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石头的歌
刘先琴
伏牛山是我的家乡，三十年来，几次出山，几次回乡，山变了，人变了。且不说在我的眼里，这里的一草一木都充满了生命的活力。那奔腾的林涛，喧闹的山溪，吱喳的小鸟，甚至风儿吹过山谷，似乎都带着一种特殊的音响，象一首首美妙的歌。就连伏牛山的石头也使我惊讶，使我震动。对于这样深山野岭的巨变，石头是最清晰的目睹者，而且石头还为此而歌唱呢！当然这一支歌是和伏牛山以及伏牛山的人联系在一起的……
伏牛山的岩石哟，你何时有了声音？是谁给了你嘹亮的喉咙？踏着那熟悉又陌生了的山路，我思考着，寻找着答案——
脚下是一片湿润的石滩，层层的卵石，你们还记得那个扎毛辫的小姑娘吗？那时，我第一次进山，远远地拉在妈妈后边，在这里贪婪地把你装进口袋，塞得衣服胀鼓鼓的，惹得来接我们的石头哥不住地笑。直到住了下来，我才明白他为什么发笑，原来，你的家族太多了，沟里、坡上、地头、崖畔，到处都是！石头哥给我说树林里的小鸟、蘑菇，河湾里的螃蟹、小鱼，却从没有告诉过我关于你的事情。然而，我还是深深地喜爱着你。我爱坐在清凉的石凳上，趴着平展展的石桌看小人书，吃红米饭；爱跳过一个个的石墩桥，到林子里采木耳，找野果……那时，我觉得你是沉默的。时间长了，我才知道，石头，你并不是伏牛山的“哑巴”，你是有声音的。然而，那是一种什么声音哟：“吱吱呀呀”……寻声走过去，我看见了一个大大的石滚，被一只黄牛拖着，在石盘上滚动。奶奶扫起石盘上的稻子，用簸箕吃力地簸去糠皮，我吃惊了，问道：
“奶奶，大米是这样变白的吗？”
“哦，就是这样”。
“城里粮店那么多，那么白的米，都是石头压出来的吗？”
“傻妮子，那是机器打的！”
“那咱这儿咋没机器呢？”
奶奶望了一眼黑糊糊的群山，叹了口气：“咱这儿石头太多了！”
就是在这儿，我认识了一个爱石头的老人。那是在十年动荡的年月里，妈妈送我到这偏远的山村里和奶奶住了下来。一个夏日的黄昏，我和小伙们一样，打着赤脚，卷起裤腿，背一篓青草回村。远远地，看见一个人在河边徘徊，走近时，他已踏上了石桥，留给我一个背着背包，提着大旅行袋的背影。我三步两步就赶上了他，用光脚拍打着水面，催促他快走。他回过头来，原来是一位鬓发斑白的大伯！我脸红了，搭讪地说：“我帮你提包，好吗？”他再三推让，终于答应了。哟，好重的旅行袋。我不禁朝那合不住的拉锁缝里望了一眼，哈，全是一块块的石头！这位老人，难道也是第一次进山，和我一样爱上了这儿的石头吗？过了桥，我们并肩走着，我觉得手中的提包越来越重，忍不住说：“大伯，我们这儿石头多得很呢！”
他真的喜欢石头，蛮有兴趣地问：“是吗？都在哪？”
“哪里都有。喏，瞧你脚下，田埂上，还有，对面山坡上才多呢，还是红的，比这好看的多！”
“红的？小同志，哪天你带我去看看好吗？”
这真是一个奇怪的老人，他在我们村上住下了。听人说，他是城里地质研究所的一个什么“家”，到这儿“改造”的。他和大伙一起劳动，收工时，让我带着到处找石头。谷底，崖旁，他向我打开了一个美丽神秘的世界。多新鲜呀，这漫山遍野的岩石，曾经是炽热奔突的岩浆，是随风飘动，随波逐流的微尘，而我们的地球，又是那样变化多端，今日沧海，明朝桑田……他还指着崖畔石壁上那依稀可见的波纹告诉我，咱们生活的这块地方，很多年以前是大海的海底，后来，地壳发生变动，海水干涸了，海底站起来了，成了一座座高山。这群山有做化肥的磷矿石，炼钢的铁矿，做催化剂的矾矿石，还有珍贵的白玉……我没见过海，可我觉得，大伯的心胸就是一望无边的大海，听说，海是很深，很广的……
有一次，我问大伯怎么知道这许多事情，他指着地上摆满的石头说：“它们告诉我的。”伏牛山的岩石哟，你什么时候把自己的经历、见闻悄悄告诉了大伯？是在月朗星稀的夜晚，他在煤油灯下用放大镜一遍遍端详你的时候，还是在骄阳似火的中午，他在山谷里用铁锤轻轻地敲击你的时候？你怎么不说话呀，要是你能开口，把你知道的一切都告诉我，该有多好呀！想不到这飘渺的情思，数月以后会成了强烈的愿望！
