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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论文摘要
无政府主义是怎样传入中国的
无政府主义思想最早产生于欧洲。英国人霍德文和德国人施蒂纳是这一思想的最早提倡者。无政府主义形成一种社会思潮和一个政治流派是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它的创始人是法国人蒲鲁东。蒲鲁东之后，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有俄国人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种小资产阶级反动思潮和政治流派，无政府主义曾一度活跃于欧洲和俄国工人运动中，和马克思主义争夺对国际工人运动的领导，并成为初期工人运动中的主要危险。随着马克思主义在国际工人运动中日益广泛传播，特别是十月革命以后，无政府主义的反动性日益暴露，其在工人运动中的影响也迅速丧失。
无政府主义传入中国开始于二十世纪初期。一九○三年、一九○四年出版了《无政府主义》、《自由血》等小册子，所宣扬和鼓吹的都是俄国无政府主义者所搞的暗杀活动。一九○五年，以孙中山先生为首的同盟会成立后，资产阶级革命派和以梁启超等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就“革命”和“开明专制”等一些重大问题在《民报》和《新民丛报》上展开辩论。在辩论中，双方为说明自己的观点，都涉及到了当时欧洲社会主义思潮，并刊载了一些介绍社会主义的文章。其中除少数文章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来介绍社会主义的而外，大多数所谓介绍社会主义的文章，实际上说的都是无政府主义。
最早对无政府主义作系统的宣传和介绍的是当时在国外的知识分子。一九○七年，李石曾、吴稚晖等在巴黎创办中文的《新世纪》周刊，这是专门宣传无政府主义思想的第一个刊物。同年，在日本的张继、刘光汉等于东京发起组织无政府主义团体，创办《天义报》，次年又发行《衡报》，宣传无政府主义。由于当时清政府对外国输入的刊物查禁很严，这类刊物很难入国，因此，在辛亥革命前，无政府主义思想在国内影响不大。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后，无政府主义在中国开始了有组织的传播。
一九一四年刘师复在上海发起组织了“无政府主义同志社”，发表了宣言，并开始和国际无政府党人进行了联系。他们除了利用《民声》杂志大力宣传无政府主义的主张外，还大量翻印在巴黎出版的无政府主义小册子。这一时期，无政府主义组织也纷纷建立，除上海外，广州也成立了“无政府主义同志社”，常熟组织了“无政府主义传播社”，南京则组织了“无政府主义讨论会”。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之前，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和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无政府主义思潮在中国又有所发展，从政治流派来说，在这一时期，中国无政府主义大致可分为三派。
一派以黄凌霜、区声白为代表。这一派继承了刘师复的衣钵，以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共产主义”为理论根据。这一派是中国无政府主义的正统派，代表性刊物是《进化》、《劳动》。另外两派，一是所谓“中国式的无政府主义者”，一是以朱谦之为代表的“新虚无主义”，这两派的实力和影响要小得多。
无政府主义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以“最彻底革命”的姿态出现，容易迷惑狂热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五四运动后，当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的时候，无政府主义的这种反动性就暴露无遗了。他们公开向马克思主义挑起论战，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鼓吹个人的绝对自由，反对任何组织纪律，从而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敌人。
（摘自1980年第1期《南开学报》李振亚：《中国无政府主义的今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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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理论·史料·文章
——学习翦伯赞同志的治学精神
张传玺
