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简评《台湾小说选》
吉翔
最近，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出版的《台湾小说选》，收录了十六位作家的二十二篇中、短篇小说。他们的作品，从三十年代初期发表的《送报夫》，到一九七八年发表的《打牛湳村》，所反映的社会背景，包括台湾沦为日本帝国主义殖民地时期以及战后迄今的两个历史时代。《台湾小说选》的出版，使广大读者能够初次探赏台湾宝岛文苑的一角。
在台湾沦为日本帝国主义殖民地的整整半个世纪中，台湾作家写出了许多以爱国主义为主题的文学作品。这本选集中收入的《先生妈》和《送报夫》，就是其中比较优秀的作品。
《先生妈》是吴浊流先生歌颂台湾同胞深厚民族感情的小说。主人公是一位出身贫苦，随着儿子的飞黄腾达而进入士绅阶层的家庭妇女。在日本侵略者推行的台湾“皇民化”运动中，她保持着可贵的民族气节，给人以竹直松翠之感。先生妈的思想性格主要是从她和儿子钱新发的尖锐对立中展示出来的。钱新发为了混得一个日本语家庭的“无上光荣”的名声，禁止全家用台湾话，可是先生妈坚持不学、不说日本话；钱新发要全家穿日本和服照相，“先生妈始终不肯穿”，并“将当时准备好的和服，用菜刀砍断了……”。她说：“留着这样的东西，我死的时候，恐怕有人给我穿上了，若是穿上这样的东西，我也没有面子去见祖宗”。先生妈的话，大有生是祖国的人，死是祖国的鬼，决不做亡国奴的气概，表现了身处殖民地的台湾同胞崇高的民族气节。杨逵先生的《送报夫》写于一九三四年，它的主人公是一位具有反抗精神，有志寻求解放之路的农家青年。他生活的村子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掠下，乡亲们大多家破人亡，他前往东京谋生。母亲在被逼自杀的遗书中，谆谆期望他努力“拯救村子的人们”。他在日本青年朋友帮助下参加了一些进步的政治社会活动，懂得了“劳苦的人一个一个散开，就要受人糟踏”、“我们最好的法子是团结”等一些争取解放的真理，最后回到家乡去投入爱国民众的斗争。这篇作品，通过送报夫的经历告诉人们：殖民地人民和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应该团结起来，共同反对侵略者和压迫者。其所以有这样的思想高度，是因为作者亲自参加了抗日爱国农民运动、文化运动，他前后被捕多次，但忠贞不屈，始终坚持抗日斗争。
《台湾小说选》的一些作者，以深切同情的笔调，反映了劳动人民的苦难遭遇，塑造了工人、农民、店员、渔民、小商贩、小职员及知识分子等一系列城乡劳动者的形象，丰富了我国现代文学的宝库。这些反映劳动人民生活的作品，大都出现在六十年代以后，特别是七十年代以来的台湾青年作家的创作中，它们具有几点引人注目的特色：
第一，以积极的批判现实主义精神，反映了当代台湾在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上的诸多社会现实问题：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金钱关系；贫富之间的极端悬殊和尖锐对立等等。例如王拓笔下的金水婶这一艺术形象，就是当代台湾社会中的典型人物之一。金水婶是一位小商贩，她的六个儿子“个个都读到大学”，“做经理的做经理，当船长的当船长”，这使她成了八斗子渔村尊敬和羡慕的对象。但是，金水婶的命运一点也不象人们所想象的那样美好。她的儿子们在基隆市有了房产和现代化的家庭设备，还有钱借给人家生利息，而金水婶却还住在渔村常年漏雨的房子里，连电灯都舍不得装。作者对金水婶给予了深切的同情，对那些重利忘义的子媳们给予了淋漓尽致的揭露，从而尖锐地批判了台湾社会那种以追逐和保有金钱为最高目的的资本主义法则。
第二，台湾工人阶级已经开始并逐渐成为文学作品中的主人公。原来主要描写农村、渔村生活的作家，如黄春明、王拓等人，逐步转为以城市工商业职工为主要的描写对象。
《台湾小说选》中选入青年工人作家杨青矗的三篇作品。其中《升》和《低等人》分别描写了两位工人的悲剧，尤其林天明的形象具有更加普遍的社会现实意义。林天明干了十六年的临时工，一心一意地追求着一个目标：升为正式工。但是，他工作勤恳，技术也不差，却总也升不了正式工。林天明的十六年苦待和心血，都化成泡影。台湾广大职工处于被剥削压榨的地位，童工、学徒、临时工的地位尤其低下。相反，如杨青矗在《上等人》中所描写的余总经理那样的“上等人”，自己开车压死了人，却雇用他的司机为他顶罪坐牢。作品把两种人物的两种生活进行了强烈的对比，愤怒地谴责了资本主义制度对劳动者的冷酷无情。
