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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对党的文件要有一个严肃的态度
朱岩
在我们有些同志当中有一种不好的现象，他们不严肃对待党的文件，不认真思考问题，而对一些不符合事实的传说和信口贬褒的街谈巷议却很感兴趣。人家咋说他咋听，人家说啥他信啥，有的还跟着说三道四，以讹传讹，乱了自己，也乱了别人，人为地给工作造成某些阻力和困难。这种情况对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妨碍很大，亟应引起我们的注意。下面举几个例子。
党的文件明明是讲：发展农业生产要坚持社会主义集体化方向，因地制宜，采取多种形式，搞好联系产量计算奖赔的生产责任制。可是有人偏说这是“分田单干”，一些同志也跟着嚷嚷：“倒退的事不能干，要顶住！”
党的文件明明是讲：改革企业的领导体制，使企业党组织更好地发挥保证、监督作用，是为了改善和加强党的领导，以利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可是有人偏说那是“取消党的领导”，一些同志也跟着摇头：“没有党的领导，还叫什么社会主义企业！”
党的文件明明是讲：考虑到四化建设对干部文化水平的要求，今后一般不直接从文化低的工人农民中选拔脱产干部。可是有人不顾原意，掐头去尾，硬说党的政策是什么“不从工人农民中选拔干部”，然后指责说这是“排斥工农”，一些同志也跟着鸣不平：“党的阶级路线还要不要？”
党的文件明明是讲：在年老体弱的老干部退居二三线后，“政治上要充分尊重，生活上要充分照顾”，要充分发挥他们的传帮带作用，而且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和具体措施。可是有人偏要把对老干部的妥善安置同“四人帮”轰老干部下台相提并论，说这是“卸磨杀驴”，一些同志也跟着发牢骚：“为革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什么不让干？”
党的文件明明是讲：改革干部制度是为了克服现行制度的某些弊端，更好地从组织上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以利四化建设，而且强调必须有步骤地进行。可是有人偏说这是“资产阶级的自由化”，一些同志也跟着担心干部工作“搞乱了套”。
诸如此类的现象，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少见，只不过有人是公开的慷慨陈辞，有人是背地里嘁嘁喳喳。值得注意的是，其中许多同志并非不赞成党的文件中规定的方针和政策，往往是因为他们没有看或没有仔细看党的文件。既然不了解有关文件究竟讲些什么，没有掌握其中的精神实质，缺少正确识别和判断是非的依据，他们在遇到有人无端非议或片面指责党的文件中某些政策原则时，人云亦云，被那些奇谈怪论牵着鼻子跑，也就很难避免了。
为什么这些同志不把党的文件认真地多学几遍，把一些问题想想清楚呢？有的同志是由于疏懒和惰性，养成了一种遇事大而化之、不求甚解的毛病；有的同志是官僚主义，不学不问，还自以为是，强不知以为知。他们阅读党的文件，就象应付例行公事，浮光掠影，一瞥而过。他们组织学习讨论也往往事先不作准备，谈起来海阔天空，不着边际，文件中究竟讲些什么，说了半天仍然不得要领。这种对党的文件昏昏然的状况，怎么能不在执行方针、政策问题上出纰漏、甚至闹笑话呢！应当提醒这些同志，要真正学懂弄通一点东西，办好一件事，没有严肃认真的态度和刻苦钻研的精神是不行的。作为党和国家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肩负重任，如不认真学习党的文件，不认真调查研究，不认真开动脑筋，就很难履行自己的职责，更不用说提高工作质量和领导水平了。
我们是一个大党大国，各地情况不同，工作进展也不平衡，党的文件只能就一些大政方针问题进行原则的指导，不可能也不必要对每一个具体问题都作出详尽的规定；同时，事业在发展，情况在变化，党的某些具体政策和具体规定也会进行必要的调整、补充。这就尤其需要我们精心阅读党的每一份文件，仔细研究和思考新情况、新问题，把文件的精神实质吃透搞通，这样才能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进行工作。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并且相应地制定了一系列具体的方针政策，这是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保证。但是，由于“左”倾路线的影响和林彪、“四人帮”的疯狂破坏，有些同志的头脑里还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一些糊涂观念。如何帮助这些同志肃清“左”的影响和流毒，提高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自觉性，是各级党组织和各级领导同志必须抓好的一件大事。要使这些同志真正懂得：党在新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顺应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代表了他们的根本利益。现在，党在群众中的威望所以能够逐步回升，最主要的一点就在于此。几年来的实践证明，那个地方和单位的党组织和干部能够正确理解、宣传、执行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人们的思想就容易一致，工作就比较顺利，他们也就能得到群众的信任，反之，那里的问题就多，工作就难做。这方面的经验，很值得大家注意。
