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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实行专利制度 保护发明产权
中国专利局 赵石英
世界上的专利制度，已有三百多年历史，我国现在才着手建立，人们对它还陌生。这里，仅就几个问题谈点看法。
社会主义时期仍应承认发明产权
有人认为专利制度只能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是与垄断经济相联系的，社会主义社会搞专利制度是不可思议的。这其实是一种误解。
所谓专利制度，就是确认技术发明是一种财产。或者说，专利制度就是以法律的形式确认和保护发明产权，具有使发明商品化的作用。不少国家都规定，只对具有新颖性、创造性、实用性的发明才授予专利权，专利权所有者在法定期限内享有某种权益。
专利制度确是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而产生、发展起来的。自十七世纪英国制订专利法以来，专利制度在全世界范围内稳步发展，到十九世纪末，西方国家都已建立了专利制度；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也相继实行。到目前，全世界建立专利制度的已有一百五十多个国家和地区。从专利制度的发展历史中，人们可以发现一个不容忽视的规律，即一个国家开始实行专利制度的时候，往往也是开始实行工业化的时候。
专利制度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客观需要。它产生于生产社会化的过程中，又有助于生产的社会化。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商品经济和促进生产社会化的客观必要性还存在着。社会主义的企业是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商品生产者，要发挥优势，保护竞争，促进联合，就不能不实行专利制度，促进发明“商品化”。
长期的左倾影响，使人们一听到“产权”、“商品化”，就立刻和资本主义联系起来，本能地加以反对。现在是摆脱这种左倾思想枷锁的时候了。既然承认企业是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商品生产者，就不能不承认它可以拥有发明产权。科研单位走社会化的道路，也不能不承认发明产权。如果不用法律保护，那么，对可以获得经济效果的发明，有关单位就往往要采取保密的办法自行保护。因此用法律确认和保护发明产权，也是有效地打破技术封锁的一项办法。
三十年来，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主要靠人民的积极性，再加上行政组织的力量。由于我们缺少一套科学的制度，不能有效地利用经济和法律的杠杆去调动、发挥单位与个人的积极性，我们曾经耽误了许多时间，蒙受了巨大损失。现在，我们应当总结历史的经验，把国外经历三百多年形成的制度看成是一种管理经济和技术的科学办法，用来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服务。
专利制度对生产和科研的积极影响
长期以来，我国把科学研究的成果作为任何单位都可无偿使用的公共财富，再加上“吃大锅饭”的体制，致使企业对科研成果的利用既缺少内在的经济动力，又缺少动用资金实施发明的自主权，科技成果往往推广不出去。这已成为多年解决不了的老问题。
为了鼓励发明，我国曾颁布《发明奖励条例》。但这只是对发明人给予精神奖和一些物质奖，并不承认发明产权。在发明一旦成功，谁都可以自由使用的情况下，发明人所在单位，也就是发明的投资者仍得不到应有权益，这就不利于调动其积极性。
我国实施专利制度，无疑会对经济和科技的发展带来一系列重大的影响。
首先，将调动各方面从事技术发明的积极性。一项发明，被批准为专利后，在生产中加以利用，就能使利用该专利的产品在竞争中处于明显有利的地位。因此，将促使各企业高度重视技术发展。
第二，将促进科技成果的应用。科研单位为了适应“专利市场”的需求，就要努力创造出急需的、实用的先进科研成果，从而有利于科研成果的推广。
第三，促使发明公开。有人认为专利即是垄断。其实，专利制度就是为了打破当时的行会制度对技术的封锁垄断才产生的。专利制度一般都规定：一项发明，在申请获得专利权的时候，必须公开这项发明的技术要点。这在客观上就起了一种技术交流的作用，其他人既可由此了解“专利市场”的“商品”，又可以受到公开技术的启发，改进其正在研究中的发明。
