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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保护草牧场迫在眉睫
随着畜牧业生产的发展，加上草场的沙化、退化、碱化，草场载畜量越来越少。真叫人为畜牧业生产的前途担忧。
有些人为了搞副业，到草牧场挖甘草等药材，草牧场许多深坑遍布。每年冬天都有很多牲畜因大雪覆盖深坑被绊断了腿以至陷死的。个别社队为了增加收入，盲目开荒种瓜，有的一片达三千多亩，一、二年后就变成了大沙包。还有的人到草场搂毛柴，一搂就是两、三遍，搂得草根外露，使大片草场草高不过半尺，载草量大大减少。
国家现有森林法，是否也可以制定一个草场保护法？
内蒙古扎鲁特旗广播站 徐文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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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调查汇报
调查汇报
根据徐文彦同志的来信，我们就这一问题走访了国家畜牧总局、内蒙古畜牧厅等单位，证明读者反映的情况属实。
草场退化。解放以来，草原建设速度缓慢，目前仍停留在50年代的水平。十年浩劫期间，草原站被取缔了，技术人员被迫改行，有的学木工、有的当瓦匠，草原的管理和利用处于无政府状态。以后，草原站虽然恢复了，但由于上级某些领导对开发草原种粮与利用草原养畜的认识模糊，以及草原没有法律保护，草原管理上的无政府主义状态长期没有克服，因而造成牧草生产逐年下降，草原退化面积逐年扩大。牧民们痛心地说：以前到处是“风吹草低见牛羊”，如今却是“沙丘四起，满目荒凉”。据不完全统计，内蒙古自治区退化草场面积约占总面积的三分之一。其中，严重的如呼伦贝尔草原的退化草场面积占50％以上，鄂尔多斯草原的退化草场面积达80％左右。伊克昭盟鄂托克旗牧草产量10年下降了67％。有的草场由亩产500斤降至100多斤。草原退化的原因固然很多，但人为的破坏是主要的。
载畜量高。长期以来，在畜牧业生产指标上，只强调牲畜头数的总增率和纯增率，牲畜头数成倍增加，但每头羊所占的草地面积却逐年减少。解放前，全国牧区共有牲畜2，900多万头，现在已增加到9，000多万头。内蒙古1949年每头羊占有天然草场70亩，1974年每头羊只占草场22亩。正镶白旗阿拉腾嘎拉苏公社锡林敖包大队，每头牲畜占草地不到3亩。由于牲畜发展与草原面积比例失调，破坏了生态平衡，使牲畜数量大上大下。据伊克昭盟科学部门调查，养一只羊需14亩草场，而实际载畜量是6．6亩草场养一只羊。据调查，全国牧区牲畜因过不了冬而死亡的约500万头，活着的牲畜体重也要下降三分之一。死亡与掉膘两项相加，相当于每年牲畜收购量的5至6倍。光是牲畜掉膘的损失，就相当于内蒙古每年牲畜收购量的三分之一以上。
盲目开荒。过去，由于片面强调“以粮为纲”，掀起了几次开荒种粮的高潮，使许多草原被开垦种粮。内蒙古伊克昭盟30年来开荒600多万亩，造成沙化面积约1，800万亩。鄂托克旗开垦草场373万亩，占总面积的10％，沙化面积由28％增至40％。后套地区，解放初期有天然草场198万亩，现在都已荡然无存。这样，使农区小片草场逐年被吞噬，幸存部分也由于掠夺式的利用，正日趋消亡。最后，农区的牧畜不得不赶入牧区借用草场，致使农牧交界地区草场负担过重。草场开荒种粮的，收成不好，亩产只几十斤、十几斤，有的连种子也收不回来。同时，气候也发生很大变化，出现沙暴，雨量减少。但是，有关部门还强迫牧民交征购粮。如交不出，在半农、半牧区就以断粮卡他们。由于草原属国家所有，许多单位都来侵占牧场开荒。近几年来，黑龙江省龙江县头站公社擅自到呼伦贝尔盟扎赉特旗努示木仁公社红旗大队开垦草地几千亩。牧民们向有关部门反映，无人受理。他们只有眼睁睁地看着开垦的拖拉机步步逼进，无可奈何。某部队单位1970年以来开荒达140万亩，牧民们只得恋恋不舍地离开生活了几代的草场，投亲靠友，另找安身之地。这不仅破坏了草原的生态平衡，而且严重地影响民族团结。
车道多而宽。交通事业的发展，也给牧区带来了灾难：车道纵横交错，占去了大片草地。如克什克腾旗至锡林浩特公路最宽处达521米，因车来车往，草地成了沙路。风一吹，公路形成很深的道槽，车辆不能通行，只得另开新路，使车道越来越多。牧民说：建设1万亩的基本草场，需花几十万元或上百万元和几年到十几年的时间，而汽车、拖拉机破坏1万亩草场，却只需一二年时间。