（摘自12月10日《解放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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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先生产，后生活”是个正确的方针吗？
李定中
关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讨论，经过一段曲折和停顿，最近又继续展开了。这是完全必要的。一年前的讨论中，对“先生产，后生活”应否成为一个经济建设方针，出现了两种针锋相对的意见。一种观点认为，“先生产，后生活”的口号，在60年代初拿下大庆油田这样的战斗中，是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的，但不宜到处套用，更不能当作指导经济建设的普遍方针。另一种意见则认为，这一口号是党历来提倡的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生活的方针的具体化，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谁不同意这一点，谁就是“不强调发展生产，空谈改善生活”，谁就是“离开了四化这个大局横生枝节，把思想搞乱”。显然，这是个重大理论问题，也是个重大实践问题。一年多来，国民经济的调整阻力很大，进展不快，不能说同这个问题的认识上的分歧无关。因此，在这个问题上通过继续讨论以统一认识，是十分必要的。
两个根本对立的方针
“先生产，后生活”能否说成是“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生活”的方针的具体化？两者的实质究竟是一致的还是对立的？
为了弄清这个问题，首先应该注意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生活的方针有以下两个内在的要求。第一，它要求在生产发展的过程中相应地改善人民生活，而不是先发展一段生产，然后再来改善人民生活。第二，要恰当地安排好消费品和生产资料这两大部类生产的比例关系，首先保证消费品生产增长的速度可以满足人民生活逐步改善的需要，而不能违反这一前提去片面地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当然，这并不是说消费品生产一定要比生产资料生产发展速度更快一些，更不是象有人担心的那样要搞“吃光分光”，不再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相反，由于我国还存在着大量的手工劳动，生产技术还相当落后，除了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有必要使消费品生产增长得比生产资料更快一些以外，在比例关系比较协调时，在确保人民生活能够逐步改善的前提下，为了顺利实现四化，使生产资料生产比消费品生产发展得多少快一些，是完全必要的。
那么，“先生产，后生活”是否也有这些内在要求呢？答案只能是否定的。
首先，所谓“先生产，后生活”，很明显的是说，先发展生产，后改善生活，而不是在发展生产的同时改善生活。其次，在这样一个不准备使生活相应改善的先发展生产的时期内，要先发展的生产，当然主要不是消费品生产，而是生产资料的生产；甚至在生产资料中，也主要不是用来制造消费品的那些生产资料，而主要是用来进一步制造生产资料的那些生产资料。所以，在这样一个方针指导下，安排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当然不会以改善人民生活为出发点，只会合乎逻辑地以钢为纲，至于群众生活，在计划期间则以不降低甚至以不死人为原则都是可以的。结果，人民生活自然得不到逐步的改善，两大部类的生产自然谈不上协调地发展，而只能是孤立地片面地优先发展以自我服务为主的生产资料生产。
由此可见，“先生产，后生活”不但不是“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生活”的具体化，而且是直接违反这一正确方针的。二十多年来我国经济建设的深刻教训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
大家知道，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比较协调，生产逐年迅速发展，人民生活也逐年有所改善。尽管有些缺点，例如重工业投资比重已嫌高了，轻工业投资比重已嫌低了，等等，但总的说，这个时期是比较好地体现了“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生活”这一方针的精神的。