第四，有利于避免科研课题的重复。科研课题的大量重复，是当前我国科研管理工作中令人头痛的问题。按照专利制度，某项发明一旦获得了专利权，别人重复研究不但不可能得到专利，并且在法律上是侵犯他人专利权的行为。因此，在选题时就不能不认真查查文献，弄清楚过去确没人搞过再动手；如果人家已搞成，就应当在别人的基础上前进一步，搞新的研究，才能取得新的专利。
第五，有利于技术和经济方面的国际交往。我国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一样，实行了专利制度，就可以打消某些国家在同我们进行经济和技术交往中的一些不必要的疑虑。
认真制订一部具有中国特点的专利法
实行专利制度既有其有利的一面，也有其不利的一面。趋利避害，关键在于制订一部适合我国国情，具有中国特点的专利法。
我国制订专利法，首要一条是坚持社会主义原则。西方国家的专利制度是保证发明权私人占有。我国实行专利制度，虽然授予单位和个人以专利权，但我们的目的是提高整个社会生产力，一般地说，专利权所有者不得拒绝转让，只有在国家的特殊要求下，才批准某些发明可以在一定期限内独占而不转让。对向我国申请专利的外国人，既承认他的合法的专利权，又可在极其慎重的前提下采用国际惯例，在专利法中规定强制许可和国家征用的条款。
有人认为，我国目前技术水平和工业基础薄弱，搞专利法只能保护外国垄断公司的利益。这个担心是没有多少道理的。因为专利法是主权法，是为本国利益服务的。在制订我国专利法的条款时，就要事先考虑到有些可能出现的弊端，尽可能加以避免。
有人认为，建立专利制度，就等于自动地保护世界各国所有的专利，这完全是误解。一个主权国家，只有义务保护那些向本国申请并经本国批准的专利。有些人认为，外国人可能利用我们的专利制度垄断中国市场。这种可能性是并不存在的。只要在我国的专利法中规定：外国人获得我国批准的专利必须在我国实施，向我出口产品不算实施，只有将专利用于与我国合营的企业或向我国的企业转让，才算实施，这样就不会出现外国专利垄断我国市场的情况。
实行专利制度，制订专利法，是一项政策性、专业性极强的工作。我们必须弄清国外三百多年来实行专利制度的利弊得失，研究当代国际专利工作的发展趋向。同时考虑到国家的长远利益和现实利益，既看到在一定时期和一定方面有所得，也要预计到在一定时期和一定方面有所失，权衡利弊，作出决定。现在，我国的专利工作还处在筹备阶段。我们感谢国外的朋友以及国内各部门给我们的大力帮助和支持，欢迎各方面的同志和朋友继续向我们提出各种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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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同学生生活在一起 交流思想 探讨问题
交大党委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在实处
新华社上海电 新华社记者刘军报道：上海交通大学党委把做好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近一个时期来，校党委成员经常和学生交流思想，平等地交换对各种问题的看法，引导他们实事求是地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这个学校的党委成员认为思想政治工作是我党的优良传统。在新形势下加强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是关系到培养社会主义建设人才的大事，应当理直气壮地去做。他们分析了现代大学生思想活跃、敢于探讨、关心国家大事等特点，自己带头并动员党政干部和教师都来做生动活泼的思想政治工作。
10月间，学校黑板报栏里张贴了外省一所学院学生谈及本校出现不正常情况的来信，一时在学生中议论纷纷。党委书记邓旭初和学生一起讨论，并发表自己的看法。他分析情况，认为应当相信那里的干部和群众能解决问题。同学们感到他的话言之有理，议论也渐渐地平息了下来。
除社会上的问题反映到学校以外，大学的专业、教学安排和生活条件，常常是引起学生思想问题的来源。校党委成员很注意倾听学生的意见和呼声。对于可能酿成学生不满的“苗头”，及时做工作进行疏导。邓旭初和党委委员、副校长朱雅轩在同材料科学及工程系焊接、铸造、锻造等专业的学生交谈时，发现有些同学专业思想不稳定，有些学生已多次向学校提出改学别的专业的要求，个别学生甚至不想温课迎考。为了解决这一带有倾向性的问题，学校主动举行座谈会，介绍国内外有关这种工艺技术的发展动向和它在国家造船等工业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对学生提出的问题也一一作了回答，使学生的专业思想逐渐稳定。
