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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全国各地三百多名经济理论工作者在京举行会议
结合经济调整深入探讨生产目的
据新华社北京12月4日电 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讨论会今天在北京开始举行。来自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有关部门以及研究机关的三百多名经济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在会上将就这一涉及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问题进行深入的探索。
经济学家于光远在讨论会开始时指出，关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这一次讨论将同目前的国民经济调整问题紧密结合起来。要通过讨论，从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来进一步认识调整国民经济的必要性。
于光远指出，目前的调整针对积累和消费的比例的严重失调，而生产目的不明确，如：为生产而生产、为完成指标而生产、为政治而生产，等等，是造成积累和消费比例失调的直接原因。只有进一步扫除不利于调整的思想障碍，明确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才能搞好调整工作。
在今天的讨论会上发言的还有马沛文、鲍恩荣、王榕、吴振坤、苏绍智、汪海波、吴敬琏、周树琏、方生等。他们就建国以来包括粉碎“四人帮”以后这几年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并且对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同国民经济调整工作的关系和批判经济建设中的极左路线等问题，提出了一些见解。由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研究会发起的这个全国性的讨论会预定举行一周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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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社论
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是实现四化的重要保证
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伟大历史转折时期。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动员全国人民，同心同德，为推动调整和改革，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奋斗，这是全党面临的一项重要的、迫切的任务。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各级党委在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总的来说，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思想是活跃的、健康的、向上的。但是，由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还留有许多善后工作要做；多年来的左倾思想的为害还需要继续肃清；封建主义和小生产的思想影响还严重存在；随着对外交往的扩大，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不断渗透进来；再加上国民经济的全面调整和各项改革，许多干部和群众缺乏思想准备；很多理论问题和政策措施，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摸索、阐明和完善；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的工作也有不足之处，也免不了发生一些失误。这些都不能不在干部和群众中引起各种各样的思想认识问题，不能不产生一些错误思想和模糊认识。在大变动时期，这也是难以避免的。问题在于，不少单位和部门或者对此认识不足，放松了思想政治工作，使许多应该解决和可以解决的思想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或者对某些问题又估计过于严重，采取简单粗暴的方法，反而弄得难于解决；有些本来不难解决的问题越拖越复杂，甚至使矛盾越来越激化。这种状况影响安定团结，影响四化建设，必须改变。
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有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坚强保证。重视思想政治工作，是我们的革命传统。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更应该把思想政治工作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认真地抓起来。
