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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提高经济效果是一个尖锐问题
张曙光
目前我们经济生活中存在的很多重大问题，都同经济效果很低密切相关。提高经济效果已经成为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
多年来，从产值和主要产品产量来看，我们的经济发展似乎并不算慢。然而，同我们所耗费的巨大社会劳动和宝贵的生产资源相比，我们的建设成绩就大为减色。这集中表现在反映经济效果的一系列技术经济指标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进一步扩大了。有相当一批企业，至今还没有达到自己历史上最好的水平。这种被动局面，应该尽快扭转。
经济效果，是社会生产效用同社会劳动消耗的对比关系。劳动消耗越少，所生产出的成果越多，经济效果就越高。我们搞四个现代化，从一定的意义来说，就是要在合理利用我国的人力、物力、财力的基础上，不断地大幅度地提高经济效果。如果不计经济效果而去追求经济发展的“高速度”，那么，不仅按人平均的国民收入不会增加，反而会造成社会财富的巨大浪费；而且速度越高，浪费越大，这样的高速度是根本不可能持久的。“大上”一阵子，随之而来的必然是“大下”。因此，追求这样的高速度，只能是图虚名而得实祸，更谈不上实现四个现代化了。
提高社会生产的经济效果，不仅决定着社会主义经济的健康发展，而且直接关系到人民生活的改善。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的发展固然是改善人民生活的物质基础，但并不是生产的任何一种发展都能达到不断提高人民生活的目的。因为劳动者收入的增加和生活的改善取决于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后者正是经济效果的一个重要内容。如果劳动生产率不变，单纯依靠追加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产品总是很有限的。在这种情况下，随着就业的扩大，全体劳动者收入的总额虽有所增加，但平均收入却难以提高；即使提高，也没有相应的物资作保证，搞得不好，还会发生通货膨胀，直接影响人民的生活。至于在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果降低的情况下来讲增加收入和改善生活，更只能是缘木求鱼了。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内，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经济合理的原则被当作修正主义横遭批判，经济效果问题受到忽视，经济工作不是越做越精，越做越细，而是越做越粗，越做越马虎，不重视算帐，不进行比较，不权衡利弊得失，只问速度高和低，不管这种速度是怎么取得的，用了多少劳动，花了多大代价。结果是，经济效果几乎没有多大提高，有的甚至越来越低。比如：我国的人力资源最丰富，但浪费也最大。一方面很多人无事做，另一方面很多事无人做；一方面人才缺乏，另一方面又学非所用，埋没人才。有的地方和单位为了解决就业问题，不是千方百计广开生产门路，而是往现有企业中塞人，两个人的活三个人去做，搞人海战术。甚至在一些企业和部门出现了一方面劳动的机械装备程度不断提高，另一方面劳动生产率反而下降，产品生产中物化劳动大量增加，而活劳动却没有相应减少，从而造成了高产穷队、增产不增收以及生产增加而亏损扩大等等不正常现象。再如，我们的建设资金不足，但花钱却随便得很。甚至不惜花费大量资金和外汇搞重复生产、重复建设和重复引进，基建战线越来越长，工期加一倍，造价翻一番，而工程质量却越来越低。结果是投资数千亿元，形成的固定资产只占百分之七十，而实际发挥作用的只有百分之四十左右，每百元积累提供的国民收入，在“四人帮”横行时只有“一五”时期的百分之四十。我们的物资比较缺乏，供应比较紧张，但浪费却相当严重。我们的原材料不足，但钢材、机电设备以及一些货不对路的产品却大量积压。我国的能源利用效率很低，一九七五年到一九七七年我国和日本消耗的能源数量大体相同，但我国的工业产值只有日本的四分之一。在国内，先进企业和落后企业之间的能耗差距有的也高达四、五倍。总之，由于不讲经济效果，过去很长一段时期内，我们干了不少消耗大于成果，投入大于产出，亏本经营，得不偿失的蠢事，影响了生产的迅速发展和人民生活的不断提高。
