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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总政通知全军新年春节期间开展拥政爱民活动
从实际出发解决存在问题增进军政军民团结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0日电 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7日发出关于1981年新年春节期间开展拥政爱民活动的通知，要求全军从实际出发，对拥政爱民活动进行必要的改革，认真解决军政军民关系中存在的问题，把拥政爱民活动搞得更加深入扎实、生动活泼，使军政军民团结出现一个新的面貌。
通知说，1981年新年春节期间，各部队要用必要的时间，深入进行人民军队宗旨和拥政爱民的教育。教育要紧密联系实际，以干部为重点，注意运用政府和人民群众关心支持部队建设、开展拥军优属工作的大量事实教育部队，加深部队对政府和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对影响军政军民关系的问题，要一个一个地认真研究解决，并向部队进行教育。需要军队和地方双方解决的问题，要抓紧与地方协商，本着严格要求自己，不给地方出难题，互相体谅、照顾的精神，妥善处理。
通知指出，搞好同兄弟民族的团结，对于巩固边防，反对霸权主义，加强战备，实现四化，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驻兄弟民族地区的部队，要重温以往军民联防的优良传统，学习中央对当地民族工作的指示，认真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维护兄弟民族的利益，尊重兄弟民族的风俗习惯，多做有利于民族团结的工作。
通知说，党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文件，是党对农村工作的重要政策，也是部队支援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依据，各单位要进一步抓好这一文件的学习，提高认识，落实于行动，号召干部战士广泛向家属、亲友和驻地人民群众开展宣传活动。各部队要因地制宜，发挥优势，形式多样，支援城乡生产建设，广泛开展为人民群众做好事活动，并制定出1981年的支援规划。全体干部战士要发扬雷锋精神，讲文明，有礼貌，守纪律，带头树立社会主义新道德、新风尚。
通知要求各部队努力创造条件，在新年春节期间积极争取与地方联合召开拥政爱民、拥军优属大会或先进代表会，推动拥政爱民、拥军优属工作的深入开展。各大单位还应组织慰问团，带小型精干的文艺演出队或电影组，到灾区和革命老根据地进行慰问。
通知最后说，各级党委和政治机关，要加强对拥政爱民工作的领导。全军指战员，要提高警惕，加强战备，搞好军民联防，防止和打击国内外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保卫全国各族人民安全、愉快地欢度佳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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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全国生产目的讨论会闭幕
与会同志指出，多年来生产目的不明确的根本原因是左倾路线的影响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0日电 历时7天的全国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讨论会今天在北京闭幕。
会议参加者认为，虽然我国进行了三十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了许多成就，但确实存在着对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不明确的问题。长期以来，由于只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盲目地扩大基本建设规模，忽视人民生活的改善；片面地发展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造成了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严重脱节，积累和消费比例严重失调的状况，这是背离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和要求的。
