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2月20日人民日报 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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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歌唱人民的心声
——写在“听众喜爱的广播歌曲评选”之后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和《歌曲》编辑部,最近联合举办的“听众喜爱的广播歌曲评选”活动,在广大听众中引起了热烈的反响。现在评选结果已经正式揭晓。
这次中选的十五首歌曲,基本上都是近几年来新创作的独唱、重唱歌曲,其中又多半是近期上映的电影、电视片的插曲。这些歌曲的题材是比较广泛的,它们歌唱了人民在斗争、工作中胜利的欢乐,也抒发了广大人民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生活的真挚感情,其中也有歌颂青年们纯真爱情的作品;它们大部分具有曲调比较优美、深情,旋律流畅,容易上口的特点。今天,抒情歌曲所以受到群众这样热烈的欢迎,是由于过去在林彪、“四人帮”统治下,音乐创作曾受到极大的摧残。那时,作曲家没有创作的自由,他们或者因几个音符而招来横祸,或者被迫去写那些违心的、言不由衷的东西。充斥在音乐广播中的那些“反击”歌,政治上是为他们的反动政策喧嚣鼓噪,而艺术上又是那样拙劣、粗糙。
粉碎“四人帮”的胜利,给音乐和音乐广播带来了春天。大量古今中外优秀的歌曲被禁锢十年之后又在广播中重现了。音乐家们冲破
“四人帮”的束缚,努力创作了表达人民群众真情实感的歌曲和音乐,一九七七年到一九七八年春天,一批怀念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抒情歌曲,催人泪下,激起听众强烈的共鸣。在这之后,又有一些新创作出现。这次歌曲评选所以引起这样强烈的反映,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
在参加这次评选活动的二十二万件来信中,有百分之七十以上是来自青年,其中大多数又来自城市青年,农村青年的来信只占百分之八。所以,这次的评选结果,主要是反映了青年的兴趣和爱好,所代表的也只是我国近年来音乐创作的一个部分,但我们却可以从中感受到广大听众对音乐广播的需要,更多的音乐工作者也一定能从中体会到自己的创作与广大群众有着多么密切的血肉相关的联系,从而也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为群众所喜爱的音乐作品来。
进入八十年代的中国人民,正在同心协力为实现四化而奋斗,时代和社会生活都在前进着,群众既要欣赏过去时代留传下来的优秀作品,更需要能够表达他们现实生活中的思想感情的音乐。人民群众对音乐的要求是多种多样的,既需要激情充沛、能调动起千军万马的战斗力的歌曲来鼓舞斗志,大干四化,也需要感情细腻的抒情歌曲来表达他们丰富的内心世界,同时还需要在紧张工作之余能给他们以休息和娱乐的轻松愉快的作品,这都是不可偏废、不能忽视的群众的需要。能够和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的音乐工作者,一定能够体察到人民群众无限丰富的精神世界,找到自己的歌唱的内容,不断追求用更新的境界、更高的格调、更新颖的手法、更美的情操、更丰富的语言——旋律,去谱写广大群众的心声。我们的音乐工作者一定能够勇于抵制追求所谓时髦、新奇、甚至坠入轻佻、造作、庸俗的商品音乐的倾向。须知那些东西虽一时能赢得一些掌声,但它们很快就会被历史所淘汰,为群众所唾弃。还应当看到,由于林彪、“四人帮”推行愚民政策达十年之久,我们的音乐文化的普及工作才刚刚恢复,我们的听众,特别是青年对于音乐艺术的鉴别能力还需要提高。我们的音乐工作者有责任用美好的、高尚的音乐去鼓舞人民的战斗激情和丰富群众的音乐生活。
古今中外的历史证明,凡是真正有生命力的音乐,都是应时代要求产生,倾吐大众的呼声,并生根于民族音乐的土壤之中的,它们必定是为群众所热爱、所传颂、所永远记忆的。让我们共同努力去创造吧!
