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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花赞
发人深思的农村悲喜剧
——读《许茂和他的女儿们》
晓梵
周克芹同志的长篇小说《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载《红岩》文学季刊一九七九年第二期），是一部真实地反映农村现实生活的作品。它开掘了一个深刻的主题。农业合作化高潮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了，其间几经曲折，这里有什么值得吸取的经验教训呢？林彪、“四人帮”的十年浩劫给全国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农民究竟承受了多大的分量？今天，他们有些什么欢乐与忧伤，兴奋与失望，追求与向往？作者通过他所描写的人物形象，把这一系列问题尖锐地提到读者面前，使你情不自禁去思索当前农民的问题，思索农民的命运和我们整个国家的命运。近年来写农村题材的作品不是很多，而这部作品却达到了一定深度，是值得一读的。
小说的艺术构思也有自己的特色。故事发生在一九七五年冬天。当时，四川农村真是寒风凛冽，疮痍满目。地处沱江流域的葫芦坝进驻了整社工作组，在农民心里复苏了热烈的希望。作品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上，围绕着老农民许茂和他身边几个女儿的家庭、婚姻、爱情的悲喜剧来展开情节，把不同的人物性格、思想、心灵和命运，写得多彩多姿，引人入胜。
整部小说描写了十来个人物，着墨浓淡不同，而色彩各异。两个基层干部金东水和郑百如，都是许茂的女婿，但他们的思想品格却完全不同。郑百如是十年动乱中破土而出的后起之“莠”，一个流氓加赌徒的“混血儿”。小说着力刻画了他攫取权力和维护自己既得利益的赌徒心理，并不脸谱化。支部书记金东水遭到郑百如落井下石的陷害，被排除在葫芦坝社会之外。小说生动地描写他艰难的处境，丧妻的痛苦和贫困的煎熬，把这个光明磊落的共产党员忍辱负重的精神，他对葫芦坝前途的思考，他在受迫害最深的岁月里精心规划改造葫芦坝山河的壮志雄心，都写得颇为感人。这两个人物的沉浮，真切地反映了当年的政治动乱和美丑是非的颠倒。
许茂的几个女儿也写得各具特色。特别是四姑娘许秀云刻画得最为成功。许秀云的命运是一出悲剧。她善良、温柔、勤劳、沉静，心灵极美，痛苦极深。二十九岁年纪，已饱尝人生的悲苦。史无前例的风暴卷走了她幸福欢乐的童年、阳光灿烂的少女时代；同郑百如结婚八年，更毁灭了她的妙龄青春。她被郑百如抛弃，又遭到许茂冷遇。她暗暗爱着金东水，却得不到对方的理解；而郑百如的谣言和中伤，又在他们之间造成了难以逾越的鸿沟。为了追求幸福的生活，她同命运孤军搏斗。即使在她绝望的时刻，她关心别人远胜于关心她自己。她心里装着三姐一家的困难，小长秀的冷暖，许茂老汉的病痛，金东水的幸福，也装着对郑百如的仇恨。四姑娘灵魂的美，被她的悲剧命运映衬得光彩夺目。
许茂也是一个塑造得成功的典型。在作者笔下，他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没有进过学堂的“思想家”。他孜孜不倦地读着生活这本教科书，勤于按照自己独特的经验和方式思考着社会和人生。他精明、固执，孤僻而又自私，那怕是对自己亲生骨肉，他也要用自身的实际利益来衡量，甚至近于冷酷。他一生中最辉煌的年代，是土改和合作化时期。那时，他在社会主义道路上昂首阔步，一心扑在集体事业上，受到人们的尊敬，得过政府的奖励。但是，他渐渐的变了，在经受了一次又一次“左”的浪潮的冲击之后，他对社会和人生的思考逐渐变得复杂了。特别是到了七十年代，集体土地里荒草淹没了庄稼苗的现实，比一切空喊的口号都更能“教育”这位“思想家”。当庄稼人被动乱的社会遗忘了的时候，许茂这个种庄稼的能手只好在自留地里“绣花”，潜心研究市场的价值规律，锱铢必较，甚至昧着良心以积攒一点稍足温饱的财富。他并不懂得那个年代的“政治战争”，但是他却逃脱不了有人背后议论他的“资本主义”，有人要割掉他自留地的“尾巴”，也逃脱不了挨批判的厄运。他的性格反映了他一生经历的坎坷，在他的种种缺点、倒退、痛苦和矛盾中，凝聚着发人深思的社会内容。
这部作品善于运用带有哲理性的抒情来刻画人物的心理活动和内心世界，感情浓郁，笔墨细腻；也善于选择和运用典型的细节描写，来展示人物的思想性格。
书中有一个细节写许茂在大字报铺天盖地的岁月里，每天跑十来里路去搜集破烂的大字报，存放好，定期卖到废品站。寥寥几笔，数十余字，突出地表现了许茂这一个老农民对当时政治运动的淡漠，那些标语口号带给他的实际利益，还不如一堆废纸。这类细节形象的鲜明性及蕴含的内容，胜过了图解人物的千言万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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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出版简讯
