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在制度的另一边
梁健怀
当前，许多人在讨论着制度改革，没有的要建立，已有的要健全。但有的人把昨天和今天的弊病全归咎于制度；有的人又把消灭弊端全寄希望于改革制度。
我决不是否定制度的极端重要性，也决不是说一些现象与制度无关。提倡法治，这是对的。我是说，在讲制度的同时，很重要的是不要忘记了讲人的觉悟，特别是身为共产党员的人的党性。
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共产党员尤其要有高尚的情操和品格。党是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是由具有高度觉悟、严格纪律和自我牺牲精神的先进战士组成的。董存瑞用手擎起炸药包；黄继光将身体去堵机枪眼；雷锋用津贴支援公社建设，是觉悟的驱使，不是制度的约束。因为有了觉悟，在他们遇到应该挺身而出的时候，没有制度要求他们必须怎样做，也决不会袖手一边的。
把党内的不正之风统统归咎于制度不健全、“没有法”是不能完全说服人的。只讲制度的不健全，不讲人的觉悟的高低；只讲林彪、“四人帮”的毒害，不讲人是需要改造的；只讲社会上的现象，不讲个人应负的责任；只承认有不正之风，不承认搞不正之风的人觉悟低、忘记了党的纲领、违背了党员应有的行为和他们参加革命时的理想和抱负，是不公平的。因为这样一来，人的思想觉悟对人的行为的支配作用、党的政治工作、党员的先进性，就很难解释了。
党历来是靠政治工作启发提高人的觉悟来展开工作的，党也正是因此而得以成长壮大。电影《燎原》里，在党的领导和发动下，工人觉悟了，便组织起来，认识并喊出震天动地的口号：“从前是牛马，今天要做人”，于是去斗争，去冲杀，去摧毁旧世界。今天，干四化，多么需要党员，特别是身居领导岗位的党员，认识党是干共产主义的，是为人民服务的，自己只是受命于人民的“仆人”，认识封建特权和不正之风是多么严重地挫伤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认识党的干部艰苦奋斗的模范作用对社会的影响是多么重要，从而与人民群众同心同德、同甘共苦奔四化。
不管职务高低，觉悟都是不可少的，而职务高的党员的觉悟显得更为重要。否则，纵然有许多制度，不也只是纸上谈兵么？在人民——主人有权弹劾、废黜他们的公仆的制度建立之前，就只好望“风”兴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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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晨光短笛
河滩路
周渺
假期回乡，在县城换乘上长途汽车，我不由想起下车后那15里地的河滩路，委实有点发怵呢！
那是怎样一条路啊！莽莽一川黄沙，滚滚满地乱石，仿佛一条怪龙巨蟒，蜷曲着盘踞在山谷。走起来，步步沙窝，一蹬一陷；遇到水就要一蹦一跳，踩着石头过。就这样，清早离家，一直不歇脚，正午才能走到沟口小镇。儿时，我便熟悉了这样的民谣：
“王盘镇，芦草湾，
十五里地走半天！”
童年，我常常做这样一个梦：山里修了平坦坦的路，大马驾着胶皮轱辘车，在路上飞跑……我把梦说给爷爷听，爷爷呵呵一笑说：“做梦心里想啊！咱们山里自古不修路！”
不料，在我开始读中学那年，这梦却差一点实现。那时，公社新调来一位崔书记，高高的个子，脸上总是乐呵呵的。他翻山越岭挨村宣传修路。谁知刚刚点起人们心头的火，却遇上“文化大革命”，他丢官罢职，被贬到西山嘴干校抬石头去了。
这样，直到我去外地上学，还是爷爷背上背篓，沿着世世代代走过来的这条河滩路，把我送到王盘镇……
如今，我又回到家乡的小镇，爷爷已经在站口等我。他黑红的脸，短短的白胡子，精神很是旺盛；那衣着打扮，也是过上舒心日子的模样。他眯着眼，仔细打量了我一阵，才兴奋地说，他是搭喜妮开的拖拉机来的，等她在镇上装罢货，我们就可以坐车回家。
我十分诧异了。爷爷仰着头，笑绽了满脸皱纹说：“信上没有告诉你，咱这山沟沟也修上公路啦！”
喜妮开着拖拉机来了。那原来的河滩上，一侧成了淙淙流水的河床，一侧是料石铺砌、水泥灌浆的公路。
一路上，爷爷和喜妮争着告诉我，当年的老崔又回来了，路是他领着大伙修的。开初，也有人说：“山中自古不修路，祖祖辈辈不是都走过来了？”老崔就背上背篓，跟人们一起到镇上背化肥、背水泥。一路背，一路算，先算背一吨化肥要花多少工，又算没有路有多少山货运不出去，……算着，说着，一下子人们开了窍。
接着，他们便说起修了公路的变化。爷爷掐着指头算着，几个大队买了拖拉机，多少家置了小推车……正说着，一帮姑娘、小伙子，个个骑着崭新的自行车，载着一路笑声，迎面飞驰而来，纷纷跟爷爷和喜妮打招呼。喜妮对我说：这都是果树专业队的技术员，是到镇上的科技站上课的。
