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版()
专栏：
剥开康生的画皮
陈麒章 金石
历史常常嘲弄人——狡诈的反面人物登台表演时，却画了正人君子的脸谱；十恶不赦的坏蛋盖棺之后，还戴着璀璨夺目的桂冠。古语“大奸似忠”，简洁地概括了这种历史现象。拿它来勾划康生其人的真面目，确是再贴切不过了。
几十年来，康生担任过许多重要领导职务；特别是在其生命的最后几年，正赶上“史无前例”的年月，风云际会，又先后当了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乃至中央的副主席。那一阵子，他算得上是生前红得发紫，死后备极哀荣。
怎奈历史无情，骗人的货色迟早是要露馅的。粉碎“四人帮”以后，随着揭、批、查的逐步深入，康生的“画皮”终于被剥开了。这个人一遇适宜的政治气候，就以“最最革命”的极左面目出现；擅长玩弄权术，搞阴谋诡计，兴风作浪；屡屡利用职权，捕风捉影，捏造罪名，陷害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康生更把他的这一套“看家本领”，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从运动一开始，他就与林彪、江青、陈伯达一伙沆瀣一气，积极出谋划策，残酷迫害干部，多方制造混乱，进行了一系列篡党夺权的罪恶活动。康生确实是大阴谋家、大野心家、反革命两面派，确实是曾经残害大批革命同志、血债累累的刽子手，确实是歪曲和篡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政治骗子，确实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核心人物和罪魁祸首之一。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军师
十年浩劫，给我们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康生充当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军师，在这场浩劫中的许多重大事件，实际上都是他在背后出谋划策，或直接挑动搞起来的。
“文化大革命”初期，康生就为林彪、江青一伙篡夺领导权，诬陷、迫害刘少奇同志立下了“汗马功劳”。康生在1967年7月伙同江青、陈伯达擅自决定批斗国家主席刘少奇，对他进行人身迫害并抄家，康生还伙同江青、谢富治指挥“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大搞刑讯逼供，制造伪证，诬陷刘少奇、王光美是“叛徒”、“特务”、“反革命”。1968年9月17日，康生在他给江青的一封信中毫无根据地给刘少奇戴上“大叛徒、大内奸、大特务、大工贼、大卖国贼、大汉奸”六顶大帽子，并由此推断说：“我觉得他这样早、这样久的作潜伏的内奸活动，似乎很早就受到帝国主义的特务训练的。”康生不折不扣地是诬陷、迫害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元凶之一。
为了替林彪一伙篡党夺权制造舆论，康生伙同陈伯达修改审定了1966年5月18日发表的林彪那篇大讲中外古今政变史的、臭名昭著的“政变经”。不仅如此，康生还紧密配合行动，在1966年7月前后，接连捏造所谓“二月兵变”事件，陷害彭真、贺龙同志。1966年春，北京军区从外地调了一个团给北京卫戍区，担负民兵训练、维持地方治安的任务，卫戍区为此派人到北京大学、人民大学借房子。7月上旬，北京大学有人贴出大字报，怀疑部队向学校借房子是要搞“兵变”。康生抓住这个捕风捉影的材料，在7月27日北京师范大学群众大会上，蛊惑人心，大讲所谓彭真策划“二月兵变”的经过，说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情”。与此同时，他又在“中央文革”一次会议上，胡说什么“贺龙私自调动军队搞‘二月兵变’，在北京郊区修了碉堡”，“在体育口阴谋组织政变队伍”。以后在一次专案工作会议上，他又硬说“体委是贺龙现行反革命活动的重要地点”，编造贺龙同志“给体委发了枪炮，炮安在什刹海，炮口对准中南海”的谎言，说得神乎其神。这些谣言，当时在北京市闹得满城风雨，许多人为此受牵连，遭到无辜迫害。