但从1958年“大跃进”起，情况就根本不同了。“先生产，后生活”的口号，固然是60年代初期才提出来的，但在“大跃进”时就到处提出了诸如“苦战三年”之类的口号，以后又提出了“以不死人为原则”、“先治坡，后治窝”等等口号。随着1958年明显表现出来的“左”倾思想越来越占上风，这些口号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清算。结果，生产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之间，生产资料和消费品两大部类之间，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之间，积累和消费之间，乃至其他许许多多的比例关系，长期内严重失调。时至今日，还必须首先下大力气，用比较长的时间，才能完成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由此可见，一旦把“先生产，后生活”当作指导经济建设的方针，势必在不同程度上导致如同列宁所说的“生产扩大了，而没有相应地扩大消费”的那种“为生产而生产”（《列宁全集》第3卷第35页）的局面，导致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的恶果。这难道不是我们的实践所已反复证明了的吗？
对几种认识的剖析
认为“先生产，后生活”是“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生活”这一方针的具体化的同志，为了坚持自己的观点，对批评进行了反批评。因此，有必要对他们的反批评进行一些分析。
他们强调在生产和生活的关系中，总是生产在前，消费在后，例如，人们要消费粮食，就得先生产出粮食，等等，因此，“先生产，后生活”自然应该成为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针。谁不同意这一点，谁就是连常识也不懂。
其实，问题并不这么简单。从正确处理生产和生活的关系的角度，制定一项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针，既要全面地分析各种社会形态共有的生产和消费之间的一般关系，又要科学地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关系的特殊性。
首先，生产和消费之间的一般关系，不能只简单地归结为生产在前、消费在后。从不断反复进行的社会再生产过程来看，生产和消费之间存在着互相依存、互为前提和彼此创造出对方的关系。并且，生产和消费还具有直接的同一性。在生产劳动过程中，要消费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这叫做“生产的消费”；与此同时，劳动者为了继续进行生产劳动，又要不断消费各种消费品，这叫做“消费的生产”。可见，生产与消费是紧密联系着的，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从生产和消费之间的一般关系的全部内容说，仅归结为生产在前、消费在后，显然是片面的。
其次，就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关系的特殊性来说，由于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是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因此，在处理生产和消费的关系时，要时时防止生产的发展背离这一目的，避免那种“生产扩大了，而没有相应地改善人民生活”的“为生产而生产”的错误倾向。
由此可见，用只有先生产出粮食才能消费粮食这样的常识，来证明“先生产，后生活”应该成为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针，是根本不能成立的。
进行反批评的同志为了维护自己的观点，又特意声明：他们所说的“先生产”，是既包括生产资料的生产，也包括消费品的生产的。似乎这样就可以证明“先生产，后生活”正是“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生活”的方针的具体化。其实，这种说法是经不起分析的。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先生产”的产品是否包括消费品。即使比例失调的程度再严重些，社会生产总不可能只有生产资料的生产而无消费品的生产。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两大部类生产的发展是否协调，其中消费品生产的发展是否能保证逐步改善人民的生活。在人口不断增加的条件下，消费品生产必须增长得快于人口的增长。所以，只笼统地讲生产也包括消费品的生产，而不明确提出消费品的生产增长速度要适当超过人口增长速度，就不能保证人民生活一定能够逐步改善。近30年来我国大中城市的住宅建设大大落后于人口增长的速度，就是一个很现实的例子。这类例子，显然违反了“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生活”这一方针的要求，但并不一定违反“先生产，后生活”这一口号的要求。事实上，把“先生产，后生活”作为原则坚持得越久，它对人民生活方面的欠账也就越多。