近三年来，特别是党中央提出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以来，我们的经济状况不断好转，经济核算重新恢复并得到加强，经济效果开始受到重视并有所提高。党的农村政策得到落实，激发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生产的经济效果有了明显的提高，农业生产恢复发展得比较快。我们还停建和缓建了一批大中型项目，基建战线开始缩短，投资效果有所提高。企业的整顿开始见到成效，关、停、并、转了一批消耗高、亏损大、生产方向不对路的企业，一些重要企业的组织领导和经营管理得到加强，原材料、燃料消耗有所下降，资金利用有了改善，等等。这些成绩应该充分肯定。但是，也应该清醒地看到，我们的很多技术经济指标仍然没有达到历史最好水平，同国际先进水平相比差距更大。这既说明我们在提高经济效果方面的任务还相当艰巨，也说明我们在这方面有着巨大的潜力。如果把投资效果恢复到“一五”时期的水平，投资可以省一半，基建速度可以快一倍，这样，我们对处理生产建设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关系就会好办得多。如果结合企业设备的更新、改造，有计划有步骤地把我们的能源利用效率比现在提高百分之十，一年节约的煤炭就有六千万吨，等于新建年产六十万吨的矿井一百座，仅此一项就可节约投资三、四十亿元；同时，可使目前因缺乏燃料、电力而开工不足的企业吃饱喝足，从而加快生产的发展。
由此可见，大力提高经济效果是高速度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不断改善人民生活的最有效最实际的办法。在这方面我们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当然，不断提高经济效果，是一个很复杂很艰巨的任务，它不仅要求搞好企业的整顿和提高，也要求有计划地调整国民经济的结构，改革国民经济管理体制，并要求不断地提高生产的技术水平。我们相信，只要进一步全面地执行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就能使经济效果显著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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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评
读《中国文化史要论》
张岂之
我在中学时读过朱自清先生的《经典常谈》，收益不少。它深入浅出地向青年们介绍了我国古代的一些重要典籍。几十年来这方面的著作很少见。最近我看到蔡尚思的新作《中国文化史要论》（以下称《要论》），一口气读完，又唤起了当年读《经典常谈》时的兴味。
这本著作简要地介绍了中国学术文化史上的代表人物和主要图书，为大学的文科学生、研究生和青年教师，以及社会上自学文科的青年提供了打基础的必读书目。同时它有重点地叙述了中国文化史的各个领域的概况，并根据作者自己长期的研究经验，就治学方法问题提出了一些宝贵意见。因此，说《要论》是一本关于文科的基础入门书，是一点也不过分的。
“文化史”这个名词对青年读者来说比较陌生。这个问题，作者在《引言》中作了说明：“中国文化的主要部分是中国学术。解放前通称‘国学’。”不过，说文化史主要是“国学”似乎有些费解。因为按照旧观念，“国学”中并不包括自然科学著作。其实文化史应当是人类的精神生活史，不仅有人文科学，也有自然科学。作者在《要论》中从第一至第六部分分别介绍工具书与文字学、医学与技术、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综合研究的代表人物和主要图书。第七部分为中国文化基础书目，对前六部分进行概括和提炼。第八部分专论清代对以往中国历代学术文化的总结，这很有必要。因为清代出现了许多大学者，他们在学术上有很高的成就，而且清代对过去的图书作了大规模的整理，编成《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等数量惊人的大部图书。《要论》的第九部分分析中国封建传统思想问题。最后一部分题名《论做学问的辩证关系》，其中阐述了关于论与史、吸收与消化、点与面等方面的辩证关系，这些都是治学中的重要问题。以上十部分组成一个有机整体，别具一格。书的内容新颖，文字简练，读起来津津有味。
我觉得《要论》有这样一些优点（或特色）：第一、论与史相结合。书目与人物可称之为“史”，然而作者并不是开个书目就了事，还对书和人物有所评论。如第三部分《历史学与地理学上的代表人物和主要图书》中列举《史记》书目以后，写道：“司马迁《史记》的最大特色是有社会眼光，对历史人物能相当平等地看待，而各予以适当的地位。”接着又将《史记》和后来的史书作了对比，说“后代只有李贽的《藏书》比较有此平等精神；而他的《续藏书》即明代部分，可就露出了奴才相，竟吹捧他的本朝头一个皇帝明太祖是‘万古一帝’，远远超过了‘千古一帝’的秦始皇，也和敢说‘汉兴高祖至暴抗也’的司马迁不好相比。”诸如此类的评论，言简意赅，对读者颇有启发。第二、《要论》对一些典籍和代表人物的学术地位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如关于赵翼的《廿二史札记》，学者对它有不同的看法，《要论》这样评价：“古人读尽全部正史而又能作归纳比较的深入研究者，以此书为第一。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也比不上此书的有用。”如关于近代大学者王国维，《要论》说，“他不仅相当博学，而且长于文史；不仅长于国故，而且钻研西学；不仅钻研书本，而且精通甲骨。思想与学问相反，是其特点。”这些都是深有研究的见解，提出来有利于促进学术研究方面的百家争鸣。第三、《要论》注意到近、现代文化史的书目和代表人物，可以说是古代与近、现代二者兼顾。第四、《要论》提出了一些值得深入探讨的学术问题。如关于文化的范围；文化史人物和图书举要应如何编写；历史人物如何作扼要的评价；如何估价清代的学术；清乾嘉学派的历史地位等等。