康生还伙同林彪、江青等人，篡夺中央各部门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领导权。“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康生就煽动“踢开党委闹革命”，把中央各部门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说得漆黑一团。他声称：“一个党校、一个组织部、一个联络部，基本上原来的领导人都是坏家伙，都是叛徒、特务、走资派”；“在我们党的历史上，监察委员会没有起什么好作用”，等等。他进而提出：“党校不能要”，“总的方针，斗批走，斗批散也好”；“撤销中监委、中组部，只留少数人，其余下放”。就是在康生等人的直接指挥下，中央机关搞大换班，大批干部“下放”、“劳改”，许多人被打成“反革命”，遭受残酷迫害。1967年1月，康生伙同江青等人，指使王效禹篡夺青岛市和山东省党政大权。同年3月，他又紧密配合林彪对李井泉同志的诋毁，把四川省诬蔑为“黑司令部的大后方”，并伙同江青、王力，为早已被开除党籍的刘结挺、张西挺翻案，封之为“正确路线代表”，支持刘结挺、张西挺篡夺四川省领导权。同年11月前后，康生还造谣说：“陕西是刘少奇、彭德怀、安子文、杨献珍的后方基地”，“西安是敌人潜伏的一个黑窝子”，“内蒙敌人是有很多的，有苏修的，有蒙修的，有日本的，有伪满的，有蒙疆的，有傅作义的，内部有乌兰夫的”，等等，为进一步篡夺各地区的领导权继续大造反革命舆论。
为了把全国搞乱，以便于林彪、江青一伙从乱中插手夺权，康生还极力煽动派性，挑动武斗，制造镇压群众的流血事件。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他就向中央党校的“造反派”头头们鼓吹“越乱越好”，并把这些人的打砸抢行径夸奖为“群众革命”。1967年7月24日晚，康生在北京京西宾馆一个批斗会上坐镇，他伙同吴法宪指使一些人，对武汉部队司令员陈再道、政委钟汉华等5位同志拳打脚踢，搞了通宵的残酷斗争。在这前后，康生多次接见河南省群众组织代表，一再煽动说：“四川李井泉的‘产业军’到了河南，要挑起武斗”；“（湖北的）‘百万雄师’已经到了河南，……我知道‘百万雄师’是反‘二七公社’的”，挑动两派群众组织大搞武斗，导致发生血洗郑州烟厂的惨案，当场打死10人，伤残一百多人。同年8月间，康生把宁夏回族自治区的一派群众组织封为“造反派”，要进驻宁夏的部队坚决支持这一派，“必要时可发枪自卫”，而把另一派划为“保守派”，并说他们“性质变了”，要“武装镇压”，结果酿成青铜峡地区的流血事件，当场死伤各一百来人。事后，康生竟然说这是“革命行动”，“如果再来，还要照办”。
林彪、江青一伙，把马列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夺取并巩固政权以后，应以发展社会生产力为主要任务的正确观点，硬说成是修正主义的、反动的理论，进而给反对只搞运动不抓生产的正确主张，贴上“唯生产力论”的标签，大张挞伐，煽动“停工停产闹革命”。而为这个阴谋打头阵，最先提出要公开批判“唯生产力论”的，正是康生。早在1966年12月间，康生就公然诋毁国务院主管生产的领导同志“多年来只抓生产，不抓革命，已经成了职业病”，胡说“这本身就是修正主义的东西”。他还把列宁的《论我国革命（评尼·苏汉诺夫的札记）》一文，歪曲为批判“唯生产力论”的经典，提出：“把刘少奇鼓吹中国经济落后，应大力发展资本主义，叫做‘生产力论’吧，这样可以把他同老修正主义挂起钩来。”经过康生这一番胡诌，批判“唯生产力论”变成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借以打倒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的政治口号。“文化大革命”中，他们一伙经常挥舞这根“理论棍子”，到处整人，破坏生产，把整个国民经济推到了崩溃的边缘。