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要继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政治工作，归根到底，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教育人民，团结人民，使他们从各种错误思想和观念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变成群众自觉的行动，实事求是地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建设四化，改造中国。从这个意义来说，思想政治工作就是做人的解放思想的工作。当前，党内外部分干部和群众，所以对经济、政治等改革中的某些方针政策，如允许多种经济成分的存在，在农村实行各种联产计酬责任制等，存在着一些模糊认识以至怀疑、抵触；或者对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等存在着所谓信心不足的问题，就是因为受到各种错误思想特别是左倾思想影响，看不清已经变化了的形势，看不清问题的本质，不能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认识世界。因此，解决思想僵化半僵化的问题，固然需要解放思想；解决所谓信心不足的问题，也需要解放思想。既要继续批判林彪、“四人帮”的假社会主义，也要增强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信心；既要肃清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影响，也要抵制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袭；既要继续打破闭关锁国政策，又要防止崇洋媚外的错误，等等。总之，不能从一个极端转到另一个极端，解除了一种精神枷锁又套上另一种精神枷锁，这都是思想没有真正解放的表现。现在，政治、经济等各项调整和改革刚刚开始，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出现。要根据新的形势和任务，在全党和广大群众中，广泛深入地进行党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的教育，学会用彻底唯物主义精神观察一切问题。特别是最近几年，要抓住思想路线教育不放，反复进行。在世界观这个根本问题上解决得比较好了，有了认识世界的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思想真正比较解放了，不仅会对当前形势和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教训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而且会从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上，深刻理解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和调整经济、实行各项改革的必要性，在实践中认真贯彻，做调整和改革的促进派。
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要和经济工作以及各项实际工作结合起来。四化建设是党的工作的重心，也是思想政治工作的重心。思想政治工作应该适应四化，服务于四化。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横行十年，鼓吹“政治可以冲击一切”，搞反革命“空头政治”，“大批判开路”，对国民经济造成极大的破坏，也败坏了思想政治工作的声誉。粉碎“四人帮”以来，这种状况有了改变。但是，在不少地方，思想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两层皮”的问题并没有很好解决。我们要认真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到经济工作中去，做到生产过程的各个环节中去。在生产活动中，人的因素和物的因素是结合在一起共同起作用的。人的精神状态如何，思想路线是否端正，对于经济调整，体制改革，技术改进，管理改善，生产发展，都是关系很大的。要善于从生产实践中发现人们的思想问题，并通过思想问题的解决来推动经济工作的发展。要及时发现和表扬为四化作出优异成绩的好人好事，号召广大群众向他们学习。要对阻碍四化的种种错误想法和作法进行适当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要把群众的积极性引导到搞好本单位的生产、工作上去。把发展生产、促进四化，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使思想政治工作真正成为推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因素。