乱挖乱耙。草原上生长着发菜、蘑菇等菌藻类植物和药材。一到这些植物的收获季节，人们从四面八方涌聚到草原来采集。去年以来，乌兰察布盟商都、化德等农牧区社员进入苏尼特右旗搂挖发菜的就有几万人。他们成群结队，数次用耙子在草原上耙挖，牧草被铲尽，草根被挖起，风一吹则飞沙走石。全旗26，000平方公里的草场，已有5，000平方公里不能利用。
牧民们迫切要求尽快颁布草原法，使草原得到合理利用。
本报记者 高秀珍 戴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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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纠正“重建设轻管理”的思想让中小型水利设施充分发挥效益
长期以来，不少地方由于“重建轻管”的思想影响，使好多水利工程设施不能充分发挥效益，由此而造成的损失是相当严重的。
例如我们江苏阜宁县里下河地区各公社兴建的446座防洪闸，其中不能御洪的就有216座。又如横贯县境44里长的恒河，因为失去排涝能力，先后整治了4次，共投资500多万元和成品粮1，000多万斤，投工1，200多万个。全县象这样的河道有14条，总长达500多华里，大多经过三、四次整理。
由于这些整治工程的纠缠，使大量的劳力用不到田间小型水利建设上。从1976年以来，全县每年都要动员三到五万强劳力参加大工程施工。后方同时要花相应的劳力，保证前方粮草供应；再留一部分劳力搞冬季田间管理，这样后方的劳力就所剩无几了。小型水利只能喊几句“大搞”的口号。几年来，这种大工程想下下不了，小水利想上上不去的被动局面一直改变不了。
主要原因有三条。
首先是管理不力。大多数公社没有管理机构，工程一建成就算了事。少数公社即使有个管理机构，也空挂招牌，人员不落实，任务不具体，报酬不明确。尤其是几个公社共同受益的工程，命运更惨，谁也不愿出钱、出人搞好工程的管理、维修和养护。
其次是规划不定型。有些地方的农田基本建设规划，举棋不定，没有一个长期打算。常常是谁的权力大，谁的意见就是规划。今年王书记在职是南北向，明年李书记执政是东西向，变来变去，反复无常。群众说：领导调动，苦了群众；寅订卯改，劳民伤财。
第三是缺少一部水利工程管理法。由于法纪不严，奖惩不明，人为破坏往往严重于自然损坏。在堤上耕翻种植，砍伐林木，拆走电力抽水站的零部件等现象屡见不鲜。所有搞这些破坏行为的人，一直没有受到法律的制裁！
由此可见，加强工程管理，已成当务之急。
在向四化进军的今天，我们不仅要高速度地建设工程，更要高水平地管理工程。既然舍得花必要的巨大投资建工程，就应当舍得花少量的投资管工程。建一项工程，少则几千元，几万元，多则几十万元，上百万元，上千万元。但建成以后，只要花很少的人力管一管，出了毛病，只要花很少的财力修一修，就能把死工程变成活工程，岂不合算！？这个帐要好好地算一算！
江苏阜宁县水利局 张永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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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大家谈
也谈桑树坪煤矿的所谓“竣工投产”
《人民日报》9月9日刊登了政协委员常黎夫、邓以纯同志关于《桑树坪煤矿强行验收投产，后果严重》的发言。我想对这个问题的有关部分作个补充。
1979年11月15日，《人民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刊登了新华社的一篇报道，现摘要如下：
“我国新建的一座现代化大型煤矿——桑树坪煤矿，在陕西省韩城矿区胜利竣工，经过试生产证明各系统运转情况良好，于11月10日正式移交投产。这座煤矿的建成，对改变我国煤炭工业布局，促进西北地区工农业生产的发展都有重要意义。”
实际情况怎么样呢？