那天，就在这盘石碾上，大伯被批斗了，罪名是不接受“改造”，继续走“白专道路”。队里那几个“最革命”的人，把一块黑石头用绳子绑了，挂在大伯脖子上，说这象征“顽固不化”。石头哟，你压疼了多少人的心哪！你说话吧，告诉人们，伏牛山有多少待采的珍宝，待开的矿藏，为了这些，面前这位老人曾付出了多少心血，洒下了多少汗水……
当我流着泪，在茅屋里把这些告诉大伯时，他苍白的脸上竟然浮出坦然的微笑：“将来，石头一定会说话的，总有那么一天，妖魔鬼怪一定要露出原形的，我们祖国再也不能这样贫穷下去了！它还要唱歌，一支胜利歌！”
……石头终于开口了，歌唱了。几天来，我是用心儿在倾听那非同一般的音响——在公社的工艺场，我听见雪白的大理石在电锯下隆隆地歌唱着，透明的碧玉在姑娘手中的钻头下沙沙地歌唱着；在县城的炼矾厂、磷肥厂里，我听见矾矿石在焙烧炉里歌唱，磷矿石在分析塔里歌唱……这是一支富有怎样魅力的歌儿呀。它引来了汽车，火车，一厢厢拉走了光洁的大理石板，栩栩如生的玉雕花卉，拉走了一袋袋催化剂，化肥，又拉来了拖拉机，粉碎机，碾米机……
伏牛山的岩石哟，你歌唱着，送走了贫困，艰辛，带来了幸福，欢乐。曾为你蒙受冤屈的大伯，听到这歌声，该会怎样的兴奋、激动！我急匆匆地奔向山村，寻找那熟悉的茅屋，然而，映入眼帘的却是生产队的加工厂，地质队的绿色帐篷……同行的同志告诉我，他已经回研究所了，老人是在一九七六年温暖的金秋告别伏牛山的……
我把模糊的泪眼投向远方，大伯，你走了，此时，是在研究所思考，还是在高山上跋涉，你大踏步走着，前面，是万仞石峰，身后，是声声歌唱……
石头，当人类的祖先还成群穴居山洞的时候，你就砰然作响，爆发出第一点明亮的火花，照耀着祖先一步步走向人类社会。随着历史车轮的转动，你曾是武器，在沙场上呼啸；你曾是农具，在田野里叹息……今天，只有今天，你才能在中国的土地上唱着歌儿加入新长征的行列，用自己的语言告诉人们：科学的春天到了！祖国的每一寸土地都插上了翅膀在飞翔，社会主义道路是谁也阻挡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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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南国旅游三曲
韩笑
我爱珠江唱花城我爱珠江唱花城，满江歌声流花影。风热情，雨热情，木棉金凤伴我行。赞美荔枝湾，流连萝岗洞，怀念火炬黄花，更敬旭日红陵。啊！珠江！你热情的歌，唱出我的心声：五羊传万代，花城出英雄！我爱珠江唱花城，满江花影飘歌声。山多情，水多情，兰圃花塔伴我听。心飞镇海楼，神驰摩星岭，欲去虎门远航，更乘白云长征！啊！珠江！你多情的歌，唱出我的心声：三水通四海，花城连北京！
我在湘江之滨漫游我在湘江之滨漫游，喜晨雾晚霞迎密友。山随波影动，鱼逐彩虹羞。多情浪对我弹奏：听屈原杜甫……更有毛泽东，一代风流，代代风流。为谁主沉浮，多少豪杰龙吟锦绣，响彻全球。啊，湘江，你是中华民族
历史的长河，我在你身边漫游，你激荡我青春的歌喉…… 我在湘江之滨漫游，爱枫叶杜鹃忘春秋。云追帆影飞，人在画中走。相思柳向我招手：看爱晚亭、清水塘……勿忘桔子洲，此处堪留，处处堪留。为扭转乾坤，多少英烈，
血催繁花，
红遍神州。啊，湘江，你是中华儿女革命的长河，我在你身边漫游，你激励我为真理奋斗！
漓江美，最美在何方漓江美，最美在何方？是水秀？是山奇？是洞内仙宫？是两岸画廊？你不要说，让我慢慢想……漓江啊，漓江！神奇的江，神话的江！不是梦乡，胜似梦乡！漓江美，最美在我的记忆里，她永远给我幻想……漓江美，最美在何方？是烟雨？是斜阳？是石上题刻？是千古绝唱？你不要催，让我慢慢讲……漓江啊，漓江！迷人的江，醉人的江！不是天堂，胜似天堂，漓江美，最美在我的幻想中，她永远给我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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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揭发〔快书小段儿〕
