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坚决贯彻调整的战略决策
王积业 吴凯泰
正确处理调整和改革的关系，是当前我国国民经济稳定发展的决定性环节。粉碎“四人帮”以后，在1976年至1978年间，我们没有及时提出调整国民经济的战略决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1979年初，国务院在全面分析我国经济形势的基础上，提出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同时明确指出，调整、改革、整顿、提高这四个方面的任务是相互联系、互相促进的，而调整是当前安排好国民经济全局的关键。一年多的实践表明，调整国民经济的战略决策，由于种种原因，并未坚决贯彻。
肃清“左”倾思想影响，提高对调整
的迫切性的认识
这一年多来，我国的经济形势是逐步好转的。农业发展较快，抗灾能力提高；长期落后的轻工业，这两年发展速度超过了重工业；过高的积累率开始下降，消费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有所提高。国民经济的主要比例关系开始向协调的方向迈进了一步。但是，也要看到，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状况并未根本改变，在某些方面甚至有所加剧，五届人大二次会议提出的调整目标还远未实现。国民经济的发展之所以仍然处于被动局面，同我们一年多来没有有力地狠抓调整有直接的关系，这又同经济工作中“左”倾错误的影响有密切的联系，所以，进一步抓经济调整，首先要提高对调整的必要性和迫切性的认识，认真肃清“左”倾错误的影响。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国国民经济比例失调不仅仅是由“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造成的。往前追溯，1958年初批评“反冒进”以来，除少数年份外，经济工作中的“左”倾错误一直严重存在。片面优先发展重工业，追求不切实际的高指标，追求高积累，追求“积极平衡”，计划留有很大缺口，等等，这些都破坏了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使经济结构日益畸形。并且长期以来，对经济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并未清算，经验并未认真总结，教训未能深刻吸取。在这种情况下，粉碎“四人帮”以后，很多同志急于求成，没有立即对国民经济着手调整，在1978年几乎又搞成一次“大跃进”。结果，1978年积累率一下子提高到36．6％，基本建设投资总额比1977年增长31．6％，这不能不引起更加严重的比例失调。
60年代初期我们也遇到必须调整国民经济的局面，比例失调的具体内容也同现在的情况相类似。但那时调整进展却较快，成绩显著。为什么现在的调整进展迟缓呢？一个重要原因，是对调整的迫切性的认识不同。
60年代初期，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病症是急性爆发。那时农业生产下降到全国饿肚子的地步，基本建设已无法继续进行。在国际上不但得不到任何经济支援，还受到封锁、逼债和破坏。整个经济不调整已经无法维持。因此，大家的认识比较一致，调整的阻力较小，行动起来步调一致，效果较好。目前这次调整，形势则不同。国民经济虽然严重比例失调，但它象慢性病那样已经存在多年；农业轻工业尽管长期落后，但前两年恢复还较快；基本建设规模虽然超过国力，然而还能拖拖拉拉地勉强维持着。物资有缺口，不当回事，反而认为能鼓干劲，调动积极性。财政有赤字，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在国际上，我们摆脱了闭关锁国状态，有可能从发展贸易、利用外资中得到支持，在某种程度上掩盖国内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矛盾。在“左”倾思想的长期影响下，不少同志中毒不知毒，已处于麻木状态。经济发展中比例失调的危险，往往不易觉察，不象60年代那样明显、尖锐。这一切使我们在行动上缺乏应有的坚定性，对调整贯彻得很不坚决。然而，讳疾忌医只能坏事。现在是进一步肃清“左”倾思想，提高认识，排除阻力，认真抓好国民经济调整的时候了！
改革要有利于调整，促进调整