第三，文学创作中出现了新人形象，他们逐渐摆脱了宿命论和愚昧无知的精神状态，要求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
在王拓的《奖金二○○○元》中，大学生出身的推销员陈汉德，当他的师傅郑文良因公伤残后，他站出来向老板进行说理斗争，并把自己的工资送给了郑文良的家属。陈汉德的形象，被台湾有关评论赞为“新的道德力量”的代表之一。青年作家宋泽莱的《打牛湳村》，写肖笙和肖贵两兄弟，哥哥肖笙是没有文化的旧式农民，安于现状，逆来顺受。弟弟肖贵则是上过农业专科学校的新式农民，尽管他屡遭挫败，但他却不断寻求革新的道路。他大骂包田商人趁瓜果旺季大力杀价；他斥责“乡民代表”在农忙季节大搞迷信活动敛财修庙；他还向村民们发出呼吁，“建议要改革仑仔顶的瓜市场”。陈汉德和肖贵等这样一些新的劳动者形象，反映了七十年代以来台湾劳动群众的新的觉醒。
台湾同胞是我们的骨肉兄弟。三十年来，他们与大陆家人天各一方，相互惦念，经常沉浸在思乡、念亲与怀旧之中。《台湾小说选》中的一些作品，例如《将军族》、《永远的尹雪艳》、《逆旅》、《陆军上士陶多泉》等，多少反映了一些原籍大陆各省的台湾同胞的生活情况和精神面貌，以及他们与台湾省籍同胞之间的深情厚谊。
《将军族》写了一位原籍东北的国民党“康乐队”乐师和一位台湾省籍“康乐队”女演员双双殉情的凄惨故事。这是两个连姓名都没有的小人物，他管她叫“小瘦丫头儿”、她管他叫“三角脸”。共同的被欺凌被损害的命运把两个人的心紧密地联在一起，患难与共的友情升华为同病相怜的爱情。但是这位沦落风尘的台湾少女，认为已经对不住这位无私相助的乐师。两人相约，今生既不可挽回，只待来世再结良缘吧！于是双双殉情在海边的蔗田里。这两位小人物的悲剧，在台湾很有典型性。两人真诚相爱，却又双双殉情，这样的悲剧颇能发人深思：千万个“三角脸”那样的同胞怎样实现亲人的团聚呢？千万个“小瘦丫头儿”那样的苦难又怎样得以解脱呢？海峡两岸的同胞，有情人又怎样终成眷属呢？
《陆军上士陶多泉》集中描写了几位大陆籍台湾老兵怀乡思亲的故事。其中一位河南老士官陈绍发，经过周密的准备，毅然凭借一个旧汽车轮胎跨越台湾海峡，回到他的故乡——中原大地。比之于一些作品中的悲剧人物，陈绍发的行动是更加积极的，反映了作者对海峡两岸骨肉分离这一现实的关切，也表现出海峡两岸骨肉同胞突破这一藩篱的强烈愿望。然而此种办法和出路，终非善策。但愿有朝一日，海峡两岸骨肉亲人的联系，可以凭借通航的轮船而不需要凭借一只破旧的轮胎。
* * *
开展骨肉同胞间的经济和文化往来，这是海内外中国人的共同心愿。今天我们高兴地看到了《台湾小说选》的出版，希望有更多更好的台湾文艺作品陆续介绍到祖国大陆来；希望台湾同胞也能够陆续看到祖国大陆的优秀文艺作品。同是祖国土地上的百花，应该在一处开放！同一历史渊源的祖国大陆和台湾文学，应该在祖国统一的美好前景下，共同迎接新的历史性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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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学习鲁迅 沿着鲁迅的战斗方向继续前进
周扬
编者按：今年三月二日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成立五十周年。“左联”的成立，标志着我国革命文学运动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也标志了中国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在文艺战线上的重大胜利。作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伟大旗手的鲁迅，对“左联”的工作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为了纪念“左联”成立五十周年，我们特发表周扬同志《学习鲁迅，沿着鲁迅的战斗方向继续前进》一文。这篇文章，原是作者根据他一九七九年五月八日在鲁迅研究学会筹备会议上的讲话记录整理补充，为即将创刊的《鲁迅研究》而作的。