赵连甲张师傅火儿难压，跑到厂部去揭发。没进门先把书记叫：“书记，这股风必须彻底刹！”……进屋看书记人不在，秘书一笑把话搭：“张师傅，啥事火气这样大？”“我揭发王大抄和那个李大抓！”“王大抄、李大抓是那个？”“是咱厂有名的那对儿‘大划拉’！他们把公物变成‘私有化’，想靠偷摸来发家，除了烟囱、锅炉搬不动，剩下有啥划拉啥。群众没少提意见，可大抄、大抓照样拿。刚才我看见他们俩，这个抄来那个抓：王大抄抄走油漆、乳胶和木料，李大抓偷走弹簧、螺丝和一捆麻。为什么他们越偷越摸胆越大？为什么这股风刹不住来还在刮？我来向书记揭发他们俩，不准把社会主义墙脚挖！”秘书连说：“对对对，这样人应当揭露受惩罚！可书记今天休病假，找书记请您到他家。”
（白）“好！”张师傅来到书记家，一进院，他两眼发直变哑吧啦！为什么老张师傅不说话？王大抄、李大抓正在帮书记做沙发。
（转载自一九八○年第一期《曲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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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追思〔文艺回忆录〕
柯灵
郑伯奇同志逝世将近一年了。去年春天，我还在洞庭西山避嚣，乡居闭塞，过了许久，才辗转传来这不幸的消息。后来回到上海，又陆续听说了他晚年生活的一鳞半爪。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四人帮”公开亮出黑幡：要革革命者的命。伯奇同志自然不能幸免。最后他虽然亲眼看到这些妖魔丑怪落得应有的下场，自己却已经被摧残得身心俱惫，只好在病榻上迎接大地的复苏。传闻他临终的情况也相当暗淡。听到这种消息，心里就象垂着一团偌大的铅块。
这一两年间，打唁电，送花圈，参加追悼会这一类的事，真是经得不少了。长逝者有的是我的同辈，有的是前辈。在这种时刻，除了伤痛悼惜，同时也听到了暮年向自己叩门的声音。生老病死是不可违拗的自然规律，生存、学习、工作、战斗，踏踏实实地行进，自自然然地物化，留下的是对人世或大或小的劳绩。这原也是坚实而动人的人生篇章。不象古人所说的那样虚惘：把世界比作蓬飘萍寄的逆旅，把光阴看作无牵少挂的过客。但现在特别逗人哀思的，却是许多本来无垢的灵魂，在临终的时刻，还得由党和人民为他们洗雪冤秽，这才真是我们这个时代极大的悲剧。
三十年代曾经蒙受可怕的恶名，凡是曾和三十年代的文坛沾过一点边的，就可以闻到刺鼻的血腥气。但屠刀并不能砍掉历史的真实，当年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的炽烈，压迫与抗争的白热化，革命者的皇皇战绩与斑斑血痕，还彰彰在人耳目。以一九三二年（上海战争以后）为起点，左翼文化运动开始向电影领域进军，最初的拓荒者中，就有夏衍、阿英、郑伯奇这些同志。——为了模糊反动统治者的视线，他们用的是黄子布、张凤吾、席耐芳的假名。“五四”以后，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如水银泻地，遍及文学艺术的各个部门，而电影却是唯一的例外。这一门最年轻和现代化的艺术，偏偏是典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文化堡垒。只是到了这个时候，才出现了引人注目的突破。新的人物，新的故事，新的思想、感情、风格，开始在银幕上登场。这些作品，尽管在今天看来，很多还不够成熟，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它们象刚刚萌发的草木，给观众带来了沁人心脾的青春的气息。中国电影艺术的一代新人——编剧、导演、演员、作曲家、摄影家脱颖而出。上海著名的报纸上，普遍地开辟了电影专栏，锋芒毕露的批评、论战风起云涌，吸引着社会的视听。生意蓬勃的气象，宛如钟鼓齐鸣，给中国电影界迎来一个崭新的时代。当时身历其境的人，至今回想起来，还是不能不为之神往。
