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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年终专稿
世界面对着挑战
八十年代的第一年表明，当苏联认为有必要向别国动武的时候，它可以无视国界的限制，它的所作所为都是为实现其全球战略服务的。现在，世界面临着苏联的挑战。各国能否联合起来，挫败霸权主义的全球战略计划，是八十年代中一个关系到世界和平的重大问题
新华社记者 晨曦
80年代第一年的世界，起码说明了一个问题：苏联越来越无视国界，在它认为有必要的时候向别国动用武力。这一点，现在怀疑的人大概不多了。
但在评价苏联战略意图的问题上，却有着不同的看法和解释。有人认为苏联在推行南下战略，有人认为它仅仅在局部地区采取局部行动，甚至也有人认为这种行动是防御性的。归根到底：苏联有一个称霸世界的全球战略吗？它是不是正在推行这个战略呢？
当然，如果说在克里姆林宫的秘密会议桌上放着一张向世界进军的路线图和具体的行动时间表，那未免有些玄乎。可是，设想苏联这样的超级军事大国毫无战略部署和战略目的，而象某些外国观察家所说的那样，只是“纯机会主义地”在地球上东抓一把、西抓一把，更是不可思议。
怎么解释自60年代中期以来，苏联在“裁军”幌子下坚持不懈地进行迅速的、巨大的和远远超出防务需要的军事努力呢？怎么解释自70年代中期以来，苏联在“缓和”烟幕下，打着“赫尔辛基精神”的旗帜，在北非、中东、西亚、南亚、东南亚，甚至拉丁美洲发动的一系列战略攻势呢？恐怕，任何没有称霸世界野心的国家都不需要这样做，不会这样做。一个对人类前途负责、珍视和平的真正社会主义国家，更不会这样做。为了“缓和”而进行扩张，为了“防御”而进行侵略，为了支援“革命”而屠杀别国人民，为了“裁军”而扩充军备，为了“安全”而制造战争——这是克里姆林宫的逻辑。
莫斯科辩解说，它是在“执行列宁的遗训”，“用武力支持革命斗争”。世界上也有些好心人误认为苏联错只错在“输出革命”上。“我们反对苏联干涉阿富汗，因为我们反对输出革命”。——他们这样说。
倘若给一个国家的人民带来战争、流血、死亡、恐怖、屈辱和民族灾难，可以说成是输出“革命”，那么希特勒岂不也成了革命家！
现在，苏联化学武器的毒雾在阿富汗和老挝的群山中扩散。苏联的坦克碾碎柬埔寨人、泰国人、阿富汗人……的尸骨。克格勃的魔影在各大洲游荡。这个残酷和血淋淋的现实，是勃列日涅夫之类的“革命输出”者们的杰作。这不但与社会主义和革命毫不相干，而且是对社会主义和革命的严重亵渎。
既然苏联有一个全球扩张的世界战略，它就当然要有这个战略的重点地区，这个重点仍然在欧洲。这不单单因为欧洲是它的大本营所在地，它的主要家当——军事的、经济的、文化的——都在这里。尤其因为，用苏联国际问题权威扎格拉金的话来说，“欧洲不是抽象的概念！欧洲，一部分是北约，一部分是社会主义国家，是对立的政治方针冲突的场所”，而且，欧洲有成为“第三次世界大战某种孵化器的危险”。所以苏联不能不把战略重点放在欧洲。它在欧洲部署了四分之三的兵力、最好的装备。它在欧洲的战略程度最高，发动大规模突然袭击的能力最强。
至于说苏联近年来在亚洲太平洋地区加强了一些军事部署，那恐怕多半是战略策应，而看不出是战略重点的转移。苏联恰恰是愿意制造它的战略重点东移的假象，使西方减弱在欧洲的防御能力。
由于前面提到的同样原因，苏联宁肯在欧洲搞“缓和”策略而保持强大的军事威慑。苏联未尝不能用武力夺取西欧。但力取不如智取。不难理解，苏联需要的并不是化为焦土的西欧，它在废墟上既得不到先进技术，也捞不到经济利益。它也不能不顾忌在欧洲实行强攻代价太大。所以，它要用“缓和”来麻痹西欧，离间欧美，所以，它要插手中东和非洲，从侧面包抄西欧，抢占波斯湾战略要冲，掐断西方的石油命脉，迫使西方不战而降。从这个方向上看苏联侵略阿富汗、窥伺波斯湾的战略意图，也许更清楚得多。正因为如此，有人把勃列日涅夫关于波斯湾的五点建议，说成是鸡笼中的狐狸的建议，是完全有理由的。