我国学术界有许多同志对鲁迅研究已经做了很多工作。现在筹备成立鲁迅研究学会，以加强鲁迅研究工作者之间的联系和团结，促进研究成果和经验的交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也正式成立了鲁迅研究室，以加强研究的工作，这些都是非常必要的。同志们要我讲几句话，现在我说几点意见，请同志们指正。
一、进一步认识鲁迅，学习鲁迅
这个问题很重要，至少以我来说，对鲁迅就没有学习好，认识很不够。左翼文化运动的一些领导人，当时对于鲁迅也没有很好的认识。那时我们党所领导的左翼文化运动还处于幼年时期，我们许多人都还年轻，有革命热情而缺少社会历史知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没有真正弄懂，对于鲁迅的伟大缺乏足够的认识，没有象毛泽东同志后来所指出的那样，充分认识鲁迅作为文化新军旗手的伟大作用，高度地评价他，认真地向他学习。
真正认识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往往需要时间。他的思想和作品的影响，往往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现实的发展而越来越显露，越来越看得清楚。鲁迅的伟大，不仅被他一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建立了卓越功勋的光辉业绩所证明，而且被他给中国人民的巨大的、长远的、深刻的思想影响所证明。我们愈来愈清楚地看到，鲁迅确实是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他达到了我国民族文化艺术的高峰，为我们留下了难以估量的宝贵的思想和艺术财富。他对中国社会现实和全部历史，观察之深，解剖之透，是我们许多同时代人所望尘莫及的。他无愧是文化新军的主将。鲁迅的方向也当之无愧地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中国人民能孕育一个如此杰出的民族英雄，是值得自豪的。他理应受到中国人民的尊重。我们共产党人更应该尊重他，很好地向他学习。而在这方面，我们当时却做得不好，确有不妥当之处。鲁迅并不是到今天才被人们认识，也不是毛泽东同志所首先发现。在他的《呐喊》、《徬徨》、《野草》、《热风》等作品出世的时候，他就已经被广大的青年所景仰，更不必说在他明确地加入左翼文化运动以后了。为什么我们少数同志会落在广大群众之后呢？在一九二八年关于革命文学论争之后，由于党中央的指引，鲁迅和创造社、太阳社及其他进步作家自愿结合在一个革命文学阵营之内，在一九三○年创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这是现代中国文学史上一个重要转折点，这是党在文艺战线上的重大胜利。但是，由于受到当时党内错误路线，特别是“左”倾路线的影响，左翼作家们尽管在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反革命文化“围剿”上斗争的目标和方向是一致的，但在重大革命转折关头，革命文艺阵营内部由于认识水平不同，在某些问题方面，就难免不发生一些意见分歧。因此，不可避免地引起一些论争，这本是正常的现象，如一九二八年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一九三六年关于“两个口号”的论争。问题在于左翼文学运动中包括我在内的一些同志或多或少地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倾向，往往不能冷静地正确地对待问题，致使争论复杂化。例如“两个口号”论争，本来鲁迅认为“两个口号”是可以并存的。但是我们有少数同志却不愿接受鲁迅的这个照顾大局的看法。从根本上说，最重要的是没有正确地对待鲁迅，没有尊重鲁迅的许多正确意见。所以我认为进一步认识鲁迅，学习鲁迅，今天仍有重要的意义。
