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12月25日人民日报 第4版

第4版()
专栏:

热爱祖国的黄琪翔同志
季方
黄琪翔同志1970年12月10日病逝,至今已经十周年。当时,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压制下,政治紊乱,社会窒息,同志之间来往断绝,死生疾病不相知,真有隔世之感。幸而在党的领导下,拨乱反正,重见光明。十年动乱时期,强加于黄琪翔同志之罪名,已全部推翻;1957年错划为右派,亦予改正。实事求是的精神,昭昭于世。这不仅可告慰于黄琪翔同志,而且可激励活着的人们奋勇向前。
东征北伐 献身民主革命
黄琪翔同志,广东省梅县水车圩人,1898年生于农民家庭。1912年至1919年他先入广东陆军小学,再入武昌第二预备学校,后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
1921年,孙中山先生在广东就任非常大总统,举行第一次北伐。黄琪翔响应号召,追随革命。1923年孙中山在广州成立大元帅府,谋统一广东。黄琪翔参加了两次东征,并参与平定滇桂军及讨伐邓本殷叛军,战功卓著。
1926年6月,广东国民政府为实现孙中山先生反帝反封建主张,举行北伐。黄琪翔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十二师三十六团团长,参与北伐。1926年8月,黄琪翔奉命协同全军进攻平江。平江是北洋军阀吴佩孚的设防重地,黄琪翔率所部和叶挺所率独立团担任主攻,为北伐军首次报捷。北洋军阀退据粤汉铁路线上的汀泗桥,图阻北伐军前进。黄琪翔英勇果断,配合叶挺各部,经一夜奋战,尽歼敌军,遂夺天险。
北洋军阀孙传芳为挽救吴佩孚败亡,进兵江西南浔路,并把江西方面的北伐军击溃。在此危急之时,黄琪翔率十二师火速赴援。马回岭一役,击溃孙传芳主力,与各军协力占领了南浔线,克复南昌、九江等城市。
攻克武昌,占领南昌,北伐军在军事上获取全胜。黄琪翔升任十二师师长,1927年4月,又升任第四军军长。 1927年5月,武汉中央继续北伐,进军河南。黄琪翔统率第四军为前锋,经临颍决战,击败了奉军,进占开封、郑州,胜利回师武汉。
大革命失败后的活动
大革命失败后,黄琪翔在德国与宋庆龄、邓演达、叶挺等同志相会,回顾大革命历程,有所领悟。对邓演达同志所主张中国现阶段的革命是具有民族、民主革命性质,坚持与共产党合作的国民党左派立场,完全赞同。
1929年9月,孙中山灵柩由北京香山移葬南京,宋庆龄回国主持“奉安典礼”,黄琪翔以秘书名义随同回国,参与葬仪。其后寄居上海。
1930年5月,邓演达由欧洲回到上海,本着他对中国革命的见解,写成《我们的政治主张》作为纲领,组织“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黄琪翔力予赞助。1930年8月举行结党式,成立中央干事会,黄亦参加,并担任军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工作正在进行当中,蒋介石勾结上海租界当局逮捕了邓演达和其他同志,组织受到严重破坏。黄琪翔在这艰险时期,负起了与各地联系的责任。
1931年“九·一八”事变,全国震动。国民党政府不抵抗的投降主义面目暴露无遗。抗日呼声响遍全国,一致要求团结对外,奋起救亡。其时,蔡廷锴将军所部十九路军驻防宁沪。黄琪翔与蔡廷锴一致认为,只有团结抗日始能挽救危亡。1932年1月28日,驻上海日本侵略军向十九路军进攻,爆发了淞沪抗日战争。十九路军抗拒南京撤退命令,坚持苦战月余之久。黄琪翔曾至前线视察作战,并发动在上海的行动委员会同志参与支援战争工作。
1933年9月,黄琪翔在香港与李济深、陈铭枢同志等多人,商议反蒋抗日,联络各方组织政府,以提倡人权,实行民主,改善人民生活,在农村实行“计口授田”为纲领。一面派人与中共联系合作。1933年11月,在福州召开“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黄琪翔为大会主席团执行主席。会上通过了“人民权利宣言”,选出李济深、陈铭枢、黄琪翔等12人为人民政府委员,公推李济深为主席。
福建人民政府匆促成立,在蒋介石大规模军事进攻下,宣告失败。黄琪翔等多人最后离开福建,奔赴香港。在此期间,他为着恢复组织做好准备,将福建下来的同志分别派往各地进行工作。同时,为着减少攻击目标,他本人又秘密离港,重赴德国。
1933年夏,黄琪翔到达柏林时,正值希特勒的法西斯专政。在此形势下,他与留德学生中进步人士,组织“留德学生抗日联合会”。有一次开大会时,国民党驻德大使馆请希特勒政府的警察局派大队警察将主持会议的黄琪翔等逮捕。经过交涉斗争,才迫使驻德大使馆通知希特勒警察当局把黄等释放。
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在国内外的行动委员会成员,如彭泽民、丘哲、章伯钧、郭冠杰等都认为,抗日救国工作应急起行动。其时,黄琪翔尚在德国,几经函商,甚表赞同,并筹划经费以助进行。1935年11月,在香港成立“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发表宣言,要求国内团结,实行民主,进行抗日,反对对日妥协政策和官僚政治,完成民族解放任务。会议推举黄琪翔为总书记。