克里姆林宫在推行这个全球战略的过程中，已经背上了一个又一个的包袱。这种情况同当年美国向全球扩张时的情况有些相似。现在，它又碰到一个大难题，波兰。如果它不用武力把波兰人民的意志压下去，就可能使它的整个“大家庭”动荡和不稳，牵制它在世界上其他地区迂回包抄西欧的战略的实施。但是，如果它冒险干涉，也有可能把它的整个战略棋局打乱，不得不转而直接在欧洲同西方紧张地对抗，可能把它迄今为止搞的“缓和成果”送入坟墓。这是一个难下决心的、关乎全局的战略选择。这就是它在波兰周围集结重兵，完成武装干涉的部署而又在是否出兵上犹豫不决的原因。
波兰危机本来是波兰的内部事务，然而它的意义和影响却远远超出了一国的范围，它已不仅仅是波兰工人阶级争取一点经济利益和与当局矛盾的问题，甚至也不单是涉及波兰与苏联的双边关系问题，而是牵动世界战略全局的问题。
世界面对着挑战。一切反对侵略、干涉、扩张，受到苏联威胁的国家能不能广泛联合起来，有效地挫败霸权主义的全球战略计划？这是80年代中一个关系世界和平的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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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年终专稿
一年来的美国对苏关系
肖西
苏联对阿富汗的侵略，把它同美国的争夺从“边缘地区”带到了“要害地带”。以这个事件为转机，一年来美苏关系发生了重要的变化。
如果说，70年代被称作“缓和”的“蜜月时期”的话，那么，80年代一开头，这种“蜜月时期”已为美苏激烈抗衡所取代。西方人士认为，美苏关系“达到了20年来的最低点”。用卡特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的说法，两国关系“正处于一个强化的紧张阶段”。
事实证明，这种说法不是没有根据的：经过将近7年讨价还价才达成协议的美苏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还没有来得及批准，就变成了一张废纸。美苏之间这笔最大的交易告吹，其他问题就更难达成协议。例如今年10月在日内瓦举行的美苏关于限制欧洲中程核武器的初步会谈，以毫无进展而告结束。与此同时，卡特政府宣布今后连续几年增加军费。
作为70年代东西方“缓和”、“合作”最得意的成果——欧安会，已经陷入了危机。同5年前赫尔辛基欧安会首次会议相比，今年在马德里举行的欧安会续会开得冷冷清清，难以为继。
美国对苏联入侵阿富汗采取了一系列制裁措施，包括抵制莫斯科奥运会，禁止输出超购谷物，停止出售尖端技术和其他战略性项目，严格限制在美国水域内捕鱼，推迟执行两国互设新领事馆和其他文化、经济交流计划等，使苏联受到严重打击。
两国外交关系降到了最低水平。今年以来，除了两国外长举行了两次毫无成果的会晤之外，再没有举行更高一级的会晤。
美苏之间这种冷冰冰的关系是60年代以来所少见的。这并非出于偶然。因为，苏联霸权主义的扩张政策已经把美国逼到了墙角。卡特总统认为苏联的扩张是“更带根本性的挑战”，不得不采取对策。因而其对苏政策的指导思想已经从过去强调谋求“缓和”、“裁军”、“合作”转变到强调竞争、争夺和对抗。当选总统里根的外交顾问艾伦最近也说美苏“竞争是实际存在的，而且不会消失”。
从这种新的立场出发，针对苏联的全球战略，美国在国防和外交政策上作了一些调整。
第一，改变了过去对“区域性冲突”避免军事卷入的态度，提出了用武力保卫波斯湾、遏阻苏联南下的“卡特主义”。宣布西欧、远东以及中东、波斯湾和西亚为三个相互紧密联系的“中心战略区”，“对于其中任何一个地区的威胁，将影响其他两个地区的利益”。为此，美国政府作了一系列相应的军事部署，对于苏联挑起的局部冲突从消极回避转变为积极应战。
第二，重新修订防务政策，力图扭转美国军事力量对比不断下降的趋势。长期以来，美国错误地以为只要美国同苏联保持“战略均势”，就能确保安全。阿富汗事件之后，美国当权者痛感实力下降的危险，决定增加军费，加速研制和部署新的核武器系统，推动欧洲战区核武器现代化，并提出了新的名为“抵销战略”的核战略，争取改变在军事战略上的被动态势。
