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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探讨与研究
统计要准确，需立统计法
我做统计工作多年，深感颁发一部国家统计法，实乃当务之急。
统计是认识的工具、管理的工具。它是用数字语言表述事实的。数字不准确，反映不了事物发展过程的真实情况，就会造成认识上的偏差；据以制订的政策、计划，就会出现错误，给党和国家的事业带来危害。1958年大搞浮夸，统计数字严重失实，全国钢产量虚报300多万吨，粮食产量虚报2，000多亿斤。有的地方吹嘘粮食多得没处放，实行高征购，结果很多人吃不饱肚子。十年动乱期间，数字虚夸成份也很大。“全国第一个大寨县”竟然连续5年平均虚报粮食产量近四分之一，弄得本来增产的社队也闹了粮荒。我们吉林省有一个县，1976年虚报粮食产量4，200多万斤，多报生猪2，000头，骗取了粮、猪双上《纲要》的荣誉。年末完不成生猪交售任务，就强迫群众杀小猪或交猪肉柈子顶任务。由于虚报粮食数字，征购过了头，到下一年7月份，缺粮户占70％，吃返销粮1，600多万斤，吃麦麸子60多万斤，社员买粮缺款60多万元。有的社队人口大量外流。
现在，有些重要统计数字，还程度不同地存在着不实的问题。比如，为了显示计划生育的“成绩”，少报出生人口，造成人口自然增长率不实；为追求农业上的“领先”，搞“压亩上纲”，少报耕地，近年来又有少报分配人口，人为地提高平均收入的；为骗取“大庆式企业”称号，虚报产值、产量，把不合格品当作合格品统计，随意提高价格，在年度和月度之间搞“以丰补歉”，制造均衡假象；为多得资金、物资的分配，向国家藏一手，谎报基建成果，瞒报物资、商品库存等等。
在统计数字上弄虚作假之所以长期得不到解决，一个重要原因，是统计的客观性、真实性和统计部门、统计人员行使统计监督的正当权利没有法律上的保障。在大多数情况下，搞弄虚作假的，不是统计部门和统计人员，常常是一些单位的领导。他们采取各种手法，随意篡改统计数字，没有任何法律约束；有的不仅受不到惩处，反而得到提拔重用。久而久之，习以为常，有恃无恐。有人揭发检举，法院不予受理；告到上级有关部门，一般不派人直接查处，常常是将信件下转，有不少落到被揭发检举的对象或与其有瓜葛的人手里，而使揭发检举者遭到打击报复。我们手头上就掌握这样一些事例：有个县供销社统计员，因抵制和揭发本单位领导人隐瞒90吨松籽收购量，在调资中，虽然群众拥护，但领导上却以“工作不协调”为由，宁将一个调资指标上缴，也不给他升级。有个林业企业统计人员，因揭发少报5，000吨煤耗，触怒了领导，因而受到批判、围攻；有些厂子的会计统计人员，因揭发弄虚作假，而被下放车间劳动或被免去部门负责人职务。现在流行一种说法，就是“谁揭发检举谁倒霉”，“被处理的不是弄虚作假的人，而是反对弄虚作假的人”。因此，广大统计人员渴望国家早日颁发统计法。
经济工作一定要有精确的科学的统计。斯大林有句话讲得好：统计数字不实，就是刑事上的犯罪。
世界上，凡是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都有一套比较完整的统计法。南斯拉夫的统计法是经济立法中的一种，其中规定各种劳动组织和个人，都要按照统计工作计划的规定，毫无报酬地向统计部门提供准确的统计数据。如果这些组织和个人没有按照规定提供数据，或提供的数据不完全，不准确，要分别罚款100—5，000第纳尔。日本的统计法规定，凡对政府提交的统计调查事项弄虚作假的，要处以6个月以下的劳役、徒刑或5，000元以下的罚金。美国和西德的法律规定，自然人或法人（单位、团体）都要认真地、无偿地答复国家的统计要求，统计机关必须对被调查企业和人员的情况保密，否则要受到处罚等等。
在我国现时的情况下，国家、单位、个人的矛盾，整体与局部的矛盾，实事求是与争名争利的思想矛盾，都会反映到统计数字上来，维护统计数字的客观性、准确性，仍然是长期的复杂的斗争。现在的情况往往是：有的领导人弄虚作假，如果他在政治上出了问题并被揭露了，弄虚作假问题也就随着揭露出来；否则，就很难揭露，有的还借此“高升”。因此，在我国建立统计法，不仅十分必要，而且非常迫切。