《青年文库》陆续出版
为了帮助广大青年系统地学习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文学艺术等各门学科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中国青年出版社正在编辑一套《青年文库》，初步计划列题一百二十种。截至去年年底已经出版十七种，其中属于文学和语文方面的有五种，即：冯其庸等选注的《历代文选》，选收我国历代优秀散文一百五十篇，这些名篇题材广泛，风格多样，体现了我国古代散文的特点和发展状况，每篇附有通俗的注释，可供高中文化程度的青年自学古文之用。《古文选读》则主要是照顾初中文化水平的青年读者，因此篇幅仅及《历代文选》的三分之一，每篇除了注释以外，还附有“段落大意”和供对照阅读的白话体译文，对各篇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也作了比较详尽的分析。胡士莹选注的《古代白话短篇小说选》，选收宋元明三代的白话短篇小说十篇，这些名作反映了当时人民的生活和感情，在写作技巧上也体现了我国古代短篇小说作者的高深造诣。袁珂的《神话故事新编》，收集散见于古籍的大量神话，改编成情节连贯的故事，使读者对我国古代的神话有一个大体的了解。吕叔湘和朱德熙合著的《语法修辞讲话》，系统地介绍了语法和修辞的基本知识，结合着对大量例句的具体分析，以帮助读者减少遣词造句方面的毛病。
这套文库中的《历代诗歌选》、《历代小说选》、《历代寓言选》和《中国文学名著题解》等书，目前正在编辑中，将于今年内陆续出版。
（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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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历史的潮流阻挡不住
——谈《天云山传奇》中吴遥的形象
何孔周
你见过激流中的顽石吗？它或明或暗地躺在河床中央，阻挡着江河前进的方向。但江河总是阻挡不住的，滚滚潮流总要把顽石冲走，或者冲毁，为自己开拓出一条坦荡如砥、一泻千里的道路。读了鲁彦周同志的中篇小说《天云山传奇》（载《清明》创刊号），吴遥这个形象，就自然地使我想起了那种阻挡着历史潮流的顽石。
《天云山传奇》围绕一件冤案、错案该不该平反的问题，真实地深刻地描绘了天云山区几个干部升降沉浮的命运，苦乐悲欢的爱情，提出了一些发人深思的问题。它的一个突出成就，是为文学人物的画廊里提供了一个思想僵化、顽固抵制党的路线的干部典型——吴遥。
吴遥性格的主要特征，是顽固、僵化、自私，不学无术却又自命不凡。他性格中的这种特征，不是单一的、固定的、不变的，而是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呈露着纷纭复杂的内容。
吴遥的这种性格特征，集中地表现在他跟罗群的矛盾冲突中。他跟罗群的矛盾冲突，经历了两个阶段：一九五七年，他歪曲事实，谎报情况，把罗群错打成了“右派”，制造了冤案；一九七八年年底，他又利用职权压制申诉，阻挠为罗群平反，继续维护冤案。《天云山传奇》的作者没有把吴、罗之间的矛盾冲突，局限在狭小的范围，而是放在从五十年代中期直到平反冤、假、错案的一九七八年年底这样漫长的历史背景上来展示，又对这场复杂的斗争在各种人物——恋人、妻子、朋友的内心世界作了细腻的描绘，从而突出了有着不同遭遇的各种人物不同性格的强烈对比，使这场冲突浓缩着十分丰富的社会历史内容。
吴、罗之间的矛盾冲突，是在一九五六年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繁重的经济建设的任务已经摆在我们面前的形势下，围绕着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要不要尊重知识分子，要不要按照客观规律办事等涉及到当时路线、方针、政策的几个根本问题而展开的。吴遥把受过长期革命锻炼、又被送到国外学习过的烈士子弟罗群打成“右派分子”，根据就是他接替自己任天云山区考察队政委后，完全改变了自己的做法。罗群的所谓“罪名”，一是他在党内开展了形势和任务的讨论，要全体党员明确认识：在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后，搞社会主义建设就是党的中心任务，党员不能甘当外行，更不应以大老粗为光荣；二是他通报批评了不尊重知识分子的现象，让一个骂工程师的政工干部向工程师道歉；又召开了评功大会，自己带头为总工程师牵马戴花。罗群这种尊重、帮助、依靠知识分子的作法，与吴遥