郑伯奇同志是创造社的主要成员，而又和鲁迅先生有较融洽的关系。他早年就参加过辛亥革命，三十年代是他最活跃的时期。他是“左翼作家联盟”的筹备人和常委，还参加了“左翼戏剧家联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左翼电影运动兴起，他又是积极的参与者，朋辈戏呼他为文学与电影的“两栖动物”。他写电影剧本，写电影批评，还致力于引进十月革命后在苏联登场的新兴电影艺术理论，普多夫金的《电影导演论》和《电影脚本论》，就是他和夏衍同志合译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的某些主张，例如为了促使中国电影尽快脱离幼年阶段而突飞猛进，他呼吁对电影艺术理论作分门别类的专门研究，呼吁其它姊妹艺术的研究者参加电影行列。他认为中国电影不但要向苏联电影学习，还要借鉴西欧优秀的电影艺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应该“虚心坦怀”，而不要“偏执武断”。从这里可以看出他沉潜的思想的闪光。
我是作为一名摇旗呐喊的小卒，卷进这一场电影革新运动的。邈远的岁月已经使往事如烟，只有一点，历经时间洪流的磨洗而不损其光辉，那就是几位我当时亲炙过的前辈风仪。他们有一种非常突出的共性，是平易近人，不遗余力地吸引后进。而这正是使世界不断前进的引力。我认识这位席耐芳先生的初期，并不知道他就是伯奇同志，后来哑谜揭晓了，刹那间我的确充满了疑幻疑真、又惊又喜的复杂心情。我和伯奇同志之间，光是年龄，就隔着一大段；但各种各样的距离并不妨碍我和他的接近。这里试举文字上的交往为例。党的电影小组成立以后，原来沉闷的局面很快打开。一九三三年春，“中国电影文化协会”成立了，这是一次真正的群英会，影坛知名人物第一次集合在进步的旗帜下，宣言要共同建设“新的银色世界”。为了给这种欣欣向荣的景色增添热闹，伯奇同志在同年七月创办了《电影画报》。我记得大世界附近有一间临街的小楼，是“协会”的经常活动场所。《画报》筹备期间，伯奇同志特别约我在小楼上谈了一次。《画报》出版以后，我也就是主要的写稿人之一。我有个朦胧的印象，当时以唯美派著称的青年导演蔡楚生，正处在从象牙之塔到十字街头的转向时期，伯奇同志和我商定，由我在创刊号上写文章介绍蔡楚生。一九三四年，我在《大美晚报》华文版创编了一个《文化街》周刊，伯奇同志给了我最有力的支持，他几乎每期都有文章发表，后来收在《两栖集》里总题为《星期一通讯》的一组文艺论文，就是他在《文化街》经营的果实。一九三五年二月，伯奇同志创办和主编的《新小说》，是对文学通俗化的一个尝试。根据他自己的说法：“真正伟大的艺术作品都是能够通俗的”，“同时有生命的通俗作品也都是在艺术方面很成功的”，他的理想是统一本来不应有的艺术与通俗的矛盾，使左翼文学运动“深入一般读者大众”中去。他主编《新小说》，在时间上和《电影画报》相衔接，可以看出其间显明的血缘关系，那就是电影创作与理论的实践使他看到了文艺和人民的相互影响和力量。这种主张，得到鲁迅、郭沫若、茅盾、郁达夫、老舍和其他著名左翼作家的积极响应，有的还在《新小说》上作了通俗小说的实验。《新小说》后来并没有发生它预期的社会影响，但无疑应当看作是左翼文学力求向纵深发展的一个标记。我当时是一名货真价实的文艺学徒，伯奇同志却热心鼓励我写了长篇小说《牺羊》。这篇小说的题材，也是出于他的提议。他说电影界新旧势力的矛盾很突出，这是社会矛盾的具体反映，其中形形色色的人事浮沉，都是很吸引人的素材。这无疑是一个很好的设想。遗憾的是我没有写好，辜负了他的期望。因为对我当时的负荷能力来说，这确实有点超载了。事实上，如果没有伯奇同志热情的鼓舞，我决不会有勇气爬这个高门槛。后来因为《新小说》的夭折，《牺羊》也没有终卷。现在想来，《新小说》的不能永年，是一件很可惋惜的事，也是一件很自然的事。解放以前，国统区的新文学运动，始终徘徊在知识分子阶层，连小市民的圈子里也未尝涉足。作者和读者似乎有同样的“洁癖”，对通俗文学望而却步。左翼文艺运动虽然努力要冲决这个樊篱，和工农群众相拥抱，但主客观条件都不成熟，仍然停留在可望而不可即的阶段。人的主观能动性是无限而又有限的——谁也无力做超越时代的事。但能够立足现实而着眼于未来，本身就是一个伟大的起点。