进行反批评的同志还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现在是生产抓多了，冲击了生活，还是生产的东西少了，影响了生活？”其实，问题的这种提法本身，就是不明确的。因为，我们不知道他们这里所说的生产，究竟指的是生产资料的生产还是消费品的生产。如果顺着他们这种含义不清的责问进行回答，就会得出这样一个出乎他们意料的答案：既是生产抓多了，冲击了生活，又是生产的东西少了，影响了生活。你看，“生产抓多了”，即某些生产资料的生产抓多了，不是“冲击”了消费品的生产，从而“冲击”了生活吗？既然消费品这种东西少了，又怎么不影响生活呢？当然，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比较复杂的，但把“先生产，后生活”到处套用，应该说正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肃清“左”倾思想的影响
进行反批评的同志还问道：“先生产，后生活”是不是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批评了它，是否混淆了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界限？这的确是一个很有现实意义的问题。
应该肯定，“先生产，后生活”当然不是林彪、“四人帮”推行的极左路线。前面说过，从1958年起，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左”的错误思想就明显地表现出来了。其重要特点之一就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不量力而行，急于求成。这种“左”的错误，长期没有得到纠正。把“先生产，后生活”当作指导方针，就是这种“左”的错误思想的一个表现。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缺乏民主，搞一言堂，长期以来，谁批评这种“左”的错误，谁就反而被斥责为右倾。流毒所及，逐渐形成一种积习，即把“左”的说成是正确的，而把正确的说成是右的。直到今天，在一些同志的头脑中，这种积习还在作怪。因此，从这种积习中解放出来，分清什么是“左”，什么是右，什么是正确，的确还是我们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
应该指出，粉碎“四人帮”后的1977年特别是1978年，有些同志对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严重性缺乏认识，没有首先考虑如何着手调整国民经济，开始适当地逐步偿还人民生活方面的欠账，而是强调高速度发展生产资料生产。更值得注意的是，党在1979年初决定了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后，一年多来有些同志仍然情绪抵触，贯彻不力。有的甚至提出只要全国人民每人每天节约一个油饼，一年就能为国家积累二百多亿元的基建投资。显然，这种论调倒是有点以漫画的形式，表现出把“先生产，后生活”当作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针的那种思想的“左”的实质了。这就再次提醒我们：要排除干扰和阻力以搞好调整进而顺利实现四化，在经济战线上的确需要进一步肃清“左”倾思想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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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史研究资料
广东党组织的建立及其初期的活动
蔡洛 刘林松
广东党组织和全国许多地方党组织一样，是工人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产物。广东工人运动开展较早，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这里逐步传播开来。经过五四运动的锻炼，广州地区产生了以杨匏安、阮啸仙、刘尔崧等为代表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革命知识分子。
1920年7月，同时毕业于北京大学文科的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等经上海回到广州。他们先后和杨匏安、阮啸仙、刘尔崧、周其鉴等取得联系，积极筹办一份以介绍新文化为目的的报纸。10月3日由梁冰弦、刘石心等负责编辑的《劳动者》出版。10月20日，谭平山、陈公博等筹划的《广东群报》出版。《广东群报》、《劳动者》在传播新文化，宣传社会主义，启发和提高广东工人阶级的觉醒，为建党作舆论准备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建立后，不久，寄信给在广州的陈公博等着手建立组织。11、12月间，有两个俄国人米诺尔和别斯林到广州建立俄国通讯社，同时，他们受陈独秀和李大钊的委托，帮助广东建立共产党组织。他们由李大钊介绍，认识了当时在北京已参加共产党小组的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又经黄凌霜介绍，到广州后即与广州的无政府主义者区声白、梁冰弦等联系，决定成立共产党。