康生在林彪阴谋败露折戟沉沙的“九一三事件”以后，感到政治气候对他不利，就“病倒”了。但他在养病中，仍然密切注视政治动向，一有机会，立即出动。1974年初，“四人帮”利用宣讲“儒法斗争史”，批周公，尽人皆知，这是影射诋毁周恩来同志的。江青一伙，1月25日在北京体育馆召开中央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1月27日，康生就打电话给中央党校一个人，要他立即组织写作班子“唐晓文”写一篇《柳下跖痛骂孔老二》的影射文章，并对文章的内容和写法都作了具体指点。2月3日，康生又嘱秘书给江青写信，表示对批林批孔十分关心，并把组织党校写文章的事告诉江青。《柳下跖痛骂孔老二》的文章写成后，把《庄子·盗跖》的寓言武断为史实，臆造出一个与孔丘生不同时竟能当面骂孔丘的柳下跖，并借“柳下跖”之口，对周恩来同志和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同志进行恶毒的影射攻击。这篇文章一发表，立即成为江青的反革命武器。1974年3月10日，江青给中国科学院感光研究所的一封信中，就说：“学柳下跖的办法回敬你院的孔老二的徒子徒孙们。”借此打击了一大批人。
心狠手毒害人成性
十年浩劫中，康生和林彪、江青一伙，为了达到篡党夺权的目的，诬陷和迫害一大批干部，其数量之多，范围之广，危害之大，是我党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康生在“文化大革命”的初期和中期，一直掌握中央专案工作的大权，许多重大冤案，都是由他直接点名、指使逼供，以及定性定案的。
据查证，仅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康生罗织罪名，直接点名以及由他批准诬陷和迫害的干部，就达839名。如1968年5月16日，康生对专案人员讲话时，诬陷贺龙同志说：“由贺龙的历史投敌叛变，联想贺龙现行反革命活动绝不会没有，可以由历史这个此，到现实这个彼。”“贺龙与刘、邓的关系，也是由此及彼。”由此就给贺龙同志戴上了“国民党”、“军阀”、“土匪”等一大堆帽子。康生还伙同江青、陈伯达、谢富治、吴法宪等，诬陷陆定一同志是“叛徒”、“内奸”、“军统特务”。
被康生点名诬陷的八百多人中，有党和国家领导人33人，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120人，中央各部门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主要负责人以及人民解放军高级干部康克清、陈再道、梁必业、黄岩、李启明等二百多人，还有不少各界知名人士。康生随心所欲，凭空捏造，任意给一些高级领导干部加上“叛徒”、“特务”、“走资派”、“里通外国”、“死党”、“帮凶”、“败类”、“坏人”、“反革命”种种罪名，甚至把反他也作为“反党”的一条罪状，加害于人。他对革命同志心狠手毒，还表现在他写的一些所谓“定罪”批语上。这些批语使用了“罪该万死”、“死有余辜”、
“突击审讯”、“送监狱”、“铐起来”等许多恶毒字样。一道令下，就置大批干部于死地。已查明，被康生直接点名迫害致死的党政军领导干部和知名人士就达八十多人；致残致病的，更是不计其数。
在党的“九大”和四届人大召开之前，康生勾结江青等人，为了实现他们“改朝换代”的阴谋，从组织上抢先入手，连续干了几桩罪大恶极的勾当。一件是，1968年7月21日，康生亲笔写了一封绝密信给江青，信中附上他亲自排列的党的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的名单。在这个名单中，康生把中共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定为“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和“有政治历史问题”的，竟达总数的71％ 。再一件是，1968年8月23日，康生和他的妻子曹轶欧指使当时中共中央组织部负责人郭玉峰编造报告，把八届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中61％以上的同志分别诬陷为“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第三件是，1968年8月28日，康生、曹轶欧指使郭玉峰，把三届全国人大常委和四届全国政协常委的政治情况分类排队，开了个名单。在这个名单中，全国人大常委和政协常委划为“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有严重错误”的，竟占50％左右。这几个骇人听闻的政治陷害名单，在十年动乱中，成为残害党政军领导干部的“凭证”；同时，它也成了康生所犯罪行的铁证。
