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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马克思主义与阶级斗争
郭用宪 薛汉伟 潘国华
党的三中全会和五届人大二次会议指出：阶级斗争已经不是我国社会目前的主要矛盾，全党全国的工作着重点要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我们建国三十年历史上的一个伟大转折点。全党全国人民热烈拥护这个战略决策。但是，却有某些同志跟不上社会前进的步伐，责难说：不大抓阶级斗争了，马克思主义还算不算数？还要共产党干什么呢？
这种责难根源在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曾经流行着这样的说法：马克思主义就是只讲阶级斗争的，用阶级斗争解释历史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因此，共产党的主要任务就是搞阶级斗争，等等。现在看来，这些说法需要重新认识。
谁都知道，马克思主义是个完整的科学体系，它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这三个组成部分。能不能从这个严整的体系中，单独抽出其中的一个学说——阶级斗争学说来代替马克思主义呢？显然，这是不妥当的。毫无疑问，阶级斗争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内容。但是，决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仅仅归结为阶级斗争。如果把马克思主义仅仅归结为阶级斗争，就不能全面地、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
拿人类历史来说，用阶级斗争来解释历史，并不等于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十九世纪法国复辟时期的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曾经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解释欧洲近代历史的发展，阐明了新兴的工商业资产阶级同封建贵族争夺统治权的斗争是欧洲近代历史的动力，指出了国家政权从属于统治阶级，财产关系是政治制度的主要基础。但是，能不能说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呢？不，不能这样说。因为，在他们看来，这种财产关系起源于“征服”和“人的天性”，仍然没有跳出历史唯心主义的圈子。
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作出了科学解释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他们指出：人们为了生活，必须进行生产。为了生产，人们必须结成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这个经济结构就是这个社会的政治、法律等等上层建筑赖以存在的基础。社会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现存的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为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是这样以经济发展为终极原因阐明了社会发
展的历史过程。
由此可见，仅仅用阶级斗争来解释历史，还不是历史唯物主义。
阶级斗争学说也不能和科学社会主义划等号。科学社会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条件的学说。什么是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呢？概括地说，它包括：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利用这个政权把生产资料变为公共财产，有计划地发展社会生产力，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消灭阶级和阶级差别，进而国家随之消亡。恩格斯说：“考察这一事业的历史条件以及这一事业的性质本身，从而使负有使命完成这一事业的今天受压迫的阶级认识到自己行动的条件和性质，这就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理论表现即科学社会主义的任务。”
十分清楚，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讲了这么多关于无产阶级的解放条件，怎么能把这些条件仅仅归结为阶级斗争呢？当然，其中有些条件，必须通过阶级斗争才能实现。但是如果认为只要抓住阶级斗争，就可以创造出无产阶级解放的一切条件，那就大错特错了。要创造无产阶级解放的这些条件，需要经过多方面的、长期的努力，其中最主要的有两项：一是生产力的发展，二是阶级斗争。斯大林说：马克思“认为生产力的发展和阶级斗争是人类获得解放的保证”。
无产阶级解放条件的实现是一个历史过程。上述两项保证，在无产阶级争取解放斗争的各个阶段上，所处的地位并不是始终不变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革命开始于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镇压剥削者的反抗。毫无疑问，无产阶级在这个斗争阶段上，应该而且必须把阶级斗争放在首位。然而，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在镇压剥削者反抗的任务基本解决，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以后，无产阶级的主要任务就是建设社会主义。在这个斗争阶段上，就必然要把发展生产力提到首要地位。
由此可见，如果把科学社会主义等同于阶级斗争学说，那就不可能正确指导无产阶级解放事业取得彻底的胜利。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以后，这种看法必然会使无产阶级迷失继续前进的方向。
总之，马克思主义是一个严密的科学体系，如果从马克思主义的体系中把阶级斗争学说抽出来归结为党的基本理论，把其余学说当作附加物、附属物，这样就会取消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曲解科学社会主义，使阶级斗争学说脱离它的科学基础而被歪曲，从而可能被野心家、阴谋家利用它作为推行极左路线、实行法西斯专政的工具。林彪、“四人帮”不正是利用这一点来进行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吗？
那么，能否把阶级斗争永远当作党的基本实践呢？有的同志认为这应该是没有疑义的，因为建立共产党就是为了搞阶级斗争的。
建立共产党只是为了搞阶级斗争的说法，其实是不准确的。为什么要建立共产党呢？马克思、恩格斯说：“工人阶级这样组织成为政党是必要的，为的是要保证社会革命获得胜利和实现这一革命的最终目标——消灭阶级”。共产党人并不是阶级斗争“永恒论”者，而是消灭阶级论者。阶级斗争是实现这个基本要求——消灭阶级的一个重要的、必不可少的手段，但既不是目的本身，也不是唯一手段。