第三，美国从过去带头同苏联搞缓和转为推动盟国共同抗苏。美国领导人日益感到，要对付苏联的全球扩张，单凭美国一国的力量是不够的。因此，在改变对苏政策的同时，也积极调整了同盟国的关系，加强联盟内的平等协商，减少盟国对美国的不信任感。在美国倡导下，西方国家共同筹划了对付苏联的“战略分工”。对于第三世界国家，美国一再宣称要同它们“建立较健全和较良好的关系”，“扩大友好范围”，并向某些处于苏联威胁第一线的国家提供军事、经济援助，以增强它们抵御苏联的能力。
这些调整表明，美国对苏政策的变化不是局部性的或暂时的权宜之计，而是带有全局性、战略性的变化。
回顾70年代当苏联利用美国陷入越战泥潭和战后的“新孤立主义”而在全世界大肆扩张的时候，美国却一厢情愿地想用妥协让步来使苏联有所收敛。但是阿富汗的炮声终于使美国的一些决策者看到：委曲求全不能换来苏联的克制；姑息迁就只能助长对方的得寸进尺。7年“缓和”的结果是西方的地盘一块块丧失，美国的地位一天天衰落。特别是苏联对西方石油生命线的严重威胁，更使美国深感不安。在这种情况下，很多美国人要求对苏联采取强硬的态度，对苏联的挑战作出坚决的回答。卡特总统虽然顺应潮流采取了一系列对抗苏联的措施，但是不少人认为他还不够强硬有力，加之他过去在对苏政策上的软弱和摇摆不定，使他失去了一部分选民的支持。结果，以对苏强硬派著称、并在大选中打出了“加强军力，对抗苏联”旗号的里根当选了美国总统。
由此看来，美国对苏政策的转变不是某个当权人物的一厢情愿，而是形势发展的必然趋势。它在美国国内有着广泛的基础和深刻的原因。
当然，应当看到，美国对苏政策的变化是对苏联霸权主义扩张的一种反弹力，它基本上还是属于防守性质，居于守势。它的强硬也是有一定限度的。这首先是由于美国的实力日趋衰落，国内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困难，使它在对抗苏联方面不得不受到一定的牵制。其次，美国国内还存在着绥靖思潮，对于抗苏斗争会随时起干扰作用。同时，也要估计到苏联还会施展种种手段，企图诱使美国“回到缓和道路上来”。尽管由于种种因素，美苏关系今后还不可能一成不变，但经过“阿富汗冲击”之后，两国关系要回到“缓和”的“蜜月时代”，恐怕是不大可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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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博斯普鲁斯海峡活动的苏联巡洋舰。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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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普通家庭作客
朱敏之
日本的一个普通家庭是怎样生活的，有些什么苦恼和欢乐？
中国妇女代表团最近在访日期间带着上述问题来到了律师、医生、小企业主、农民等6个日本人的家里作客，同女主人促膝谈心，并且在她们家里住宿，体验了普通日本人民的生活。
在同这些普通日本姊妹亲切交往中，我们深切地感到，尽管日本一般人家的家务劳动已经电气化，但主妇们仍然很勤劳。她们把家庭生活安排得很合理，挤出时间来参加社会活动和教育子女。在这些普通的日本家庭里，我们也深切地感受到了日本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深厚友谊。
在东京访问的时候，我同代表团的另外两位团员曾一起到35岁的女律师浜四津敏子的家里作客。
浜四津夫妇有两个孩子，大女儿雅子今年7岁，在小学一年级读书，5岁的小儿子洋文白天送到附近的保育院里，晚上回家。
在交谈中，浜四津敏子告诉我们，他们住的这幢二层楼日本式矮房子是向银行借钱买来的，总共花了三千一百多万日元。他们已经住了3年，每月还给银行20万日元。要再过20年以后才能还清。她的丈夫说：“等20年后还清了债，这所木结构的房子恐怕也要重新建造了。但是这块地皮终算是属于我们的了。”