要正确地认识鲁迅，就必须科学地评价鲁迅。鲁迅是伟大的，但如历史上任何伟大人物一样，鲁迅当然也有他的局限性和不足之处。我这样说，并非要贬低鲁迅，完全不是这样的意思。我的意思是说，即使象鲁迅这样伟大的思想家，他的思想即他对于客观事物的认识，也有一个发展过程。这个发展过程经历了从量到质的变化。从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变为共产主义者，这就是一个伟大的质的变化。例如，他对于革命文学论战的态度，开始时对于提倡革命文学的积极的首创的意义估计不足。到了一九三○年，他深刻地认识了这个问题，在革命斗争实践中，写了一批很有力量的文章。鲁迅不讳言自己的缺陷，在《〈三闲集〉序言》中，他就说过把这次文学论争中，他所写的“错的和至今还有可取之处的”文章，都搜集在这一本书里。他还说过创造社“挤”他读了马克思主义书籍，“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并且因此译了一本蒲力汗诺夫的《艺术论》，以救正我——还因我而及于别人——的只信进化论的偏颇。”他认为创造社有比较坚实的基础，很有一批能干的人。可见鲁迅对于这次革命文学论争和对于自己的看法也是一分为二的。鲁迅的思想发展过程，就他本人来说，是已经结束了，但是对于中国人民来说，这个思想发展过程却是永远不会结束的。我们学习鲁迅，正是为了沿着鲁迅的战斗方向继续前进。我这样说，也并不是表示现在我对于鲁迅就有了充分的认识，当然还需要继续学习。鲁迅所遗留给我们的文学遗产，是一个时代的伟大高峰，包含了极为广博的学识、哲理和智慧。他的独特的深刻而热烈的文风也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典范。
这里我想提一下冯雪峰同志，在我们的党内，他是较早地对鲁迅采取比较正确态度的一人。一九二八年他就写了一篇《革命与知识阶级》，为鲁迅辩护。建国以后，他曾经主持过《鲁迅全集》的编辑和出版工作，我们现在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来重新编定和注释《鲁迅全集》。他的功劳是不能忘记的。我们更不能忘记瞿秋白同志和鲁迅的革命友谊以及他对鲁迅杂文的正确评价。
建国十七年，我们研究鲁迅的工作做得还是太少，林彪、“四人帮”横行的十年又把鲁迅糟踏了，现在清除了“四人帮”，我们才有可能重新开始有组织、有计划、有系统地进行这项工作。进一步认识鲁迅，学习鲁迅，肃清“四人帮”在对待鲁迅问题上所散布的各种谬论的流毒，就成了当前一个迫切的重要的任务。“四人帮”对待鲁迅的态度，和他们对待毛泽东同志的态度大体相同。他们实际上是反对宣传鲁迅和研究鲁迅的，但是有时他们也把鲁迅抬出来，把鲁迅神化，其目的就是要借此去打击一切反对他们，或不赞成他们的人，打击一切真正革命的人。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歪曲宣传鲁迅的一种新的形式，一种很阴险的形式。
二、向鲁迅学习些什么？
我想，首先应该学习他的勇于改革的精神。
鲁迅是一个伟大的作家。伟大的作家在中国历史上是不少的，为什么鲁迅特别值得我们学习呢？因为他是现代中国最伟大的革命作家。那些不革命的、假革命的、反革命的人，他们永远不会理解鲁迅，更谈不上学习鲁迅。我刚讲过，我们在处理同鲁迅的关系问题上有过差错，但我们是革命者。我们这一些人当时虽有不少人已经是共产党员，但思想上政治上还不成熟，有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但是对革命是忠诚的、坚决的。在这一个基本点上，我们和鲁迅是站在一条战线上的，是革命的同志。我们曾经有过对鲁迅不够尊重的地方，鲁迅对我们中的一些人，包括我在内，也曾有过批评和指摘，但我们之间这种革命同志的关系，却是基本的，这是历史事实，并将被历史所继续证明。鲁迅的战斗精神主要表现在勇于改革，勇于破旧立新，他坚信旧事物必然灭亡，新事物必然诞生，旧事物总是要被新事物所代替。假如说他的这个信念以前只是基于进化论的思想，后来他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之后，这个信念就有了更牢固的科学根据了。他反对一切阻碍民族和人民前进的旧事物、旧思想和旧习惯，不管它们是多么神圣不可侵犯，他都要一概推倒。鲁迅生活和战斗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对于旧中国的一切，对于中国几千年历史，他不仅比我们许多人懂得多，而且看得深，看得远，他从旧营垒中来，站在坚决的、不妥协的革命者的立场上，反戈一击，能给旧事物以致命的打击。