犹如上述，为了消灭阶级，无产阶级政党在社会主义革命的一定阶段上应该把阶级斗争提到首要地位。这时候，说阶级斗争是党的基本实践是可以的。但是在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以后，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了，在这种情况下，阶级斗争任务虽然还存在，但是，它已经退居非主要地位，不应该继续把阶级斗争作为党的基本实践。
一九一八年四月，列宁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中指出：“在任何社会主义革命中，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解决以后，随着剥夺剥夺者及镇压他们反抗的任务大体上和基本上解决，必然要把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经济制度的根本任务，提到首要地位；这个根本任务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这就是说，要把社会主义建设作为党的基本任务。这个基本任务包括两方面内容，即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经济制度和高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生产率。
我国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党中央及时地指出，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并且提出了“向自然界开战”的战略性口号作为党的基本实践。后来周恩来同志代表党中央相继在第三、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提出以实现四化为目标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宏伟纲领，这是完全正确的。
但是，我们曾经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由于思想理论上不断受到“左”的思潮的侵袭，工作指导上先后发生了一些错误，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上述战略规定。特别是林彪、“四人帮”借此疯狂地推行一条极左路线，在剥削阶级消灭以后反而大搞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不仅成为党的唯一实践，而且规定为人们在一切时间和空间的唯一任务。在那些年月里，诸如用阶级斗争“观察一切”、“分析一切”的“一切论”；抓阶级斗争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万能论”；阶级斗争高于一切、主宰一切的“至上论”，等等，不一而足。这那里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论，它离马克思主义又何止十万八千里！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错误的阶级斗争理论，只能是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只能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削弱无产阶级专政，破坏社会主义社会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历史的经验表明，当剥削阶级已经消灭、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以后，阶级斗争还将继续存在，否认阶级斗争，就会犯右的错误；相反，继续把阶级斗争当作党的基本实践，就会犯“左”的错误。“左”的错误造成的危害并不比右的错误小些。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党总结了这一历史的经验教训，从路线上、方针政策上纠正了多年来在阶级斗争问题上“左”的错误，领导全党全国人民把工作着重点转移到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并且制定了“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同心同德，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政治路线。为了坚定不移地、贯彻始终地执行这条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从理论上重新认识阶级斗争问题，显然是十分重要和很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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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对“人手论”的几点看法
田雪原
长期以来，在人口问题上，流行着一个“人手论”的观点，说人口增长越快，就劳动力越多，生产越多，积累越多，发展越快。在这种思想影响下，有些人认为人口多没有什么了不起。有的人甚至觉得“人口”一词本身都有了问题，应将人口改成“人手”。对于这个问题，有必要加以剖析。
人口增长越快，劳动力就越多吗？要作具体分析。第一，从长远看可能是这样，但人口增长快首先是婴儿、儿童、未成年人多，而不是劳动力多。据美国人口情报社最近出版的《一九七九年世界人口资料表》提供的材料，现在发达国家十五岁以下人口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五，其中美国和法国为百分之二十四，英国为百分之二十三，西德为百分之二十一，而我国是百分之三十五（一九七五年十四岁以下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百分之三十七点四），比起它们来高出百分之十。与此同时，十六至六十五岁之间的人口，我国则大约比它们少了百分之十。就是说，人口增长快首先增长的是未成年消费者，这些人成长为劳动力是十五、六年以后的事情。第二，要看增加的是什么样的劳动力，是国民经济发展需要的劳动力，还是不能适应国民经济发展需要的劳动力？我们劳动力十分充裕，但具有大学文化水平的人只占总人口的百分之零点五左右，具有中学文化水平的也只占百分之二十二，数量虽多，但专家、教授、工程师、科学技术人员不足，并不能满足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还应注意到，人口增长过快，加大了培养费用和生活资料的需求，反过来又妨碍着科学、教育事业的发展，加剧着人口数量和质量的矛盾。