“一天到晚要训斥知识分子，好象知识分子一天不训，就要走上邪路”的作法完全大相径庭。吴遥训斥、怀疑知识分子，部分原因是出于他在旧社会曾经被剥夺了学习知识的条件，本能地把知识看作是自己无法支配的异己力量，出于他还没有摆脱掉小生产者狭隘眼界的束缚，不懂得建设社会主义处处要依靠知识的力量。吴遥正是从这种狭隘的小生产者的心理出发，认为罗群搞的这一套就是向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投降，就是右倾。他迎合着某种错误的潮流，把罗群打成了“右派”，还自以为是在捍卫着马列主义的纯洁性哩。真诚地执行着一些荒谬的东西，却又毫不自觉，这正是某些顽固、僵化、狭隘的干部的普遍性格。吴遥的愚昧和专制，使“天云山白白过去了许多年”，造成了“一个历史的悲剧”！但更可悲的却是，象吴遥这样的干部，靠着愚昧和专制，居然能飞黄腾达，成了所谓高级干部；而象罗群这样的党内难得的人材，却因为提倡科学和民主，反而被打入最底层，戴上了“右派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等帽子。这就深刻地启示人们，我们如果不认真执行党的“任人唯贤”的干部政策，不认真改变象吴遥这类干部的思想、性格、作风，不大胆提拔和使用象罗群这样的忠于党、忠于人民、精通业务的干部，那末“四个现代化”的宏伟蓝图，就有可能象天云山区的建设规划一样，徒具虚名，走向夭折。
作品描写吴遥错误地把罗群打成“右派”，五八年和五九年又对他作了加码处理，这虽然表现了吴遥狭隘、僵化的性格特征，但也有当时的历史环境，一般不必追究个人责任。但粉碎“四人帮”以后，在中央关于平反冤、假、错案的指示已经三令五申的情况下，吴遥仍利用重新掌权的机会，三次压制罗群的申诉，这就不是一般地对党的路线不理解，而是一种顽固的对抗，充分暴露了他性格中顽固、自私的特征。吴遥在文化大革命中也受过林彪、“四人帮”的迫害，但他没有从我们党内为什么会产生“四人帮”这样的历史疑问中去总结教训。他重新工作以后，“故态复萌，重用亲信，对上谄对下骄，一切要看对自己权位的影响”。他认为“四人帮”迫害自己是错误的，但他过去整别人却是正确的，即使实践已经证明：过去的许多不正常的政治运动，给我们党和人民带来了那么严重的灾难，他也可以视而不见，依然堂而皇之地打着革命的旗号，来抵制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来“把自己打扮成一贯正确”。一个在历史上唯上是从、“离了本本就是瞎子”的人，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却一反常态，怀疑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是“一些很不慎重的讲话”，公开抵制中央关于纠正错案冤案的文件，这个现象怎么解释呢？这不难解释。因为如果真的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末过去一些“左”的东西就要被否定掉。而吴遥这样的人，领导建设无方，做官却有术。如果否定了这些“左”的东西，自然也就会剥掉他赖以飞黄腾达的政治资本。对一个眼里没有人民利益，没有献身四化的理想，而只有个人乌纱帽的人来讲，这是前途与命运攸关的大事，他当然会寸步不让。而最堂皇的理由，也就是高举着“保卫旗帜”的大旗来保卫自己！如果说，历史上的吴遥因循僵化、唯上是从，已经包含着从“我”、从乌纱帽出发的某些内容，那末，他现在抵触三中全会精神，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拒绝为罗群平反，则是充斥着从“我”、从乌纱帽出发的深厚内容。可见《天云山传奇》正是通过把握吴遥的动作，把吴遥狭隘而自私的灵魂掏出来了。
吴遥跟罗群的冲突，必然会在曾经是罗群的恋人、现在是吴遥的妻子宋薇的精神深处，掀起巨大波澜。吴遥与宋薇的冲突，正是吴遥与罗群冲突的补充、丰富和深化。《天云山传奇》把吴、罗之间的冲突，与宋、罗之间细微的感情纠葛，宋、吴之间深刻的思想决裂交织在一起，让发生在天云山下的这场矛盾冲突自始至终都渗透着撼人心魄、发人深省的思想艺术力量。宋薇与罗群热恋过。五七年当吴遥代表特区党委通知这个“美丽活泼而且骄傲”的姑娘，罗群已成了右派分子时，她一下子晕倒了。她甚至都没有问过，罗群右派行为究竟表现在哪些方面，就压制自己的痛苦，服从组织决议，跟罗群一刀两断。后来她成了吴遥的妻子。但她对吴遥的认识，却经历了一个漫长曲折的过程。她从讨厌吴遥，到跟他结合，到彻底清醒，足足付出了她一生中二十一年最好年华的全部代价！在经历了林彪、“四人帮”制造的一场浩劫之后，她成熟了。她不再幼稚地把吴遥就看作是“党”了。她从冯晴岚替她丈夫罗群所写的申诉材料中，从自己的切身经历中，认识到罗群被打成右派完全是冤案。而冤案的制造者和竭力维护者，就是自己的丈夫。她内疚，她真诚地希望自己的丈夫能认真做一些弥补历史过失的事。但吴遥对她期望的回答却是“猛地一巴掌”，这一巴掌把她彻底打醒了。她终于在生命的天平上秤出了吴遥微不足道的分量。宋薇的觉醒，在某种意义上说，正是一代人从受蒙蔽到走向觉醒的缩影。而吴遥也正是从“猛地一巴掌”中，把隐藏在自己身上很深的妒忌自私、顽固凶狠的性格特征赤裸裸地暴露了出来。综上所述，吴遥的典型性格反映在政治生活中，是墨守成规，唯上是从，压抑人材，唯我独“左”，决不倾听实践的呼声，决不关心人民的疾苦；而反映在家庭生活中，则是唯我独尊，颐指气使，把妻子女儿都当作是毫无独立思想、独立人格的工具和附属品。