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要关心群众生活，把解决思想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把关心群众思想觉悟的提高和关心群众物质利益的改善结合起来。存在决定意识。人们的思想问题往往是一些实际问题的反映。二十年来，在群众生活方面我们欠帐很多，更应注意从解决实际问题的角度来解决群众的思想问题，把关心群众生活，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也是我们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个优良传统。这一条做好了，思想政治工作就会有更大的说服力和感染力。有些同志一提到关心群众的生活，就想到要花钱，表示无能为力。其实，关心群众的生活是多方面的，不少单位的经验证明，在少花钱或不花钱的情况下，同样能为群众办很多好事，受到群众的拥护。当然，目前我们国家经济还很困难，人们生活上的问题，不是短期内能够完全解决的，只能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解决。正因为这样，我们更要重视这方面的工作。对一切可能解决的问题认真解决了，对一些暂时不能解决的问题，不是乱许愿，而是向群众说清楚，使群众了解国家的困难，群众是通情达理的。这里，很重要的是要教育群众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的关系。每个人都应有一定的物质利益，但决不可以抛开国家、集体和别人，专门为自己的物质利益奋斗。各人都向“钱”看，那是搞不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要提倡三者利益兼顾。个人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归根到底取决于四化建设的不断发展。
身教重于言教。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要认真抓好干部教育和党风教育。干部是党和群众联系的纽带，是群众的带头人。干部的思想作风如何，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作风如何，对各项工作的好坏、成败，影响很大。他们的一言一行，影响到一个单位、一个部门、一个地区以至全国。目前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威信不高，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由于有些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不能以身作则，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特殊化以及违法乱纪的问题。欲正民风，先正党风。应该把当前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重点，放在党内，特别是放在各级领导机关包括中央机关内。要结合《准则》的学习，在全党进行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党员标准以及党员、干部必须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的教育。在克服某些干部、党员的官僚主义和不正之风方面，党和群众的愿望是一致的。要教育广大干部、党员自觉地接受群众的监督，同各种不正之风作斗争。干部、党员执行《准则》好的，要表扬；不好的，要批评；严重违法乱纪的，要通过纪律检查部门严肃处理。要通过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全国带出一个社会主义的好风气。
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关键在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思想政治工作是全党的事情，必须全党重视，全党都来做。目前有些地方思想政治工作薄弱，根本原因就在于那里的党委工作不得法，或者不重视。在新形势下究竟如何作好思想政治工作，的确还需要摸索和改进，不少党委遇到困难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党委应该采取积极的态度来解决，必须改变那种对思想政治工作长期不讨论，不研究，不布置，不检查的状况。这种状况，是同长期以来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党委陷于日常事务，形成党不管党的状况分不开的。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首先要从制度上加以改革，逐步做到党政分工。今后，党委不是通过行政命令，而是主要通过思想政治工作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来实现党的领导，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这是一个重大的改革，既为党委抓好思想政治工作创造空前有利的条件，也要求党委必须有更高的领导艺术。不然，不仅不能改变思想政治工作软弱无力的状况，在某些地区和单位甚至有丧失党的领导作用的危险。各级党委应该适应党政分工以后的新形势，首先要做好党委干部的思想工作，认真学习有关文件，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研究新的工作方法，特别是要学会用主要精力抓思想政治工作，抓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学习和贯彻。