主人带我们参观了他们的整个住房。这所房子并不大，楼上楼下建筑面积总共为78平方米。但房子布局很合理，派的用场不少。楼上是二间卧室一间书房，楼下有客厅、厨房、厕所、洗脸间、洗澡间、楼道，外加一个小小的院子。每间房间都很小，但因为不摆设什么家具，因此并不显得挤迫。日本人十分喜爱花草，千方百计绿化环境。浜四津敏子家还有一块约10平方米左右的小院子，里面种了花草。她说，这院子虽然占掉一些住房面积，但这小小的天地却使人感到清新，给生活带来大自然的美。
夜已深了，主人盛情留我们在她家住一宿。睡在“榻榻米”上，感到十分舒适。日本朋友的友情温暖着我们的心。
第二天清早，雅子的小朋友来约她一起去上学。浜四津敏子也要骑自行车把小儿子带到保育院去。她告诉我们，交通方面的困难使她感到苦恼。她把小儿子送走后，自己要骑自行车到地铁车站，把自行车存好后，再乘地铁去上班。她们夫妇两人每天上班路上来回要花掉大约4小时。这对讲究高效率的日本人来讲是很大负担。但是没有别的办法，浜四津敏子说，东京普通人上班都是这么困难的。我们离开浜四津敏子的家，踏上东京街头，只见人们熙熙攘攘，又开始了繁忙紧张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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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员天天过圣诞节
圣诞节是西方国家的一个传统节日，人们在欢度节日时互赠礼品，是行之已久的习惯。但世上哪有人会天天过圣诞节呢？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12月初发表一篇文章说，近来送给美国国会众参两院的议员的礼品如同雪片一样飘来，其数量之大，品种之繁多，是前所未有的，议员们简直是天天在过圣诞节！文章列举了极少一部分礼品，其中包括漂亮的马、古老的武器、高尔夫球的设施、各种名酒、可爱的小狗，一直到免费供议员参加一个俱乐部或作一次花费很大的度假旅行等等。
在美国，议员们接受礼物是国会生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国会有明文规定：议员接受礼物只要公开报告国会，不能认为是非法的，但每次从某团体或个人接受的礼物价值不得超过100美元，一年内免费享受交通、膳宿、文娱费等也不得超过250美元。
有些集团或个人，为了某种利益的需要，对议员施加影响，就不惜花钱给议员送礼。
在这种规定下，就出现一种微妙的情况。某组织可请一位议员去著名的休养胜地去演讲，付给他几百美元的讲演费，这个数字倒不算什么，但他到那里去却可获得一次免费度假的机会，甚至还可以带上老婆和孩子。
国会还规定，议员由外国政府出钱去旅行是非法的，但作为美国某机构或个人的客人前往，则是合法的。参议员威廉·斯·科汉夫人曾作为美国犹太人组织的客人在以色列呆了9天，据说整整花了6，600美元，而这样倒不认为是非法的。还有其他一些议员也采取同样方式去以色列访问。这种旅行使这些议员对以色列的政策会起什么影响，那是可想而知的。世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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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拉圭经济的“繁荣”和问题
姚春涛