鲁迅知道旧势力根柢非常坚固，传统的惰性力很雄厚，改革是很难的。他说，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流血。这一点他比别的许多改革家、革命家看得更清楚，因此比别人做了更充分的思想准备，战斗也更顽强、坚定。他主张“壕堑战”，主张韧性的战斗。鲁迅历来反对空头的改革，形式主义的改革，他要求改革要切实，要与人民群众紧密结合。他认为，改革者如果不深知民众的心，不深入民众的大层中，对于他们的风俗习惯不加以研究，解剖，分别好坏，立存废的标准，而于存于废，都慎选施行的方法，则无论怎样的改革，都将为习惯的岩石所压碎，或者只在表面上浮游一些时候。鲁迅是处处着眼于人民的利益的。为了改造旧中国，鲁迅不断寻找改革的武器和改革的道路。他先是用“生物学的真理”来观察世界，以后才找到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他最初着眼于“国民精神”的改革，后来才重视经济、政治制度的改革，相信只有无产者才有前途，赞扬俄国十月革命的伟业。他寄希望于将来，他很清醒地看到，较大的改革，是要靠人民掌握政权之后，借助“政治之力”，才能实现。我们的国家经受了林彪、“四人帮”的浩劫，经济上和文化上至今还处于相当落后的状态，现在，党中央根据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在经济战线以及其他各条战线上提出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这个方针贯彻了力求改革的精神。我们要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不能动摇的。但是我们的社会主义还在实践中，社会主义制度还不够完善，还有许多薄弱环节和漏洞，我们社会中还有不少阴暗面。要使我们的社会不断发展和进步，我们的社会制度不断完善，我们党的领导不断改进，没有锐意改革的精神是不成的。首先，共产党人和一切先进分子都要做勇于改革又善于改革的模范。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满足于现状。我们这些人生到世界上干什么，就是要使人类社会不断前进，使世界革命化。如果这个社会不需要改革，不需要前进了，那么我们活在世界上还有什么意思呢？改革就是破除违背人民利益的旧事物，给代表人民利益的新事物开辟道路。这种精神在鲁迅身上表现得最鲜明、最突出，也是最可宝贵的，在今天还是鼓舞我们前进的力量。
其次一点，是鲁迅的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他是真正的现实主义者。“五四”时期，倡导新文学的人，许多人都提倡过写实主义，包括陈独秀和胡适。但是，真正清醒的是鲁迅。他不是空喊现实主义，而是真正睁开眼睛大胆地看取人生，大胆地正视现实的各种矛盾。他的态度是积极的、革命的，他把旧社会的病痛暴露出来，是为了引起疗救的注意，为了给社会起震惊作用，推动社会的变革。鲁迅反对当空头的文学家，这种空头文学家或者是没有战斗的实绩，或者是作品与现实生活所提出的、为人民所关心的问题毫无关系，不关痛痒，无助于社会的进步。他特别反对瞒和骗，认为中国文艺的出路在于从瞒和骗的沼泽中解放出来，所以他反对在文学作品中说假话，反对编造不真实的人物和故事，硬造突变英雄，而把真实提到艺术生命的高度。鲁迅在自己的具有巨大艺术力量的创作实践中，贯彻了现实主义精神，他的作品表现了一个伟大文学家的诚实，概括了极其深广的真实的历史内容，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心理和面貌。我们可以说，现实主义大师鲁迅，他的著作是我国社会的百科全书，它给我们提供的历史知识、社会知识和其他富有认识价值和美学价值的东西，是无与伦比的。
鲁迅这种注意观察、反对瞒和骗的精神，在我们今天仍然有巨大的现实意义。林彪、“四人帮”不是就搞瞒和骗吗？他们讲假话骗人，他们在文学艺术上鼓吹一套唯心的、反现实主义的东西，用阴谋、撒谎、捏造、诽谤来代替艺术，他们把瞒和骗发展到极端，从而对我们的社会和我们的文学艺术造成了极端的危害。我们要通过学习鲁迅的现实主义精神来净化这种恶浊的空气。