桑树坪煤矿不是“大型煤矿”，而是中型煤矿。我国煤炭工业划分大、中、小型煤矿的标准是，设计能力年产500万吨以上的为大型煤矿，年产200—500万吨之间的为中型煤矿，年产200万吨以下的为小型煤矿。桑树坪煤矿设计能力年产300万吨，属于中型煤矿，而《人民日报》报道为“大型煤矿”。
桑树坪煤矿并没有真正形成生产能力。该矿建设是分为两期工程进行的。它的一期工程早在1977年就交付使用，二期工程于1979年11月“正式移交投产”。一期工程设计能力年产煤90万吨，二期工程设计能力年产煤210万吨，两期工程设计能力共300万吨。一期工程“投产”三年后的1979年，实际产煤33．8万吨，只占设计能力的三分之一。二期工程投产半年，只产煤6万吨，以全年计划产煤20万吨计算，才仅仅达到设计生产能力的9．5％。由于各种原因，基本建设项目移交生产的初期不能完全达到设计能力的要求是不奇怪的，但象这个矿这样却是不正常的。
桑树坪煤矿生产不正常的根本原因，在于各生产环节没有完全形成。今年安排二千二百多万元投资（据说明年还要安排），继续搞原设计方案内的未完工程，而不是搞新建或扩建。按照基本建设验收标准衡量，这个矿根本不够移交投产的条件。
既然不具备投产条件，硬要正式移交生产，那么投产后的情况就不难预料。一般情况下，一个中型煤矿建成投产后是有盈利的。桑树坪煤矿是“现代化”的，去年煤炭又提了价，在其移交生产后理应获得较多利润。事实恰恰相反。它的一期工程，1979年亏损288万元，平均吨煤亏损8．52元；二期工程半年来就亏损760万元，预计全年亏损一千多万元，吨煤成本要达72元。
这就是桑树坪煤矿“胜利竣工”“正式移交投产”的真象。
人们必然要问，是谁指示这样干的，这样干的目的是什么，产生的严重后果由谁来负？这些问题只有当事者才能作出回答。
我们应该从中吸取些什么教益呢？
1、在基本建设战线上，一定要改变弄虚作假的坏作风，有关单位必须严格按照基本建设验收标准行事。
2、新闻报道要力求真实、准确，新闻工作者要加强调查研究，学点经济知识。 师 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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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要依质论价，不要看人验货
今年春上，按上级的意图，队干部要求大家多种花生，解决花钱的问题。经过社员们的辛勤劳动，花生获得了丰收。每户多者收入千余斤，少者也收四五百斤。
9月，粮食部门开始收购花生，每斤价5角8分左右，社员们争相出售。但没有想到，本公社粮所只收购了一个星期，就把价格压低了四五分。更为严重的是，验收先认人后看货，同样的花生，他说谁的好就谁的好，他说不好，就是好的也当成次的。如10月14日我到峄城粮所卖花生，我们一个队的人，一块地种的同样的花生，又是一天收的，前面三个人去卖就收啦，后面我们两人去卖就不收，硬说我俩的花生不够标准。无奈，我们又翻山越岭走了20余里到了金寺粮所。他们说，不收啦，收足啦！我们南跑北颠地窜了一天，耽误了农活，花生还没卖成。
农民出售农产品给国家竟这样困难。我们认为，这与党中央所颁发的各项农村经济政策是不相符合的。粮食部门收购农副产品怎么可以任意提价或降价，想收就收、不想收就不收呢？我们要求上级能责成粮食部门，切实纠正这种不正之风，要以质论价，不要看人验货。
山东省枣庄市峄城区龙泉庄大队 张鸿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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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心里话
保障公民通信自由有罪吗？
编者按：通过写信、发电报、打电话，向上级领导机关和党报反映问题，是公民的合法权利，是受法律保护的，任何人不得干涉、阻挠和检查。邮电部门是保证公民行使通信自由的关键部门。邮电职工有一项重要职责，同那些查、抄群众通信的违法活动作坚决斗争。赵文先同志这样做了，理应得到表扬，但却遭到打击。这样的违法行为和对这种违法行为的袒护，都是党纪国法所不容许的，相信有关部门会加以过问和处理。