总之，《要论》是一本值得向青年同志推荐的好书。一本书不可能尽善尽美。《要论》也有不足之处，主要是对古籍的版本注意不够；对解放以来古籍整理的成果没有充分利用。另外，在编辑方面由于分类较多，书目和人物难免有重复之处。有些重要著作和代表人物有遗漏。另外，有些著作待编，如《蔡和森著作选读》、《王国维著作选读》等，最好说明选本尚未出版。
《要论》是一本关于文化史的综合性书目，将来如果能够分门别类地编辑出版一些书目和人物举要，如《中国史要籍和人物》等等，写得细些，对于文科教师和学生来说，是很有用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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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外国哲学名著丛书编委会讨论翻译工作
去年召开的全国哲学规划会议上，对加强外国哲学的研究工作，提出要尽先翻译和出版外国古今哲学名著和有关资料。为此，决定成立外国哲学名著丛书编译委员会，主管这方面的工作，并推定王子野任主任，由商务印书馆负责组织翻译和出版工作。
外国哲学名著丛书编译委员会最近召开了在北京的编委座谈会，讨论了翻译和出版工作。建国以来翻译外国哲学著作，先后已有近百种，比较多的是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之一——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的主要著作，多已陆续翻译出版，其它历代哲学名著翻译出版的，为数较少。由于一九六六年以后，出版工作受到严重破坏和摧残，翻译工作几乎全部中断，一九七七年才开始恢复。三年来，除重印若干原著译本，以应教学和科学研究急需外，新译品种也逐年有所增加。但是，现在各方面缺门还很多，许多应该翻译出版的书还没有出，远远不能满足学术界和高等院校进行科学研究和教学工作的需要，亟需各有关方面重视，设法加强翻译和出版工作。特别是过去作出贡献的许多老翻译家年事已高，现在要注意加强翻译人才的培养工作。到会同志提出了许多具体建议。
（高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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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中国地理学会组织编写《世界农业地理丛书》
中国地理学会世界地理专业委员会组织全国八个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的地理工作者编写的《世界农业地理丛书》，是一套专业性的地理著作，主要内容是介绍和分析各国各地区农业生产的条件与自然资源的利用和改造，农业布局的形成和演变，农业专门化和综合发展，农业区域（地带）、农业布局的发展趋势等，并注意对影响农业布局的重大的技术、社会经济、政策等因素进行分析。主要对象是农业领导部门的干部，同时兼顾广大地理、经济、外事、新闻、教育等方面工作者的需要。
这套丛书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计划在一九八○年至一九八五年期间完成其中的十一本。目前各编写小组已陆续开始工作。
（周舜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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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能源是实现现代化的物质基础
朱斌 杨志荣 胥俊章 张正敏
能源的开发和利用，是实现国民经济现代化的物质基础。在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过程中，必须充分重视能源问题。
在历史上，人类社会已经经历了三个能源时期，即柴草时期、煤炭时期、石油时期。以柴草为主要能源的时期，生产力水平是很低的。十八世纪开始的产业革命，使煤炭代替柴草，逐步成为能源的主要来源，社会生产力有了惊人的增长。到了本世纪五十年代，石油又逐渐取代煤炭成为发达国家的主要能源，科学技术和生产力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实现了现代化。