翦伯赞同志是一位治学严谨、论著宏富、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的史学家。他在史学研究方面有丰富的经验。
翦老研究历史，主张
理论、史料并重，但他更强调学习理论。他自踏上史学战线以后，一直坚持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自己的历史研究。
解放前，在大革命失败后的国民党统治区，到处是白色恐怖，要找到一本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是相当
困难的。但是翦老还是想方设法地读了不少经典著作。一九三八年夏出版的《历史哲学教程》一书，就是他早期宣传历史唯物主义的一部专著。
解放以后，翦老对马列主义的学习要求仍如饥似渴。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一出版，他总是爱不释手，有时通宵达旦，不读完，不肯放下。翦老对于经典著作的学习方法，一是通读，一本一本，一篇一篇，依次阅读，从首页读到末页，一字不漏。二是重点读，反复读。这主要是读对研究历史有直接指导意义的著作。阅读时，常在书的空白处或字行间写下心得、批注，或画以各种标记。三是做读书笔记。翦老保存在手中的最早的读书笔记是读《资本论》时做的，时在三十年代初期，还是日文版的。解放后所做笔记，多随手分类，有关于土地制度、农民战争、民族问题、人民群众与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等类。这对于研究历史很有帮助。他还做过有关研究态度和方法的笔记。翦老学习经典著作很刻苦，年纪老了，甚至在病的时候，还坚持学习。也一再勉励我们，一定要把马克思主义学到手。他曾说过：“对于马列主义理论学习中畏难而退的情况，我是有深刻体会的。我读《资本论》，就必须在上午，最好是早晨头脑清醒的时候，才能看得懂。但是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究竟不是天书，而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战斗教程。只要耐心地学习，总是可以学得好的。”我们在翦老家讨论问题时，有时需要查阅经典著作，翦老常常取书在手，一翻而就。同志们对他的谙熟经典著作，十分钦敬。
翦老很重视史料。他不仅重视对史料的收集、整理和使用，还曾花了相当的时间和精力，从事于史料学的研究。一九四二年在重庆撰写《中国史纲》第一卷时，在文献之外，还大量地使用了甲骨文、金文、考古学和民俗学等资料。也就在这一时期，翦老为把对史料的收集、整理和使用纳入科学的轨道，开始了对史料学的研究。他还曾以《史料与历史科学》为题，在复旦大学发表过学术讲演。讲演稿打算整理为三篇文章，第一篇题为《中国文献学上的史料》，第二篇是《中国考古学上的史料》，第三篇是《与收集整理史料有关的各种学问》。第一篇整理后，与《论司马迁的历史学》、《论刘知几的历史学》两文合为一书，以《史料与史学》的题名出版。
解放以后，史学界在如何对待史料这一问题的认识上，在相当长的时间中不很一致。不少的人以为重视史料是资产阶级历史学家的研究方法，因而轻视史料。这种不良风气极大地妨碍了历史科学的研究和发展。翦老曾一再提醒大家：“我们和资产阶级的区别，不是谁要史料，谁不要史料，即不是史料占有问题，而是站在什么立场，用什么观点、方法来分析史料的问题。”他还以马克思写作《资本论》为例，说明占有丰富资料的必要。
一九四九年七月，中国史学会刚刚成立，翦老和范老等就发起组织编纂卷帙庞大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全书共分为十一个专题，字数约在两千万以上。翦老还和中央民族学院、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同志合编了《历代民族传记会编》。在六十年代前期，他与文物出版社的有关同志合作，编了一部《秦汉考古资料汇编》，其中包括了自解放以来的全部有关秦汉的考古发掘简报、报道等原始资料，内容十分丰富。
翦老个人在史学研究中也很重视史料工作，他虽已白发苍苍，可是天天手不释卷。他为修改旧稿《中国史纲》第三卷（魏晋南北朝部分），遍阅了有关的文献、简牍、碑志和敦煌、吐鲁番文书等，辑出史料十一大本，共约一百万字。这实际是一部运用新的观点和方法编辑而成的《魏晋南北朝会要》，使用价值很高。在编写《中国史纲要》时，翦老除任主编外，还亲自动手，撰写西周、春秋、战国的部分。他把《诗经》、《左传》等古文献和金文资料，按照不同内容，分类辑出。所分类别有官职、军制、分封、田制、税制、生产工具、阶级关系、工商业、民族等十数类。每一类下又分为若干目，如田制类下，有藉田、井田、公田、私田、书社等目；这部分资料如整理出来，其使用价值远远超过《春秋会要》和《七国考》。
翦老写文章，都是把收集、整理资料作为先行工作。例如他为写《从西汉和亲政策说到昭君出塞》一文，遍查了正史、方志、汉简、敦煌资料、乐府诗、元明杂剧、考古资料等有关材料，做了大量的笔记，还为王昭君写了一个较详细的“年谱”，为写“年谱”，翦老还对昭君的身世做了考察。