这一年多来，我们在调整国民经济的同时，进行了体制改革的大量试点工作。6，600多个企业扩大了经营管理自主权，开始成为具有一定的自主活动能力的经济单位；消费品的流通开始冲破统购包销的束缚，生产资料部分地成为商品进入市场，企业的生产可以按照市场需要进行局部的调整，在一定范围内试行了计划指导下的市场调节，密切了产需联系，弥补了计划的不足；财政方面试行了中央和地方“划分收支、分级包干”制度，并进行了基本建设和挖、革、改投资由拨款改为贷款的试点，银行开始发挥更大作用。体制改革的这些试点工作，调动了企业和地方主动经营管理的积极性，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增加了盈利。因此，从根本上说，改革对国民经济的调整是有促进作用的。这两年轻工业的发展超过了重工业，轻重工业之间比例向协调方向迈进了一步。促成这种转变的原因，当然首先是由于国家采取了正确的宏观决策和措施，但是，扩大企业自主权、开展市场调节，确实起了良好的作用。又如，体制改革试点对于当前机电工业的调整是有利的。过去机电工业主要是为基本建设服务，基本建设战线的缩短，使机电工业遇到任务不足、生产能力闲置的困难，由于开始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部分机电产品有了“找米下锅”的可能，并可以促进机电工业加强为企业的更新改造服务。
但是，也要看到，由于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状况还未根本改变，进一步全面展开体制改革是有困难的。这是因为，第一，经济体制改革主要是解决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调整主要是通过调整比例关系以协调生产力的发展问题。从宏观经济考察，要使社会生产力能够顺利发展，国民经济能够稳定地持续地增长，必须把国民经济中一些重大比例安排好，这正是经济调整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经济规律所要求的。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不能违背这个要求。
第二，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需要有一定的财力、物力做基础。无论是企业实行利润留成、自负盈亏，还是改革税制、调整物价以及其他改革措施，都要有国家的财力物力作后盾。在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的状况下，财政连年赤字，国家拿不出更多的钱来进行改革。改革的步子迈得太大，走得过快，势必加重财政收支不平衡，扩大赤字。并且经济管理体制改革极其复杂，涉及上下左右各个方面的经济利益，总的原则应该是使基层生产单位和广大劳动者得到好处，获得利益。没有这一条，体制改革难以成功。所以，只有把比例调整好，财政状况根本好转以后，大规模的改革才能全面开展起来。
第三，由于体制改革异常复杂，加上我们缺乏经验，因而在改革过程中难免出现这样那样问题，甚至可能带来经济上的某些波动。在比例失调、市场紧张、财政物资信贷极不平衡的状况下，整个经济缺乏承担某些曲折、波动的能力。只有创造出一个良好的经济形势，有承担波动的能力，体制改革才能全面展开。
第四，扩大企业自主权需要具备外部条件。从生产领域说，如果供产销平衡不了，不能正常生产，由此造成的完不成生产计划、经济效果降低、减少盈利乃至发生亏损等情况，自然不能要求企业来承担经济责任。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各部门七长八短，供产销不衔接，扩大企业自主权必然受到限制。从流通领域说，实行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要求把生产资料真正作为商品来流通，而在比例失调的情况下，这种要求只能部分地实现，市场调节的范围依然很窄，许多本来应当实行市场调节的产品，还不得不实行计划调拨，统一分配，统购包销，否则经济生活也会发生混乱。同时，在比例失调的情况下，多数商品供不应求，从而不可能有真正的买者市场，开展不起来竞争。要扭转这种局面，从根本上说，就要调整好比例关系，建立供求相当或供略大于求的市场。这样，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管理体制才能逐步建立起来。
但是，这并不是说在经济调整时期，改革要停下来。必要和可能的改革试点还是应当进行，以有利于调整，促进调整。我国的经济比例失调，一方面是由经济决策失误造成的，如片面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
“以钢为纲”，追求高指标、高积累、高速度等；另一方面也同我国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有直接的关系。拿财政体制来说，由于实行资金无偿占用制度，各个地方、部门、企业总是千方百计地争投资，争到投资后又不负经济责任。这样，不仅容易助长投资过多、基建战线过长，而且由于重工业屁股大，部门又多，轻工业和农业“人单势孤”，争不过重工业。这样一来，农业、轻工业、能源、交通运输等国民经济的薄弱环节得不到加强，造成经济的畸形发展。再以计划管理体制为例，我们长期实行的是单一的指令性计划制度，而且又以总产值为主要计划指标。这种办法容易助长企业片面追求产值，不按社会需要生产，从而加剧比例失调。其他如物资管理体制、价格管理体制、劳动工资制度也都存在着不利于调动企业和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不利于调整比例失调的问题。所以，凡是有利于调整的改革措施，应当积极而稳步地推行。这里可能有三种情况：一种是改革措施对经济调整有利无弊的，应迅速推行。例如，国家基本建设拨款改由银行贷款，可以促进建设单位讲求经济效果，努力节约资金，减少不合理投放。第二种是不利于国民经济调整的措施，眼下不宜采取。例如，现在就削弱中央对基本建设计划的控制，显然不利于经济调整。第三种是多数改革措施具有双重性，对调整既有利也有弊。在各种改革措施还不配套的情况下，尤其如此。例如，财政分级管理在原则上是正确的，但它当前很不完善。它有利于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同时又容易产生“划地为牢”、盲目建设重复建设等问题。因此，在体制改革过程中，要认真研究每一种措施的利弊，使体制改革的每一个措施、每一步骤都有利于调整。