在现代化过程中，国民经济的增长要求能源有相应的增长。能源消费增长速度与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速度之间的数量关系，称为能源消费增长系数。这个系数的发展变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重要问题。它与国民经济结构、技术装备、生产工艺、管理水平乃至人民生活等等因素互相关联。分析几个主要工业国家的资料，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在工业化初期，由于兴办了消耗能源多的工业，也由于当时科学技术水平的限制，能源消费增长速度总是比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要快，所以两者之间的比例大于一。可是，一九五○年到一九七五年这一段时间内，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能源构成和国民经济结构的变化，耗能少的工业得到了很快发展，能源消费增长系数普遍下降，一般在零点八左右。
我国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七八年这二十六年中，能源消费系数约为一点二二。在这些年代里，我们主要是发展了耗能多的重工业、化学工业等。同时，我国技术设备和工艺流程也是比较落后的，大部分相当于国外五十年代的水平，单位产品的能耗高，能源利用效率比较低。在本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我国能源消费增长系数的发展趋势又如何呢？这要从多方面来分析。我国的工业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今后将有计划地对原有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降低单位产品的能耗量，这方面节约能耗的潜力很大；新建企业将采用先进的技术和合理的工艺流程，产品的能耗要比老企业省得多；在国民经济调整过程中，我国的工业结构将逐步合理化。这些都是有利因素。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随着农业现代化的实现，农业生产对能源的消费将会增加；某些耗能较多的重工业还要逐步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能源的需要也将不断增加。综合上述两方面的因素，参考世界主要工业国家现代化的经验，我们认为，只要我们作好工作，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能源消费增长系数是完全有可能逐步降低的，第一步可能降低到一左右，进一步可以小于一，逐步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国民经济的现代化是以巨大的能源消费为基础的。最近五十年的前二十五年，世界能源消费量只增长了百分之七十。后二十五年，正是世界上许多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时期，能源消费迅猛上升，增长了三倍多。石油、天然气、煤炭等矿物能源在现代生产中不仅是燃料动力，而且是重要的工业原料。塑料工业、合成纤维工业、合成橡胶工业等等，都是以石油等能源为原料的。因此，争取能源消费增长系数逐步作到小于一的估计，有其重要的意义。它使我们注意合理地开发能源，使未来的能源生产比较接近实际需要，同时要求我们高度重视节约使用能源，避免过大的能源消费。
那么，实现我国现代化，要达到怎样一个能源指标呢？我们认为，在能源消费系数努力作到小于一的前提下，根据我国具体情况，如果平均每人每年的能源消费量达到二吨标准煤，就可以说初步达到现代化的水平。一九七八年我国能源消费量是五点七亿吨标准煤（不包括农村生物能源），平均每人不足零点六吨。到本世纪末，估计我国人口会增加到十二亿左右，以每人二吨计算，总数约为二十四亿吨。那时，如果能源消费的百分之七十用于生产，百分之三十用于生活，国民生产总值大约是现在的四至五倍，城市住房问题可以基本解决，平均每人可以达到十平方米的标准，每户每年用电量可达到一千度，每个家庭都能具备一些必需的电器设备，如电视机、电冰箱、电风扇、电动洗衣机等，煤气、暖气也都可以实现。农村可以基本上做到城镇化，而且比现在的城镇生活水平还要高。
那末，有关我国能源的各种情况又如何呢？
我国能源资源的绝对量是相当大的。我国水力资源，理论蕴藏量是五点八亿千瓦，居世界第一位。煤的探明储量有六千亿吨，远景储量还要大得多，仅次于苏联、美国，为世界第三位。石油储量在世界上占第七位。此外，还有丰富的天然气等。但是，我国人口众多，按人口平均数来看，我们的能源资源就相对地少了，不仅比苏联、美国要少，也低于世界按现有人口的平均水平。但与日本、法国、意大利、印度等相比，则要优越得多。我们仍然称得上是一个能源资源比较丰富的国家。
建国以来，我国能源生产增长了二十五倍，成绩是很大的，它使我国能源消费量跃居世界第三位。但是，与世界上许多国家类似，能源的生产仍然满足不了生产和生活的需要。特别是我国人口多而增长快，能源利用效率低，存在着严重的浪费，使供求关系更为紧张。目前我国能源短缺集中表现在工业动力不足，城市生活用电没有保证，农村缺少柴烧，已显著地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