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日急,抗日救亡呼声遍于全国,中共“八一”宣言的号召,激荡成全国一致的抗日高潮。南京政权慑于这种形势,不能不表面上作出准备抗日姿态,以缓和形势。1936年10月间黄琪翔在柏林,国民党政府驻德大使馆转来陈诚望他回国的电报。他认为,国内政治形势有所好转,团结抗战可能到来,决心回国参加抗战。
黄琪翔回到上海,恰逢“西安事变”。不久蒋介石、陈诚等获释,国共合作局势渐渐形成。
参加抗日战争
1937年8月13日,日寇在上海发动进攻,引起“八·一三”全面抗战。此时黄琪翔任第八集团军副总司令,后又任前敌总司令部副总司令。经过一个多月的战斗,伤亡极大,无力阻止日寇进攻。9月下旬,黄琪翔调任第八集团军总司令,指挥淞沪作战。9月底,日本侵略军利用其海、空军优势,在杭州湾金山卫登陆,绕攻上海侧背。黄琪翔闻警星夜赶赴淞江,尽所有兵力,防战两昼夜,终于溃败,上海完全陷落。
1938年,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改组,成立了政治部,黄琪翔为副部长,中国共产党亦接受国民党的邀请,派周恩来同志出任副部长。黄琪翔努力与周恩来合作,事事商量,扩大团结抗战的影响。时隔不久,国民党“团结抗战”的假局,渐次露形。黄琪翔处此困境,虽遇事力争,但与事无补。1938年8月间,他与周恩来同志先后去职。之后,他被调任为军训部次长,前往桂林。
1939年秋,日寇在湖北境内发动进攻,黄琪翔调任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指挥宜枣战役正面作战。由于左翼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不战而逃,黄琪翔被迫随部退出枣阳,转至襄樊固守。同时,另股敌军直攻右翼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防线,激战中张自忠壮烈殉国,全线崩溃。黄琪翔痛心疾首于抗战骗子之无耻和出于对敌人的仇恨,于1940年7月积极反攻,收复了枣阳,并开会追悼张自忠总司令和阵亡将士。
1941年冬,黄琪翔调任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驻防鄂西恩施。其时,新四军军长叶挺同志在皖南事变中被俘,拘禁于恩施。黄不避嫌疑时加看望,对叶挺生活常予照顾,这不独乡情旧谊,尤钦高风亮节。其后黄琪翔有词曰:“时花异草知何在,红叶长留天地间。”盖纪念叶挺同志之作。
1943年冬,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之后,英、美、中等国成立对日作战同盟军。中国组成远征军,作协同进攻缅甸日军的准备。黄琪翔为远征军副司令长官。
反对内战
蒋介石反动集团为掠夺胜利果实,进行内战。黄琪翔在国内和平无望、内战即将爆发之际,出任驻德中国军事代表团团长,于1947年6月间赴德,回避了内战。
1948年9月间,解放战争着着胜利,整个形势对蒋介石十分不利。此时,在柏林问题上美苏发生尖锐矛盾,形势紧张。黄琪翔突接蒋介石电报,略称:“闻柏林美苏关系紧张,冷战有变为热战可能,究竟情况如何,希即回国报告。”黄琪翔推测,蒋介石此举在于内战失败,想把希望寄托于第三次世界大战。因此,他回国见蒋,告以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可能发生的情势,而国内问题亦非战争所能解决,希望能从政治上处理。这种大相径庭的言论,自然引起蒋介石的不耐烦,当面对黄说:“不必回德国去了。”并说:“你可到台湾去看看在那里养病的辞修(陈诚)。”
此时,适值傅作义将军来南京参加国防部召开的军事会议,旅寓中倾谈,剖析世界情势、国家前途。黄琪翔对傅说:“此次内战毫无意义,暗于形势,丧失民心。目前败局已成,即拚死挣扎,也只能延长战祸,使民族陷于万劫不复之中。在此关键时刻,正是有力者当机立断,对国家民族作出贡献的时候。”解放后他们经常会晤,对当时的言谈倍觉亲切。
1948年冬,黄琪翔往台会见陈诚。陈诚对内战屡败形势表示悲观,黄琪翔劝陈诚出来奔走和平,挽救国家、人民苦难。陈表示蒋介石坚持内战到底,他无能为力;并劝黄将家搬来台湾,共图国事。至此,黄琪翔认为工作已到最后阶段,乃托词“回上海商量后再定”。抵沪即飞广州转赴香港。
参与新中国建设 努力学习
1949年8月,黄琪翔得到通知前来北京,光荣地参加了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他极感兴奋,认为近百年来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解放斗争,初步获得胜利。中华民族获得大翻身,光辉灿烂的前景,不惟中国人民足堪庆幸,对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也是一个榜样。他在来北京开会之前,特将在英国学习的两个儿子召回国内学习;将在香港的一些财物扫数带来北京;又将年迈的老母和亲友们一并迁来,表现出他一心一意地为新中国服务的精神。解放后,他担任过中央政法委员会委员,中南区军政委员会委员兼司法部长,国防委员会委员,国家体委副主任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以及中国农工民主党副主席、秘书长等职。他兢兢业业,力图作好工作。