学生曾反映：有经验的老教师上教学第一线的人数少了，有些主讲教师不注意教学方法，教学效果差，部分教材内容陈旧，质量不高。校党委立即建议校行政领导结合期中教学检查，调整、充实了教学第一线的主讲教师。现在全校正副教授和讲师以上参加教学工作的有三百七十多人。党委委员、校长范绪箕给研究生讲《热应力》这门课，其他几位副校长也深入各系听课，开展教学法研究，在此基础上，讨论制订了《上海交通大学关于教学工作若干具体问题的规定》。在提出的十七条具体措施中，对教学计划、课程设计、师资配备、教学实验和生产实习等问题都作出明确的规定。
党委副书记刘克不久前还住进了学生宿舍。一个多月来，他和学生睡在一起，早晨一起跑步、出操，和学生一起在食堂用膳。他听到学生对食堂管理不善，伙食质量下降有议论，即向校党委汇报。校党委认为解决学生的思想问题不在于说空话，能解决的问题要尽快解决，暂时不能解决的也向学生说明困难。现在，学校后勤部门积极扩大服务面，开设夜间点心部，为晚上自修学生服务；上午课间操时间供应面包，还增添了周末小吃，照顾外地学生和单身职工。
交通大学党委敢于引导，善于引导，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在实处，校领导和学生、党组织和群众之间的矛盾大大减少，一个生动活泼、勤奋学习的风气正在那里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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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晚婚晚育会发生先天畸形吗？
比利时布鲁塞尔医学院中国进修生 刘斌
今年7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宋子成同志的文章《结婚生育不应太晚》，提出妇女在二十五、六岁生育第一胎是符合“晚育”和“优生”的，并论述了育龄过晚与发生先天畸形、婴儿死亡的关系。我认为，宋文有些提法不妥，容易引起人们对晚婚晚育产生种种思想顾虑，其论据也值得商榷。
当前国际上普遍认为：妇女的有效生育期是在20至35岁之间，而20至30岁又是生育第一胎的“适宜年龄”。在此期间，畸形少，死胎率低，成活率高。现在西方国家，如美、英、法等国平均结婚年龄都在25岁左右，育龄就更晚了。
我国青年发育成熟一般约在23至25岁之间，达到这个年龄后再结婚生育，从医学角度看也是合适的。鉴于我国人口年龄构成轻，进入和即将进入婚育年龄的人口特别多，未来人口增长的势头很猛这个特点，我们可以提倡选定“适宜年龄”的后半段，即25至30岁之间作为我国妇女生育期限为好。在我国，一个青年大专毕业已二十三、四岁了，走上工作岗位到能够胜任本职工作，也还需要四至五年的艰苦努力，这时大约二十七、八岁，开始生育并不算迟。在我国这样人口多、底子薄的情况下，把妇女生育年龄提前四至五年，或者推迟四至五年，是关系很大的问题。
先天畸形发生的原因是很多的。最近公布的统计数字表明，大致每600个婴儿中能见到一例“先天愚型”患者，而且多发生在18岁以下的早婚早育者或是在35岁以上的高龄产妇中。由此可见，先天畸形的发生与产妇的年龄虽有关系，但并不大，更何况我们所提倡的“晚育”年龄是在25至30岁呢。至于婴儿死亡的问题，它与先天畸形的发生是密切联系的，情况很复杂，原因也是多方面的，绝不能仅就产妇年龄的一个因素来解释。
因此，我认为，提出我国妇女晚育年龄在25至30岁期间的主张是科学的，并不会因此而增加先天畸形和婴儿死亡的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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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精神病患者“计划生育”更为重要
我认为，精神病患者更应该做好计划生育工作。根据国内外精神病学的研究，遗传因素在精神病的发病中起着一定的作用。例如精神分裂症、情感性精神病（躁狂忧郁症）、精神发育不全、癫痫等均与遗传有一定的关系。据国外资料介绍：父母之一患精神分裂症时，其子女的患病率为7％—16．9％，父母双方患精神分裂症时，其子女的患病率为34—68％，而一般人群中的患病率只有0．8％。1975年杭州市普查资料证明，精神分裂症患者中有家族史的占12．9％。广州市普查18例躁狂忧郁症患者，有遗传史的占5．56％。杭州市普查105例躁郁症患者，有遗传史的占8．5％。