要学会不去干预日常具体的行政、业务和技术事务。要同一切违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思想行为作坚决的斗争。要充分依靠和发挥行政以及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众团体的力量，发挥宣传部门的参谋和助手作用，运用报纸、广播、电影、电视、图书、文化馆、俱乐部等宣传阵地和宣传工具，以及各种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加强对干部、党员、群众的思想教育。当然，实行党政分工，是一项根本性的重大改革，我们没有经验，要在上级党委统一领导下，先搞好试点，然后有计划有步骤地推广。不要一轰而起，以免给工作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在总结试点经验、订出新的制度和条例以前，仍然照现行制度办事。当前，在新制度订出以前，也不能消极等待，撒手不管，而要尽可能地加强和改善思想政治工作。
为了适应思想政治工作的新形势，各级党委应该相应地改革一切不适应的思想、作风、工作方法和具体的规章制度。长期以来，由于强调党领导一切，无形中形成党高于一切，包办一切。党委书记、支部书记高于其他委员，党员干部高于非党群众。进行思想政治工作，也是“我打你通”，“我压你服”。各级党组织、党员和干部，应该自觉地在思想作风上来一个大的转变。到群众中去，和群众打成一片。进行思想政治工作，要实行有疏有导的方针。认真改善党和国家的民主制度，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让群众敢于讲话，广开言路，集思广益。同时要正确引导，用平等、商量的态度，讨论的方法，提高人们的政治觉悟，把复杂多样的思想引导到正确的、积极的、健康的方向。历史经验证明，用压制民主、简单粗暴、“我打你通”、“我压你服”的办法来解决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势必堵塞言路，甚至会扩大或激化人民内部矛盾。但疏而不导，听任各种错误的、消极的、以至有害的言论自由泛滥，也会造成思想混乱，影响安定团结。我们要有疏有导，既反对放任自流，也反对简单粗暴。经过长期的工作，逐步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这样，我们就较易克服困难，就能经得起风险，更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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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参加林业部科技委员会会议的四十五位林业工作者呼吁
采取措施制止乱砍滥伐，保护森林资源
本报讯 来自全国各地的参加林业部科学技术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的我国著名林业专家和林业科技工作者郑万钧、杨衔晋、陈陆圻、陈桂升、程崇德、王战、贺近恪、徐纬英等45位同志，鉴于我国森林破坏严重，以十分沉重的心情，联名向各级领导发出紧急呼吁，建议立即采取果断措施，坚决制止乱砍滥伐，保护森林资源。
呼吁书说，当前，我国森林资源破坏十分严重。破坏速度之快，范围之广，是建国以来所没有的。乱砍滥伐，毁林开荒，强占和瓜分国有山林，超计划采伐等现象在许多林区都有。有些地方推行“砍树致富”办法，山林整片整片被砍光。许多非经营林业的单位，大量涌入林区高价抢购、套购、经营木材，有的投机倒把，助长了群众乱砍滥伐。这种状况迄未制止，有的甚至变本加厉。如福建省今年1—10月份通过铁路运输的计划外木材就达21，565个车皮，加上从公路和海上运往外省的木材，数字更为惊人。又如云南省国家计划内采伐任务只有180万立方米，而实际年消耗量却高达2，700万立方米。有不少重点林区县资源已濒临枯竭。有些地方以“发挥山区、林区优势”为名，行破坏森林之实。如湖南省绥宁县今年1—7月份，公社和大队共安装了760个锯台，以大材化小材，每天有近百台车辆把所谓“加工材”、“等外材”运往外地。有些地方不适当地过多地给社队划分国有林，也助长了乱砍滥伐。四川国有林区有的县平均每人分国有林三、四十亩。东北林区也有类似情况。云南省建水县给社队划分了国有林30万亩，3个月砍光23万亩。有些地方抢砍盗伐成风。如广东澄迈县水土保持站的1，500亩水土保持林，三天时间被江金公社的一些人全部砍光。有许多国营林场的林子遭到社队一些人的盗砍抢伐，有的国营林场的人工林也全部被社队瓜分。这些不法行为都是得到当地领导支持的。即使是对森林管护一向较好的社队，也遭外来侵袭。
尤为严重的是许多重要防护林、水源林以及干旱沙漠区的沙生植物，也在遭到无情的破坏。新疆的红柳、胡杨、梭梭被破坏了七百多万亩，甘肃河西走廊和内蒙古西部也被破坏了四百多万亩。有限的森林资源遭到如此严重的破坏，使生态进一步失去平衡，各种自然灾害频袭，水土流失严重，河流含沙激增，泥沙淤积，不少水库变成了泥库，许多地方沙化加剧。我们正在受到大自然的惩罚。
呼吁书说，我们都是多年从事林业工作的科技人员，面临森林资源的危机，深为焦虑。特建议：
一、中央立即采取果断措施，坚决制止乱砍滥伐，保护森林。责成各地当前要象救火救命一样来抢救森林，要象抓粮食那样来抓林业，要切切实实地实行以法治林。要象世界上先进的国家那样，对森林资源的保护和发展都要有切实的措施，对森林的采伐都要实行严格的管理制度。即使是私有林的采伐，也必须遵守国家颂布的森林法和有关林业管理制度的规定，违者实行法律或经济上的制裁。由于我国森林稀少，更应该有严格的管理制度和切实的保护措施。
