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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审判委员会的作用
人民法院设立审判委员会，是对审判工作实行集体领导的一项重要制度。凡是比较重大的审判工作问题，都必须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并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作出决定。这有利于发挥集体智慧，提高审判工作效率，坚持依法办案，保证办案质量。
按照人民法院组织法、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审判委员会的任务，归纳起来大致有：
（一）总结审判经验。通过总结诸如适用法律、典型案例及其他有关审判工作等问题，不断改进审判工作，提高办案质量。（二）讨论重大的或者疑难的案件。如在辖区上、政治涉及面上、定罪处刑上有重大影响的案件；或在认定事实、定罪处刑等方面矛盾较多、看法不一的案件。
（三）讨论对刑法分则中没有明文规定的犯罪，比照刑法分则最相类似的条文定罪判刑的案件，即所谓“类推适用”。
（四）讨论在审判过程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五）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院长发现在认定事实上或者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必须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处理的案件。这是依法实行审判监督的一个重要措施。
（六）对院长担任审判长，诉讼当事人或其法定代理人申请回避，作出回避或不回避的决定。以及院长认为需要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其他有关审判工作的问题。
审判委员会委员，由人民法院院长提请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这是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进行审判、只服从法律的组织保证。审判委员会会议，应当邀请本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列席，这是依法接受检察机关对审判工作进行监督，也有利于检、法两个司法机关分工合作，互相配合，互相制约。
（许丽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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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什么是遗弃罪
遗弃行为是指对于家庭成员中，年老、年幼、患病或其他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例如残废人），负有扶养义务而拒绝扶养的行为。遗弃行为，情节恶劣的，就构成犯罪。
我国婚姻法规定：夫妻有互相扶养的义务，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子女对父母有赡养的义务。养父母与养子女相互间的关系，适用前项规定。非婚生子女享受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由非父母的第三者如祖父母等抚养长大的人，对抚养者一般也应负赡养义务。法律所以这样规定，目的在于使那些无独立生活能力的人能在亲人的帮助照料下继续生活下去。对于有谋生能力的家庭成员拒绝扶养的，不能认为是遗弃。否则会养成某些人的寄生依赖思想，对社会和他本人都无好处。
遗弃行为在主观上是故意的，如果因为天灾人祸，连自己都无法生活，实在无力履行扶养义务的，就不能认为是遗弃。
遗弃罪，是一种妨害社会主义婚姻家庭关系的犯罪。只有父母与子女以及夫妻之间互相扶养，双方既享有权利，也尽义务，这样才能幼有所养、老有所终。但是，有少数自私自利思想严重的人，却说什么“新社会、新国家，自己挣钱自己花，哪有闲钱养爹妈。”还有的人说“孩子是国家的”，对子女不担负养育之责。这些人，只图个人享受，把年老的父母和年幼的子女看成累赘，任意遗弃，造成恶劣影响。因此，遗弃家庭成员的行为，应该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其中情节恶劣，触犯刑律的，要依法制裁。 （陈德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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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法律知识
关于外国人在我国犯罪问题
我国刑法对于一切在我国工作、访问、学习、讲学、居留、旅游的外国人，是坚决加以保护的，他们的人身、财产和一切合法权益，是不容许受到非法侵犯的。与此同时，他们也必须遵守我国的法律、法令，不得进行任何违法犯罪活动，否则也要受到我国法律的干预和制裁。
依照我国刑法第三条的规定，对于在我国领域内犯罪的外国人，除法律有特别规定的以外，都适用我国刑法。这是由国家主权原则所决定的。