当然，我们在学习鲁迅的现实主义精神的时候，应当注意到鲁迅时代的现实与我们这个时代的现实是性质不同的。鲁迅生活的时代是人民受压迫、受奴役的时代，是反动的旧势力处于统治地位的时代，因此，那个时候，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只有调动一切艺术手段来揭露现实的黑暗，引起人们对旧制度的反抗和斗争，这才能达到真实。而我们现在的社会却是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掌握政权的时代。我们的社会，虽然现实中还有阴暗面，但光明面是主要的。不承认、不反映这一面，甚至否定这一面，那是完全不对的，是违反现实的。我们赞成真实地揭露我们生活中的阴暗面，也正是表明我们有信心克服缺点和错误；但我们也反对片面夸大阴暗面，追求个别现象的所谓真实。鲁迅也反对把个别的事实当成真实性。鲁迅不赞成自然主义，因为自然主义是对现实主义的歪曲和庸俗化。
第三，还要学习鲁迅探求真理的怀疑精神。有人批评鲁迅什么都怀疑，其实他的怀疑并不是怀疑一切，而是当他对有些问题还没有搞清楚的时候，采取怀疑的态度，问一个究竟。这正是由于鲁迅看透了旧世界与旧事物根深蒂固，往往变换花样，冒称新事物而出现，因此他决不轻易地相信什么新事物，他总是大胆地怀疑，冷静地观察、思考，直到他真正认识清楚为止。例如对于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他最初不了解实际情况，就采取过怀疑的态度。以后，他搞清楚了，就不怀疑了。鲁迅的怀疑精神，实际上也就是探求真理的精神。他对于一切事物，都不满足于现成的结论，而象毛泽东同志所说的“要问一个为什么”。但是，当他一旦寻找到真理，认识到真理以后，他就坚决地为保卫真理而斗争。鲁迅的一生，也可以说就是不断追求真理、认识真理、为保卫真理而斗争的一生。这种为真理而敢于怀疑的精神，是科学前进的一种推动力。在鲁迅身上，很鲜明地表现了这种精神。他在青年时代鼓吹科学的时候，就赞赏过屈原在《天问》中对神话传说敢于提出质疑的精神，又热情地赞扬过大胆鼓励怀疑精神的西方大哲学家笛卡尔等人。人类科学史上几乎没有一个大科学家，不是富有怀疑精神的，象哥白尼、爱因斯坦这些大科学家，都是一些敢于怀疑和推翻被人认为是天经地义的定论的战士。鲁迅也是这样一个富有胆识的大思想家，他在“五四”时期在《狂人日记》中发出的第一声呐喊：从来如此，便对吗？对从来如此的几千年传统观念，提出怀疑，这种怀疑使他获得了一个重要发现，这就是我国几千年的历史乃是吃人的历史，道破封建社会这个残酷的秘密，在当时是了不起的。对于一些正确的东西，鲁迅也是经过思考之后才接受的，比如苏联革命时，他没有搞清楚，他就怀疑苏联到底怎么样。一旦搞清楚了，他便倾注他的热爱，为维护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而斗争。他对自己所崇敬的人，也不是盲目迷信，比如高尔基，这是鲁迅最崇敬的人，鲁迅说他的伟大无人可比，评价是极高的，但他也怀疑高尔基有过错失。他在分析卢那察尔斯基《解放了的堂·吉诃德》主人公的模特儿时说，这位人道主义者的形象可能就是许多非难十月革命的思想家、文学家合成的，其中可能也有高尔基的影子。鲁迅这种“疑心”是有根据的，并不损害高尔基的伟大，中肯地指出高尔基的弱点，并不减少高尔基的光辉。鲁迅对高尔基的崇敬，不仅是一种情感，而且是一种科学。鲁迅的怀疑精神，归根到底是一种科学态度。
鲁迅说过一句很正确的话。他说：“怀疑并不是缺点。总是疑，而并不下断语，这才是缺点。”怀疑不是目的，目的是要有个正确的判断，是要认识真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就要敢于坚持，实践证明是错的，就要光明磊落地修正，这是通向真理、发展真理的正常的道路。没有半点怀疑精神，人云亦云，习惯于重复本本上的东西，满足于已有的结论，我们的科学和革命事业就不能前进。早在延安的时候，有一次，毛泽东同志和我谈到鲁迅，他突然问我鲁迅的作风是什么，我还没想好怎样回答，他就说鲁迅的作风是谦虚和断制相结合，这就是说，对自己所不知道的事物就说不知道，虚心请教别人，决不自作聪明，不懂装懂；对自己所确信无疑的事物，就公开宣布自己的观点，丝毫不含糊，丝毫不谦让。不讲客气，不讲中庸之道，揭发别人，解剖自己，都不留情。这就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鲁迅的作风，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所大力提倡的作风。
