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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民主与法制》今年第一期出版
本报讯 上海《民主与法制》一九八○年第一期，刊登了司法部部长魏文伯对该刊记者的谈话。魏文伯同志指出，“司法部是主管全国司法行政工作的机关”，它的主要任务，是管理各级人民法院和专门法院的司法行政工作，对这些法院的设置、人员编制、办事机构加以规定；管理和培训司法干部；协同有关部门，管理政法院、校，培养各类司法专业人员；管理律师、公证工作；组织开展法律宣传和法制教育活动；等等。
这一期发表的张友渔同志《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的相互关系》一文，比较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法制的基础，社会主义法制是保卫社会主义民主的武器”，社会主义法制的“内容和制定程序、执行手续都必须以社会主义民主为基础”。
江伟、杨大文在《一定要制定民法》一文中指出，“为了使我们的经济工作更好地反映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把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制度化、法律化，制定一部调整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民法是完全必要的。”他们不同意有些同志用“经济法来代替民法”的主张，认为“经济法并不能构成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更不能代替民法”，“民法和其他经济立法”，“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
这一期《民主与法制》，还有“看《权与法》笔谈”、法律知识问答、案例讨论、大家议论、法律顾问等栏目，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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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四川省委组织老干部写回忆录
自从党中央号召全党研究党史并且应用党史、革命史教材对广大干部和群众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以来，四川省委组织有关单位，初步进行了一些工作。目前，他们着重抓了以下几个方面：
①红军长征在四川的有关历史资料，如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过大渡河、过雪山草地、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党中央在川召开的几次政治局会议、川陕革命根据地及其他有关革命历史资料。②抗日战争时期以周恩来同志为代表的南方局领导的革命活动。③四川地下党斗争历史资料。辑录与四川革命有关的重要历史人物，包括籍贯四川和籍贯不属四川但在四川从事革命活动较长时间的领导人，革命烈士活动的材料。在收集材料的基础上，分别建立一些小型的研究会，对材料进行核实，对问题进行分析讨论，然后分别整理成革命回忆录、党史、革命史资料，条件成熟时再编成四川革命史或四川革命史资料长编。（肖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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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论文摘要
坚持学术研究 探索客观规律
时鸣
八十年代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关键的十年。四个现代化的建设，对于我们来说，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一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领域，都存在着许多未知的“自在之物”，需要我们去探索和解答；也还有许多尚未发现的领域，需要我们去开拓。
学术理论研究的主要方向就是探索未知，发展真理，即探索和阐明尚未发现和未被说明的东西。它要解决的是已知与未知的矛盾。只有探索未知，才能使“自在之物”不断地转化为“为我之物”，从认识的必然王国转化为自由王国。只有探索未知，才能有所发现，有所前进，才能有科学预见，使理论走在实践前面去指导实践。长期以来，我国社会科学理论工作的主要精力放在注释经典著作，宣传领袖言论，解释政策和口号，缺少独立的学术理论研究，因而造成思想僵化，教条盛行，理论落后于实践，象样的学术理论著作很少。这种状况如不迅速改变，理论就不能提高和发展，势必阻碍我国四个现代化的进程。
我们不能用政治表态和政治宣传去代替学术研究和学术讨论。如果把学术研究当作一时一地的具体政策宣传和具体政治任务的工具，就会大大降低学术理论研究工作的要求和责任，不可能使我们的学术论著在前人成就的基础上添加新的东西。其结果只能是“天下文章一大抄”，还谈得到什么学术研究，探索未知？