在调整中要加强国家的计划指导
当前，进一步抓调整，并使改革有利于调整，一个关键问题，是要在宏观经济方面加强国家计划的指导和必要的行政干预。现阶段体制改革的重点仍然是扩大企业自主权，这主要是解决微观经济的活力问题。而调整则着重解决宏观经济的比例失调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调整与改革的关系也是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如何衔接和协调的问题。既要发挥企业以及地方的积极性，又要加强国家的计划指导，这是使改革有利于调整的关键所在。
过去，国家高度集中的、以行政办法为主的、实行单一计划调节的经济管理体制，使企业缺乏积极自主的动力和活力，不利于经济的发展。经过体制改革，要使直接生产经营的单位具有自主活动的动力和条件，积极地去组织生产，改善经营，争取较好的经济效果。这是体制改革一个方面的要求。但是，这不是体制改革唯一的全部的要求。千百万直接生产经营的单位各自分别积极活动，并不能自然而然地保证整个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并取得最好的宏观经济效果。特别是在原有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价格体系不合理的情况下更是如此。为了保证社会再生产比例的协调和宏观经济效果的提高，必须在一些重大的、关系全局的问题上，加强国家的计划指导和调节。这是体制改革的另一个要求。我国未来的经济管理体制，必须是能够把上述这两方面要求恰当结合起来的体制。同时，在改革试点过程中，也必须自始至终全面考虑这两方面的要求。这样才能使改革有利于调整，调整为改革创造良好条件。
这一年多来，为了搞活经济，我们采取了不少措施，但在新形势下怎样搞好综合平衡，如何加强计划指导，研究不够，办法不多。例如，企业和地方权限扩大以后，积极性主动性很高，作用很明显；但是，地方、企业手中的钱怎样使用，应当用在哪里，不应当用在哪里，成了问题。地方、企业受本身客观地位和利益的限制，一旦缺乏国家计划指导，难免会发生盲目性，以致违背宏观决策的要求。因此，在调整时期，我们既要坚定不移地把企业搞活，把经济搞活，又要在宏观经济方面，在一系列重大的、关系全局的问题上，加强国家计划指导，进行必要的行政干预。
在宏观经济方面加强国家的计划指导，从当前看，最重要的是压缩基本建设战线，控制基建规模，调整基建投资方向。这是逐步把我国过高的积累率降下来，逐渐使经济结构趋向合理的关键，是搞好当前经济调整的中心环节。但是，一年多来，尽管我们再三提出压缩基本建设规模的要求，进展却很慢，收效甚微。这只能延缓调整时间，对稳定经济极为不利，必须采取果断措施，认真加以解决。
压缩基本建设战线，要从两方面入手。一方面，要严格控制国家预算内基建投资和重大建设项目，坚决下马一批在建的大中型项目（包括已经施工和正在做施工前准备的）。只压缩当年基本建设规模而不压缩基建项目，结果只能是把当年应该压缩的部分拖延到以后一些年份去，收不到缩短基本建设战线的效果。另一方面，还必须采取有力措施，解决盲目建设、重复建设、以小挤大的问题。这一年多来，体制改革的试点，方向是对的，效果是好的，但也给基本建设带来新问题：“财出多门”，基建资金渠道繁杂，既会发生盲目建设和重复建设的毛病，又使全国总的投资规模和项目失去控制。如不采取必要的措施，势必造成新的比例失调，降低经济效果，增加损失浪费，不利于国民经济的调整。为此，一方面，要在宏观经济方面加强国家的行政干预和计划指导，统筹安排，综合平衡，不能各行其是。另一方面，要通过各种经济杠杆调节投资方向，把企业、地方的自筹资金引导到经济发展的薄弱环节上来，或者实行国家与地方、企业联合投资的办法，以利于解决比例失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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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太平天国与封建主义
方之光
太平天国运动，是我国历史上旧式农民战争发展的最高峰，也是近代中国人民第一次大规模反对封建统治者和外国侵略者的革命斗争。但是，太平天国农民英雄们用来反对封建统治的思想武器，基本上仍然没有越出封建主义的藩篱。它最终在中外反动派的联合武装进攻下，于1864年悲壮地失败了。回顾太平天国由反封建到搞封建主义的历史，对于我们肃清封建主义残余，是有历史启示的。