二、对打死打伤护林人员的案件要认真处理，严惩凶手。否则不足以严肃法纪，制止破坏。
三、重新制订有利于发展林业生产的经济政策。当前急需制订合理的木材价格和奖售政策，以及林区农民的口粮政策。木材价格不合理是导致乱砍滥伐的原因之一。当前，一是国家收购价格太低，二是今春提出允许农民议价出售木材，但没有及时加强管理，因而非经营林业的单位乘机大量涌入林区，抢购木材，哄抬木价，促使许多林区大肆乱砍滥伐，破坏森林资源。因此，要制止乱砍滥伐，确保森林资源的安全，必须在加强管理的同时，制订合理的价格政策。
四、各地要认真贯彻谁造谁有的政策和护林有功者奖、毁林者罚的政策。迅速处理好山林权属纠纷问题，做好林权发证等工作，稳定山林所有权，长期不变。
五、建立和健全林业生产责任制。在实行各种农业生产责任制时，要切实落实林业生产责任制，保护好树木，严禁乱砍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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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邓小平会见日本内阁大臣
他说，中日两国的合作，特别是能源方面的合作是长期的
新华社北京12月4日电 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今天下午会见了前来北京参加中日政府成员级会议首次会议的日本6位内阁大臣。
邓小平对这次会议的举行表示赞赏。他说，这种合作形式很好，双方谈得不错。这是第一次会议，以后每年都有一次，照这个方式继续下去，肯定会促进中日两国的合作关系向前发展。
邓小平说，在经济建设方面，搞四个现代化，走什么路，我们缺乏经验，因而有些已经确定的合作项目超出了我们自己的能力。但从长远的观点来看，这只是暂时现象。中日两国的合作，特别是在能源方面的合作是长期的事情。
伊东说，在这次会议期间，我们听取了中国方面关于经济调整的情况，了解到中国正在制定一项新的发展计划。他认为，这对进一步发展两国的合作关系很重要。
邓小平同日本朋友还就当前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交换了看法。
日本驻中国大使吉田健三参加了会见。
我国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外贸部长李强，煤炭部长高扬文，铁道部长郭维城，财政部长王丙乾，中国驻日本大使符浩会见时在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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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赵紫阳会见日本内阁大臣
他说，中日政府成员级会议是中日关系史上的一个创举
新华社北京12月4日电 国务院总理赵紫阳今天在会见日本6位内阁大臣时说，这次在北京举行的中日政府成员级会议是中日关系史上的一个创举。这件事本身说明了中日两国的友好关系达到了新的高度。它将载入中日友谊史册。
参加会见的6位日本内阁大臣是：外务大臣伊东正义、大藏大臣渡边美智雄、农林水产大臣龟冈高夫、通商产业大臣田中六助、运输大臣盐川正十郎、经济企划厅长官河本敏夫。他们是前来北京参加中国国务院成员和日本内阁成员级会议首次会议的。
赵紫阳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对日本6位大臣为发展中日友好事业所作的贡献表示感谢。
伊东说，这次会议对于日中睦邻友好有着重大意义。他说，我们珍惜并希望这一会议继续下去。他指出，日中友好不仅对两国人民有利，而且有利于亚洲和世界和平。日本政府将努力发展两国友好关系。
伊东说，中国正在推进现代化建设，我认为这是一个壮举，日本方面愿为此积极进行合作，为日中友好而协调努力。
在诚挚的交谈中，赵紫阳同6位大臣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交换了意见。
伊东说，铃木首相委托我向你转达他的邀请。铃木首相希望你不久访问日本，就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举行会谈。
赵紫阳愉快地接受了邀请。他说，华国锋同志曾邀请铃木首相访问我国。我代表中国政府重申这一邀请。伊东接着说，铃木首相一定会愉快地接受这一邀请的。
日本驻中国大使吉田健三参加了会见。
我国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黄华，中国驻日本大使符浩，会见时在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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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选手获国际体操赛六个单项冠军