附注:“听众喜爱的广播歌曲评选”当选的十五首歌曲是:《祝酒歌》(韩伟词、施光南曲)、《妹妹找哥泪花流》(凯传词、王酩曲)、《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秦志钰等词、吕远、唐诃曲)、《再见吧,妈妈》(陈克正词、张乃诚曲)、《泉水叮咚响》(马金星词、吕远曲)、《边疆的泉水清又纯》(凯传词、王酩曲)、《心上人啊,快给我力量》(阎树田、陶嘉舟词、常苏民、陶嘉舟曲)、《大海一样的深情》(刘麟词、刘文金曲)、《青春啊青春》(凯传词、王酩曲)、《洁白的羽毛寄深情》(凯传词、施光南曲)、《太阳岛上》(秀田、邢籁、王立平词、王立平曲)、《绒花》(刘国富、田农词、王酩曲)、《我们的明天比蜜甜》(锺灵、周民震词、吕远、唐诃曲)、《浪花里飞出欢乐的歌》(秀田、王立平词、王立平曲)、《永远和你在一道》(王燕樵词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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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电影文学丛谈》序
柯灵
看完《电影文学丛谈》的清样,感到有点轻松,又有点沉重。轻松,因为我总算又做完了一件小事。沉重,因为这是我三十年来有关电影评论的唯一结集,论质论量,都显示出我的空疏与迟钝,作为对建国三十周年的献礼,未免太不相称。“千里送鹅毛,礼轻情意重。”我只好借这两句俚语,聊以解嘲吧。
今年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党中央对社会阶级状况和阶级斗争的分析:三十年间,我国的阶级状况已经起了根本变化,今后再也不需要也不应该进行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二十年剑拔弩张,民亦劳止,从此全国各族,各行各业,可以团结一致,为祖国现代化的锦绣前程,专心致志地下些功夫了。党中央的这个分析是不是合乎实际的?一般说来,数字是很科学的东西,我们可以用两个数字来衡量一下:中国共产党诞生于一九二一年,到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共花了二十八年。建国至今,则已经三十年。如果说,在二十八年的时间里(其间经过艰苦残酷无与伦比的四次战争: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一次民族革命战争),一个无权无势,手无寸铁的小党、穷党、“匪”党可以推翻三座大山,取得胜利,那么久经考验的,牢牢地掌握了国家机器的这同一个中国共产党,经过土地改革,三大改造,在整整三十年里面,为什么还不能消灭处在被统治地位的封建地主阶级和资本家阶级?如果不是闭眼不看事实,那么就应该心悦诚服地承认,党中央的结论,正是客观实际的正确反映。抓到了拨乱反正中最关键的一环。过去有一种理论说:“社会主义社会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七斗八斗,斗得人都成了乌眼鸡。资本主义工商业者刚刚敲锣打鼓地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喘息未定,我们就发动旨在击退“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反右斗争。而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大量知识分子被打成
“右派”不算,整个知识阶层平空升级,无形中一律戴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与资产阶级等量齐观。到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还出了一个“党内资产阶级”。这就是说,在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下,资产阶级的阵容反倒无限扩大了。这岂不是荒天下之大唐吗?而这种理论,不幸正是长期以来极左思潮的牵引力。现在应该到彻底澄清的时候了。