黄琪翔具有学习精神,以不断地学习、改造、多见、多闻、多读为准则,特别在多读方面很下功夫。他阅读过许多马列主义著作,经常参加学习讨论。他对团结一致奔向社会主义,创建物质基础,达到国家富强,改善人民生活的理论和方针政策,极为赞同。
黄琪翔衷心热爱祖国,对台湾归回祖国,认为是兄弟们自己家里的事,希望早日实现。他对在台以至海外诸亲友,经常怀念。停云落月之思,剪烛连床之谊,萦系心曲,每为神往。夫人郭秀仪同志本此心情,对台湾和海外来访亲友,都以此意转告,期祖国统一早日实现,以慰黄琪翔同志生平愿望。
我深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全国人民的努力下,祖国终将统一,四化必会到来,琪翔同志的遗愿一定能够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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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黄华欢宴夏希,宾主强调指出
苏联必须立即和全部从阿富汗撤军
双方在会谈中希望不断加强两国之间的合作
新华社北京12月24日电 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黄华和巴基斯坦外交部长夏希今天在这里强调指出,苏联必须立即和全部从阿富汗撤军,以解决阿富汗问题。
他们是今晚在黄华为欢迎夏希一行举行的宴会上谈到这一问题的。
黄华说,第三十五届联大以压倒多数通过关于阿富汗问题决议表明,霸权主义的扩张政策是不得人心的。他指出,苏联不顾世界大多数国家的严正要求,拒不从阿富汗撤军,想凭借自己的实力长期霸占一个独立主权国家,迫使国际社会承认其侵阿的既成事实。这是不能允许的。
他说,我们赞赏巴基斯坦政府坚持要苏联撤军和让阿富汗人民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决定自己前途的正确立场。
黄华说,巴基斯坦是南亚地区的一个重要国家。巴基斯坦为反对侵略,主持正义,维护南亚和世界和平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指出,那些搞侵略扩张的人想在南亚挑起冲突、趁机渔利的阴谋,是不能得逞的。
谈到中巴友谊时,黄华说,“巴基斯坦朋友可以相信,不管前途有多少艰难险阻,在你们维护民族独立,国家主权,反对外来侵略和干涉的斗争中,中国政府和人民将始终站在巴基斯坦政府和人民一边”。他说,“我们赞赏巴基斯坦政府和人民改善和发展同邻国关系的政策并支持你们为争取按西姆拉协议的精神和联合国有关决议公正解决克什米尔问题所作的努力。”
夏希在讲话中对进一步恶化了的世界形势表示不安。他说,在离我们较近的地区,外国军队继续占领阿富汗一事,仍然使其邻国十分担心。这也是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感到严重关切的问题。
夏希说,今年联大通过的关于阿富汗问题的决议邀请所有有关方面共同努力达成一个公正和体面的政治解决方案。他指出,这个解决方案应该建立在苏联立即和全部从阿富汗撤军,阿富汗人民获得自决权,在巴基斯坦和伊朗的近200万阿富汗难民有权返回到自己家园和尊重阿富汗独立、主权和不结盟地位的基础上。
夏希说,中国和巴基斯坦一贯坚持不干涉其他国家事务的原则。我们坚决主张建立一个和平稳定的环境,使我们两国人民能在进步和繁荣的道路上前进。我们反对一切形式的扩张主义、霸权主义和帝国主义。这些共同的愿望是我们双边关系的基础,而且符合我们两国历来坚持与邻国保持友好关系的政策。他说,巴中睦邻关系得到了不断的发展。
夏希还谈到了巴印关系。他说,巴基斯坦是为了在本地区建立和平、与邻国和睦相处才努力和印度一道逐步寻找出能使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查谟和克什米尔争端的方案。在解决争端中不使用武力这点就是西姆拉协定的基础,也是巴基斯坦对印度关系的核心。
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出席宴会作陪。巴基斯坦驻中国大使尤纳斯和夫人也应邀出席了宴会。
新华社北京12月24日电 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黄华同巴基斯坦外交部长阿迦·夏希,今天上午和下午举行了两轮会谈。
据悉,会谈是在诚挚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双方就国际形势、地区形势,特别是阿富汗问题和柬埔寨问题以及共同关心的其他问题,广泛深入地交换了意见。双方表示要为反对扩张侵略,维护亚洲的和平和安全作出自己的努力,并希望不断加强两国之间的合作。