说着，喜妮忍不住笑起来：“公路这才修了多少工夫，人们又编了新歌：
‘王盘镇，芦草湾，
十五里地一支烟！’”
爷爷扬声大笑，喜妮笑得更响。两代人开怀的笑声，在山山岭岭回荡。
在亲人的笑声中，我忆起童年的梦境，又想到家乡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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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书随笔
推磨有感
曾慧民
偶读清人笔记一则，述一寒士，数试不第。某日推磨为食，其妻耻而骂之。寒士羞愧，有感于磨房度日，即指石磨口出一歌。歌云：
但求心中正，
何愁眼下迟，
得人轻着力，
便是转身时。
歌成不胫而走，立即为县老爷所赏识，于是他便来了一下“轻着力”，破格擢用了这位落魄书生。
我非推崇其人其事，只是觉得这首颇贴切、自然的歌，很有道理，耐人寻味。石磨虽正，无人去推，永远也不会转。我玩味这以磨喻人、借磨抒怀的歌，并非也要安慰自己的老婆，请她安居守贫，休发牢骚，而是呼吁社会，多有一些推磨人。
中国是个大国，石磨多的是。但石磨不推是不转的。推磨是要费力的，有的要费大力，有的也只需“轻着力”。有的开始时需费大力，一经转动，由于惯性的作用，往后就只需小力了。有的磨你给它安装上电动机，它就根本不需要你的力而自动运转……。
“你借磨谈人。人非石头，有主观能动性呀！”对！但无数事实证明：由于社会条件的种种限制，若无旁人那怕“轻着力”一推，人确实象磨摆在那里一样，无法发挥主观能动性，叫他何年何月才有“转身”之时？
当前，大家仍在谈论专业人才的发现、归队、使用；平反冤、假、错案；解放思想、调动积极性等，都是一个“转身”问题。解决这些问题，有时很难，需要有胆有识之人，出以公心，冲破束缚，力排异议，敢挑担子，出大力气；有时也不难，问题摆着，群众有数，你说两句公道话，摆一点真实情况，给人换个位置，搬掉一个包袱，他立刻能站起来，心、脑、手、足都象磨子一样运转起来。而你，并不冒风险、花代价，只是“轻着力”而已。
幼时读《史记》毛遂自荐，对“锥处囊中”的话，不甚了了。前十余年，看见在“牛棚”、“磨房”度日的人多了，渐渐懂得，锥子只有放在布袋中才能露出锋芒，若放在铁盒子里便什么也不见。某些法力无边的诸公，将锥子放进布袋，易如反掌，就象推磨一样，“轻着力”即可。这样的德政，何乐而不为？
社会主义社会也有这样那样的问题，这样那样的憾事，但只要诚心诚意推起磨来，事情就好办多了。
不过，有人推，才有人转，大家推，大家转。全党全国都转到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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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温故知新录
晏婴拒迁新宅
韩武勋
据《左传》载：鲁昭公三年（公元前五三九年），齐景公打算赐相国晏婴一座新宅，说：你住的地方距闹市近，尘土多，且嘈杂，房子陈旧简陋。请迁到豫章之圃的新宅。晏婴辞谢说：我先辈能住的房子，如果我不能住下去，那就太奢侈了。况且，我早晚需到市上买东西。所以不能迁。
晏婴出使晋国。齐景公趁机给他换了新宅。晏婴回来之后，拆掉新宅，建造了原来样子的旧房子，并让因建新宅被赶走的邻居各返故居。他也依然住在自己的旧宅里。
这样的事在古代当然是难得的，令人遗憾的是在现在也是难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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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山村秋色
王耀东
山村秋后，社员喜欢在墙上挂上串串红辣椒，显示日子红火。
它曾指为危险信号，
只能忍痛将它革掉！
虽然墙上也进行了破立，
锅里碗里却失去了特有的味
道。
墙上没有了传统的色彩，
屋内院外显得格外枯燥……
今秋，将它重新挂得满满，
真象一串串喜庆的火爆！
秋风一摇，簇簇窜动的火苗，
院里噼里啪啦好不热闹！
看，缸里谷满了，囤里米尖了，
农家脸上菊花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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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风物小志
吴淞口炮台
上海博物馆 嘉祐
吴淞口，烟波浩淼，是长江和黄浦江的咽喉。