与会同志指出，努力满足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是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他们认为，在生产建设中，必须首先根据人民的消费需要，安排好消费资料的生产，并安排好生产消费资料的生产资料的生产及国民经济各部门适当的比例关系。也只有从这一点出发，才能搞好国民经济的调整。
会议参加者分析了多年来生产目的实现不好的许多原因，指出最根本的原因是左倾路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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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诬陷老干部和革命群众的人证物证俱在
姚文元“认错不认罪”故伎再次失灵
新华社北京12月10日电 姚文元受审以来一直固守的“认错不认罪”的防线，今天上午在法庭上被摧垮了。特别法庭第一审判庭上的人证物证说明，他极力把自己的犯罪活动说成是工作错误，只不过是掩耳盗铃式的拙劣的辩解。
诬陷老干部“复辟资本主义”
1976年1月到9月，姚文元指使亲信派人到国务院一些部门和一些省市搜集所谓
“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材料，诬陷重新出来工作的党政军领导干部，这是今天法庭调查的第一个内容。原《人民日报》的总编辑鲁瑛和领导成员刘治平出庭作证的证言，以及法庭出示的证据，都证明起诉书对姚文元这一罪行的指控属实。鲁瑛和刘治平都说，在王洪文和姚文元的指使下，他们在这段期间曾派出专门担负这一特殊使命的记者近百人次，到福建、云南、江西、浙江、江苏、湖北、四川、陕西、河南、广西、黑龙江，共11个省和自治区，以及外贸部、七机部、原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等单位，搜集诬陷迫害老干部的材料。这些材料，都要经姚文元审阅，印成内部材料，欺骗党中央的领导人。法庭出示的由姚文元审批印发的一份《情况汇编》清样中诬陷说：“从去年夏季开始，邓小平便通过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胡乔木等人”，
“妄图把学部变成他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舆论阵地”。这份材料还说，当时负责学部工作的同志“配合邓小平搞翻案复辟活动”。姚文元审批印发的有关福建运动情况的材料中说，“廖（志高）、马（兴元）、林（一心）网罗叛、特、反，组织‘还乡团’，摧残‘儿童团’，镇压造反派，涂炭福建人民”。姚文元强加在邓小平、胡乔木、廖志高等同志头上的这些罪名，都是敌我矛盾，都是打倒之列，都是滔天大罪，而姚文元在人证物证面前，不得不承认那“是事实”，“把矛头对准了一部分老干部”。但他又辩解说，他“还不是有意捏造材料去诬陷他们。”
事实恰恰说明，他们派人到处搜集材料，歪曲事实，颠倒是非，人为地制造所谓“阶级斗争新动向”，这本身就是大阴谋，大诬陷。他们一伙对此应负的罪责，决不是姚文元用
“错误”或者“严重错误”的说法所能推卸掉的”。
姚文元被问哑了
法庭调查的第二个事实是姚文元把反对张春桥的群众诬陷为“反革命逆流”。1976年3月底清明节前，南京市的群众上街悼念周恩来总理，贴出大字报、大标语指名“打倒张春桥”，“揪出赫鲁晓夫式野心家”、“反对抢班夺权”。姚文元得知这一情况，又惊又恼。他给鲁瑛打电话说：“要分析一下这股反革命逆流，看来有个司令部。……这股反革命逆流这样猖狂，是没落阶级的表现”。他还要鲁瑛“注意北京的情况”。
审判员问姚文元，群众起来揭发阴谋家、野心家张春桥抢班夺权，怎么说是反革命逆流？
姚文元狡辩说：“当时在我思想上认为出现这种大字报、大标语是对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反扑，所以我攻击它是反革命逆流。”
审判员一针见血地质问他：南京群众贴出大字报反对张春桥，你把它说成是反革命逆流！在文化大革命中，哪个老革命家没有被贴过大字报，你什么时候说过它是反革命逆流？为什么一贴张春桥的大字报，你就这样“敏感”？开庭受审以来，几乎对法庭的每次提问都进行狡辩的姚文元，这时眨眨眼睛想遁词，结巴了半天，还是哑巴了。