洪秀全为代表的太平天国农民领袖，继承和发展了历史上农民战争中“等贵贱”“均贫富”的思想，又利用了西方基督教的一神论的神学宇宙观，塑造了一个代表农民利益的“上帝”权威，对延续二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的黑暗统治，无论从政治、经济、思想上，都进行了空前猛烈的冲击。
太平天国领导者虽然始终坚持推翻清王朝的专制黑暗统治，但是他们并没有自觉地把封建当作一个主义来反对。如果说从破的方面看，太平天国具有自发反封建的性质；那么从立的方面看，则基本上没有越出封建主义的范围。
早在起义前，洪秀全就以“真命天子”自居，以汉明两朝开国皇帝刘邦、朱元璋为楷模。后来则进一步声称“周武、刘邦是朕前步先锋”。起义不久，他就在东乡登极称“天王”，令部下“山呼万岁”。在永安，洪秀全又封了东、西、南、北、翼五王，从“九千岁”依次递降到“五千岁”。尽管“太平天子”、“天王”等名称与封建帝王的名称有所不同，但是封建专制主义的实质并没有变。1851年到1852年，太平天国规定“君道”时说：“一人首出正，万国定咸宁，王独操威柄”，“生杀由天子，诸官莫得违”。（《幼学诗》）在太平天国内部，天王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他出一言是天命”（《天命诏旨书》），“无心逆旨还有救，有心逆旨要斩头”。（《天父诗》）这是道道地地的封建专制皇权主义。
1853年定都天京以后，这种封建皇权主义色彩更浓了。太平天国的将领大肆宣扬“金陵为王气所钟，而建业于兹土矣！由是肃体统，大一尊，一人垂拱于上，万民咸归于下。”（《建天京于金陵论》）洪秀全等首义各王，在清军围困的情况下，忙于大兴土木，建造宫殿，去过皇帝瘾了。1856年秋爆发的亲痛仇快的“内讧”，其实质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说是一场“争当皇帝的内乱”。这次“内讧”，使太平天国由强转弱。
太平天国领导者虽然以农民的平等思想反对封建清朝的等级和特权制，但是当革命取得一定胜利后，又大力推行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封建等级特权制度。
从起义到建都天京，太平军内部还以兄弟相称，“情同骨肉”，实行了大体平均分配的“圣库”制度，这对革命的胜利发展起了很好的作用。但是与此同时，太平天国也没有摆脱封建等级和特权制。洪秀全早在起义前，在宣传平等思想的同时，又宣扬“何可乱常而败伦”的封建等级制思想，说什么“总之贫富天排定”，“富贵在天生死命”，“知命安贫意气扬”。（《原道救世歌》）1851年到1852年颁布的《幼学诗》、《太平礼制》，讲的几乎都是“妻道在三从，无违尔夫主”等封建等级制思想，什么“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不夫，妇不妇”是不行的，“总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妇妇”。
到了1853年定都天京后，封建等级特权思想在天国内部更是恶性膨胀。掌握军政实权的东王杨秀清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又大力宣传什么“人伦有五，孝弟为先”和“兄则当恭，弟则当怜”，“出仕事君，移孝作忠”。（《太平救世歌》）这完全是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封建伦理道德。首义各王不仅违背自己宣布的缴获金银财宝“归公”的规定，占有大量财富，而且后妃成群，拥有各种特权。对太平军将士，领导者则施以私藏银五两即斩，夫妻团聚也杀的酷刑。事实上，太平天国在建都天京后，内部等级森严，各王可以“世袭”等种种特权，并不亚于清朝封建统治者。
这里必须指出：太平天国初期内部大体平等的制度，就是由最早宣传这种思想的洪秀全等人首先破坏的。太平天国领导者，从向封建统治者争绝对平等，结果又走到自己的对立面——封建主义的绝对的不平等。
在经济上，《天朝田亩制度》尽管具有强烈反对地主土地私有制的革命精神，但是好景不长。这个纲领颁布不到半年，即1854年夏秋，太平天国领导者又转而实行“照旧交粮纳税”政策。所谓“照旧交粮纳税”，就是沿袭清王朝“旧例”，向土地所有者征粮，即允许地主“取租办赋”。这实际上是承认封建地主土地私有制的合法性。到了革命后期，太平天国将领甚至发展到公开保护地主收租，镇压农民的抗租斗争。石门守将邓光明，公开攻击农民抗租斗争，是使“殷实之家，不能出头”，并声称要为遭到农民打击的地主富豪“一洗沉冤”。太平天国从反对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逐步地走向了自己的反面——保护地主土地私有制。