从吴遥的政治生活、家庭生活所显示出来的全部内容来看，吴遥分明是一个十足的封建家长式的人物，他的性格烙印着无知而又专横的封建胎痕。小说结尾，他被调到党校学习。可见小说作者在对吴遥击一猛掌之后，仍然切望着他能幡然醒悟，改弦易辙！但面对现实，人们也不能不深思：象吴遥这样的干部如果不从人民群众的实践中去汲取营养，不从小生产者的狭隘眼界和封建传统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而一旦重新掌权，仍然靠着愚昧和专制来领导四化，那就不仅是继续压抑人材、挫伤人们建设社会主义积极性的问题了，而是他们本身就势必会衍变成为科学与民主的对立面，衍变成为实现四化的历史潮流的严重障碍。狄德罗说过：艺术“所要争取的真正的喝彩不是一句漂亮的诗句以后陡然发出的鼓掌声，而是长时间静默的压抑以后发自心灵的一声深沉的叹息。……是使全国人民严肃地考虑问题而坐卧不安。”吴遥这个形象所透露出来的复杂内容，不正是在促使我们“严肃地考虑问题而坐卧不安”吗？！
《天云山传奇》的作者没有向我们说教。他只是用那诗情的笔触，用女主人公宋薇的如泣如诉的独白，把我们自然地摆渡到真实的生活的海洋里去，同作者一起去体验，一起去焦虑，一起去思索。他只是撷取了吴、罗冲突，吴、宋冲突，宋、罗纠葛当中最激动人心的瞬间，加以精雕细镂的描绘，而并没有纵笔描绘广阔的生活画面。但是，他所开掘出来的人物精神世界并不简单，而是很复杂的；他通过人物所显示出来的思想并不肤浅，而是很深刻的；他在字里行间汹涌着的感情并不轻率，而是很深沉的。这原因就是，发生在天云山下的这场撼人心魄的冲突，饱和着作者爱得深沉、憎得强烈的汹涌澎湃的激情，蕴藏着作者对从五十年代中期到一九七八年年底这段历史生活的深切感受和深刻思索。唯其如此，《天云山传奇》才成为一篇发人深省的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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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随笔
为培养文艺新人成长作出贡献
胡德培
“长江后浪催前浪，世上新人换旧人。”文艺创作需要培养和扶植新人，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工作也需要后继有人！这个道理人人懂得，个个会讲。但是，究竟如何做起呢？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出版的大型文艺季刊《当代》在《发刊的几句话》里说得好：
“我们希望多发表新作家的新作品。还在三十年代，鲁迅就大力提倡办文艺刊物要着重培养新作家，每期都要有新作家的名字出现，这才是文艺兴旺的现象。在我国实行四个现代化的这个伟大时代，文艺上执行百花齐放，培养新作家，扶植新作家，意义更加重大。”
在《当代》出版前后，全国各地先后创刊了十几种大型文艺丛刊，诸如北京的《十月》，广东的《花城》，安徽的《清明》，湖北的《长江》，辽宁的《春风》，吉林的《新苑》，江苏的《钟山》，河北的《长城》，福建的《榕树》，江西的《百花洲》，新疆的《边塞》，重庆的《红岩》，湖南的《芙蓉》等等，也以同样饱满的革命热情，采取了多种多样的形式和做法，为文艺新芽的出土，为文艺新人的成长，提供更多的园地。这里，值得特别一提的是：从去年年初开始，《广州文艺》改版成为以辅导青年作者和文艺爱好者为主要任务的一份文艺月刊；去年十月，《南京文艺》更名为《青春》，又为青年文艺爱好者开辟了一个新的文艺园地。与此同时，在不少地方文艺刊物上，开辟了“文艺青年之页”（《长江文艺》）、“新作短评”（《新疆文艺》）、“基础文艺知识讲座”（《北方文学》）等专栏，为扶植和培养文艺新人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但是，这方面的工作做得还很不够，有些刊物也还或多或少地存在以名取文，看不起无名小辈的现象。不少读者对这种现象提出批评，是值得我们重视和加以改进的。