那末，有没有例外呢？刑法第三条所说的“除法律有特别规定的以外”，对犯罪的外国人来说，是指的什么情况呢？实际上这就是指刑法第八条规定的情况。该条规定：“享有外交特权和豁免权的外国人的刑事责任问题，通过外交途径解决。”第八条无疑是第三条的一种例外。也就是说，对享有外交特权和豁免权的外国人，不能直接适用我国刑法。这个规定不是单方面的，而是依照国际法和国与国之间的平等互惠原则作出的。享有外交特权和豁免权的外国人，通常是指：外国元首、政府首脑、外交代表、外交官及其亲属（配偶，未成年之子，未结婚之女）等。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刑法第八条规定的精神，不是说享有外交特权和豁免权的外国人有权胡作非为，也不是说他作了犯罪的事不算犯罪，而是说他的刑事责任问题，应当通过外交途径解决。解决的方法可以是建议派遣国依法予以处理；也可以是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令其限期出境；罪行严重的也可以由政府宣布驱逐出境。究竟采取何种方法，是应当由我国有关部门根据具体情况考虑决定的。
（高铭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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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国外学术动态
生态经济学的课题和方法
〔日本〕神里公
译者按：有人认为地球和大气中的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从而片面地追求速度和产值，结果造成了资源的急速枯竭，自然环境的严重恶化，甚而威胁到人的生存；如果这种状况不改变，就会给人带来意想不到的灾难。因此，越来越多的人在探索新的发展经济的道路。国外有一种主张，要在自然生态中搞协调的经济，即生态经济学。日本东洋大学的神里公教授这篇论文，阐述了生态经济学的对象和方法，摘译如下。
今天的工业社会，大量消费地下资源，因而使地表的自然物迅速地变质。人们痛感今天这样的工业文明不可能继续维持下去了。在这种情况下，就有必要把自然生态系统和经济社会的相互作用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并以此为基础去阐明经济应向什么方向发展，肩负这一使命的学科就是生态经济学。
生态经济学是研究自然和经济的相互作用的学科。但也不妨把它叫做“环境经济学”，只是“环境”一词在这里的含义不仅包含着公害和条件等内容，而且意味着与人的生命有关的整个自然界（包括资源）。我们也可以把这一门学问称作“广义的经济学”，因为它不象过去的经济学那样把范围只限于和市场、价格等有关的问题，而是从整个生态系统中来看待经济。只是“生态经济学”这一术语能更鲜明地表明研究的对象而已。
生态经济学是由经济学、生态学以及与此有关的自然科学综合而成的。资源和环境问题，必须从经济学和自然科学入手，进行综合研究。
在资源问题上，许多自然科学家对种种问题进行了研究。在研究中不可避免地要碰到经济性和社会性的问题，于是他们就和社会科学工作者一起共同研究。有的自然科学家跳出了自己专业的框框，就经济和社会问题进行了探讨，只是由于缺乏应有的社会科学知识，学科间互通情报不够，他们所发表的意见都很贫乏单调。
从经济学这方面来说，不能说经济学者对资源环境问题的重要性就充分认识到了。他们不很理解自然科学家的警告，盲目乐观，如在对宏观经济政策的议论中，就很少有正确认识资源环境问题而主张抑制发展的。这是经济学和自然科学间互通情报不够的典型例子。只有通过综合性的生态经济学的形成，才能克服上述偏向。
生态经济学是一门综合科学，它的任务是把经济社会和自然生态系统间的相互作用当成一个整体来研究。很明显，在研究这种相互作用时，必须依靠自然科学的成果。这就要求经济学家和生态学家、地球物理学家、农学家和城市工程学专家等充分合作。单吸收研究成果不行，还必须深入自然科学领域去获取知识。在生态经济学的领域里，经济学家和自然科学家必须具有共同认识，经济学家必须从经济学的角度使自然和经济的相互作用中的各种自然科学的现象条理化，并使其具有新的秩序和新的意义。
在这种综合研究中，对本来的经济学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即要求发展新的理论，重新构造原有的理论。由于这种冲击所引起的经济学的变化，可能会使对相互作用方面的研究变得更加容易，而且通过对自然生态系统和经济的相互作用的研究，经济在它和自然的关系中应该是什么样子的理论就会自然而然地浮现出来。在生态经济学中，实证和理论都要加以考虑，而且经济学和自然科学在理论上的合作和综合化也是必不可少的。
虽然生态经济学是在经济学和自然科学、特别是在和生态学的综合基础上形成的，但在具体的研究中必须从大处着手，进行整体性的观察、综合，不能只注意局部的具体问题。在研究资源和环境问题时，首先应对其整体的关系进行综合考察，而不能一头扎进庞杂的具体资料里去。过去经济学在研究环境问题时，一般多在局部性问题的处理方法上下功夫。如对某一污染现象的论述，一般都是围绕采取什么对策、采取什么样的途径展开的。又如对一个个开发计划的考察，也是着重于分析如何能更经济地使用经费上。
当然，局部性调整的问题也需要研究，但对我们所面临的资源环境问题，必须着重研究产业革命以后的整个工业化及其发展。也就是说，生态经济学的首要任务是综合研究工业社会和生态系统的关系，并以此为基础来阐明今后社会经济的理论。对待每一个具体问题，也应从这种综合的角度出发。
（童斌译 原载《国外社会科学》一九八○年第二期，本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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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大有希望的八十年代