巴基斯坦方面参加会谈的有巴基斯坦驻中国大使尤纳斯,外交部辅助秘书巴蒂博士、司长伊克巴尔·夏菲准将。中国方面参加会谈的有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司长陈肇源、副司长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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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各国驻华使节驻京记者观看话剧《茶馆》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2日电 各国驻中国外交使节和驻京记者今天应邀出席文艺晚会,观看话剧《茶馆》。
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黄华,文化部部长黄镇陪同观看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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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姚依林会见澳大利亚朋友
新华社北京12月22日电 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今天晚上会见澳大利亚全国记者俱乐部主席罗宾·查尔默斯和夫人,回答了他们提出的一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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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陈慕华会见朝鲜第二批友好参观团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2日电 国务院副总理陈慕华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以江原道行政委员会副委员长韩炳河为团长的朝鲜第二批友好参观团,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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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法庭就江青的罪行开始辩论
新华社北京12月24日电 特别法庭第一审判庭今天上午开始就特别检察厅指控被告人江青的反革命罪行,进行法庭辩论。公诉人江文发了言。被告人江青为自己做了辩护发言。
法庭辩论还将继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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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来信

江青的丑恶表演
江青这个“国人皆曰可杀”的反革命主犯,出庭受审已有五、六次了。她现在想些什么?对于人民的正义指控,她有没有一点点悔罪的表示?她是不是还在梦想有朝一日死灰复燃,重新对人民进行疯狂的报复和“追究”?
我目睹了江青的一部分丑恶表演,从中找到了对于上述问题的解答。
我看到:江青根本没有悔罪之心。她很想把自己打扮成为一个完全无辜的“受害者”,但是本性难移,只要一有机会,她就会再现“峥嵘”(请读作“狰狞”),肆无忌惮地毫不掩饰地对党对人民进行猖狂的反扑。
对于一部分指控,江青用“不知道”、“记不清了”来搪塞。搪塞不过,她就把罪责推给别人,包括推给当年受她蒙蔽而“造反”的年青人。她忘记了自己在十年浩劫中是立下过“丰功伟绩”的,那时候她从未想到也绝不允许把这些“丰功伟绩”分给旁人一点,现在却谦让起来了。这是多么可笑而又可鄙啊!
对于另一部分指控,江青直认不讳,但却强词夺理地宣称:“这是合理的,也是合法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嘛”。法庭出示她非法拘禁、刑讯逼供、诬陷好人、残害无辜的罪证,她竟然大言不惭地说:“这个并不重要,这些都是小事情。”在她看来,为了实现篡党篡国的野心,害死的人命那怕成千上万又算得了什么?把整个国家整个民族打入血泊之中也不过是“小事情”!假如现在还是封建专制的黑暗时代,象江青这种一度拥有女皇权势的人物,当然是言出法随,可以为所欲为的。吕雉不是对开国功臣韩信、彭越下了毒手吗?武则天不是指着朝廷重臣褚遂良的鼻子大骂“何不扑杀此獠”吗?对于她们,杀几个人还不是象打死几个苍蝇一样容易。但是,现在毕竟是20世纪80年代了,岂能容忍封建时代的暴行重演而不作道义上和刑事上的追究呢?迫害诬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绝不是“小事情”。不要说迫害刘少奇主席致死必须受到最严厉的惩处,就是迫害普普通通的清洁工人时传祥致死同样必须受到最严厉的惩处!