我们这个九亿多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拥有的作家、艺术家、评论家委实太少。发现和培养一代文艺新人，是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千秋大计，我们一定要大声地为新人呼叫，大胆地为新人开路，为扶植文艺新人的成长作出贡献。我们殷切地期待着：在新长征的大道上，能涌现出更多的文艺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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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诗刊》改版新貌
《诗刊》从一九八○年起改版后增加了篇幅，继续坚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发表各种题材、体裁、风格、流派的诗歌作品。评论方面准备把过去开设过的“诗艺漫谈”、“新诗话”办下去，并新设“诗歌信箱”、“欣赏与借鉴”等栏目。
一九八○年第一期《诗刊》，发表了近五十位新老作者的诗作。其中有著名诗人艾青、徐迟等的新作和四十年代老诗人杜运燮、冀访和香港诗人何达的作品，但多数还是中青年诗作者以及第一次在《诗刊》发表作品的新作者的作品。这些作品题材相当广泛，有对八十年代的展望（徐迟的《八十年代》），有通过谈画发表艺术见解（艾青的《彩色的诗》），有对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为祸的揭露（如商欣的《记忆》、昌耀的《大山的囚徒》），也有对祖国建设成就和人民群众劳动生活的礼赞（《生活之歌》小辑），有华侨对祖国故土的热恋（《侨乡诗页》小辑），也有对异国风情的描写（李瑛的组诗《瑞士之旅》）等。
体裁风格方面也是丰富多采的：以自由诗为主，也有古体诗，还有十四行诗体等。有熔抒情叙事于一炉的长篇叙事诗，也有抒情的短曲，有富于政论色彩的政治抒情诗，也有娓娓动听的牧歌式的抒情曲。这一期的评论本着百家争鸣的原则，发表了臧克家、公刘、雁翼三位诗人用答问形式写的稿件，他们分别就诗与政治以及诗歌创作的其他有关问题发表了意见。 （石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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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文艺是引导人民前进的“灯火”
本报评论员
一九二五年七月，鲁迅先生在《论睁了眼看》一文中，批判了中国旧文艺存在的“瞒”和“骗”的弊病以后，曾着重指出：“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这是互为因果的，正如麻油从芝麻榨出，但以浸芝麻，就使它更油。”我们理解，鲁迅先生的这几句话包含着两层重要的意思：第一，正象麻油从芝麻里榨出来的一样，文艺是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它必须真实地反映生活，表现出人民大众身上那些积极的和闪光的东西；第二，正如以麻油浸芝麻使它会更油润一样，文艺必须以从生活中总结出来的真理，以先进的理想所点燃的“灯火”，去引导人民群众走向光明。时间过去了五十多年，鲁迅先生这些精辟的话，今天读起来，仍然感到非常亲切，它对我们当前的文艺创作也仍然有着很重要的现实意义。
文艺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反过来又给社会生活以巨大的影响。我国的无产阶级文艺工作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半个多世纪以来，创作出了许许多多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它象一面社会生活的镜子，真实地反映了我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光荣而艰巨的战斗历程，这些作品不仅在革命的艰苦岁月，曾经起到过教育人民、鼓舞人民为革命而献身的巨大作用，而且在今后也将永远成为我们革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
粉碎“四人帮”三年多来，我们清算了林彪、“四人帮”推行的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批判了他们炮制和推行的极左文艺路线，扫除“瞒”和“骗”的恶劣文风，一批有才能有勇气的作家，特别是中青年作者，创作了一大批如鲁迅所期望的“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的作品，短篇小说、中篇小说、特写、报告文学、诗歌、话剧、电影以及其他艺术形式，都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作品。