本报特约评论员
中国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革命事业从五四运动开始，已经过去了六十年。三十年人民民主革命，三十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两个时期，都经历了胜利、挫折、胜利的曲折道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三十年中，受到挫折的时间更长，教训更深刻。过去有二十多年，我们的工作重心没有认真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违反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损失了大量的时间，浪费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到一九七八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三中全会是我国社会主义时期重要的历史转折点，不但解决了一九六六年以来十年中一系列大是大非问题，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二十多年中积累的许多问题。经过三中全会，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组织路线发生了根本转变，牢固地转上了马克思主义的轨道，坚决地纠正了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中国人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路线指引下，迈步跨进了新的年代。
中国形势的重大变化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重要的年代。国际国内的繁重任务摆在我们面前。
第一，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在八十年代一开始就大举侵略阿富汗，国际形势更加动荡，加重了我们在国际事务中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责任。
第二，实现祖国统一，争取台湾归回祖国，是八十年代摆在我们国家议事日程上的大事。
第三，加紧社会主义建设，在八十年代取得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决定性成绩。
三件大事，最核心的是经济建设。这是解决国际国内问题的主要前提。
实现这样的目标和任务有没有希望？
有些同志对我国形势和前途缺乏正确的估计。我们应当进行实事求是的形势教育，帮助人们对形势有一个比较符合客观实际的全面的认识，鼓舞全国人民全体干部的信心和斗志，同心同德为实现八十年代的历史使命而奋斗。
粉碎“四人帮”三年多来，我国形势究竟怎样？
公正地说，在我国历史上，这三年是全国人民为克服林彪、“四人帮”造成的巨大灾难紧张战斗的三年，是我们各方面工作卓有成效的三年。前两年的工作，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积极的准备。三中全会以后的一年，全国形势发展非常之快。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外交等各条战线，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政治方面：党内、国内民主生活开始走上正轨。平反了天安门事件和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平反了包括彭德怀、陶铸等一大批同志的冤案、假案、错案；平反了一九五九年的所谓“反右倾运动”和改正了一九五七年错划的右派；恢复了一九五六年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名誉；摘掉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重申我国广大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党的一支重要的依靠力量，等等。由于这一切，全国已经形成了一个基本上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经济方面：正在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扭转了国民经济停滞、混乱的局面。中央关于农业问题两个文件的执行，加强了农业的基础地位，提高了农副产品收购价格，使农村形势发生根本变化，农村兴旺局面开始出现；在城镇安排了七百多万人就业，调整了部分职工的工资；工业内部加强了轻纺工业，缩短了基本建设战线；部分企业开始试验扩大自主权，其他体制改革也正在试点。这些都对国民经济起了积极作用。
思想文化方面：通过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对毛泽东思想作出了正确的解释，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这是粉碎“四人帮”以后思想领域最根本的拨乱反正；文化领域贯彻执行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科学、教育、卫生、体育事业都取得了新的成绩，文学艺术出现了繁荣景象。