极左思潮对电影事业的冲击,正是从反右斗争开始的,到林彪、“四人帮”的时代,到了令人惊心怵目的地步,事实彰彰,有目共睹。电影工作者所受的苦难,大家记忆犹新,无待赘述。实践的检验擦亮了我们的眼睛,使我们变得懂事一些了。解放后的十七年,人民电影事业曾有长足的进步,是无可置疑的。广大的观众是最公正的评判员,每一个曾经沧海的电影工作者都是历史见证人。但是千真万确,我们走了许多不必要的弯路,要不然,我们本来可以避免种种有形无形的严重破坏,取得更好的成绩。为了繁荣电影事业,适应历史新时期的需要,实事求是地总结经验教训,评骘得失,改弦易辙,无疑是必要的条件。理论的探索与建设,现在应当提到适当的重要地位。阶级状况的变化,不等于思想斗争的结束,矛盾是永远存在的。百花必须齐放,百家可以争鸣。当前的事态表明:“四人帮”的流毒远未肃清,教条主义的幽灵还在游荡,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还相当猖獗,正常的批评和争论是完全必要的。为了电影创作的迅速提高,还应该向世界影坛打开大门,结合我们的民族特点,切切实实地从事电影艺术基本理论的探讨。
这个集子里所收的文字,除了个别技术上的修剪,一律按照原样,不加更动,目的是为了存真。因为历史是客观存在,我无权、也无法加以修改。人不能遗世而独立,我的思想水平对某些不健康的社会思潮,自愧没有很好的免疫能力,在这些文字里,自然也会留下或深或浅的痕迹。我深信读者的鉴别力,会作出自己的判断。对我个人来说,重要的教训是应该善于思考,以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为武器,清醒地分析问题,发现问题。盲目的政治热情,片面地、简单化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对己对人,对党的事业,都不会有真正的好处。我虽然已过古稀之年,还愿意不断地认真学习,向着这个目标努力。
我不是理论家,这些芜杂肤浅的文字也算不得什么理论。如果这本小书能在理论工作中起一点抛砖引玉的作用,不枉它在这纸张印刷极其紧张的情况下灾梨祸枣,我也就十分满足了。
(《电影文学丛谈》一书即将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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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艺术杂谈

黄筌改画及其他
周先慎
古往今来,凡是杰出的文学艺术家,他们的创作总是严格从生活出发,力求达到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高度统一。即使是一个细节,也毫不苟且,精心提炼,使之与作品所反映的生活图景保持内在联系,构成不可分割的艺术整体。这样的作品,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连一个细节也不能随意改动。
《太平广记》里有一则黄筌改画的故事:唐代著名画家吴道子画了一幅钟馗捉鬼图,那钟馗“衣蓝衫,鞟一足,眇一目,腰一笏,巾裹而蓬发垂鬓。左手捉一鬼,以右手第二指剜鬼眼睛。笔迹遒劲。”五代时后蜀皇帝孟昶得到这幅画,十分喜爱。有一天,他把画家黄筌叫来,说:“这幅画很好,不过钟馗要是能用拇指剜鬼眼睛,那就更有力了。”他要黄筌按这个意思改一改。黄筌回家后,对着这幅画反复琢磨了好几天,最后重新画了一幅以拇指剜鬼眼睛的钟馗,连同原作一并献给孟昶。孟昶问:“我要你改,你为什么重新画呢?”黄筌回答:“吴道子画的钟馗,一身之力,气色眼貌,都在第二指,不在拇指,所以不敢乱改。我另画的一幅,虽然赶不上古人,但那一身之力都在拇指。”孟昶听后不但没有责怪他,反而赞赏他很有水平,赐给他彩缎银器。这个故事颇有些发人深思的地方。