因此，已婚的夫妇任何一方患了精神病后，应毫不犹豫地施行绝育手术。已婚女患者在妊娠早期应及时施行人工流产。
贵州省精神病防治院主治医师 时鹏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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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哈尔滨工业大学加强思想政治工作
选派得力教师担任班主任
据新华社哈尔滨12月22日电 哈尔滨工业大学这学期选派五十多名教学和思想政治工作经验比较丰富的教师，担任各系三、四年级的班主任，加强了思想政治工作。
这些班主任中，有讲师27人，副教授二人，其余也都是熟悉学生情况的助教。他们结合学生的学习和思想实际，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这个学校电器专业的专业方向由搞一般装置改为图象识别后，一些学生对专业方向的改变有无前途产生了顾虑。班主任刘茂体察到学生的心情，及时请来教研室主任给学生做专题报告，讲清改变专业方向的必要性和前途，解除了同学们的思想顾虑，提高了他们学习的积极性。
许多班主任教师主动深入班级了解学生思想情况，使学生中的一些思想问题及时得到了较好的解决。热能工程专业四年级一个班一些学生对目前市场上违犯物价政策的现象有意见，从而对党的调整国民经济方针是否正确认识不清楚。班主任范柏樟便请教研室主任给学生作专题报告，帮助大家澄清了一些模糊认识，并且提高了学生学习政治课的积极性。班上一些同学认真阅读有关文件，还自学政治经济学。现在，这个班政治空气和学习空气浓厚，全班七名党员严格要求自己，有11名共青团员积极要求入党，不少同学准备报考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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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南开大学通过多种课余活动
引导学生活跃思想明辨是非
新华社天津12月24日电 天津南开大学通过多样化的课余活动，引导学生活跃思想，明辨是非，提高文化素养。
文科各系在系学术委员会的指导和帮助下，开展学生课余学术研究活动，扩大知识领域。文科四个系的学生会都有学生自己创办的学术刊物，发表同学们撰写的学术论文和文艺作品。政经系办的《经济初学》已经出版了13期，发表学生撰写的文章200多篇，就经济改革的某些理论和现实问题，进行了探讨。学校还定期举办学生学术论文讨论会，并通过评选优秀论文，表彰那些学习刻苦、思想活跃的学生。哲学系77级2班有34名学生在最近一年里，共写出121篇文章，其中16篇文章获系级优秀论文奖。一名学生结合历史唯物主义课程的学习，研究人口问题，编辑了人口资料目录，他写的《论人口普查》一文，被推荐到中国科学院人口理论讨论会。另外两名学生研究了《资本论》的矛盾结构学说，写出了有独立见解的文章——《〈资本论〉中关于矛盾结构学说的几个问题》。这个班的学生通过学习和参加课外学术活动，提高了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问题的能力。
对于学生中存在的一些有争议的看法或模糊、错误认识，南开大学则积极倡导他们通过民主讨论和自我教育的方式进行解决。今年学校利用校刊组织学生就三个专题进行了讨论：一是关于理想问题；二是读书与关心国家大事的关系问题；三是在新时期还需要不需要雷锋的螺丝钉精神，引导学生正确处理个人与国家、个人理想与革命需要等关系。暑假开学后，各系普遍办了假期见闻漫谈会、农村形势演讲会等，通过畅谈农村经济形势，及对农村经济改革中的一些模糊认识的讨论，学生们认识到正确执行农村经济政策的重要性。
这个学校还经常组织一些增进知识，陶冶情趣的文化娱乐活动。校团委和学生会曾举办讲座，请市美术学院讲师讲解西方美术发展的历史，及怎样看待与欣赏西方艺术。他们还邀请著名作家梁斌、青年作家冯骥才等同学生座谈创作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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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工程热物理所
建成先进的压气机试验台