山东省沂南县农办干事姜保安，多次给党中央和《人民日报》写信，并且发电报、打电话，反映沂南县的问题，引起沂南县委领导的不满。今年3月，县委派人来到我们邮电局，说要查姜保安打电话和写信的情况，问我：“姜保安都向哪里写信？”我当时任营业班班长，就说：“要查信、查电话，得有公安局的证明。”第一天他们没查成，第二天他们又查了打电话的情况。
沂南县委这一违法行为，引起了我局许多职工的不满。我就向上级反映了这一情况。今年9月10日，《人民日报》特约记者李春光向我们邮电局华增全局长调查这件事。事后，华局长找我训话，一再追问我跟姜保安“有什么勾搭”？还说什么“你看你赵文先能的，你有什么了不起！象你这样人的思想，干什么都干不好，连大门也看不好”，并命令我马上交接工作。就这样，我的营业班长的职务被撤掉了！
因我患有胃溃疡病在家休息，医院开有证明，但华局长却以“不上班就没有工资”来卡我。11月间又要我下公社工作。因为我的孩子在县城上学，下公社有困难，我于是提出不同意见。他却命令：“你今天就走，把你的小孩也带上。”我家7口人，全靠我的收入生活，加上我的病严重，华局长这一卡，使我全家生活难以维持，最近只好让两个小孩下关东谋生去了。
作为一名邮电职工，保障公民的通信自由，是自己的神圣职责。而我却因为履行了自己的职责，遭到一场打击、报复，我很不理解！
山东沂南县邮电局
赵文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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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这种事究竟该谁管
不少铁路罐车装运的石油，从发货方到收货方，其间大量超额损耗。超损原因主要是：
1、铁路罐车罐口或罐盖无胶垫或胶垫残缺不全，有的胶垫螺盖变型，盖不严；有的罐盖只有螺丝无螺母，或少数螺母拧不紧，盖不严。
2、铁路罐车罐口以铅作密封材料，用久了，铅槽里的铅大部或全部脱落，有的新铸上的铅也没有铸平，盖不严。铁路罐车有的呼吸阀帽脱落，完全不能控制装油后和运行中石油的自然呼吸，因而造成自然蒸发量增大；在挂车、刹车冲撞时和翻越陡坡时，也容易大量溢油。
这些问题归谁管？
成都71号信箱职工
詹述圣 周启富 白瑞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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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坚决制止倒卖车船票的不法行为
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部分，在某些方面起到了拾遗补缺的作用，这是逐渐被人们所认识了的。但有的人“浑水摸鱼”，将火车票、船票买来再高价倒卖，从中渔利，则很值得注意。
山东烟台市这种倒卖船票的现象，就十分严重。有的人，趁节假日人们探亲访友之机，垄断了不少船票和排队购船票的顺序号，然后倒卖。每倒卖一张从烟台至大连的船票则赚两元多。因此，使我们因公外出的职工因为买不到船票（我们不能，也不应该高价买倒卖的船票），而要在烟台多呆好些天，这给工作带来了严重的影响。希望有关部门能采取坚决的措施，制止这种高价倒卖车船票的不法行为。
三机部第六○一研究所 孔宪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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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建议与要求
表扬先进、发奖状不宜铺张
近来，有些机关、企事业单位在积极订制年终奖励的奖状。有些奖状的设计，很精致、很复杂，不仅要用高级纸型套色印，还用进口的电化铝烫字，甚至要搞凸纹，凸出一些图案和文字。这样，印制一张奖状少则也得两三元，甚至更多一些。如再加上精致的镜框，每个就得十几元。有些单位还跨省、市派人到大城市订制。
到年终了，对有贡献的职工从精神上给予鼓舞，政治上给予荣誉，这是十分必要的。但制做奖状也应该厉行节约，为四化建设节省资金。
沈阳