恶毒的一笔
法庭在调查姚文元诬陷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总理的群众是“反革命分子”的犯罪事实时，出示了姚文元修改审定的三篇《情况汇编》清样。这三篇清样，加上另一篇清样，都是姚文元“留作历史的纪念”的得意之作。
在“四人帮”一伙残酷镇压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的群众之后，姚文元曾在日记中写道：“四期简报，均是我修改后发的，留此以作历史的纪念。”
姚文元留下这种“历史的纪念”是为了邀功领赏，还是为了给自己树碑立传，且不去管他。在今天的法庭上，它却成了姚文元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历史的纪念”。“历史的纪念”其意义就是两条，一是它完全歪曲了历史事实，二是它完全颠倒了革命和反革命的位置。
他修改的第一篇清样原文第一段说：“4月2日，很多人继续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悼念周总理，从4月1日起至2日下午5时止，到广场的人数约有20万左右，花圈一千多个”。姚文元别有用心地把这段话的第一句“4月2日，很多人继续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悼念周总理”一笔砍掉。于是，这20万人到广场就成了另有目的了。
姚文元修改审定的另一篇《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清样中写道：“有十来个小伙子，分别被闹事的人围打……他们公开说了‘周总理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因此，他们头上都被打起了几个大血包，脸浮肿，流着血”。姚文元把其中“他们公开说了‘周总理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派’”这句话和“因此”两字删去，于是就成了：“有十几个小伙子，分别被闹事的人围打”。这么一改，在姚文元的笔下，诬陷周总理的人被庇护下来，成了无辜的好人，而悼念周总理的人民群众却被诬陷为无故打人的暴徒、反革命分子。姚文元这恶毒的一笔，就把人民群众的正义行动，诬陷为反革命行动。
法庭上出示了姚文元4月3日的日记，其中写道：“昨天天安门人群激增，用所谓
‘悼念总理’发泄对运动的不满，发表反革命演说和反革命口号，有的还公开反共。这是没落垂死势力的挣扎和疯狂反扑的一种表现。……这一切说明：如果党内走资派得逞，……反共的‘还乡团’会一起扑上来屠杀、镇压劳动人民。……为什么不能枪毙一批反革命分子呢？专政究竟不是绣花。”
公诉人问姚文元：“你要枪毙一批人是针对谁的？”
姚文元说：“指一部分群众，但这只是一闪念、感想，没有形成观点。”
公诉人批驳说：“姚文元的日记暴露了他的反革命意图，是他的思想动机，他后来的行动证实了他这些反革命意图。”
当法庭出示了大量的证据，证实姚文元被指控的犯罪活动属实以后，姚文元仍然死守着他那条“认错不认罪”的防线。这时，公诉人发言指出，姚文元从审讯开始，在每个问题上都说他有错误或严重错误，但不是犯罪，可是法庭调查的事实证明，凡是革命的群众，革命的行动，在他看来都是反革命。他把群众反对“四人帮”的正义行动说成是资产阶级的反扑，有一个反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这说明，姚文元诬陷迫害人民群众的罪行是严重的，不能推卸的。
姚文元今天在被告席上，同上次一样，一直处在极度紧张状态之中。他的全部精力似乎集中到塞在左边耳朵上那个小小的白色耳机上。他的动作有点失常，有几次耳机掉下来以后，他自己戴不上，需要法警帮助。当审判长最后向他宣布，特别检察厅指控他犯罪的事实，法庭已经调查终结时，姚文元紧张得竟说，“我疲劳了，没有听清。”审判长不得不一连给他重复了3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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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一九八○”国际旅游会议结束
新华社北京12月10日电 在北京举行的“中国——1980”国际旅游会议，历时两天于今日结束。