劳动力越多，生产越多吗？不见得是这样。如果那样的话，中国早就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了。谁都知道，要想从事生产，必须有生产资料，没有足够的生产资料与之相结合，劳动力再多也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我国人口发展史上有两次大幅度的急剧增长，特别是解放以后的大幅度增长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困难，说明劳动力越多并不等于生产越多。还要看到，随着生产技术构成和有机构成的提高，不但不需要大量增加劳动力，相反，原有的一部分劳动力还有可能节约下来，主要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力不仅相对减少，而且大有绝对减少的趋势。历史发展到现在，早已结束了单凭劳动者的体力和手工技巧决定生产发展的时代，“劳动力越多，生产越多”的理论，已经同手摇纺车一样，显得古老了。
劳动力越多，积累越多吗？也不是这样。人作为劳动者是物质资料的生产者，一般地说，一个人一生中创造的财富要大于他自己消费的部分，这样社会才能有积累。但人一生下来首先是一个消费者，年老退休以后又是一个纯消费者，人口越多也会因加大消费而减少积累，这也是一个事实。积累多少不取决于劳动者的数量，而取决于国民收入和积累率的高低，归根到底取决于劳动生产率的水平。
积累越多是否就发展越快？也要作具体分析。积累是扩大再生产的源泉，但生产发展要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就积累而言，不仅受积累量多少的制约，而且要受到积累的分配和使用效果的制约。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积累率为百分之二十四点二，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四点五，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十八，生产发展既迅速又平稳，人民生活得到显著的改善和提高。“二五”期间积累率超过百分之三十，积累额比“一五”增加百分之七十四，但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降百分之四点三，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也只增长百分之三点八，国民经济发展大起大落，被迫进行三年调整。“三五”和“四五”积累额和积累率也都超过“一五”很多，工农业生产发展速度却远没有“一五”时期那样快。事实说明，把积累多发展快同人口多等同起来，从而得出人口越多发展越快的结论，是不符合实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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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论文摘要
论中国封建地主阶级历史地位的转化
林甘泉
中国封建地主阶级的形成有两个来源：一部分由奴隶主贵族转化而来，另一部分则是由平民和小生产者上升的。
西周末年，奴隶制的
生产方式已经走到尽头。春秋时代，除了奴隶起义和国人暴动以外，由一部分中下层的奴隶主贵族转
化成的新兴地主阶级，也参加了反对奴隶制的斗争。
由于奴隶不断逃亡和反抗，这部分奴隶主贵族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不得不改变旧的剥削方式，采用新的封建生产方式。这样，他们就转化成封建贵族。春秋时代，所谓“私门”与“公室”的斗争，基本上就是这部分由奴隶主贵族转化过来的新兴地主阶级同奴隶制国家的斗争。
另一部分新兴地主阶级，最初是由比较富裕的平民上升的。铁器的使用和井田制的破坏，为这部分平民开辟了扩大耕地面积和上升为地主的广阔前景。战国时代各国实行的奖励耕战的政策，从平民和小生产者中间培植了一大批新兴地主阶级。他们不象从奴隶主贵族转化过来的新兴封建贵族那样和奴隶制有着密切的联系，因而他们的革命性相对来说比后者要大一些。战国时代的法家，就是这部分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
在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过程中，新兴地主阶级所起的进步作用主要表现在：（一）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二）推翻了奴隶主贵族的反动统治；（三）完成了封建国家的统一事业。和腐朽的奴隶主阶级不同，新兴地主阶级从本阶级的利益出发，对于社会生产的发展是十分关心的，各国的封建统治者大都把奖励农垦和督促农业生产作为封建国家的一项重要任务。
但是，封建制代替奴隶制毕竟是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随着封建生产方式的确立，它所固有的对抗性矛盾也会日益发展起来。秦始皇死后不久，就爆发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秦朝处在封建社会的初期，封建生产关系应当是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的，为什么会爆发这样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呢？在封建社会初期，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虽然基本上是相适应的，但也有互相矛盾的一面。同时，生产关系基本上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这是一回事；地主阶级和封建国家会不会违反这一客观经济规律，这又是另一回事。事实上，地主阶级的贪婪本性，总是想剥削得越多越好，以至于使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趋于激化，当农民连简单再生产都无法维持下去时，大规模农民起义的爆发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西汉初年，封建统治者鉴于秦亡的历史教训，在政策上作了许多重大的调整。诸如：实行轻徭薄赋，免奴婢为庶人，开关梁弛山泽之禁，废除秦的苛法，等等。这些对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是起了积极作用的。封建生产关系得以继续发挥自己的优越性，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汉武帝统治时期是封建生产方式臻于成熟的时期。封建土地所有制经过汉初几十年的“休养生息”，迅速膨胀起来。贵族和地主竞相兼并土地，盘剥和欺压农民。特别是一些强宗豪右，在地方上为非作歹，甚至发展到政府官吏无法控制的地步。
封建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到这个时候日益明显地暴露出来。那时候，就连统治阶级中的一些人，也已经深感到“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这种局面的严重性。大量农民被抛出生产领域之外，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流民浪潮，因而出现了农民起义的新高涨。这就预示着封建生产方式正面临着一个重要的转折。随着阶级矛盾的日益加深，封建地主阶级的历史地位也就逐渐发生了变化。
在汉昭帝时召开的盐铁会议上，贤良文学对西汉政府一系列政策的抨击，实际上反映了地主阶级中一部分人对于本阶级的统治所产生的一种危机感。他们把当时社会弊病的产生完全归咎于政策不当，是非常片面的。事实上，这是和地主阶级的历史地位发生变化分不开的。