这个组织共有9人，除米诺尔和别斯林外，其余7人都是无政府主义者。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由于观点和他们不一致，没有加入。这个党组织成立后，以《劳动者》为机关刊物，并在工人中开展工作。这期间，陈独秀接受陈炯明的邀请，到广东任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此事，陈独秀写信与李大钊等商议过，认为利用这个机会可以在广州宣传新文化和社会主义新思想，可以发展共产党的组织。陈独秀于12月底到达广州。到广州后，先后和米诺尔、别斯林以及区声白、梁冰弦、谭祖荫等联系，一起研究党的组织问题。1921年1月，当陈独秀把他起草的党纲交给小组讨论时，无政府主义者认为其中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等条文，与他们的基本观点有矛盾，经过几次激烈争论，仍未能统一，无政府主义者便退出了党组织。陈独秀与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等商议建立广东党组织的问题，他们都赞同陈独秀的主张。经过酝酿，改组了广东共产党组织。稍后，广东党组织正式称为中共广东支部。以谭平山为书记，陈公博负责组织工作，谭植棠负责宣传工作。党员有谭平山、陈公博（后被开除出党，成为汉奸）、谭植棠、刘尔崧等连同陈独秀、米诺尔、别斯林在内一共9人。
广东党组织改组后，直到1921年秋陈独秀离开广东之前，党组织是在陈独秀的领导和帮助下开展活动的。在1922年7月党的“二大”之前，主要进行了以下几项工作。
一、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广东党组织把《广东群报》作为党的机关报。该报报道工人运动情况，宣传社会主义，介绍马克思、列宁的生平及俄国共产党的历史，内容生动活泼，深受革命青年欢迎。1921年1月，陈独秀将《新青年》杂志社迁来广州，《新青年》针对各种反马克思主义者的非难和攻击，开展了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讨论和对无政府主义的批判。2月13日，由沈玄庐主编的《劳动与妇女》创刊，向广大劳动群众和被压迫的妇女进行通俗的马克思主义宣传，使党组织的宣传阵地进一步扩大。
二、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参加者80多人，其中有广东公立法政专科学校法律系的学生，广东高等师范、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以及部分中等学校的学生，还有各个不同的政治小组和编辑小组的成员。阮啸仙、周其鉴、张善铭、黄学增等都是该会的主要成员。
三、培养革命干部。为了培养到基层从事宣传工作的骨干，广东党组织创办了“宣传员养成所”。该所由陈独秀从教育委员会中拨出经费，派陈公博为所长，谭植棠为教导主任，谭平山、谭天度、杨章甫等为教员。所址设在高第街素波巷内。与此同时，还举办“注音字母教导团”，训练中小学教师，利用这个阵地进行宣传。
1921年3月，党组织还举办俄语学校，主讲人是米诺尔及其夫人。这个学校以研究“俄罗斯”、“现代思潮”、“世界平民文学”为主要内容。
四、积极开展工人运动。广东党组织的成员经常到工人中召开会议，进行宣传和演讲。在党组织推动下，从1920年底到1921年4月，广州新成立的工会就有31个。在工人运动中，他们特别注意机器工人、海员和铁路工人的工作。在广州举办了机器工人夜校，由谭平山任董事长，谭天度、黄裕谦分别为班主任。参加学习的有100多人。
五、重新建立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1920年8月，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不久，由谭平山等发起在广州也建立了青年团组织。但当时的团组织“没有标明那种主义，也没有拟有具体的计划，团员宗旨也不能一致”，因此，到1921年3、4月间就停止了活动。10月，谭平山接到上海总团的通知后，于12月着手重新组织青年团工作，并派人到佛山、肇庆、汕头、琼州和广西的梧州、南宁等地组织分团。1922年3月14日在广州举行成立大会。团员共500多人。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以《青年周刊》为机关刊物。
1921年6、7月间，中共广东支部派陈公博和当时从上海来广州的包惠僧前往上海参加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一大”后，中共广东支部吸收了阮啸仙、杨匏安、林伯渠、冯菊坡、王寒烬、罗绮园、周其鉴、黄裕谦、郭植生、梁复然、张善铭等入党。党中央在上海成立了领导工人运动的总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后，广东设立了分部，由谭平山兼任主任。1922年1月13日，香港海员举行大罢工，中共广东支部于2月9日公开发表了《敬告罢工海员》书。这时已吸收了谭天度、杨章甫等入党，广东支部发展到20多名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