康生诬陷和迫害干部，其特别恶劣之处，就是他明明知道这些人的情况，却为了篡党夺权的政治需要，利用权力，捏造罪名，制造冤案，蓄意陷害。下面列举的，只是其中几个最突出的事例：
薄一波等61位同志1936年出狱，是由当时中共中央北方局决定，经党中央批准的。这一点，康生1943年亲自参加过中央讨论这个问题的会议，1944年他向延安党校作报告时，也专门讲过。可是，“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为了打倒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竟闭起眼睛说瞎话，硬是诬陷这些同志为“反共叛党”，并由此在全国范围内刮起了一股“揪叛徒”之风，陷害了一大批同志。
所谓“新疆叛徒集团案件”，也是康生一手捏造的。1942年9月，新疆军阀盛世才制造了所谓“四·一二阴谋暴动案”，将我党在新疆工作的一百几十人全部拘禁，以后又关进监狱。绝大多数被捕人员在狱中坚持斗争，表现很好，有的牺牲在狱中。1946年，张治中先生任国民党新疆省政府主席时，经我党中央营救，除公开叛变的十多人外，一百三十多人无条件释放，于同年6月回到延安。中央对这批同志被捕后的表现和出狱的经过，是完全了解的。他们回到延安时，受到党中央领导同志的热烈欢迎。那时候，康生甚至跳上汽车，同一些同志热烈拥抱。但是，1967年，这批从新疆回延安的同志，陆续在各地被揪斗和审查。康生明知此案一切情节，不但不说明真相，反而无中生有，诬陷他们“投敌叛变”，“有组织有计划向党隐瞒”，是“叛徒集团”，唆使专案人员大搞刑讯逼供，使许多同志重陷冤狱达8年之久，大部分同志身心受到严重摧残，26人被迫害致死。
康生伙同谢富治等利用挖所谓“内人党”，在内蒙古自治区诬陷、迫害了大批干部、群众，严重地破坏了民族团结。1968年2月4日，康生说：“内人党至今还有地下活动，开始可能揪得宽点，不要怕。”1969年2月4日，康生又说：“军队也有内人党，这个问题很严重。”在康生、谢富治的唆使下，因“内人党”等冤案遭到诬陷、迫害的干部、群众达三十四万六千多人，其中16，222人被迫害致死。
原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同志，30年代在苏联就认识康生；抗日战争期间，曾在延安中央党校和康生共事过；以后他到华北白区工作的情况，康生也是了解的。可是，“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康生就亲自指使专案人员，搞了大量假材料，制造了一个所谓“大特务刘仁案件”，陷害和株连了一大批人。1968年1月，康生在一份捏造的报告上，杀气腾腾地加上批语：“刘仁、崔月犁、冯基平、徐子荣等这伙反革命敌特分子，出卖党政军核心机密，叛党叛国，罪该万死”；“应将他们铐起来，进行严厉地突击地审讯工作”。从此以后，刘仁等同志被戴上手铐脚镣达四、五年之久，受尽残酷折磨。刘仁同志在1973年10月含冤而死，徐子荣同志1969年惨死于狱中。
康生陷害干部，竟然荒唐到单凭他的一次“相面”就可以定案的程度。原中共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民同志和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王逸伦同志，就是这样被迫害的。
1968年1月21日，在北京京西宾馆一个会议室，康生对赵健民同志作了一次既是十分滑稽又是卑鄙无耻的谈话：
康：赵健民，……你支持炮派，出了许多坏点子，是不是？
赵：我没有支持炮派的错误行动。
康：你不要骗我，刘少奇才骗我们，叛徒特务才骗我们。……我问你，你在白区工作是哪一年被捕的？
赵：1936年。
康：你在监狱里是怎么自首的？
赵：我没有自首。
康：你还骗大家。你是个叛徒！
赵：我不是。
康：我再重复一遍，你是个叛徒！
赵：事实不是，我保留意见。