官僚、地主、商人的紧密结合，是西汉后期地主阶级的一个明显趋势。这种结合大大加剧了土地兼并的过程，使越来越多的农民离开了土地。众多的流民被迫将妻子儿女甚至自身卖为奴婢。结果，官私奴婢的数量惊人地增加。这不仅意味着奴隶制关系的逆转，而且严重破坏了封建经济。
秦末社会矛盾的激化，是由于封建国家的“乱政虐刑”所引起的，社会危机主要表现为政治危机。西汉末年的社会危机则是封建生产方式内在矛盾长期积累和发展的结果，根本原因是封建生产关系已经严重地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是封建生产方式本身的危机。
人们可能会提出这样的怀疑：如果说封建地主阶级早在西汉后期已经转化为反动阶级，封建生产关系也已经严重地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那末怎样来解释封建社会在此后还延续了近二千年的时间，而且生产力还继续有所发展呢？反动和腐朽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地主阶级从一个进步的阶级转化为反动的阶级，并不等于说这个阶级已经腐朽了。当封建生产方式和地主阶级走完了自己的上升阶段之后，封建生产关系就从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力量变为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因素。但这并不排斥生产力还会有缓慢的发展，也并不排斥地主阶级的个别人物或集团可以对历史的发展作出积极的贡献。
从西汉后期到明代中叶，是封建社会的迟缓发展阶段，地主阶级已经转化为落后、反动的阶级。明代中叶以后，由于资本主义萌芽产生，封建社会开始进入它的衰落阶段。在封建社会的长期迟缓发展过程中，因为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只有农民和手工业者才是生产力的真正代表。而历代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就是封建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采取外部对抗形式的表现。在这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地主阶级的个别人物和集团也曾对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进行过一些调整，但效果毕竟都是很有限的。一部封建社会史证明，当着地主阶级的黑暗统治（这种黑暗统治，正是封建生产关系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束缚的集中表现）已经把社会生产拖入山穷水尽的绝境时，只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革命战争，才能把地主阶级的黑暗统治推翻，从而为生产力的恢复和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因此，说在封建社会里，只有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并没有错。
（摘自吉林《社会科学战线》一九七九年第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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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出版简讯
《天地会资料》编辑工作基本完成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和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合编的《天地会资料》的编辑工作，已基本完成，将陆续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天地会是我国清代历史上最主要的秘密结社之一。它是一个具有反清的斗争目标和坚强的反抗精神的秘密结社组织，在下层劳动群众中有着比较广泛的影响。
现在编的《天地会资料》是一部关于一八四○年以前天地会历史的较为完整可靠的史料。全书共分为四部分：天地会的起源，林爽文起义，乾隆五十六——六十年的天地会活动，嘉庆、道光年间（一八四○年以前）天地会的活动。本书所收入的有关天地会的资料，绝大部分是档案原件。全书约一百六十万字，拟分四册出版。 （秦宝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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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出版简讯
《太平天国史料专辑》
上海古籍出版社以《中华文史论丛》增刊的形式出版了一本《太平天国史料专辑》，为研究太平天国史提供了一部分新资料。
《太平天国史料专辑》近四十万字，其中收录了《庚申殉难日记》、《虎窟纪略》、《避难纪略》、《勾吴癸甲录》、《关于费秀元父子的资料》、《上海寇变纪略》、《钱农部请师本末》、《柳兆薰日记》、《磷血丛钞》等十三种。这些笔记、信札、日记虽都出于当时地主文人之手，但较为详细地记述了当时的情况，保存了大量史实，内容丰富，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张道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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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辑》
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辑》是谢国桢辑录整理的。这是我国第一部从明代六、七百种笔记资料中采辑的史料书。全书包括：明代的农业生产技术、手工业生产技术、工艺美术、科技发明、商业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户籍和土地制度、经济政策和赋税制度以及明代的阶级分化等八章。该书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李瑞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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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及孔子思想再评价》
山东大学历史系主编的《孔子及孔子思想再评价》一书，最近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一九七八年底，在济南召开了山东大学文科理论讨论会。会上，来自全国数十个教学、科研单位的七十多位史学工作者就孔子及孔子思想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发表了许多有见解的评论。这本书就是这次讨论的主要流派的论文集。
《孔子及孔子思想再评价》一书共收论文十篇。（俞慈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