吉林省统计局监察指导处 刘树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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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论坛
“翻掌”何其难？
我的一位同事，家住北京，一年多来到处打听拆洗衣服的地方而未果，最近不得不把要拆洗的大衣托人带到上海去！常常听人说，北京商业服务网点太少是因为没有房子设点。按人口平均住房面积，上海是全国城市中最少的，为什么上海有房子设置拆洗衣服的服务网点，而北京反而没有呢？
上海的商店是代售汽车月票的，群众称便。北京长期以来出售月票的地方不多，你要买吗，那就请你跑远路站长队吧。上海的办法实行多年了，北京为什么就不肯学呢？
为了给刚刚半岁的小孩买件绒衣，我从西城跑到东城，从王府井跑到大栅栏，都是一路货色：老蓝的或深紫的对襟小绒衣，和老人穿的一模一样。售货员说，历来只有这种货。谁不愿意小孩穿得漂亮一点呢！我不明白，是因为技术要求过于高级，还是因为资金不足，就连小绒衣染个新鲜颜色都办不到（先不说改变样式）？这是前年的事情了。事隔两年，最近我又去买小绒衣，对不起，连这种货都没有见着！
北京有许多这类可以说是应当解决而解决起来又是易如翻掌的事情，却总是解决不了。它象是难猜的谜语一样，使我久思不得其解。
十月十三日《北京晚报》报道，北京市人民政府今年六月决定搭一批菜棚，以救买菜难的燃眉之急。由于有关部门在设点工作中有不同意见，搭棚进展缓慢。为了解决问题，二商局专题向市人民政府写了报告。据说这个报告在几位领导同志那里划了四十天的圈圈，由一位副秘书长做了
“关于搭菜棚问题，市里规定由区解决，市里可以不管”的批示之后，退回了二商局。问题并未解决。政府的决定既然得不到落实，为什么不召集有关方面开会研究解决的办法呢？难道政府的职责仅仅在于做出决定而对落实决定“可以不管”吗？
这条消息给我久思不解的问题提供了谜底，它使我相信，许多易如翻掌的事情得不到解决，原因就在于某些人的官僚主义作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在其位而少谋其政。于是，易如翻掌的事也成了老大难。可以设想，假如他们也和我们普通市民一样，天天都要遇到做衣难、拆衣难、弹花难、买菜难、乘车难等等老大难，我想这些“巴掌”早就翻过来了。
北京 朱光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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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心里话
让受过法律教育的干部发挥所长
编者按：当前，由于受过专门法律教育的司法干部不足，政法院校教师奇缺，严重影响到司法工作和法律教育的开展，但有些受过法律教育的人干的却是不对口的工作。下面刊登的贺美成、韦秀周同志的来信就是明证。他们很希望有关方面给以支持，让他们在司法工作、法律教育工作方面发挥所长。
（一）
你报10月10日第五版刊登的赵玉思同志写的《法律教育应该大力发展》一文中谈到，现在全国法院系统的在职干部，受过专门法律教育的仅占6％；又说司法干部构成的另一突出问题，是青黄不接，后继乏人；专业师资缺乏，全国政法院校现有专业教师不过600多人。但我认为值得注意的是，目前还有受过专门法律教育的人干的不是本专业的工作。就拿我们兰州市来说吧，光我所熟悉的受过专门法律教育现在未做政法工作的就有5人。以此类推，全国不知有多少曾经受过专门法律教育或者做过多年政法工作的干部在“宫墙外望”，“望洋兴叹”呢。法律人才缺乎哉？ 不缺也！
至于各省、各重点大学都在积极兴办法律系，法律师资缺乏，也是很自然的。问题是人事部门不点头，有些学过法律的想任教也是枉然。我的遭遇就是如此。
我1951年7月毕业于武汉大学法律系，由国家统一分配到司法界工作多年。先后曾任过最高人民法院书记员，甘肃铁路沿线专门法院审判员，省司法厅秘书，省高级人民法院研究员、审判员，办了很多案件，也总结了一些经验。又曾在武汉《长江日报》、《大刚报》、《西北司法》、《甘肃日报》、《法院工作简报》发表过文章，还兼给司法干部讲过课。十年浩劫初，我就受到了冲击，1968年初被赶出法院，到五七干校劳动，两年后调工厂工作。1976年调中国科学院兰州地质研究所。