学术研究领域和研究课题是非常广泛的。既要探索现状，也要探索历史和未来；既要研究中国，也要研究外国；既要研究具体的历史事件和历史过程，研究一定历史阶段的具体规律，也要研究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既要研究具体学科的应用理论，也要研究一般学科的基础理论。有一些研究课题虽然不能直接适应今天的需要，但可能适应明天或未来的需要。在十九世纪，社会主义也不过是一种猜想，只是由于马克思的精心研究，空想社会主义才变成了科学。没有空想社会主义也就没有科学社会主义。现在，科学社会主义还要在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检验和发展，还有许多未被解开的谜，需要我们去探索和回答。当前我国学术界正在讨论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社会主义阶段规律性问题、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及经济体制问题、我国现代化道路问题、社会主义人口问题、民主问题、法制问题、文艺和政治的关系问题等等，对实现我国四个现代化的关系极为密切。结合我国三十年经验的回顾和总结，深入探讨这些问题，提出新的创见，写出有学术价值的论著，提出有根据的建议，就是学术理论研究为四个现代化服务。
学术理论研究工作要为我国的四个现代化服务，要探索新情况、新问题，就得深入实际，通过调查研究，掌握大量的系统的历史资料和现实资料。理论是历史运动和现实经验的概括，离开了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离开了历史和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理论就变成了空中楼阁；离开了我国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就不能发现新情况、新问题，那就根本谈不到检验理论，探索未知，创造新的理论。
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是理论工作的基础和出发点，但并不是理论研究的终结和归宿。实践是理论的基础，但实践不能代替理论，实践不等于理论。调查可以提供非常丰富的新鲜资料，可以接触到大量实际现象，但了解事物的现象不等于理解了事物的本质和掌握了事物的规律。理论研究工作的任务，在于通过对大量实际材料的分析，透过现象看到事物发展的规律。因此，学术理论研究工作者必须重视理论思维，必须通过深刻的理论分析揭示事物的内在联系，决不能满足于排比材料，罗列现象。
探索未知的一个重要前提是掌握已知。掌握已知是继往，探索未知是开来。任何科学研究都要以前人的思想资料为出发点。无论是探索历史，探索现状，探索未来，首先要了解前人已经进行过哪些探索，得到了哪些成就，有哪些经验教训，还有哪些问题没有解决。这样才能避免把已知当未知，事事从头摸起，才能避免前人已经走过的弯路。只有掌握了前人已经获得的成就，才能在前人已知的基础上超过前人。因此，系统地完整地收集、整理和研究中外古今的学术思想资料，是探索未知的重要条件，也是提高学术理论研究水平的关键之一，决不能轻视。
在探索真理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不同观点，不同学派的争论。百家争鸣正是学术研究发展规律的表现。探索真理，发现真理，用实践检验真理，都是极为复杂的认识深化过程，需要通过共同研究，共同讨论，各抒己见，取长补短，取得比较全面的认识。因此，在学术研究和学术讨论中，必须提倡同志式的、友好的自由讨论，提倡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的作风。要允许批评，也要允许反批评；要允许坚持真理，也要允许修正错误。要真正做到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要坚决反对那种专横武断、动辄整人的学阀作风。多年来的经验证明，用行政手段强制推行一种学术观点，打击和排斥另一种学术观点，既不利于社会主义学术事业的繁荣发展，也不利于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建设。在五十年代后期和六十年代，如果能够正确地坚持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正确地对待杨献珍反对主观唯心主义的哲学观点，正确地对待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和综合平衡论，正确地对待孙冶方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正确地对待李平心的生产力理论，正确地对待秦兆阳的现实主义广阔道路论和邵荃麟的现实主义深化论，正确地对待邓拓、翦伯赞、吴晗等同志提出的学术见解，虚心地汲取他们的正确意见，接受他们的合理建议，那末当时我们工作中的主观主义错误，违反社会主义客观规律的错误，也许有一些可以避免，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就能比较顺利地发展，我们的学术研究也会有可观的成就。可惜不但没有这样做，反而以种种莫须有的罪名把他们打了下去。学术理论上的不同见解，乃至世界观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分歧，往往不是几年、几十年能够解决的，应该允许长期争论，长期共存。在这方面，一切简单粗暴的办法不但无济于事，而且是十分有害的。