本报讯 中国科学院工程热物理所在有关单位协助下设计并建成了超跨音速单、双级压气机试验台。它以可控硅整流供电直流电动机作为驱动装置，是我国首创。他们研制的数字式调速装置，在每分钟一万二千转范围内能自动保持转速变化每分钟不超过正负三转，达到了国际上同类试验装置的先进水平。
这座压气机试验台，是研究航空发动机与工业燃气轮机设计新理论、新方法不可缺少的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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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语言学界集会纪念黎锦熙
本报讯 北京市语言学会于12月17日举行学术报告会，纪念我国当代语言学家黎锦熙先生（1890—1978）诞生九十周年。黎锦熙先生的生前友好梁漱溟、袁晓园、王静如，以及黎先生生前所在单位北京师范大学的谢芳春、钟敬文、刘漠等参加了这个纪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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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方速记学校恢复教学
本报讯 停办十四年之久的私立北方速记学校，经有关方面批准业已恢复教学，现定名为哈尔滨市道外区私立庞麟速记补习学校。
该校办有三个班，共招收一百二十四名学员。学制为半年，以业余为主。几个月的实践表明，教学效果较好，有的学员面授三个月后，每分钟已达一百三十字的记录速度。庞麟修订的《速记讲义》，经批准也已出版。庞麟最近提出恢复“文化大革命”前以函授教学为主的办学形式，尽量多招收些学员。他还建议，尽快成立全国速记工作者协会或学会，以便促进我国速记学的研究、教学、创案和推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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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顺化纤染织厂靠科学技术转亏为盈
本报讯 记者王溪元报道：1978年亏损130万元的抚顺市化纤染织厂，由于抓了科学技术，一年就扭亏为盈，1979年盈利136万多元，预计今年可盈利280万元以上。
抚顺市化纤染织厂是个小厂。原来主要生产袜子，从1977年逐步转产涤粘化纤布。因为当时涤粘化纤布在市场上供不应求，所以他们根本不考虑用科学技术提高质量和增加花色品种，反正是“萝卜快了不洗泥”。
1978年下半年市场上出现了化纤布积压、顾客东挑西拣的局面。该厂产品积压九十多万米。工厂的资金周转不开，只好靠贷款、赊账过日子。
厂领导从“花色单调”、“样子老”、“没生命力”等批评中找到了自己的主要问题：不重视科学技术工作，没有抓产品设计。1978年10月，该厂下决心抓科学技术工作，首先建立了设计室，购进三台自动化小样机，科技人员由两名增加到19名，上级还派来一名工程师担任设计室主任。技术人员受到重视，个个奋力争先，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就设计出50多种布样，从中选出33种参加了省里的选样定产会。会上，有25种被客户选中，仅当场签订的生产合同就相当于该厂1979年上半年的全部生产任务。工人们高兴地奔走相告：“有活干了！”
现在，这个厂的设计室已发展成独占一座两层小楼的研究所，人员已由19名扩充到54名。他们不仅源源不断地设计出新的布样，还利用优选法大幅度地降低了染化料的消耗，单梭织布机改成了多梭织布机。在化纤布的市场竞争中，这个厂靠科学技术赢得了主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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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施仲坚（右二）和他领导的研究小组，两年来取得三项重大科研成果：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性能稳定可靠的浮力提拉单晶炉，润湿导模新技术，以及我国第一台超声显微镜实验装置。
新华社记者 杨武敏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