打倒“四人帮”以后，我看到党和国家如此重视法制，心里非常高兴，可是已无用武之地。后来从同学那里得知，武汉大学恢复了法律系，并由我的老师、著名法学教授韩德培先生复任系主任。在老同学的鼓励下，我给韩老师写了信，表示愿意回去搞教学和研究工作。不久便接到了我一别近30年的老师的热情洋溢的回信。他在信中说：“我和诸师对你都有很深很好的印象。你毕业后，在司法界工作多年，具有丰富的司法工作经验。而且你的中外文都不错，又很适宜于做教学和科研工作。所以我们都很愿意把你调来，和我们一道工作，以便更好地发挥你的长处。”老师的知心话，点燃了我心中的烈火，决心为祖国培育法律人才贡献一份力量。今年2月我填了表寄去后，武大法律系立即呈报人事部门。可是一年将要过去了，音讯渺然。
后来，杭州有同志来信，说杭州大学法律系缺教员，要我写信去联系。我照办了，回信也快，但却令人啼笑皆非：“你的年龄较大，不予考虑。”年龄是要考虑的，但是更重要的应该考虑我的能力是否胜任，我的精力是否充沛？ 说实在的，50年代正规大学法律系毕业生，专业基础较好，搞司法多年，还遭十年浩劫的耽误，年龄哪里不“较大”呢？大学教书，尤其是教法律，不必象行政领导那样要求年龄。记得武大对当年的教授有这样的说法：“80岁不稀奇，70岁有的是，60岁小弟弟。”我不是提倡老，应该提倡干部年轻化。但是对大学教师——讲师以上的教师就不能同党政干部同等看待。否则，或者你再等上几年，让新的研究生出来再干，那对工作是有影响的啊！谁能想办法解决一下？
兰州 贺美成
（二）
看到你报10月10日发表的《法律教育应该大力发展》一文后，我想说说自己的心里话。
我出生在广西壮族自治区马山县一个穷苦农民的家庭，1956年考入武汉大学法律系读书，1959年转读入湖北大学政治法律系，1960年毕业。当时，我很想从事法学研究工作，但最后未能如愿，被分配在武汉从事政治经济学课的教学工作和资料工作。为了要照顾家庭，1972年我从武汉调到广西全州县，在县文化馆从事美工和文物考古工作。
打倒“四人帮”以后，政法工作得到拨乱反正，迅速发展，形势十分喜人！在这大好形势的鼓舞下，我迫切希望能归回政法战线工作，改变我那种专业不对口的状况，从而为社会主义的法学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为此，我曾多次写报告给广西壮族自治区各级司法部门和有关人事组织部门，要求准我归队，在政法战线从事法学研究、编写有关法学资料或法制宣教工作都可以，但迄今都未得到答复。目前，政法战线缺少专业人才，而象我这样的专业干部要求归队，却得不到解决，实在使我难过！
广西壮族自治区全州县文化馆 韦秀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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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风集
杨副部长抵制不正之风
9月初，当第五机械工业部的杨副部长要来5447厂的消息传开后，忙坏了这个厂的主要领导人。徐厂长首先召集有关单位的负责人开会，部署了各项准备工作。为了装潢门面，他指令总务科专门雇了几名家属工，打扫办公楼前的环境卫生；为让副部长吃好，他亲自定好菜谱，并指定总务科长和全科工作人员分别乘车去外地采购鸡、鱼、蛋、肉、名酒、上等烟茶、各种水果等。酒杯也是派人到某宾馆借的。
5日上午，杨副部长来到了5447工厂。他毕竟是受党多年教育的老同志，一下车就问：“经常这样干净吗？还是特地为我搞的？！”主管总务的副厂长面红耳赤地应付了一句。中午时分，食堂摆好宴席。杨副部长在党委书记、厂长等陪同下走进食堂。当服务人员往上端菜时，副部长恼火了，他说：“到什么时候了，你们还这样搞！”他没有吃准备好的丰盛的酒菜，只吃了一碗刀削面，便退席了。到了会议室，只见桌上摆满了瓜果。刚刚坐下，服务人员送来一杯香茶，被副部长婉言谢绝了，他要了一杯白开水，端起来就喝。所有这些，深深地印在服务人员的心坎里，并传遍了全厂各个角落，职工们都说杨副部长《准则》学得好。
相反地，5447厂的领导干部，对中央三令五申不准搞特殊、不准大吃大喝等规定，却置若罔闻。他们从今年元月到现在，继续吃喝，有据可查的达500元以上。就拿这次杨副部长来，他们准备的酒菜也花不少钱。尽管杨副部长以身作则予以抵制，但他们毫不脸红，杨副部长走后，他们居然还痛饮一番。