要继往开来，必须发现、培养和选拔社会科学研究人才，这是当前一个十分重要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怎样改变人才难出、人才难得的局面？很重要一条是要尽快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真正贯彻“用人唯贤”的组织路线，坚决抛弃光看资格、学历、职务、级别、名气，不看真才实学的封建传统。要坚决反对重用那些既不调查研究，又不从事学术著述的“学官”和空头理论家。要坚决改变不顾才能高低和贡献大小，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吃“大锅饭”的现象。资格、学历、职务、级别、名气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一个人的才能和专长，但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古人说得好：“良剑期乎断，不期乎莫邪；良马期乎千里，不期乎骥骜。”（《吕氏春秋·察今》）只要能削铁如泥就是宝剑，只要能日行千里就是骏马，而不在于宝剑和骏马的名称。
培养人才和发现人才也要通过百家争鸣。百家争鸣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在百家争鸣的学术活动中，不但可以考核一个人的才能和水平，而且能够看出他的勇气和品德，因而最能发现人才。在百家争鸣中，滥竽无法充数，落后必然淘汰；而谦虚好学，勇于进取，敢于争鸣，又有真才实学的人才，必将为人们所发现。我们欣喜地看到，现在全国各地哲学社会科学战线上许多著名的中年骨干，就是在五十和六十年代百家争鸣中崭露头角的青年。
（摘自上海《学术月刊》一九八○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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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论政策的稳定性
《江西日报》理论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国形势发展很快，尤其是广大农村，到处呈现五谷丰登，六畜兴旺，人欢雀跃，喜气洋洋的景象。
大好形势是怎样得来的？群众都说，这是由于政策好，人努力，天帮忙，而首要的一条是政策好。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下到农村以后，广大群众干部无不说这是爱民政策、富民政策，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党的政策的确如春风化雨，给广大农村带来了勃勃生机。
如何巩固和发展农村的大好形势，加快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民有句话说得很概括：“去年靠政策，今年靠稳定。”这是他们的切身体验，也是他们的真实心愿。一
党在农村现阶段的基本政策要稳定，这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
政策的稳定性，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的要求。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会产生什么样的生产关系；每一种生产关系，都是适应于一定的生产力状况而建立起来的。一种生产关系一经形成，又是相对稳定的，因为在它建立起来以后的一定时期，对生产力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它的相对稳定是生产力发展所必需的。党的政策不是任意的，想制定什么政策就制定什么政策，而是要适合这个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从而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同时，党的政策也不是权宜的，想变就变，而是要受生产关系稳定性的制约，并且帮助这种生产关系的巩固和发展。这就是说，政策的稳定性，是由生产关系的稳定性决定的，归根结底是由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的。只要生产力性质没有发生质的变化（在一定的发展阶段，生产力性质一般是不会发生质的变化的），生产关系就不会发生大的变革，党在这个阶段的基本政策也就要稳定不变。这就是革命发展的阶段性。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论者，认为在各个历史发展阶段之间，没有隔着也不允许隔着万里长城；我们又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发展阶段论者，认为不同的发展阶段反映事物的质的变化，不应当把这些不同质的阶段混淆起来。不但各个社会历史发展之间有大的阶段性，而且在每个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中，还有若干较小的发展阶段。我们党认真区别各个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也就在每个不同的发展阶段采取不同的基本政策，以适应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