钟馗与鬼,纯出于人们的虚构。钟馗如何捉鬼,更是谁也没有见过。但是,吴道子却并不因为是画鬼,就随心所欲,任意涂抹。文学艺术中的神鬼题材,原本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曲折反映,虽出诸幻想,似涉荒诞,其根据却仍在现实。艺术家在创作的时候,必以他对社会生活的观察体验作基础;观众读者在欣赏评论的时候,也必拿现实世界人的生活作标准。要是按孟昶之意,将钟馗真的改成一身之力、气色眼貌俱在二指而却用拇指来剜鬼眼睛,画者虽然可以解释为阴世之鬼与阳世之人用力恰好相反,然而观者到底不相信。那结果,必将因为违背生活的真实而失掉吴道子原作的神韵和生命。黄筌虽画不出吴道子那样的作品,却不愧是一个懂得艺术规律的有眼光的艺术家,他完好地保存了吴道子那幅难得的艺术珍品。
我因此想起了《阿Q正传》中阿Q戴的帽子。三十年代中,有人要将阿Q搬上舞台,当第一幕在《戏》周刊上发表以后,鲁迅在这周刊上同时看到了几个阿Q的画像,觉得都有些“古里古怪”。他在给周刊编者的信中说:“只要在头上戴上一顶瓜皮小帽,就失去了阿Q,我记得我给他戴的是毡帽。”细节不细,这里也有黄筌改画那样的道理值得我们思索。鲁迅笔下的阿Q,是辛亥革命时期江南农村一个不觉悟农民的典型,他“三十岁左右,样子平平常常,有农民式的质朴、愚蠢,但也很沾了些游手之徒的狡猾。”鲁迅为他设计的那“一种黑色的,半圆形的东西,将那帽边翻起一寸多”的毡帽,恰如其分地表现了阿Q生活的时代、环境以及他的年龄、性格和气质。这顶毡帽,跟整篇小说所反映的生活内容以及充溢首尾的艺术气氛,是多么地协调、统一。
我因此又想起了“样板戏”《白毛女》中杨白劳手里痛打黄世仁的那根扁担。在歌剧《白毛女》中,杨白劳本来是在黄世仁的威逼之下,走投无路,喝卤水含愤而死的。一贯搞极左的“四人帮”却污蔑这是“对老贫农的侮辱”,于是便强令杨白劳向黄世仁举起了扁担。据说这一“改造”的妙处在还了“老贫农的本来面目”。然而,当杨白劳向黄世仁举起那根扁担的时候,就破坏了原歌剧那种从生活整体出发的艺术构思。
在封建时代,皇帝的喜怒哀乐,常常牵系着人们的穷达乃至生死。在这种条件下,黄筌没有为了自己的飞黄腾达而去曲意迎合皇帝,相反,却能不顾安危敢于违背皇帝的旨意而维护艺术的真实。仔细想来,那勇气实在是很可令人感佩的。所幸的是,孟昶虽然不懂艺术,在历史上也因奢纵荒淫而名声非常不好,但在这件事情的处理上,却多少表现了一点类乎“艺术民主”的精神。要是遇到象“四人帮”一类的恶棍,那就很可能要掉脑袋。
维护艺术的真实,就是维护艺术的现实主义原则。倘说,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所谓“艺术家的良心”的话。那么,这样的“良心”,在今天也还是十分需要,而且非常可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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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漫评《集邮六十年》
张盛裕
姜治方的《集邮六十年》,在《湘江文艺》一九七九年第八期和香港《文汇报·百花》周刊分别连载后,在读者中引起了广泛的注意。
这部用章回体形式写的长篇回忆录,通过对作者在国内外集邮经历的记叙描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六十年来的时代变迁。它涉及广阔的历史背景和众多的风云人物,史料翔实、丰富,文笔洗炼、俊逸。这位集邮家坚毅的性格以及他那锲而不舍的事业心与爱国精神感人至深。