5447厂 刘光林 王世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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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风集
老站长李鸿玉廉洁奉公
老站长李鸿玉调到长子县柳树粮站工作，已经26个年头了。他不但工作勤勤恳恳，兢兢业业，而且廉洁奉公，作风正派，虽身为一站之长，可从不谋私利，不搞特殊，有人要是想找他批点油啦、面啦，那真比割他的肉还疼。据站上的同志们反映，他这个“后门”还从来没人能进去过。
一次，有个单位以领导检查工作为理由，找他批些食油。他解释说：“咱县油料不足，食油凭证供应，不能批条子供应；领导检查工作，更应该执行政策。”这个想走“后门”的人遭到拒绝，感到有失体面，就大吵大闹：“这油就只许你们多吃，我少要点也不行？”并要检查单据。他翻了好大工夫，结果也没找到老站长批的一张条子和私买过一两食油。此后，找他“走后门”的少了，因为明明知道“此门不通”，谁还愿碰钉子呢？
山西长子县财贸政治部 常火成 杨建虎
中共长子县委通讯组 孙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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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国产甘油大量积压为何又要进口？
10月10日的《化工商情》报创刊号，刊登了一则题为《甘油供应趋紧》的报道说，自去年年底至今年4月中旬，我国已进口2，500吨合成甘油和天然甘油。最近又要求有关国家供应2，000吨，但有关国家甘油工业界只同意供应1，200吨，并说价格要上涨，云云。
看完上述报道，人们会以为国内甘油短缺。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我厂合成甘油车间生产能力为年产甘油1，500吨。现原料充足，产品规格齐全，质量可靠。但是，因为甘油没有销路，该车间被迫停产，目前库内还存有甘油400吨。据了解，国内还有好几家生产甘油的厂，现有生产能力可达年产合成甘油5，000吨，完全可以满足如上报道提出的4，500吨的需用量。另外，国内还有丰富的皂化甘油，也由于进口的冲击，这些厂目前普遍开工不足，销售不畅，濒于“关门”。
我国自己生产的甘油完全可以满足需要，但有关部门却热衷于进口甘油！他们为什么在签订合同前，不先对国内市场作一番调查，权衡利弊之后，再作出是否进口甘油的决策呢？
湖南岳阳化工总厂 章观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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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调查附记
湖南岳阳化工总厂的章观瞻同志在来信中提出“国产甘油大量积压为何又要进口”这一问题后，记者走访了化工部、轻工业部等有关部门。据了解，国产甘油确有大量积压。原因有四：
一、国产甘油价格昂贵。每吨合成甘油价格为8，500元。售价高的主要原因是原料太贵。每吨丙烯是1，000元，合成甘油的最低成本为6，000多元。而进口合成甘油每吨为3，250元，比国产甘油每吨便宜5，000多元。因此，在质量相同的情况下，各企业部门愿买进口合成甘油，而不愿买国产合成甘油，这就影响到国产合成甘油的销售量。
二、某些原来以甘油为原料的工厂需要量减少了，而甘油生产计划没有相应调整，因此，国产甘油一时难以推销，造成积压。
三、使用外汇进口合成甘油缺乏统一安排。现在哪个企业部门需要甘油，只要手中有外汇，就可以进口。由于缺乏通盘考虑而分散进口甘油，导致了国产合成甘油的产销脱节。
四，皂化甘油生产量增长，也影响了合成甘油的销售。前几年，皂化甘油短缺，相对来说合成甘油就成为一种俏货。粉碎“四人帮”以来，皂化甘油生产量增长了，价格又便宜，每吨只3，000多元，比合成甘油低5，000多元。因此，许多生产部门购买了大量的皂化甘油来代替合成甘油，合成甘油的销路就显得不畅了。