翦老向来把写文章看作是历史研究整个过程的一个重要环节，而且是表明研究状况和水平的关键性的一项工作，因此，他对于撰写文章十分认真严肃。他的文章具有独特的风格。翦老常说：“逆风而行”。他的文章具有这种斗争精神。在旧中国，翦老坚持了对托派、汉奸、党棍、买办文人的斗争。在解放后的十七年中，他继续对封建的、资产阶级的思想、观点进行了批判，他还抵制和批判过曾席卷学术界的极左歪风。这样，他为保卫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的健康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翦老曾说到：“‘逆风而行’是要冒风险的，有时可能遭到灭顶之灾；但是在真理的问题上，不能让步。”他始终坚持自己的信念，实践自己的诺言。他的一生，是用笔来战斗的一生。
史论的结合，这是翦老在写文章时很注意的一个问题。在论的方面，尽管翦老相当熟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但在运用起来，是严肃认真的。他反对教条主义地对待经典著作，反对“用社会发展史的原理原则代替具体的历史”，反对“不分析具体的历史情况，只根据经典著作中的一二文句便作出结论”，更反对任何故意歪曲经典著作的作法。他说：“从马克思到毛主席的思想，都只能是研究的指导思想，不是研究的出发点。研究的出发点不是原则，而是特定的具体事实。”因此，“研究应该是从事实到原则，从具体到抽象。”在史料的运用方面，翦老反对史料堆积，主张按照毛泽东同志所教导的那样：“去粗取精，去伪存真”，选择可靠而又典型的史料使用于文章中。他也反对依据孤证做出结论。在处理史与论的关系方面，他主张“要把史料溶解在理论之中，或者说把理论体现在史料之中，使观点与材料统一，让读者自己从史实的叙述和分析中看出理论。”翦老写历史论文，很少引用经典著作的词句，他多半是把有关的原理、原则化为自己的语言叙述出来，力求史料和理论结合得好一些。
文笔生动，这确是翦老文章的特色。翦老经常告诉我们：“文章要剪裁，删除繁芜无用的辞句；句子要锤炼，去掉不必要的字眼。”又说：“文章要写得生动一些”。他写文章，在草成之后，字字推敲，句句斟酌，反复修改，一丝不苟。他不用冷僻的字眼，不用难懂的词句，力求简明流畅，通俗易懂。早在三十二年前，柳亚子先生在《赠伯赞五十初度》诗中说：“翦生才调太遮奢，问是文家是质家？”一九六一年翦老发表《内蒙访古》一文，文学家周立波同志把该文收入了《1959——1961年散文特写选》中。
翦老离开我们已经十一年了，我们是十分怀念他的。他在史学战线上战斗了近四十年的时间，留下了约三百万字的专著和文章。这些凝结着他的血和汗的著作写下了他个人的战斗历程和研究心得，也给我们留下了一份可贵的遗产，同时还给我们留下了比较科学的治学方法，对我们很有教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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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关于八十年代世界经济发展前景的讨论
《世界经济》编辑部最近约请一些世界经济学者与专业工作者，举行两次座谈会，对大家普遍关心的八十年代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进行了展望和预测。座谈会由《世界经济》主编钱俊瑞同志主持，主要讨论了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战后特别是七十年代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特点和趋势
有些同志认为，战后世界经济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一九七三年以前的二十多年，是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比较迅速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就业人数大量增加，失业率较低；物价上涨率较低，货币汇率相对稳定；资本不仅在国内，而且向国外迅速扩张。一九七三年以后，世界经济发生了巨大的转折。西方经济进入了增长率全面下降、失业率上升、物价上涨加剧、各国的货币汇率变动频繁的时期，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滞胀”时期。
西方经济在七十年代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转折？主要因素是：一、第三次科技革命的高潮已经过去了，技术进步的速度显著放慢了。二、廉价而丰富的石油供应成为过去，随之而出现的是能源危机和石油价格猛涨。三、非工业化趋势
（制造业就业人口相对或绝对下降，服务业就业人口明显增长）的影响。四、固定资本投资的增长速度显著放慢。五、贸易保护主义浪潮的发展。
有的同志认为，战后美国经济的停滞趋势一直存在，是三十年代开始的停滞趋势的继续。战后的科技革命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一系列措施都未能根本扭转这种趋势。