《集邮六十年》是一个集邮家集邮故事的生动集锦。作品的开头就引人入胜,不但写了姜治方童年时代许多有趣的集邮故事,而且把当时的环境和背景描写得相当生动,一下子就把人们带回到军阀混战的动荡年代和大革命洪流的峥嵘岁月中。他在日本、欧洲留学和工作二十余年,作品既写了他在集邮市场上看到的异国风光与习俗,也写了欧洲集邮者在希特勒铁蹄下的悲惨遭遇,以及他在参观全世界最珍贵的一枚邮票时无比激动的心情。为了求获华邮珍品,他奔波跋涉于欧亚的港口、码头、城市和乡村,同形形色色的人物打交道,既有意外收获的欢快,也有上当受骗的懊伤,其间经历有的很富有戏剧性。他为了寻找一枚万寿再版九分新票,以配全这套万寿珍品九枚票,二十多年来四处求索打听,最后终于在一位邮友家获得。他说:“当我拿着这枚万寿九分新票反复欣赏时,其喜悦之情,真不下于哥仑布发现了新大陆。”汇涓流成海,采百花成蜜,姜治方的珍贵邮集,便是这样苦心孤诣地搜集而成的。中外集邮家对他的邮集评价甚高。夏衍称之为“海内首屈一指”,日本著名集邮家水源明窗感叹道:“从来没有看见过一个人收藏有如此丰富的大龙邮票”。这便是我们时代一个最动人的集邮家的故事。
《集邮六十年》是目前我国有关集邮方面史料最丰富的一部著作,它不仅对研究我国邮政发展史有着重要价值,而且对研究我国近代史、革命史和文学史,也有一定的参考作用。因为作品在叙说这位集邮家的经历时,也涉及到某些重大历史事件。例如写了姜治方和他父亲流亡日本之前,参加南昌起义失败的经过,其中就写到他和党的领导人周恩来同志等的接触,这些细节的描写是很感人的。作品中还写了不少的文学家、艺术家,有的只寥寥数笔,却很传神;有的记载颇详,使人感到其趣闻轶事、音容笑貌跃然纸上。例如作品中多次写到夏衍同志,这是因为夏衍同志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同时又是一位著名的集邮家的缘故。作品中对他和夏衍同志的集邮交往与友谊,描绘得有声有色。
题材的新颖别致,画面的摇曳多姿,学术性、文学性兼而有之,是作品独具的特色。作者以其非凡的集邮经历为主轴,巧妙地运用交叉描述、插叙、倒叙等艺术表现手法,把前后数十年,纵横几万里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想、所作所为,象谈家常、讲故事般地娓娓道来,令人神往。记忆力的惊人,观察力的细微,笔调的诙谐和有幽默感,驾驭文字能力的熟练、轻巧,尤其是这位集邮家持之以恒、矢志不移、六十年如一日的精神,使作品闪现出艺术的魅力与光彩。日本出版的《中国集邮》杂志,将《集邮六十年》译成日文转载,并在编者按语中给予高度评价。
邮票乃方寸之物,可谓小矣。写集邮题材的作品,能为四个现代化建设服务吗?《集邮六十年》发表以后,姜治方收到大量读者来信,河南省商丘县陈固公社西守营学校中二班全体学生在信中这样写道:通过对您的回忆录的阅读,使我们学习到了在书本上找不到的东西,了解了当时社会的复杂和您在那种时代中不顾任何艰难曲折,以崇高的理想与抱负,坚持集邮的思想境界,在今天向四个现代化宏伟目标进军的新长征中,我们正需要以您这种百折不挠的精神去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去学习,去工作,去攀登新的科学高峰。作品的社会效果表明:姜治方在他异常丰富的集邮生涯中所表现出来的奇特的性格力量,可以感染、激励人们向上,陶冶坚强意志,培养高尚情操,去从事和追求一种伟大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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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让形象说话
——试谈影片《归心似箭》的艺术成就
林洪桐
春节中,看了李克异编剧、李俊导演、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的彩色故事影片《归心似箭》,心里感到热呼呼的,借用主人公魏德胜的一句话,心里象是冒出半尺高的火苗子。我为八一厂给观众献出这样一部现实主义的好影片而激动,为我国电影画廊里又增添了一个有艺术魅力,有时代特征,有鲜明个性的共产党员的生动形象——魏德胜而欣喜。
《归心似箭》写的是一个抗联掉队战士历尽艰难困苦去寻找部队的故事,论题材,并不新鲜;论情节,也不很曲折,为什么会具有如此的艺术魅力?是形象的力量,艺术典型的魅力。这是一部具有艺术美感、民族风格和时代特色的影片。它继承了我国电影的优良传统——写人,遵循艺术的普遍规律——塑造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整个影片中没有那种概念的说教,而是把要表达的思想溶合于形象之中。一句话,让形象说话,寓思想于具体的人物形象之中。