三、怎样学习鲁迅？
一句话，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看待鲁迅，学习鲁迅锐意改革和实事求是的精神，身体力行，自强不息，而不是把鲁迅看成偶像，在他面前顶礼膜拜。鲁迅的思想经历过一个发展过程；鲁迅自己也不承认他是天生的圣人。凡是把鲁迅说成天生的圣人的人都是堕入了历史唯心主义的泥沼。研究鲁迅是一种科学研究工作，要尊重科学性，要鼓励不同学术见解的自由讨论。比如鲁迅思想的发展是否经历了一个从量到质的转变，这个过程是怎样从开始到完成的，这些都可以从各个方面，各个不同的角度去研究，可以百家争鸣。鲁迅从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从启蒙主义者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家，这是一个伟大的转变。否定这个转变过程，这不是尊重鲁迅。鲁迅之所以伟大，正是在于他能够随时代而不断前进，扬弃旧我，诞生新我。他从不固步自封。一个人的思想发展总是要经历一个充满矛盾和斗争，包括自我斗争的过程。鲁迅开始是启蒙主义者，后来转变成无产阶级革命家。启蒙主义者往往把思想启蒙看成解决社会问题的唯一良方。他们强调改造国民性。鲁迅弃医就文也是为了这个目的，他把改造国民性，改造人民的精神状态看做是中华民族奋发图强的唯一出路。后来他才认识到要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不改变社会经济、政治制度是不行的。鲁迅作为一个启蒙主义者，有一句有名的话，就是对人民“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他很怜悯被压迫者的不幸，但又向他们提出问题，为什么不斗争呢？他作为一个启蒙主义者，他怜悯他们。阿Q、闰土都值得他同情。同时却又生气他们不奋起斗争。他对人民充满了热爱，在思想领域中做改造国民性的工作。毛泽东同志说过，鲁迅看到农民的消极的落后的一面而没有看到农民的积极的革命的方面，这是因为他没有参加过农民的实际斗争的缘故。当然，鲁迅对于中国农民正如对整个中国社会的观察一样也是很深刻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阿Q也是要革命的，虽然他有那么多缺点。鲁迅说过“……阿Q可要做革命党……我的意思，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我的阿Q的命运，也只能如此，人格也恐怕并不是两个。”在一九四五年，我们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同志为了劝说代表们选举犯过王明路线错误的同志仍然当中央委员，曾充满激情地说：阿Q的缺点还不多吗？三风不正，比谁都多，但你们不要忘记了，他还是为革命而死的。是谁杀死他的，是反革命杀死他的，我们不能只是嫌弃他。我当场听了这段话，曾深为感切。
我们研究鲁迅，他作为启蒙主义的思想家，作为一个进化论者，作为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后来发展成为共产主义者，发展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经历了一个伟大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是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反映，在鲁迅的主观上也具有深刻的内在的思想根源。我们要严格地按照历史的真实来探讨和研究这个过程，找出鲁迅的伟大究竟表现在什么地方，并从而更好地向鲁迅学习。
最后，希望正在筹备成立的鲁迅研究学会，遵循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团结全国各地鲁迅研究工作者，组织和推动有关鲁迅研究的学术活动，争取在一九八一年鲁迅诞生一百周年之际，使鲁迅研究工作达到一个新的水平，出现一个新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