康：好！你保留吧！你写个条子！你的行动不是偶然的。一个叛徒，一个叛徒分子混在我们党里来，想乘文化大革命把边疆搞乱。国民党云南特务组（注：这是康生凭空捏造出的一个政治假案），我看了他们的计划，你的行动就是执行他们的计划。……我凭四十多年的革命经验，有这个敏感，……你对我们有刻骨的阶级仇恨。
赵：中央可以审查。
康：一定要审查，一定要审查。你是比较疯狂的，疯狂地向无产阶级司令部进攻！你还要求中央审查吗？
赵：我要求。
康：你写一写。
赵健民写了保证自己没有问题，要求中央审查的条子后，康即指使谢富治当场将赵逮捕。这是发生在一个多小时内的事情！赵健民被投入监狱达8年之久，直至1978年7月才得到彻底平反。在康生、谢富治的煽动下，云南大批干部、群众被扣上“执行赵健民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的帽子，遭到诬陷、迫害，一万四千余人被迫害致死。
1967年4月，康生在一次接见内蒙古代表时，信口开河，凭空诬陷王逸伦同志是“特务”。他说：“我不认识王逸伦，但是在一次自治区党委会议上，我见了他，在见的中间，使我一看觉得这个人根本不是一个共产党，而且也不是一个普通的人，他的一些表现，他的一些做法，他的一些神态，……总觉得这个人象个特务。”就这样，由于康生的“一见定案”，把王逸伦同志关押了6年，直到1978年底才得到平反。
明里伪装背后搞鬼的两面派
康生表面上装作正人君子，以“正确路线代表”和“理论权威”自居，背后则是心怀鬼胎，诡计多端，坏事做尽，是一个十足的反革命两面派。
康生对待人，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看政治气候行事，需要你时可以把你捧上天堂，不需要你时可以把你打入地狱。原中央宣传部一位副部长，曾经长期跟随康生写文章，经常朝夕相处，康对他十分了解。可是，“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有人贴了这位同志几张大字报，康生就立即把他抛出去，诬陷他是某某人“专门派来监视我的特务”，并要他的秘书跑到中央宣传部一次大会上宣布，逼得这位同志当天就含冤而死。还有中央党校一个人，“文化大革命”初期，紧跟康生“造反”，反对林枫同志，深得康的信任，还调他到中央文革小组搞宣传工作。后来，他对康生在党校“打倒一切”、“彻底砸烂”的一套做法，提了不同意见，康就批他“右的要命”，并反咬一口，把他同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小爬虫”扯在一起。明明调他去中央文革，是康生同意的，这时，康翻脸不认帐，硬说是
“背着我调去的”。1967年10月，这个人根据事实贴了康生一张大字报，说明真相，立即被宣布为“反康生”，打成“现行反革命”，投入监狱达十年之久。
在中央党校，康生还阳一套、阴一套搞了许多鬼名堂。1966年10月，康生派他办公室工作人员到党校，召集几个“造反派”头头，秘密布置他们贴刘少奇同志的大字报，并且要他们一定抢在其他单位前面贴出去。还传达康生的交待说：“你们贴出刘少奇的大字报，中央领导同志可能有人出来劝阻，你们不要理他，尽管贴。”还特别关照：“对外可不要说是康老让你们贴的。”1967年秋，康生策划撤销林枫同志的中央党校校长职务，他亲自对一些“造反派”头头说：“你们把林枫放了那么长时间，也不向中央写报告要求撤林枫的职，你们不向中央写报告请求，我不好办呵！”那些“造反派”心领神会，立即借用群众名义给中央写报告，送给康生。不久，林枫同志就被撤掉了校长职务。
康生在“文化大革命”中侵吞大量珍贵文物、善本图书，也是采取两面派手法。一方面，他多次通知北京市文物部门：“查抄文物图书，不再归还本人，一律归公。”另一方面，他却偷偷跑到北京市文物管理处三十多次，拿走大批珍贵文物、善本图书。特别是1970年5月2日那一天，他伙同陈伯达、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到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库房，翻箱倒柜，各揽一摊，又当场互相赠送，然后用汽车拉回，据为己有，库存的珍贵文物，几乎被洗劫一空。同年11月6日，康生又亲自陪同江青，到北京市文物管理处窃取名贵印章和砚台。总计被康生和林彪、“四人帮”一伙掠夺的图书达三万四千多册，文物五千五百多件。