大家还指出，七十年代苏联、东欧国家的经济发展也遇到了困难，速度也在放慢。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率虽然快于发达国家，但情况也比较复杂，各国发展很不平衡，总的说也存在不少困难。
（二）八十年代世界经济面临的问题和发展前景
大家认为，上述导致世界经济在七十年代发生转折的因素，在八十年代将继续存在，甚至进一步加强。八十年代将是资本主义经济继续动荡和困难重重的年代，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经济继续处于“滞胀”的局面，将继续在两高（高物价上涨率、高失业率）一低（低经济增长率）的崎岖路上缓慢发展，不会有多大起色。有的同志认为世界经济发展五十年左右一个大周期的理论可能是符合实际的，从七十年代初开始，世界经济又转入了低速发展阶段，八十年代将继续处在这个阶段。八十年代有可能爆发一次周期性的世界经济危机。但大家认为，从现在已知的各种因素分析，八十年代还不至于发生象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三年那样的大危机。
发言的同志还认为，在八十年代，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前景也不妙，经济增长率将进一步下降，失业和物价上涨将进一步发展。尤其是苏联，将面临石油供应紧张和劳动力不足等一系列困难。但大家认为苏联经济的发展速度仍将超过美国，从而苏美经济实力的差距将进一步缩小。第三世界各国的前景差别比较大。石油生产国、原料加工国和一些金属原料生产国的经济情况较好一些，但也各有各的困难。其他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将受到石油涨价和工业品提价的双重打击，债务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原料要跌价，粮食不够吃，再加上政治动乱的影响，困难将是相当严重的。
大家强调指出，八十年代有两个问题值得特别注意，即能源问题和战争问题。八十年代能源问题将更加尖锐，对各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将更加巨大，围绕能源和其他重要资源的斗争将更加激烈。由于对能源及其他资源争夺加剧，战争的因素在明显增长。苏联直接出兵阿富汗，美国增加军费和建立快速反应部队，就是这两个超级大国争夺世界霸权的重要步骤。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更清楚地表明了它是世界最危险的战争策源地。大家认为，在八十年代，即使不一定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但局部战争是很难避免的。
有的同志提出应当重视对生产关系方面可能发生什么变化的预测。如：八十年代资本主义世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将会有什么变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国际垄断调节将会有什么发展？苏联、东欧国家的经济改革将有什么新发展，它们的经济发展将产生什么影响？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自己的经济中可能走什么样的道路，建立什么样的模式？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会有助于准确地预测世界经济的发展。
（三）八十年代世界经济发展的前景与我国四个现代化事业的关系
与会同志指出，在八十年代世界经济面临各种困难的情况下，我国四个现代化事业的发展，必将成为举世瞩目的大事，对世界经济将会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总的看，形势对我们加速四化的发展是有利的。我国的对外经济联系将进一步发展，在更多引进外国的资金、设备和先进技术的同时，也需要出口更多的商品。中国的石油资源和人力资源对外国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十亿人口的中国是个潜力很大的市场。中国需要世界市场，世界也需要中国市场。市场问题在八十年代将显得更加重要。世界经济的发展变化，更确切地说，世界市场的发展变化与我国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对我国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因此，我们应该加强对世界市场和整个世界经济形势的研究和预测，以便充分利用对我有利的条件，竭力避免对我不利的方面。