在审讯过程中,江青被驳得理屈词穷,就撕下一切伪装,公然宣称:“我就是无法无天,你们能把我怎么样?”她的确是象一个女皇那样行事,除了自己的意志,不承认还有什么法律。在法庭上她公然训斥和辱骂审判员,更不用说对公诉人及证人进行威胁和诬陷了。鉴于江青严重扰乱法庭秩序,并且不听劝告和制止,审判长在她第五次出庭受审时不得不下令把她逐出法庭。这是完全正确的。
江青说:“我有权为自己辩护”。这话不错。但是她忘记了,这种权利正是以服从法律为前提的。过去,他们迫害了成千上万的人,在什么时候、什么场合,他们给过被迫害的人以辩护权呢?现在,人民决心恢复法律的尊严,即使是江青这样祸国殃民的首恶,也允许她为自己辩护,这不能不说是极大的宽容了。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在特别法庭进行辩论时听取被告人江青的辩护词。我们并不害怕江青说话,因为我们相信人民审判奸贼的理由比奸贼能够为自己辩护的理由充分千倍万倍。假如江青利用人民准许的辩护权继续进行“改朝换代”的反革命宣传煽动,继续对成千上万被她迫害的冤死者和幸存者进行诬陷诽谤,那也是意料中的事,没有什么可怕。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完全有理由认为这是被告人江青在继续犯罪,而要求特别法庭加重对于江青的刑罚。
我要提醒人们注意,江青在法庭上对人民发出了狂妄的挑战。她宣称对她的关押和审判都是“非法”的,(无法无天的罪魁居然也指斥非法,未免可笑。)她发誓要进行“追究”,但她说:对于你们这些前台小人物(指特别法庭审判员以及出庭的检察员、书记员、法警、证人等)“我可以免予追究”。人们应该警惕江青这一狂妄挑战所包含的杀机。象一切面临覆灭的反动派一样,江青绝不会承认失败,只要有可能,她就会进行疯狂的报复。这一点我们丝毫也不怀疑。但如相信到时候她对一般小人物会“免予追究”,那就未免太天真了。十几年前江青开始露出了狰狞面目,她首先是对那些“压了我几十年”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进行报复,当时她对一般小人物“免予追究”了吗?为了打倒刘少奇主席,她一直追究到和刘少奇主席握过手的清洁工人时传祥,连刘少奇主席的儿子、一个普普通通的技术员刘允若也没有放过。为了诬陷朱德委员长和周恩来总理,她一直追究到早已牺牲了的革命烈士孙炳文和任锐,并把他们的一双儿女孙泱和孙维世迫害致死。为了置彭德怀同志于死地,她制造了《海瑞罢官》文字狱和“三家村”冤案,不仅迫害直接有关的邓拓、吴晗致死,而且株连到吴晗的夫人袁震、女儿吴小彦,甚至连演过《海瑞上疏》的周信芳先生也因之惨遭迫害。为了颠倒历史,确立自己的文坛霸主地位,她炮制了“30年代文艺黑线论”,不仅迫害田汉、郑君里、应云卫、上官云珠等一大批文艺界人士致死,而且株连到当时在生活上曾给她许多帮助的普普通通的老人秦桂贞。不必再举更多的例子了,血写的历史已经证明江青这个20世纪的迫害狂,一旦得志,是什么样的罪恶都能制造出来的。人民怎么能够容忍这样的恶魔逃出法网,再来进行疯狂的报复呢?
十年一觉女皇梦。江青的丑恶表演证明她还没有从封建主义的复辟迷梦中醒悟过来,也许她是至死不会悔罪的,那也只好由她去了。不仅为了替受害者昭雪沉冤、伸张正义,而且为了防止重新出现江青一类的元凶巨恶使人民再蒙受苦难,有必要判处江青这样罪大恶极的反革命主犯以最重的刑罚,这就是我在结尾所要讲的话。
陈昊苏
1980年1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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