康生明明是盗窃和破坏文物的祸首，却又标榜是为国家收藏文物，将来要“归公”。其实，这都是骗人的鬼话。他在掠夺的大量图书上都加盖了“康生”的私章，有些窃取来的名贵印章被他改刻成康生图章。还把一部分印章、砚台和图书分送了他的亲友。
康生的精神状态，也是随着政治气候的变化而变化，经常反复无常。当他认为有利的时机，他可以精神抖擞，到处奔走，夜以继日工作，当他认为不利的时机，又往往装病躺倒，又疯又傻，不做工作，等待时机，东山再起。在他的一生中，装病最长的一次竟达六年之久。这就是1950年初，他当山东分局书记的时候。当时，一方面是对职位安排不满。原来他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这时只让他当一个省的书记，放在华东局之下，他闹情绪不想干了。另一方面，他心怀鬼胎，从对职位安排不满，联想到中央是否对他政治上不信任，因此他一再向人表示：“我工作上可能有错误，但决不会是特务奸细，现在党对我不信任，我想不出什么理由。”就这样，从1950年到1956年，他先到青岛，又转杭州，后到北京，一直“养病”六年。他住在北京医院四年多，可以作诗、绘画、写字，就是装疯卖傻，见了人不说话。直至党召开“八大”前夕，他得知中央仍将安排他任政治局候补委员，让他出来工作，他的“政治病”也就好了。“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见到有机可乘，就上窜下跳，大肆活动，干了大量坏事。等到1971年秋林彪一垮台，无疑对他是一次沉重打击，他又“病倒”了。到了1975年春，他看到邓小平同志出来主持中央工作，又听说毛主席批评了“四人帮”，就假装要揭发江青的历史问题。其实，他30年代就认识江青，对江青的历史最清楚。为什么过去四十多年不吭一声，而快到临死之际才不明不白地说了几句？这决不是出于真情，只不过是这个两面派的最后一次表演罢了。
历史告诉我们，两面派的结局都不光彩。现在，康生的真面目终于被彻底揭穿，落得了其应得的可耻下场——撤销《悼词》，开除党籍，并作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之一受到历史的审判，这是大快人心的大好事。（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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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司发言人谈荷兰政府批准向台湾出售潜艇
中国政府表示强烈不满和极大遗憾
新华社北京12月21日电 新华社记者就荷兰政府决定批准向台湾出售潜艇事访问外交部，外交部新闻司发言人在回答记者的询问时阐明了中国政府对此事的立场。
新闻司发言人说：荷兰政府不顾中国方面的一再劝告，无视中国政府的严正立场，决定批准荷兰莱因—斯凯尔特—维罗梅集团为台湾建造海军潜艇，中国政府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极大遗憾。
新闻司发言人说，关于这家荷兰公司向台湾出售潜艇一事，早在荷兰政府作出批准决定之前，中国外交部和中国驻荷兰大使馆曾分别向荷兰方面表明了中国政府的明确立场，并要求荷兰政府以两国友好关系为重，不要予以批准。遗憾的是荷兰政府未予认真对待，仍于11月29日作了批准的决定。随后，中国政府于12月3日再次向荷兰当局进行了严正交涉，要求荷兰政府重新考虑这一决定。
新闻司发言人指出：向台湾出售武器完全超越了民间贸易的性质。荷兰政府这一决定违背了国家关系的基本准则，背离了中荷两国1972年建交公报的原则。荷兰政府这一对中国人民不友好的行动，引起了中国人民的义愤，不能不对两国关系带来消极影响。荷兰官方竟有人声称，荷政府的这一决定不会影响两国长远的经济合作，这种自欺欺人的说法显然是为其错误决定辩解。
新闻司发言人最后强调指出，中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原则立场是坚定不移的，任何国家在这个问题上损害中国人民的利益，都将遭到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