会议是由英国促进旅行社主办，并由这个旅行社和英国《旅游贸易》报以及英国宇宙旅行社联合召开的。24个国家和香港地区的280名外国旅游业人士、报刊记者和航空公司经理，参加了会议。
会上，介绍了中国的历史、地理和旅游业等方面的情况。英国促进旅行社总经理菲利浦·摩来尔说，召开这次会议的目的，是为了增进国外旅游业人士对中国的了解，并且帮助中国方面了解西方旅游者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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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南斯拉夫现代绘画展览在京开幕
新华社北京12月8日电 南斯拉夫现代绘画展览今天下午在中国美术馆开幕。
这个展览展出了18位南斯拉夫美术家的79幅现实主义新形式的作品。文化部副部长周而复在开幕式上讲话指出，这些作品是南斯拉夫人民当前感情的一种新的表现形式，也是南斯拉夫美术家们在艺术实践中的一种新的探索。
展览会是根据中南两国文化合作计划来华展出的。南斯拉夫驻中国大使奥斯托依奇，专程来华的萨格勒布现代艺术博物馆负责人博若·贝克和其他南斯拉夫同志出席了开幕式。奥斯托依奇也在开幕式上讲了话。
展览会由中国展览公司举办，在北京展出后，还将去济南、南京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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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自我通报”
新华社哈尔滨12月9日电 黑龙江省水文地质队党委副书记崔铸信，发现他儿子、本队汽车司机崔赫用公家汽车办私事之后，立即写了一份“自我通报”，经水文地质队党委发给所属9个支部，检查了自己对子女教育不严的错误。
今年10月24日，崔赫私自把公家汽车开出去为一个熟人办私事，中午回来很晚。崔铸信问他干什么去了。崔赫谈了经过。崔铸信狠狠批评了儿子，并让他到财务科补交了6元出车费。崔铸信从这件事感到，儿子的错误是他平时对子女教育不严所致。他对照《准则》和本队党委制订的遵守《准则》的10条要求检查，已经违反了其中有关规定，因此当天便写出“自我通报”，通报了他儿子私自开车办私事的事实和自己平时教育不严的错误，希望全体党员和群众严格监督他和他的子女今后更好地遵纪守法。
水文地质队各支部党员和群众看了这份“自我通报”后，认为领导干部能够这样自我批评，自觉接受群众的监督，说明端正党风是大有希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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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杀人不见血的刀笔吏
本报记者 林钢
姚文元丧魂失魄地坐在被告席上，不停地眨着白眼。曾几何时，这个“大拇指般的小人物”，权倾一时，何等的威灵显赫，而今成了阶下囚。历史公正地恢复了他的本来面目，他原不过是个摇笔杆子杀人的刀笔吏。
在“四人帮”中姚文元执掌宣传大权。全国的宣传、舆论工具，在一个时期内，全部听命于他。“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舆论一律”达到了共和国历史上的“鼎盛时期”。姚文元正是利用窃取的权力，大批地诬陷忠良，残害知识分子，篡党窃国。
姚文元杀人的武器是他手中的笔。被称做为“文化大革命”的这场悲剧，便是由他制造一连串文字狱而揭开其帷幕的。一篇文章从政治上宣判一个人的死刑，成了姚文元特具的“政治才能”。
在那无法无天的十年里，以“莫须有”的罪名受到姚文元迫害和屈死在他笔下的，不仅有党政领导干部、知识分子，也有工人和农民。“文革”一开始，姚文元就和张春桥一起运动群众，指使“造反派”，诬陷上海市委是“黑班子”，诬陷第一书记陈丕显“是一个极其狡猾、极其阴险的反革命两面派”，把市长曹荻秋、副市长金仲华迫害致死。
从1976年1月到9月，是“黎明前的黑暗”时期。这期间，姚文元开足了全国的宣传机器，诬陷迫害各级党政军领导干部。法庭上选择几篇文章作为姚文元的罪证。这些文章，都是由姚文元亲自授意、指使，或经他反复修改，最后定稿的。这些文章，诬陷老干部是“右倾翻案势力”、“复辟狂”、“还乡团”、“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理论、有纲领的复辟活动”。其中最恶毒的是，1976年《红旗》杂志第三期以“池恒”名义发表的《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到走资派》一文，率先鼓吹老干部就是民主派，民主派必然走向走资派的谬论，为进一步打倒一大批老干部发出了总动员令。