外交方面：实现了中美建交，缔结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加强了同社会主义国家、第三世界和欧洲共同体的关系，奠定了外交上的新格局；对越南进行自卫反击战的胜利，稳定了东南亚的局势；我国坚持反霸斗争的方针，获得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的支持。所有这些，都为我国四化建设创造了有利的国际条件。
三中全会后一年来我国形势的重大变化，已经从各个方面为进入八十年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多快好省地进行现代化建设准备了前进的阵地。对国内形势和四化前途缺乏信心是没有根据的。有的青年同志由于不了解情况，缺乏实践经验和思想方法片面，容易把党和人民生活中存在的问题看得过于严重，一时对社会主义事业前途缺乏充分的信心，这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应当对他们进行耐心的思想工作。当前更重要的是党的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有清醒的头脑和坚定的立场，在对待形势和前途这个根本问题上不应有任何动摇。只有领导者自己毫不动摇，才能团结教育广大群众，满怀信心地前进。
在前进中扫除障碍
为了坚决贯彻三中全会确定的路线，为了继续前进，当前要十分注意消除来自各方面的干扰和障碍。
中央指出，实现四化有四个前提：一条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一种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一支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有专业知识和业务能力的干部队伍。凡是干扰或破坏四化建设，干扰或破坏这四个前提的消极因素，都要努力消除。
对于来自外部的干扰破坏，我们不能放松警惕。如果外国入侵，发生大规模战争，我们就打败侵略者，重新建设。
对于来自国内的干扰破坏，更不能低估，特别要注意林彪、“四人帮”组织上思想上残余势力的作怪。
三年多来我们基本上查清了林彪、“四人帮”的帮派体系，然而他们组织上思想上的残余势力还存在。这些人数量虽然极小，但是能量还相当大。他们坚持极左路线，抵制三中全会以来党的重大决策。对于党的路线，他们不是一般地不理解，而是格格不入，甚至满腔怨恨，咬牙切齿。对于平反冤假错案，他们顽固对抗，顶住不动。他们拚命地维护个人和帮派势力的既得利益，达到胡作非为、违法乱纪的地步。我们的安定团结局面来之不易。全党全国人民都要珍惜这个局面，不允许任何人破坏。为了维护安定团结，对于破坏党的路线，胡作非为，违法乱纪，制造动乱的极少数人，决不能纵容姑息，养痈贻患，要坚持原则，坚决处置。如果对这极少数人不敢坚持原则，处置不得力，就会危害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危害四化建设的大局。我们应当从大局出发，认真对待林彪、“四人帮”组织上思想上的残余势力。对他们的斗争，既要旗帜鲜明，又要讲究政策，能够教育争取的尽量教育争取，教育无效、继续为非作歹的坚决采取组织纪律和法律措施，不能手软。
要注意区分林彪、“四人帮”组织上思想上的残余势力和极左思潮在一部分干部和群众中的流毒和影响。极左思潮的流毒和影响，也是当前阻碍四化建设的消极因素。然而不同程度地存在这种流毒和影响的同志，主观上并不反对党的路线，他们愿意为四化作出贡献，只是由于思想认识不清而偏离党的正确路线。这种历史上长期形成的极左思潮的流毒和影响，并不是短时间能够彻底肃清的，需要我们花极大的气力，坚持不懈地进行思想理论工作和实际工作，求得逐步的解决。现在无论经济工作问题，政法工作问题，文化教育问题，文学艺术问题，知识分子问题，等等方面，都存在极左思潮的各种表现。我们要紧密结合四化建设的实践，采取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办法，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进行调查研究，通过民主讨论，把思想统一到马克思主义的方针路线上来。
另外，还有各种刑事犯罪分子，公然煽动反对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反动分子，以及那些闹无政府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的人，都属于破坏或干扰四化建设的消极因素。我们要注意区别不同的情况，或采取法律制裁，或通过思想教育，进行适当的处置。不能放任自流，任其危害国家和人民。前些时候有的地方对于刑事犯罪分子处置不力，人民是很不满意的。我们在整顿社会风气、打击歪风邪气的工作中，要善于把法律制裁和思想教育结合起来。法律武器和教育武器都要使用得好，使它们有效地为四化建设服务。
领导者应有的精神状态
过去革命战争年代，共产党领导人民战胜强大的民族敌人和阶级敌人依靠什么？靠马克思主义的路线，靠共产党员特别是领导者的模范作用。
现在共产党领导人民胜利地进行四化建设依靠什么？还是这两条。
第一条，马克思主义的路线，三中全会已经确定了，当然还要在今后的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