还要看到，我国八十年代仍将面临能源的严重短缺。这是由于：一方面煤炭采掘比和石油储采比失调，新建项目周期长；另一方面，目前我国还没有核电站，其它新能源的研究和开发刚刚提到日程上来。估计一九八五年以前，能源的增长速度将是比较低的，八十年代后五年增长幅度也高不了很多。在这一段时期内，生产、生活的需求和能源的增长，存在着明显的矛盾。所以，能源的形势是很紧迫的。要使能源跟上现代化的步伐，首先需要总结经验教训，使领导和群众人人都提高对能源重要性及其面临的问题的认识，把能源建设放到十分重要的地位上来。
当前国民经济调整时期，我们要十分抓紧能源的节约使用，力争在少增加能源消费的同时，使国民经济以一定的速度继续增长。我国去年在这方面就作出了显著的成绩。但是应该指出，进一步挖掘节能的潜力，难度将会增加，除了采取各种切实可行的技术改造措施并加强管理，以继续大力节约能源的消费以外，在近期内，合理地调整我国国民经济增长的速度，避免盲目规定高指标，也是完全必要的。与此同时，还要下大功夫对我国现行的经济结构实行调整。要适当放慢一些耗能大的重工业的发展，多发展一些耗能少、资金积累快的轻工业和手工业，提高产品质量，减少物资积压和浪费，采用高参数、大容量、高效率的设备，对耗能高、质量差、改造困难的企业坚决实行“关、停、并、转”，不能再让那些“煤老虎”、“油老虎”、“电老虎”继续吞噬我国宝贵的能源资源了。小化肥工业是在近十几年内发展起来的，在我国化肥生产中起了重要作用，但是它的产品质量赶不上大化肥厂，而且耗能很高，从长远的观点看也不宜再发展了，对现有的小化肥企业则要逐步实行技术改造，并且有计划有步骤地淘汰一批。
我国不仅技术设备落后，而且在“四人帮”破坏下，企业管理和整个国民经济的计划管理都存在严重缺陷，能源浪费极其严重。因而，总的看来，我国节能的潜力还是很大的。目前，我国能源平均利用效率只有百分之三十左右，世界上工业先进国家则达百分之五十。在今后十年中，有计划地抓紧改造我国现有落后的工艺流程，更新陈旧设备，合理分配使用能源，充分利用余热，加强科学管理，完全有可能使我国能源利用效率逐步达到百分之四十的水平。这将等于节约能源消费的三分之一，按目前的消费水平计算，等于增产了二亿吨标准煤。举两个例子看一看我国的节能潜力：一、全国十八万台锅炉，每年烧煤近二亿吨，如果用大锅炉代替小锅炉，利用效率就可以提高百分之二十上下；二、民用烧煤一年大约一亿吨，其中六千万吨供群众做饭，利用效率只有百分之十五，如果改用煤气设备，利用效率可以提高到百分之五十以上。仅这两项，节约的煤即可达一亿吨。当然，所有这些都需要时间和相当数量的投资。那种认为不花多少投资，不花多大力气，就可以大量节约能源，从而保证国民经济不断高速度增长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但是，虚心学习和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努力精打细算，用比较少的投资、比较短的时间达到上述目标，则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能源的开发建设更要有长远的眼光。这是因为能源建设的周期一般是十年左右，无论是火电站（包括煤矿）、水电站或核电站都是如此。因此，十年以后需要的能源，从现在起就要着手安排。能源的缺口，估计在本世纪九十年代将会更大，需要寻求新的门路。从资源的角度来看，矿物能源总是有限的，太阳能和核聚变将从根本上解决人类社会未来的能源需要。因此，要积极地开发核能、太阳能、风能、海洋能、生物质能、地热能等，才能有备无患，使我国四个现代化的实现，具有可靠的能源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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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北京市历史学会、国际共运史学会成立
北京市历史学会最近召开了成立大会。早在一九六○年，北京市就曾建立过历史学会，吴晗任会长。在六十年代前半期，学会在历史科学研究和历史知识的普及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由于林彪、“四人帮”一伙的干扰和破坏，学会工作长期中断，理事会的成员也有很大变化，根据这一情况，决定重新建立历史学会。
在成立大会上，通过了学会章程，选举了第一届理事会。白寿彝任会长，齐世荣、陈庆华、尚钺、张芝联、张养吾、胡华、高毅民为副会长。（培文）
北京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学会最近正式成立。在成立大会上，通过了学会章程，选举了第一届理事会。成仿吾任会长，李正文等任副会长，校纪英任秘书长。柯柏年、王子野、叶蠖生、张仲实、洪禹为学术顾问。
（常润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