政策的稳定，又是社会政治安定的重要保证。我们要在本世纪内实现农业现代化，实现四个现代化，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这个前提，是根本不可能的。粉碎“四人帮”以来，全国安定团结，这个局面来之不易，我们必须珍惜它，爱护它，发展它。而要做到安定团结，重要的一条，就是要稳定政策。“政策稳定人心定”，如果政策多变，人心就会浮动，社会政治安定必然会受影响。因为任何政策都牵涉到群众的切身利益，群众对它是最敏感、最关心的，反映也是最强烈的。在这个问题上，稳定农业政策和农村经济政策具有首要的意义。我国农村有八亿人口，占全国人口总数的百分之八十，只要农民这个大头稳定了，全国也就基本上稳定了。政策稳定，社会政治安定，大家就可以安下心来搞建设，四个现代化的实现也就是一定的了。
政策的稳定性，还在于经过实践的检验，证明它是正确的。我们的一切政策是否正确，最根本的是要看它是否符合发展生产力的需要，能否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多年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特别是一年多来的实践证明，党在农村现阶段的基本政策，是符合目前我国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的，它代表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心愿，反映了一定历史阶段的客观经济规律，因而能够极大地调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而群众的生产情绪，则是测量政策正确与否的寒暑表。实践证明，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各种形式的责任制，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允许社员经营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等等，使广大农民感到他们经济上的物质利益得到了充分的关心；尊重社队的所有权和自主权，实行民主管理等等，使广大农民感到他们政治上的民主权利得到了切实的保障。有了一定的物质利益和政治权利，蕴藏在广大农民身上的极大的生产积极性，就会象火山一样迸发出来，促进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就拿江西省来说，一九七九年粮食总产量达二百四十七亿斤，比历史最高水平的一九七八年增长百分之九点八。这正是政策管了事，政策出威力。经过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政策，我们就应该长期稳定，不能轻易改变。否则，就会失信于民，降低党的威信，影响党群关系，破坏工农联盟，严重挫伤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二
对于党在农村现阶段的基本政策，广大农民拍手叫好，同时也较为普遍地担心：会变吗？有的社员说得好：“不怕天，不怕地，就怕党的政策变。”这是当前农村中一个带普遍性的思想问题。由于怕变，也就出现了这样一些情况：例如，去年丰收了，有的生产队积累却留的很少，怕心血来潮，变体制。有的作业组把超产部分粮食私自分掉，不报产量，怕夜长梦多，不能兑现。
群众怕变，有历史的经验教训。农业合作化后二十多年来，我国农业的发展走过了曲折的道路，广大农民深受政策多变之苦。政策大变就有过两次。一次是一九五八年。那年上半年形势很好。可是，在大好形势面前不谨慎了，头脑发热了，在经济工作的指导上违背客观规律，执行了许多“左”的政策，刮起了“共产风”。一次是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阴谋集团推行极左路线，在农村实行“穷过渡”、“吃大锅饭”、“割资本主义尾巴”等极左政策，极大地挫伤了广大社员和干部的积极性。这是大变，政策小变还有多次。俗话说，一朝被蛇咬，三年怕草绳。一之谓甚，何堪重乎？政策变来变去，使群众形成这样一种印象：“困难时期讲政策，形势好了讲‘风格’。”去年落实政策丰收了，今年会不会又讲起“风格”来？人们很自然地会想到这个问题。
群众怕变，实质是怕“左”重新抬头。因为农业合作化以来政策多变，主要是由左倾思潮造成的。左倾思潮造成的危害，在农民心里留下了深深的伤痕。如果让“左”重新抬头，脱离生产的政治运动就会跟着而来；运动一来，党的政策也就要受干扰，遭破坏。我国农业的发展走过了曲折的道路。原因在哪里呢？不是象林彪、“四人帮”所捏造的那样，因为存在一条右的、修正主义路线，恰恰相反，是因为较长时间存在着左倾思潮。应当记住这个花了很大代价换来的历史经验教训。要彻底肃清左倾思潮和极左路线的影响，也不是一朝一夕之功，而是要经过长期的努力，切不可掉以轻心。
群众怕变，也是由于在落实党的政策过程中，仍存在着“左”的影响。这种“左”的影响，目前突出地反映在一些干部“怕右”的情绪上。这种“怕右”的情绪，表现是多方面的。有的对党的政策不太理解，将信将疑；有的因为过去挨过批，受过整，现在执行起来便顾虑重重，左顾右盼，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还有少数同志认为现在的政策就是右了，因而存在着抵触情绪。这种种表现，实质上都是“左”的影响在这些同志身上的反映。由于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流毒和影响，使得一些同志路线是非不清，政策是非不明，分不清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也使得一些同志谨小慎微，甚至把“宁左勿右”作为保护自己的手段。至于那些对党的政策有抵触的同志，说明他们中林彪、“四人帮”的毒很深，犯了错误又不愿改正。凡是“怕右”的人，都是站在“左”的立场上，用“左”的观点来看待党的政策，所以一切都颠倒了，正确的看成是右的，“左”的反而看成正确的了。
