪一种对我都不好。”对个人说来,“政府如果不是一种独立的和对立的权力,它就毫无意义。”因此,他主张什么政府也不要。正是这种反对一切国家和政府的主张,所以被称为无政府主义。
施蒂纳号召利己主义者起来暴动,建立一种无政府主义的绝对自由的理想制度:“利己主义者联盟”。他说:“国家和我是敌人。人类社会的幸福对我是不称心的。为了有可能充分利用它,我把它变为自己的财产,变为自己的创造物,就是说,我消灭它并在它的基地上建立起‘利己主义者联盟’。”
施蒂纳所说的暴动并不是真正的革命行动,他说:“革命的目的是建立新的安排,暴动的目的是使自己不再受别人的安排,而由自己安排……我的目的不是推翻存在的东西,而是奋起凌驾于它之上。”所谓凌驾于它之上,就是把存在的东西攫为己有。这表明,施蒂纳的暴动是利己主义者实现自己贪欲的幻想手段。马克思恩格斯批判施蒂纳的暴动哲学时说:“他之所以力图摆脱现存的东西,只是因为它是他的障碍,相反,在其他方面,他却力图尽快地把它攫为己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44页)
至于“利己主义者联盟”,尽管施蒂纳把它想象成无政府个人主义者的天堂,在其中不仅可以享受“高级自由”,而且可以确保自己的财产、实现自己的价值、增加自己的力量。实际上,这种“联盟”仍然是一种道地的资产阶级社会。因为在“联盟”中仍然保留着雇工剥削、高利贷等,盟员之间的关系依然是互相吞食的功利关系。按施蒂纳的设想,他的“联盟”同国家不同的地方仅在于,国家是凌驾于利己主义者之上的力量,“联盟”则是利己主义者自己的工具和武器。国家是利用“我”的,“联盟”则为“我”所用。可见,无政府主义者并不是真的不要政府,而是不要别人的政府,只建立能为己用的政府。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施蒂纳的无政府个人主义哲学表达了破产的小市民的反动幻想。他所追求的绝对自由的乐园无非是通常的资产阶级所有制在他幻想中的反映。他所向往的交往关系不过是用幻想的语言表达的现存的资产阶级社会的交往关系。一言以蔽之,施蒂纳想升入利己主义者幻想的绝对自由的天堂,到头来又掉到了尘世的资本主义世界,并维护这个世界。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施蒂纳的“唯一的功绩(而这是违背他的意志的,他自己不知道的)在于:他表达了那些想变成真正资产者的现代德国小资产者的期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81页)
历史是一面镜子。把施蒂纳这面陈年古镜发掘出来,不是可以帮助我们认识无政府主义的丑恶面貌,从而去肃清它的影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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