郑伯奇同志的性格是比较内向的，蕴结的热力表现为待人接物的亲切随和。他的特点是扎扎实实地埋头苦干，而说话不多，在我和他接交的四、五年间，不曾听到过他的高谈阔论。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上海迫近沦陷以前，他决定离开这个生活和战斗了多年的城市。我到他环龙路寓所送别时，他和他的夫人正忙于整理行装。那是一个明丽的秋日，但战争的气氛和惜别的心情压得我沉甸甸的。当时草草一别，从此在战火纷飞之中，不曾互通音信。我一直蛰居在称为“孤岛”（后来沦为陷区）的上海，形同拘囚，连关于他的消息也没有听到。
直到一九六二年春天，他到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我也正好在北京，听到消息，立刻到民族饭店去看他。那已是阔别二十五年之后，经历过几番旋转乾坤的世变，他老得多了，但谨饬谦抑的风格没有变。我们互道了别后沧桑，他也依旧是那样平易近人，令人如坐春风。隔了几天，他在文联扩大会议上作了一次发言，谈的是陕西省文艺界的情况，占的时间比较长；我静静地坐在台下，看到周围反应的冷淡，不知为什么，心里感到很惆怅。以后想到他，这个场景就会无意地浮现出来。我这才感到，谈吐肆应的工夫，恐怕正是他所缺少的。“沉默为佳”，倒是他的本色吧。
此后经历的是政治上完全出乎意外的严寒季节，我从此再也没有机会看到他了。
伯奇同志溘然长逝的时候，已经是八十五岁的高龄。从他十五岁参加同盟会算起，已经为革命勤勤恳恳地苦干七十年，是到了应该息肩的时候了。他是为中国左翼文艺冲锋陷阵的前驱者之一，历史纪程碑必将以适当的地位镌上他的姓氏。我作为他的后辈，年轻时受过他殷勤的扶植，现在“垂垂老矣”，却始终没有向他表达过我私心的感激，因为我知道，慷慨无私的援助决不期待对方的谢意。但我怎么能够忘记呢，尤其是一别四十余年，天各一方，我不曾对他有过一丝一毫的答报，甚至他与世长辞之际，我也因为消息阻滞，一无所知，不曾有半点悼唁的表示，这真是我不可补救的遗憾。听说伯奇同志谢世之前，还殷殷以祖国的四化和社会主义文艺的繁荣为念，但愿我能以有限的余年，勉力为此献出微薄的力量，以告慰我的前辈和故人于地下吧。
〔编者附记：今年三月二日是“左翼作家联盟”（“左
联”）成立五十周年。我们热切盼望三十年代参加左翼文
学、戏剧、电影、音乐、美术活动的同志，都来写“文艺回
忆录”，追叙三十年代革命文艺运动的功绩，缅怀为中国无
产阶级文艺事业作出过贡献的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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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祖国的怀抱〔套色木刻〕 杨麟阶 李昌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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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龙羊古峡起宏图〔木刻〕 曾道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