历史的经验和现实的情况都告诉我们，“左”的影响是使政策不稳定的主要因素。我们必须继续肃清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流毒和影响，克服在一些干部身上存在的“怕右”情绪。这个问题不解决，党的政策落实不了，也稳定不了，一有风吹草动就会动摇，甚至被一风吹掉。当然，我们也要防止右的倾向，右的倾向也是使政策不稳定的一个因素。三
要加快农业发展，尽快实现农业现代化，当前，农村工作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继续落实党在农村现阶段的基本政策，并且使其稳定下来。
保持党的政策的稳定性，前提是坚持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我们在执行党的具体路线和具体政策的时候，一定要记住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如果不是这样，而是忘记了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就是一个盲目的不完全的不清醒的革命者，在执行政策的时候，就会迷失方向，左右摇摆。现阶段，我们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是什么呢？这就是要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同心同德，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这也就是我们的政治路线。这条路线的核心，就是要全力以赴搞经济建设。党在农村现阶段的基本政策，就是由这条政治路线决定并为它服务的，就是要集中精力加快农业生产发展的政策。
保持政策的稳定性，关键又在于干部的坚定性。干部既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执行者，又是具体工作措施、办法的制订者。干部的思想状况，干部的政策水平，对落实政策、稳定政策关系极大。执行政策要坚定，首先必须懂得政策。因此，认真学习政策，正确理解政策，努力提高自己的政策水平，便是摆在每个干部面前的一项严肃任务。在工作着重点已胜利转移，党的农村政策已经制订的今天，重申干部要认真学习党的政策，把政策水平的高低看成是衡量干部水平高低的主要标志，便是十分必要的了。执行政策要坚定，还必须立党为公，坚持原则。有的干部不是不懂党的政策，也知道政策好，可就是不愿去实行。为什么呢？有的是怕“翻烧饼”，怕犯错误；有的是怕对自己不利，失去既得利益。这里就有一个公字当头还是私字当头的问题。我们的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的，党的各级干部，应该是一心为公，不谋私利。维护党的政策的严肃性，保持执行党的政策的坚定性，是每个革命干部的神圣职责，也是每个干部应当具备的高尚品质。林彪、“四人帮”横行的日子里，大批干部由于维护党的正确政策而受到他们的残酷迫害。现在，“四人帮”践踏党内外民主、大搞法西斯专政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了，党的政策只会日臻完善，决不会再来反复。
政策要稳定，还一定要兑现。“政策说千遍，不如一兑现。”政策兑现，才能取信于民。农民相信政策，就是相信党和政府，从而密切党和政府同群众的联系，巩固工农联盟。群众相信政策，就会把实行政策变为自己的自觉行动。如果政策不兑现，再好的政策也只是一纸空文。有的地方政策不兑现，一个重要原因，是干部怕社员富。落实党的政策的结果，必然会使广大农民富裕起来，首先是使一部分人富裕起来。对于先富裕起来的这一部分人，特别是冒尖社、队和冒尖户，不应当怕。一怕，就会不想兑现，政策就要变卦。因此，坚决兑现政策，敢于让农民富裕起来，敢于让一部分人冒尖，是使政策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
农村政策是否稳定，不只是农村本身的问题，还牵涉到其它部门。以农业为基础是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方针。制订国民经济计划，一定要真正按农轻重的次序，各个部门制订本部门的具体政策，也一定要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决不要政出多门，搞违背这个方针的“土政策”。有的同志片面强调本部门如何重要，却不考虑农业的负担能力；有的为了提高本部门的盈利，就在农业上打主意，甚至把亏损转嫁给农业；有的看到农民的东西多了，就有点眼红，收购时压级压价。如此种种挤农、吃农、卡农的作法，就是政出多门，势必影响农村政策的稳定。
我们说稳定政策，当然只是相对的稳定。经过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政策要稳定，切不可轻易改变；而对那些不利于发挥农民积极性，不利于发展农业生产的错误政策，则必须坚决地加以修改和纠正。党在农村现阶段的各项政策，也要接受实践的检验，在实践中不断补充、修改、完善和发展。纠正错误的政策，完善正确的政策，不是政策不稳定，相反，这倒是政策稳定的要求和表现。
一年来，广大农村执行党中央关于农业问题的两个文件，带来了令人振奋的成果。我们坚信，只要稳定党在农村现阶段的基本政策，就必然进一步调动亿万农民的积极性，巩固和发展农村的大好形势，加快农业发展和实现四个现代化，一个富庶的农村必然展现在我们的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