动作中的人物:电影是动作的艺术,没有动作就没有电影。创作者要善于通过动作来刻画人物,善于描写行动中的人。影片《归心似箭》正是通过主人公魏德胜掉队后在各种特定的规定情景中闯过重重难关找队伍的动作(具有鲜明个性的独特动作)来推动情节的发展,同时自然流露出影片所要表达的思想的。魏德胜掉队后面临的矛盾冲突是在三次截然不同的特定环境中的走与留。第一次是在讲义气的淘金穷哥儿们中,魏德胜冲破金钱关——走!第二次是在日本鬼子的刺刀下,魏德胜突破生死关——走!第三次是在王法不到的山坳里,魏德胜经受爱情关的考验——走!影片正是通过这金钱关、生死关、爱情关的考验,通过一个斩钉截铁的“走”字,表达了一个革命战士在极端艰难困苦的形势下坚定的革命信念,展示了一个共产党人在各种严峻的考验面前战胜重重困难,为理想而斗争的崇高品质。影片并没有让魏德胜直接来抒理想、谈信念,这一切都是通过他找队伍的行动来展示的。当战斗遭到挫折,小徐散布队伍完蛋的悲观论调时,他坚定地说:“……要找就找得到,咱们队伍完不了,剩下两个,剩下一个,咱们队伍也完不了!”在金钱的考验面前,魏德胜是怎样回答的呢?当孙海山将他的军:“有二两金子揣怀里,拿棒子打,也打不走啦!”他朴素而坚定地回答:“有二十两全给你,我走我的!”果然在分金子时他毅然不要自己该得的那一份,一旦取得了“国民手帐”,他立即离开金矿去找队伍。这里没有“英雄”的豪言壮语,没有“三突出”的英雄行为,但是通过这些质朴的语言和坚决找队伍的动作,揭示出了一个革命战士心灵的美。
恩格斯说:“人物性格不仅表现在他做什么而且表现在他怎么样做。”影片不是一般地表现他做什么——找队伍,而是着力地表现他怎么样做。编导在影片中精心地为主人公设置了三种截然不同的特定环境:带有传奇色彩的金矿;法西斯恐怖的监狱和煤矿;恬静、秀丽的山村。让他遇到三种不同的人:讲义气的穷哥儿们;极端凶残的敌人;善良、纯朴、可爱的玉贞,产生完全不同情况的“留”,从而展现了魏德胜一系列的怎么做和怎么走。影片呈现出不同的意境和色彩,既有引人入胜的传奇,又有撼人心肺的灾难,还有沁人心脾的抒情。导演采用了粗犷与细腻相结合的笔调,为我们勾画出一幅反差显著、绚丽多姿,丰富多彩的人物命运画。
性格化的语言:塑造个性鲜明、血肉丰满的艺术形象,不仅要有性格化的动作,而且还要有性格化的语言。关于影片中的对话问题,夏衍同志很早就提出,“对话冗长、一般化几乎已经成为电影的宿疾。”是啊,二十几年过去了,宿疾还是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在今天的银幕上,不是可以常常听到那种拙劣的借角色之嘴直接说出作者的思想的手法吗?那种“直、露、白”索然无味、可有可无的台词不是仍然常常可以听到吗?《归心似箭》那富有艺术魅力的生活化台词,一扫种种宿疾,令人耳目一新。我们忘不了董老利老汉出场时对魏德胜说的几句话:“除了山神爷,我三十年没有给人作过揖啦!好孩子,这不是冲你,是冲你们宁死不当他妈亡国奴的军队。”“这是天意,鬼使神差把你送到我们这地场来,老天爷要留着你,想必你有点用场。”三言两语,就刻画出了“这一个”,塑造了一个正直、刚强、风趣的老人。我们耳边时常回旋着小栓那充满孩子稚气、带有点口吃的可爱声音“叔叔,这是鸡给你下的蛋!”“鬼子咬人不咬?”“是妈妈叫我看着你哩!”我们忘不了那些充满自然、亲切、上口,带有浓厚民族色彩的语言:“我就王八吃秤砣——铁了心啦!队伍就是我的家。”我们也忘不了那些质朴的寓思想于形象语言的好台词:“哈,大爷儿,这年头,黑白颠倒,好,许是坏,坏,许是好。”多么生动,多么含蓄,又多么深刻啊。正是通过这些质朴、生动的台词,形象地展示出人物的革命理想和崇高品德。我们说有时一句精彩的性格化很高的台词能呼出一个人物来。确实是这样,日军翻译官在接受魏德胜的金子时有一句话:“成色不错呵!不他妈的图两个钱,谁他妈的捅洋屁股!好!做回好事,修个儿子,你好生上路去吧!”就这一句话,不是活脱脱地勾画出一个汉奸走狗的一副无赖相吗?