地方志上记载，早在宋代，这一带已是海防要地，设立了清浦寨，在今浦东高桥镇附近。明初为了加强沿海防务，建立卫所。永乐十年，平江伯陈瑄在寨外沿海处用人工堆了一座高约30丈的土山，其实是个较大的烽火墩，可是明成祖朱棣却十分重视，撰文镌碑立于山上，命名为“宝山”，改清浦寨为宝山所。
吴淞口一直是江防和海防的重地。东西两岸都有炮台，是清初顺治和康熙年间所筑。道光二十年六月鸦片战争开始，陈化成出任江南提督，来到吴淞口，看见炮台已在7年前被大水冲毁，他便跟士卒一起，重新修筑，安装铁炮。
两年后，侵略者的舰船蜂拥而来，驻守西炮台的陈化成和士兵们沉着应战。终因炮台的技术装备落后，县城内不少官僚昏庸无能，致使陈化成等81人在西炮台腹背受敌，壮烈牺牲。上海的大门就此打开了。
到了光绪二十五年筹议吴淞开辟商埠时，一些地方士绅声称炮台有碍商市的发展，得到两汉总督刘坤一批准，竟用炸药将炮台炸毁，留下残基，仅为后世有心人凭吊而已。
江水滔滔，岁月流逝。今年夏天，部队在清理炮台旧址时，出土了三门铁炮，剔去了厚厚的一层铁锈，炮身上的文字说明了它们的来历：一门是顺治三年铸造，正是清兵南下未久之时；另两门，都是道光二十一年所铸，也就是陈化成修筑炮台之时，两门炮身上都铸上“平夷靖寇将军”几个字。封大炮为将军，明代已有，而在此时，这种炮在世界上已落伍了，可是清朝的兵部大臣们，还打算靠它们来“平夷”呢。
忆古思今。今日的吴淞口，是我国东海国防前哨，这就需要有先进的军事设施。如果落后了，就要挨打，这是历史的教训，我们必须继续努力，加速实现军事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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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终身大事
（连载）
萧乾
三实际
朋友讲过一个只有在“文革”时期的中国才会发生的事：据说（因为我并不认识她）有位臭名昭著的伪满大汉奸的外孙女，长得如花似玉，然而苦于身上背了个某某人的外孙女这么个无形的沉重包袱。由于貌美，追逐她的大有人在。她决心要利用自己的外形这笔资本，甩掉那个使她成天坐立不安的包袱。在追逐者中间，她挑了一位有权有势的大人物之子。她提的条件是：给我党籍军籍。她一切都如愿以偿了，只是婚后不久，她就发现自己原来嫁了个难以容忍的浪荡子。她抱怨，她抗议，因为她的自尊心受到了创伤。终于闹翻了。她提出离婚，对方说，离就离。军党二籍也随着婚姻关系一道消失，她作了场不折不扣的黄粱梦。
另一个同样属于“人生小讽刺”的真实故事：一位刚满六旬的男人，有一次他的老伴儿患了重病。他琢磨：万一老伴儿病故，自己成为鳏夫，晚年既孤寂又无人照顾，岂不苦矣哉！于是，他就托中人为他物色一名候补夫人。恰巧有位待嫁的寡妇，觉得条件合适，就欣然允诺。不料患病的太太还未去世，那位未雨绸缪的男人却因暴病先进了火化场。
有位英国文艺界的朋友，一个傍晚坐在壁炉前同我谈起一桩伤心事。他是个戏剧家，曾爱过一位女演员，并且同居了。他对女演员是一往情深。一天，女演员在枕畔对他说，以我适宜演的角色为主角，你给我写一出戏，我给你五年幸福。这位戏剧家并没接受这笔交易，他们分居了。
1966年8月，有位朋友象许多人一样，由于忍受不住凌辱和虐待，自尽了。他的爱人咬着牙活了下来。“四人帮”倒台后，党对知识分子的温暖又回来了，其中包括解决牛郎织女问题。这时，一个调到甘肃边远地区的科技人员就托人同那位居孀的女同志搞对象。她生活很空虚，所以马到成功。登完记，甘肃那位立刻就积极着手解决“两地”问题。新婚燕尔，领导特别关心。于是，他真地调回来了。可是调京手续刚办完，另外一种手续就开始了：他正式提出离婚。
男女结合确实有实际的一面，然而实际的性质各有不同。
1944年比利时刚从纳粹手中解放出来时，我就由伦敦赶去采访。在布鲁塞尔街头，我遇到一位华侨——青田商人。他殷勤地要我去他家度复活节。那是我第一次体会到飘流在外的华侨生活多么艰苦，也认识到中国人民超凡的生存本领。除了青田石头，他们没有任何资本；语言又不通，竟然徒步由浙江而山东……经过西伯利亚，来到了西欧。他们那幢小楼住了三户青田人。从那位萍水相逢的主人的邻舍那里得知，他本来是个单身汉。一道从青田出来的另一对夫妇，男的前两年死了。没有二话，他就把大嫂接了过来，成为患难夫妻。
最近住医院听到一个美谈：一位患癌症的妇女临终前嘱咐她丈夫说，两个孩子还很小，我死之后，你可向这里某某护士求婚。他马上制止她，不许胡言乱语。不久，她离开人世，而且他也察觉由于自己不擅料理家务，孩子果然大吃苦头。他记起已故妻子那段“胡言”，就冒昧地写信向那位护士求婚。回信说：“您夫人在病榻上早已一再向我恳求过了，她又对我保证您是位好脾气的丈夫。既承您不嫌弃，那么我就答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