太平天国对以孔孟为代表包括法家等在内的封建思想文化，虽然进行了批判，但是这种批判并没有触及封建主义思想文化的实质。1853年太平天国宣布孔孟的书为“妖书”，规定“读者斩，收者斩，买者卖者一同斩”。不久，天王又宣布删改《四书》、《五经》，说孔子“功可补过”。东王杨秀清则说：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以及事父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此等尚非妖话，未便一概全废”。这就充分说明：太平天国领导者没有从本质上反对封建专制主义思想文化，也没有完全摆脱封建主义思想文化的束缚。恰恰相反，太平天国领导者的立国指导思想，基本上还是旧的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
总之，洪秀全等太平天国领导人，在这次运动的初期代表农民的利益，提出要推翻清朝封建反动统治，建立一个没有压迫剥削的“新世界”，从而得到广大贫苦农民的支持，掀起了一场席卷大半个中国的革命风暴。当定都天京、革命取得一系列胜利后，他们就“深居简出”，日益脱离群众，大搞封建主义，逐步蜕变为高踞群众之上的新封建权贵，酿成自相残杀的“内讧”。这就使得太平天国内部“人心散乱”，得不到广大贫苦农民的支持。太平天国和朱元璋所不同的是：洪秀全还没有完全转化为封建皇帝时，太平天国就被中外反动派绞杀了。如果太平天国取得朱元璋那种“胜利”，洪秀全同样不可避免要走上他的老路。
为什么洪秀全为代表的太平天国领导者，会从反封建向自己的对立面转化呢？我认为主要原因应该从太平天国运动发生的经济条件去说明。
太平天国运动虽然发生在中国历史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初期，但它仍然是发生在封建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条件下的农民运动。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是太平天国领导者向封建主义转化的根本原因。
太平天国的历史证明：用农民阶级的神学宇宙观和平均主义是反不掉根深蒂固的封建主义的。这就是太平天国从反封建到搞封建提供给我们的一条重要历史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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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明理学讨论会在杭州举行
由中国哲学史学会华东分会和浙江省社会科学研究所主持召开的宋明理学讨论会，最近在杭州举行，来自各省市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工作者80余人和日本、瑞士两位学者出席了讨论会。主要对宋明理学、朱熹和王阳明的思想进行了探讨，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首先，大家一致认为，理学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对当时和后代的影响都相当广泛、深刻，我们应当给理学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评价，肯定其积极部分，批判其糟粕。理学的各个派别的产生和演变，与封建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发展，与当时自然科学的发展，都有密切关系，应当深入地进行研究。理学中的某些派别，对于后世思想解放，曾起过某种程度的积极作用，不容忽视。理学传播到国外，其中王阳明的学说对日本明治维新曾经起过积极的历史作用。许多同志认为，通过对朱熹、王阳明的研究，可以看出理学把本体论与道德观结合起来论述，正是中国古代哲学的特点之一；追溯朱、王哲学思想的许多命题，也可看出佛教、道教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哲学的巨大影响。有同志提出王阳明的“致良知”具有泛神论倾向，在当时有特殊的意义。朱熹、王阳明的思想在认识史上有不少地方比前人推进了，对于思辨哲学的发展有一定作用。因此，对于理学不能采取简单化的一笔抹杀的态度。建国30年来，对宋明理学的严肃的科学的研究还很不够，某些方面还落后于国外哲学界。这是必须引起我们注意的。目前国外流行从比较的角度研究不同国家的思想文化现象。东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可以开拓眼界，相互启发，值得我们研究宋明理学时参考。但是，中国哲学史有自己本身发展的社会历史条件和特点，不能与欧洲哲学史机械地比附。我们要从实际出发，探研中国哲学史的有关问题。大家着重指出，对于宋明理学的批判，还远远落后于现实生活的要求。理学中许多封建主义的毒素，直到现在还在影响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因此，对理学的深入批判很有必要。在批判理学的时候，我们不但要揭示它与当时社会政治、经济的关系，还要从理学的内部矛盾进行分析批判，使对封建主义思想的批判更深入一步。（士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