在同一时期内，姚文元、王洪文亲自布置，先后四次派人到北京的一些部门，和被他们认为“右倾翻案风”刮得严重的省分，“搜集情况”。姚文元曾向“四人帮”在《人民日报》的心腹鲁瑛面授机宜。鲁瑛昨天出庭作证。他说，姚文元要鲁瑛传达他的讲话“精神”，而又不许说是他讲的。鲁瑛传达的要点是：“走资派还在走，不是一个人，是一层人”“下去要依靠造反派”“要把眼睛盯住省委”。
那些日子，上百名负有特殊使命的人，活跃于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科学院、教育部、国防科委等中央机关，足迹遍及福建、江西、浙江、四川、云南、黑龙江等省。在他们的笔记本上，写满了胡耀邦、赵紫阳、王震、姚依林、胡乔木、彭冲、张爱萍、周荣鑫、叶飞、廖志高、江渭清、谭启龙、韩先楚等同志的
“材料”。白色恐怖再次出现在祖国大地上。诬陷文章铺天盖地，各地揪斗和迫害领导干部的法西斯暴行随之达到高潮。
1976年3月29日，英勇的南京人民贴出了“打倒张春桥”的大标语，纷纷走向雨花台，向周总理献花圈。悼念总理的活动迅速遍及全国城乡。天安门广场成了花圈和诗的海洋。丙辰清明前几天，每天有几十万群众到广场悼念周总理，讨伐四害。
“四人帮”预感到末日行将来临。他们决定镇压。而为了镇压，先要制造舆论。姚文元干得象戈培尔一样无耻、残忍、毒辣。他打电话给鲁瑛说：“这是一股反革命逆流，看来有个司令部”。从一开始，姚文元就这样为天安门事件定了性。他亲自布置，派人到现场搜集情况。这些“内部情况”经过姚文元的歪曲和篡改，历史被颠倒了，真理被玷污了，革命者成了反革命，篡党窃国的野心家成了“中央首长”。
法庭的小银幕上，映出了姚文元亲笔删改的《情况汇编》清样：
原稿上的“人民群众”，经姚文元一改，变成了“一小撮坏人”，“反革命分子”。
人民悼念总理，反对“四人帮”的言行，被姚文元“分析”为“发表反革命演说和反革命口号”；
有几个家伙，公开叫嚣“周总理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因而遭到群众殴打。姚文元把那句反动言论删去，经此一改，群众便成了无故打人的暴徒；
署名“青年工人丁亮”的一份倡议书，针对当时的现实，一针见血地指出：“说共产主义的空话是不能满足人民希望的。”姚文元将它改为：“倡议书公然提出反对共产主义空话的反革命口号。”……
秃笔落处，血雨腥风。四天以后，4月8日《人民日报》登出了《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新闻报道。颠倒历史，混淆黑白，莫此为甚。全世界为之震惊。这将是中国新闻史上最耻辱、最黑暗的一页。姚文元事先曾明确“指示”：这篇报道“要鲜明地点出邓小平”。报道的每个细节都经过他仔细推敲。事后他又批评人民日报，关于天安门广场事件登的照片，“没有一张与邓小平有关的”。
当时邓小平已经又一次被“打倒”，靠边站了，完全处在与外界隔绝的状态，跟事件毫无关系。姚文元为了将邓小平同志置于死地，使他“永世不得翻身”，继续捏造事实，罗织罪名，栽赃诬陷。他亲自授意炮制《党内确有资产阶级——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剖析》一文，对邓小平进行了全面集中的诬陷。姚文元在最后审定时，亲自加上了“画龙点睛”的一笔：邓小平“就是这次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总后台”。
“四五”运动表现出来的中国人民的新觉醒和气吞山河的力量，使姚文元看到，他们的倒行逆施，已经激起天怒人怨。诬陷、迫害、监禁都不能达到篡党窃国的目的。在4月3日的日记里，姚文元写道：“中国这个国家，激烈的斗争不断，但解决矛盾（某一方面、部分）却总不彻底。为什么不能枪毙一批反革命分子呢？专政究竟不是绣花。”作为罪证在法庭放映的这页日记，反映了这个刀笔吏的阴暗而又凶残的内心世界。
法庭把上述被姚文元全文删去的“倡议书”，用幻灯放映了出来。青年工人丁亮的正义声音，回荡在庄严的法庭上：“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们凭共产主义空话窃取了一部分党和国家的权力，他们最终也要穿着这种镶满空话的美丽外衣，被人民扫入历史的垃圾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