第二条，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的模范作用，在路线确定以后，这一条就是决定我国四化建设成败的关键。今天，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的模范作用，比过去革命战争年代的要求是更高了，不是更低了。譬如说，四化建设要有一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有专业知识和业务能力的干部队伍，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就要带头做到又红又专。特别是在林彪、“四人帮”破坏我们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崇高威信之后，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在精神状态、思想作风、工作态度、钻研业务，以至日常生活等各方面的模范作用，对于吸引和带动人民群众奋不顾身地投身四化建设具有更加迫切的意义。
这里，就领导者的精神状态提出三个问题。
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献身改革。我们党要领导全国人民向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前进，必须造就大批懂得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献身改革的共产党员和领导骨干。我们的经济，我们的政治，我们的文化教育，我们的国家机关等等，其中某些环节不适合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都要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改革，使之不断地完善起来，促进我国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发展。实现我国历史上这一空前伟大的改革，没有大批具有献身精神的改革家是绝对不行的。我们的领导者，无论领导物质生产也好，领导精神生产也好，都要锐意改革，善于总结历史的和现实的经验，敢于正视缺点错误，改正缺点错误，敢于提出新的见解，创造新的经验，闯出新的路子。要成为这样的改革家，就要在尊重客观规律、尊重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前提下，发扬敢想敢说敢做的大无畏精神，勇敢地率领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在四化建设的征途上，披荆斩棘，建立功勋。
二、善于学习，又红又专。我们党在革命战争年代，红与专是紧密结合的。党的领导者个个钻研军事，不会指挥革命战争就不能当领导者。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同志曾提醒全党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学经济工作。三十年来，我们党内确实有了一批精通经济工作的领导者，并且依靠他们渡过了多次经济困难的岁月。但是我们党内确实也有不少长期安于外行，搞瞎指挥的经济工作领导者，使我们吃过很大的苦头。一个四化建设的领导者，无论在什么岗位，除懂得马克思主义外，有必要认真学习和掌握专业知识，学经济，学科学，学技术，学文化，学政治，学法律。要学习，必须有毅力，有刻苦钻研的精神。毛泽东同志讲过：“钻进去，几个月，一年两年，三年五年，总可以学会的。”（《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85页）从八十年代第一个春天开始，要把业余时间集中用到学习方面来，努力使自己在最短时间内成为又红又专的领导者。
三、俯首甘为孺子牛。四化建设的领导者，应当自觉地做人民的牛。“牛”，就是勤勤恳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而不是凌驾于人民之上的主人。为人民服务，就要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同甘共苦。四化建设需要全国人民发扬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首先领导者要带头艰苦创业，不能特殊化。为自己和家属谋求特殊待遇的领导者虽然人数不多，但是影响不好，不纠正就不利于恢复我们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崇高威望。我们的党有了大批立志改革，又红又专，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的领导者，全国人民一定真心实意地拥护党的领导，把实现四化当做自己无上光荣的旗帜。
八百年前，辛弃疾写过一首《汉宫春》，咏立春日的。第一句就是“春已归来”。今天是八十年代第一个立春日，我们党，我们国家，我们人民的春天已经归来。然而正如同辛弃疾写的，“无端风雨，未肯收尽余寒”，所以我们还要继续克服干扰四化建设的消极因素，如极左思潮之类。“却笑东风从此，便熏梅染柳，更没些闲”。我们从此也要象立春后的东风那样紧张工作，又熏梅，又染柳，为四化建设呕心沥血，不得清闲了。“清愁不断，问何人会解连环？”辛弃疾在困难面前毕竟有点信心不足，不大相信自己的力量。我们队伍中，犯“清愁不断”病的人极少，因此，这两句可改为：问清愁客，何日学会解连环？我们共产党人是坚信能学会克服前进道路上一切困难的本领的。让我们鼓舞起更大的信心和干劲，迎接八十年代第一个战斗的春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