针对当前合成甘油积压的情况，化工部和轻工业部的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提出了如下两点建议：第一，要求有关部门降低合成甘油原料的价格。他们认为，只有降低原料价格，才能降低合成甘油的销售价，这是解决合成甘油积压的有效办法。第二，要控制进口合成甘油，多使用国产合成甘油。对进口合成甘油，有关部门应作通盘考虑，不要多头对外。海关和外贸部门在税收方面也要采取措施，使进口合成甘油和国产合成甘油售价不要相差太大，以保持国产合成甘油产销平衡，促进国内工业的发展。
本报记者 林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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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答复反应
国家建委重视我们的建议 决定停建粉煤灰磨细车间
你报10月12日刊登我们建议停建北京高井电站粉煤灰磨细车间的来信后，很快得到了有关部门的重视。万里副总理亲自过问此事，并让国家建委派人查清速报。18日国家建委通知我们说，经电力部研究，决定停建该项目；粉煤灰的出口由北京市统筹安排。这一历时半年之久未得解决的问题，在几天之内就得到了解决，使国家百万元以上的资财免遭浪费。
北京电力设计院 蒋学典 左叔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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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答复反应
彭城门市部接受批评改进经营作风
你报9月28日刊登《买水缸为啥还要搭碟子》的来信，反映了我们在经营作风和服务态度方面存在的问题。现在我们已采取了如下改进措施：
一、取消了销售产品搭配的规定。
二、教育职工改进服务态度，急顾客之所急，为顾客着想。
三、立即派人背回硬性搭配的产品。
今后，我们要不断深入群众，听取用户对我们的意见，以改进我们的工作。
河北邯郸市陶瓷工业公司
彭城试销门市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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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答复反应
你们把我的话改错了
你报9月28日刊登我写的“孝感地委书记董玉森同志诚恳接受批评”一信。信中说，“同时附上研子公社1969年至1979年的早稻产量表，并指出这是一张虚夸的产量表”。这句话你们改错了。事实是这张产量表是我自己按我们公社的历年实际产量资料抄写的，是真实的。是我用来批评我们公社“早稻连续几年亩产过《纲要》”不符合事实。请予更正。
吴长青
（编者注：这一错误是编辑人员粗心大意造成的，责任者已经作了检讨，谨向作者和读者致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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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毖后录
这些积压的设备应赶快研究处理
由于援外合同终止，冶金部等单位负责援建外国钢铁企业所订制的价值一百万元的几台起重机，至今仍堆放在我厂，无人过问。这些优质起重设备，由于多年风吹雨淋，锈蚀严重，有的已经变形。如果不赶紧采取措施，再过几年，这些起重机将变成一堆废钢铁。
这些起重设备，国内厂矿都能用。怎奈冶金部已经付款，我厂无权动用。最近，冶金部成都无缝钢管厂向我厂订制两台五吨挂梁起重机，规格、效能与一九七七年上海钢管厂为援外制造的两台五吨挂梁起重机基本一样，我厂设计人员想用这两台代用，但无人敢做主。
这些原准备出口的设备，有的已存放六年多了。请问，究竟该怎样处理？
辽宁大连起重机厂设计科 李永德 邵希伟 李振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