这些闪烁时代光芒和生活气息的作品，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人民的面前，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赞扬和好评。这些作品不仅真实地反映了人们所经历过的生活，而且提出和回答了广大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它们所表现的思想和感情同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息息相通，人民所经历的悲恸和愤懑、痛苦和血泪，觉醒后的思索和斗争，都进入了我们文艺家的视野之中。这些作品对于激发人们揭批林彪、“四人帮”和肃清其流毒的革命斗志，提高人们的思想觉悟，培养人们高尚的道德情操和促进社会主义新人的成长，扫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思想障碍，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同心同德地为实现四化而斗争，都起了巨大的作用，对于这些作品的积极的社会效果，我们必须热情地肯定。
为了巩固和发展三年来文学创作的丰硕成果，我们也要看到，目前创作中提出了一些需要我们进行探讨和加强引导的问题。例如，选择什么题材和表现什么主题，真实性与政治性的关系，以及作品的社会效果和作家的责任等问题。党中央领导同志说过，对写什么，怎么写，不要横加干涉。这就加重了文艺工作者的责任和对自己工作的要求。任何进步的、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不能不考虑作品的社会影响，不能不考虑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党的利益。文艺对人民特别是青年的思想倾向有很大影响，对社会的安定团结有很大影响。我们衷心地希望文艺界所有的同志，都经常地、自觉地以大局为重，为努力塑造社会主义新人、为提高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年的社会主义觉悟而奋斗不懈。鲁迅说“选材要严，开掘要深”，这个见解是很精辟的。我们的作家所选择的题材和通过这个题材所表现的主题，总是要有利于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有利于坚持党的领导，有利于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有利于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我们相信，我们的作家、艺术家是会坚定不移地这样去做的。
文艺反映现实，同时也评价现实。文艺作品对生活的任何反映，都包含着作家的立场和审美态度。文艺作品对生活的描写，不是对生活的冷冰冰的摹写，而是表现出作家的爱憎，反映出作家对那些阻碍历史前进的丑恶事物的痛恨和对生活中美好事物的满腔热情的追求。因此，我们的作家不管写什么题材，都应该在自己的作品中表现出代表时代前进潮流的先进思想，让共产主义的先进理想的光芒照亮人们前进的途程。
有这样一种说法：文艺只要写出了生活中真实的东西就具有它的艺术价值。按照这种看法，在文艺作品中表现理想不仅是不重要的，而且是不必要的。文艺是应该“写真实”的，但文艺所反映的真实“不是从现实抄下来的事实，而是通过诗人的幻想而产生的、被一般的（不是例外的、局部的和偶然的）意义的光芒照亮的，被推崇为创作珠宝的事实，因此，要比对摹写现实的盲目忠于原型更象它自己，更忠实于它自己。”别林斯基这些话揭示了文艺创作中表现理想和描写生活的关系，对我们来说是有参考价值的。有的作者在构思自己的作品时，只注意到它的原型，只注意到忠于它的原型，而没有更多地下功夫对生活中的素材进行提炼，更多地注意到去写那些可以推崇为“创作珠宝”的那些事实，没有更多地注意到革命的理想在创作中的主导作用。我们评价文艺作品，总是要注意到政治和艺术的因素，力求革命的思想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因此，评价作品的标准，不只是“真”，还要注意到思想内容的“善”和艺术形式的“美”，真正做到真善美的统一。
文艺作为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它对人们起潜移默化的作用，好的作品可以引导人们积极向上，不好的作品也会起消极的影响，这就要求我们的作家时刻牢记自己的社会责任。我们的时代在前进，我们的文学事业也在蓬勃发展，我们期望我国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成为引导人民前进的灯火，在新长征路上熠熠发光，给人以温暖，给人以启示，也给人以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