（石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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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疑似之迹，不可不察”
任牧辛
表面上相似的事物，本质上绝然不同。这种情况是很多的。给人教训最深的，莫过于林彪、“四人帮”一伙的表演。表面上，他们是“革命”的英雄，“高举”的旗手，骨子里却是一伙地地道道的反革命。
《吕氏春秋》有一篇叫《疑似篇》，其中有一段话说：“使人大迷惑者，必物之相似也。玉人之所患，患石之似玉者。相剑者之所患，患剑之似吴干者。贤主之所患，患人之博闻辩言而似通者。亡国之主似智，亡国之臣似忠。……”有些石头看来象宝玉，有些劣剑看来象名剑，有些夸夸其谈的人看来象是很有学问，这种情况往往容易使人迷惑。由此，作者得出一条结论：“疑似之迹，不可不察”。遇到那些看来相似的东西，不要轻易地给它们“划等号”，而是要认真察一察。“察”，就是要调查研究，就是要作具体分析。
譬如，有人把群众对一些干部搞特殊化的批评，同林彪、“四人帮”整老干部的罪恶行径混为一谈，说什么这都是“矛头指向领导干部”的。这种说法就是没有进行起码的分析。
林彪、“四人帮”把老干部说成是所谓“民主派”、“走资派”和“党内资产阶级”，凡是不跟他们走的，统统要搞掉。广大群众认为，老干部是我们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领导骨干，当前，在贯彻执行党的政治路线，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方面，更需要他们发挥重要作用。至于有些同志在生活中搞特殊化，严重地脱离群众，损害党的威信，也损害了领导干部的威信，当然应该反对。群众反对的不是老干部，而是反对存在于一些同志身上的不正之风。这怎么能同“四人帮”的反动政治纲领扯到一起呢？
林彪、“四人帮”对待老干部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他们造谣诬陷，上纲上线，打棍子，扣帽子，无所不用其极。当前，群众对一些干部的缺点和错误，即使是比较严重的错误，也还是坚持实事求是、与人为善的态度，帮助他们认识和改正，以便取得群众的谅解，更好地为党工作。这同林彪、“四人帮”对干部一棍子打死的办法，是根本不同的。
林彪、“四人帮”要把大批老干部打倒，目的很清楚，就是要篡党夺权。这是他们反革命阴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广大群众对一些干部搞特殊化不满意，提出批评意见，是“恨铁不成钢”，是对党的爱护，对我们事业的爱护。尽管从表面上看来，群众的批评，有时候也很尖锐，很激烈，但是，这种批评的目的同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目的，有着根本的区别。
由此可见，把这两个本质上完全不同的事物相提并论，混为一谈，显然是错误的。
《疑似篇》上还有一段话说：“察之必于其人也。舜为御，尧为左，禹为右，入于泽而问牧童，入于水而问渔师。奚故也？其知之审也。”你看，要把相似的事物分辨清楚，就要找那些熟悉这类事物的人。虽然是象尧、舜、禹这样贤明的人也不例外。让他们三个人同乘一辆车子，舜作驭手，尧在左边指导，禹在右边当参谋，问路也要找牧童，过河还要问渔夫。因为，在这些问题上，牧童、渔夫比他们熟悉得多。
打着批评干部特殊化的幌子，企图把水搅混，这种别有用心的人确实有。这些人多半是林彪、“四人帮”的残渣余孽。他们夸大其词，煽动挑拨，甚至无中生有，造谣惑众，唯恐天下不乱，必须引起人们的警惕。然而，绝大多数群众对于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是有正确的态度和看法的。对群众批评干部特殊化持有异议的同志，是不是可以找一些群众谈一谈，听听他们对这个问题是怎样看的，怎样想的，然后再来下判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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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亚历山大远征记》出版
两千三百多年前发生的亚历山大远征是世界古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古希腊人阿里安（约公元九六年——一八○年）写的历史名著《亚历山大远征记》最近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阿里安的这部著作是古代流传下来的几种有关亚历山大著作中比较好的一种。其内容比较可靠有据，而且保留了已经失传的当时一些作品的许多内容，给后人研究古代史留下了一些宝贵的资料。由于阶级和历史的局限，阿里安以写军事为主，对于战争双方所处社会的经济、政治诸条件缺乏分析，这样就使人很难看清亚历山大东征的性质及获胜的原因。但是，这部著作仍不失为研究古代希腊史的一部有参考价值的史书。（宋钟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