杨燕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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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土政策”这一提法值得商榷
有些报纸刊物常常用“土政策”一词批评一些地方执行错误政策的事。我认为这一提法值得商榷。
其一，就政策而言，只有正确和错误之分，没有“土”、“洋”之别。根据地方各级人代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大常委会在本级人大闭会期间，都有权根据国家法律，结合当地情况，制定一些地方性法规。从实际情况看，要一个车间、一个生产队保障生产、工作的正常进行，也必须允许制定某些切实可行的规章。因此，不能说下级（地方）的政策是“土”的。同时，上级的政策有时也有错误的。上级的政策如果不符合本地的实际情况，下级可以请示变通执行；如果错了，可向上反映。下级的规定、政策是正确的，也应该允许执行。
其二，容易引起思想混乱。我们国家由于过去政治运动不断，又遭受十年浩劫，搞得不少同志谨小慎微，办事“看本本”，等上级发指示、作决定，自己不拿主见。还有少数人，受“四人帮”一伙散布的无政府主义谬论的影响，不分青红皂白地把本地区、本单位制定的不合自己利益的一些具体政策斥为“土政策”。因此，这种提法不利于当前广大干部消除官僚主义，一切从实际出发，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解放思想，搞好改革，把各项工作搞活，促进四化建设。
报刊批评的“土政策”，显然是指那些单位和个人搞的一些违反党的政策和国家法令的错误政策。鉴于以上理由，我觉得用“土政策”来概括“错误政策”是不准确的。因此，建议报纸今后不再用这个提法，对其他类似提法也力求作到准确、鲜明。
重庆市九龙坡区九龙公社
李长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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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退田还湖越早越有利
常德县牛鼻滩群众赞区委办事合民意顺天理
最近，湖南常德县牛鼻滩区委经过反复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作出了明年退田还湖一万亩的决定。消息传开后，群众高兴地说：“区委办事合民意顺天理了。”
三面临水的牛鼻滩区，前几年在“向湖里要田”的口号下，大搞围湖造田，使湖田面积一扩再扩，调蓄水面一缩再缩，到今年止，全区耕地面积由70年代初的12万多亩扩大到15万多亩，调蓄水面由6万多亩，缩减为3万多亩。其危害，从全区所算三笔帐中，可以得到说明：
一是农业生产成本账。这个区低于外河正常水位27．5米以下的湖田有1万亩，都只能种一季稻，总产量常年为450万斤左右，就是全部按议价算，总产值也只有80多万元。但为了使这些田保收，常年抽水7个多月，花电费16万多元。仅此一项开支，就占这些湖田总收入的20％。
二是劳力账。这些田一般离村较远，每年收、插，人们跑的路多、费的力多，许多生产队还出现了坐公共汽车去田间劳动的稀奇事。同时，由于这些田低于外河正常水位，一下雨就遭灾，常常要插两、三次秧。群众说：插一亩湖田一季，比插一亩正田双季花的工还要多得多。
三是退田还湖的经济收入账。如果用这些田种莲、养鱼，每亩至少可收入200元。1万亩就多收入120万元，且成本少得多。同时，丢掉了这些“拖腿田”，把劲使在正田上，不仅全区粮食总产不会减少，还有增产的希望。
牛鼻滩区委在算上述三笔账时，还从正反两方面剖析了两个典型队的情况。一个是断港头公社株木山大队，插湖田越插越穷，全大队人平均纯收入要比周围的队低三四十元，共欠国家贷款16万元。另一个是牛鼻滩公社栏马口大队的十五生产队，去年将60亩湖田还了湖，种上了湘莲；加之，投入正田的劳力一多，粮食产量也有了提高。去年这个队人平均纯收入达到242元，成了全区的尖子队。
事实不仅教育了区委，也开阔了全区干部、群众的眼界。原来少数人担心退田还湖一万亩步子太快了，现在认为，早退早得利，再不退就会受大自然的惩罚了。
湖南 贵发新 正田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