据新华社东京12月4日电 中国男运动员邹利敏和李小平、女运动员唐小莉和李翠玲今天晚上在东京国际体操赛男、女共10个单项的比赛中，夺得6项冠军。东京代代木第二体育馆内6次奏起了中国国歌。邹利敏在男子单杠比赛中夺得满分——10分，获得这个项目的冠军，震惊了全场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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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法庭调查证实张春桥作恶多端
曾在上海和济南制造武斗事件，镇压群众，造成大批群众伤残；指挥“游雪涛”小组进行法西斯特务活动，制造冤案，诬陷迫害干部和群众；伙同姚文元诬陷迫害上海市党政领导同志
新华社北京12月4日电 特别法庭第一审判庭今天上午进行的法庭调查确证，被告人张春桥在1966年12月和1967年5月分别在上海和济南制造、挑动武斗事件，镇压群众，使大批群众致伤致残。仅上海康平路武斗事件就造成伤残91人。
第一审判庭在调查起诉书指控张春桥制造上海康平路武斗事件的罪行时指出，张春桥为了镇压上海“工人赤卫队”群众组织，夺取上海市党政领导权，于1966年12月28日从北京打电话给他的妻子李文静说：“胜利果实不能被赤卫队夺去，要告诉造反派不能置之不理。”李文静把张春桥的话告诉了徐景贤，由徐向“造反派”作了传达。在张春桥等的指使下，王洪文等一伙组织指挥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攻打“工人赤卫队”，从而制造了上海康平路武斗事件。
在今天的法庭上，“四人帮”余党、在押犯徐景贤出庭作证。他说，1966年12月29日，李文静从家里给他打电话说，她和张春桥通了电话，把康平路大院的情况对张春桥讲了。张春桥听后，在电话里对李文静说：要告诉徐景贤转告上海各造反派组织注意，不要让“赤卫队”把胜利果实夺走了。徐景贤说，他接到电话后，立即向王承龙、朱永嘉等“机关联络站”的成员传达了张春桥讲话的内容，并由他们分别向造反派组织的头头作了传达。就在这之后，“工总司”当晚即增调了大批“造反队员”到康平路，对“赤卫队”大打出手。徐景贤说，“据事后王承龙告诉我，光是伤残的人就有近百人。”
法庭上还宣读了李文静1977年12月3日的证词和张春桥1967年3月8日在山西太原市的讲话节录。张春桥在讲话中谈到这次武斗事件时说：“我们在北京听到这个消息可担心了，……我们就打电话叫造反派参加战斗。后来造反派就冲了，把赤卫队打垮了，……这次较量，是个转折点。这一仗一打，市委就瘫痪了”。
张春桥对审判员的讯问拒不回答，也不看法庭向他出示的各项证据。
法庭还对张春桥被指控的于1967年5月在济南支持山东省革委会主任王效禹制造武斗事件、镇压群众的犯罪事实进行了调查。
据新华社北京12月4日电 特别法庭第一审判庭今天上午的法庭调查表明，被告人张春桥1967年在上海指挥代号为“二四四”的特务组织“游雪涛小组”，进行了跟踪盯梢、绑架、抄家、秘密刑讯和搜集情报等法西斯特务活动。
在法庭出示、宣读的大量证据和证人的证言面前，张春桥仍象他上次到庭受审时一样，歪斜着脑袋，坐在被告席上，自始至终，一声不吭，拒不答话。
审判员王志道审问被告人：“上海的‘游雪涛小组’，是不是由你指挥的？你指使他们干了些什么事情？”一连问了3次，张春桥都不作回答。
审判员说：“本法庭依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曾多次向你宣布：你在庭审中有辩护的权利。你可以作出有罪的陈述，也可以作出无罪的辩解。今天是庭审调查，你对起诉书指控你的犯罪事实，如果你认为属实的，要如实地供述；如果你认为事实有出入的，可以提出否认的根据来。我们是依法办事的。”但张春桥仍不讲话。
这时公诉人王芳发言，指出《起诉书》指控张春桥指挥“游雪涛小组”进行特务活动的犯罪事实证据确凿，请法庭出示有关证据。
法庭上宣读并投影的第一份证据，是有张春桥亲笔批字、由“二四四”特务小组头目游雪涛1968年11月30日写给张春桥的信和《一年工作总结》。接着，法庭上出示了游雪涛1967年10月26日记录在笔记本上的一段原文。参加过游雪涛小组的原上海京昆剧团演员庄瑞云也提供了证词。这些都证实了游雪涛小组是个受到张春桥指挥的特务组织。
法庭还出示、宣读证据，证实了张春桥指挥“游雪涛小组”进行的其他犯罪活动，其中包括：
侦察所谓江苏“老人串连会”。诬陷华东地区党政领导干部搞“反革命地下武装”，诬称后台“可能是陈丕显，并且有迹象表明，总根子一直通到陶铸、谭震林身上”等等；
诬陷江华、魏文伯、陈丕显等“合谋对伟大领袖使用专政手段”及“江华密谋兵变”；
诬陷曾在华东地区工作过的97位党政负责人为“黑线”人物，其中包括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领导人。
法庭调查表明，张春桥的特务组织“游雪涛小组”共制造了26起冤案，诬陷、迫害干部和群众183人，其中5人致死。
法庭出示的证据中，还有张春桥当年的秘书何秀文的证词。这份证词说明，“游雪涛为张春桥搞了大量反革命情报，张春桥做贼心虚”，1970年10月份前后，“下令”要何秀文把这些情报“烧毁”了。
张春桥搞特务活动的法庭调查结束后，审判员曹理周主持审问了起诉书指控的被告人诬陷、迫害上海市党政领导同志的犯罪事实。法庭上出示的一件件证据证实，张春桥曾经伙同姚文元，诬陷中共上海市委是“资产阶级顽固堡垒”、“黑班子”，诬陷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是“反革命两面派”，“是无产阶级最危险的敌人”，诬陷上海市委书记、市长曹荻秋是“叛徒”。在他们指使策动下，上海市委书记、市长、副市长和市委常委等17人被分别诬陷为“叛徒”、“特务”、“走资派”、“反革命”，曹荻秋和副市长金仲华被迫害致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