“巴拉圭是拉丁美洲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执行书记、经济学家恩里克·伊格莱西亚斯不久前在访问了亚松森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巴拉圭这个南美的内陆国家，经济一直以农牧业为主，工业十分落后，仅有的一些加工工业也多数由外国资本控制。它的交通运输很不发达，4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只有一千多公里的铁路和一万多公里的公路，而且公路十有八九不是柏油路面，雨季难以畅通。经济基础如此薄弱的巴拉圭，怎么成了“增长最快的国家”？
据巴拉圭官方公布，这个国家的经济平均年增长率，1954年到1960年间为3．2％，1961年到1970年为4．6％，1971年到1977年达到7．1％，1978年和1979年连续突破10％，预计今年的情况会更好。
巴拉圭的经济是怎样出现稳步持续上升的呢？
原来，这个国家的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外国资本而得到发展的。1975年颁布的新投资法，进一步鼓励了外国投资，并借助外资加快了国家资源的开发和民族经济的发展。1979年，这个国家就建立了139家新的工业企业。巴拉圭工商部的官员说，吸收外资提供了新的生产手段和新的就业机会。
巴拉圭也十分注重对外贸易。政府针对国家本身的特点决定增加农牧业产品的出口，近年来一再扩大农牧业用地，并鼓励农牧业部门根据国际市场的需要，制定刺激生产的计划。外贸的兴旺推动了农牧业的发展，农牧业的增产又进一步活跃了外贸市场。1975年到1979年期间，这个国家仅对巴西的出口就增长了372％。
与此同时，巴拉圭政府还加强了同邻国的经济合作。1973年以来，巴拉圭已先后同巴西和阿根廷签署了在巴拉那河上兴建伊泰普、科尔普斯和亚西雷塔水电站的协议。其中同巴西合建的伊泰普水电站是世界上工程最大的水电站，它的设计发电能力为1，200万千瓦。这项工程的施工，迅速带动了巴拉圭的建筑业，建筑材料工业和一系列工商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巴拉圭由于这项工程从几家外国银行获得了大量贷款，几万巴拉圭人也因此获得了就业机会。
各行各业的发展和经济的持续增长，使巴拉圭按人口平均的国民收入逐年增加（1978年已达850美元），国际收支连年盈余，瓜拉尼（巴拉圭货币）的币值比较稳定，国内市场日趋繁荣。但是，伴随着这样的经济发展而来的是各种各样尖锐的问题。
依靠外资、外贸和外债带来的“繁荣”，其基础是十分虚弱的，政府向外国资本开绿灯，给外国投资者以各种优惠，结果不仅使国家的资源和经济命脉为外国资本所操纵，而且使广大劳动者创造的财富通过利润形式大量外流。目前，巴拉圭经济的80％掌握在外国资本手中，这不可避免地会同民族经济的发展发生矛盾。在巴拉圭市场上，从火柴到汽车，从电池到空气调节器，差不多都来自国外，民族工业的产品几乎完全丧失了竞争能力。
从统计数字看，巴拉圭的经济增长很快，按人口平均的国民收入也已接近中等发展国家了，但是由于收入分配极端不合理，那里广大劳动者的生活水平这几年并没有得到普遍提高。财富占有和分配的不合理，不平等，蕴育着危机的因素，自然会成为社会的一种不安定的因素。
巴拉圭是南美洲“最古老的极权”，国家，斯特罗斯纳独裁政权统治巴拉圭已有四分之一世纪了。巴拉圭经济的发展，同这个国家政治上的不民主不自由现象同时并存。过去二十多年，由于政治和经济原因外逃的巴拉圭人有近百万，几乎占这个内陆国家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也可以说，巴拉圭目前的“繁荣”是以政治上牺牲人民的民主、自由权利为代价的。但是这种经济的发展难道不会触动这个国家在政治上发生的变化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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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不完的礼物
（原载《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