当然,剧作者在剧本中提供了好台词,还需导演处理好,演员道白好。我们的导演和许多演员都没有辜负作者的一片苦心。尤其是那些含蓄的,拥有丰富潜台词的道白。如当董老利当着魏德胜夸玉贞:“……象我侄女这样好的,你到王母娘娘的蟠桃宫也找不出第二个来。”玉贞说:“大爷,你这是咋的啦,我用不着你夸呀!”扮演玉贞的演员在导演的启发下准确地掌握了人物的性格,说出了台词的内涵。她既说出了玉贞当着外人被夸时不好意思的心情,又说出了在自己心爱的人面前被夸奖后的欢喜劲、得意劲,还有在长辈面前的那股子撒娇劲,都恰到好处。
民族化的风格:影片的另一个特点是创作者运用电影的艺术形式,反映了我们中华民族在那个时代的生活形态,社会风貌,语言习惯以及表达思想感情的方式。特别值得提一提的是在人物塑造上着力于民族性格特征的挖掘,这在男女主人公的塑造上都很突出。在他们身上集中反映了我们民族的性格特色、思想感情和高尚情操。试以玉贞为例,编导着重挖掘人物内心的美。恋爱关是塑造好魏德胜的一个关键,也是影片的高潮戏。要通过感情关塑造好魏德胜,首先必须全力刻画好女主人公齐玉贞。要使观众都喜爱她,如果玉贞不可爱,那么魏德胜爱她,为她苦恼,为她进行思想斗争就毫无意思,也损害了他的形象。银幕上这段戏所以沁人心脾,是因为编导为我们刻画了一个气质朴素、感情内涵、性格贤惠、思想高尚的中国农村妇女的形象。影片准确、细腻地表现了玉贞和魏德胜从军民关系发展到爱情关系的过程,她向魏德胜几次传情诉爱都富有浓厚的民族特色。在泉边挑水的抒情戏,编导、摄影、美工和演员运用我们民族的内涵隐秀手法抒发男女主人公的深情。剧本中是这样描写的:
山泉边——泉水如镜。玉贞,魏德胜身影同时映在水面上。
“可不近啊,当初你是咋把我弄上去的?”
“背,背不动就拉,我也不知道咋有那儿大的劲儿。你比死黑瞎子还沉呢,死沉死沉的!”
“要不是你,我早喂黑瞎子啦,这恩情可是俺没法报答的恩情!”
“哎哟,我可就等着你说这句话呢!你这人的嘴还怪甜呢!那你一天就给我挑两趟水”。
“那容易!我就一天给你挑两趟!”
“挑到我儿子娶媳妇,挑到我闺女出门子,给我挑一辈子!”
魏欢喜地问:“挑一辈子?”
玉贞连羞带笑地:“挑一辈子!”
银幕上展现在观众面前的犹如一幅富有艺术魅力的中国抒情水墨画;一首闪烁着耀眼光彩的中国古典抒情诗。它给人以心灵上美的享受,掀起人们心中一阵阵情感的涟漪。这里没有哭哭啼啼、打打闹闹;没有“我爱你”、“你爱我”的柔声细语;没有拥抱,接吻;也没有树林里、花丛中高速的嬉笑追逐。艺术家们在极力寻找那个时代中国农村妇女表达感情的特点,深入挖掘中华民族性格的内在美。它是电影民族化、特别是塑造具有民族特征的典型人物的一次成功尝试。
影片也存在着一些美中不足的缺点。如伪军老兵在哨所里为何冒生命危险救魏德胜,思想根据表现得不够充分;在煤矿中他与魏德胜的战斗友谊也渲染得不够。由于这一人物有些逊色,使得整个煤矿的戏不够生动。还有齐大爷回家听说魏德胜与玉贞相爱的事,喜出望外,这里孕育着一场好戏。可是银幕上表现的还是金矿戏的重复。如果处理好,齐大爷的性格在这里应有所发展,并推动矛盾进一步向前发展。
(附图片)
《归心似箭》一镜头:齐玉贞(斯琴高娃饰)对魏德胜(赵尔康饰)说:“你是个有心胸,有志气的人,昨晚给我爹说啦,我爹也不怪你了,你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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