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12月10日人民日报 第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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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平壤风格
本报记者 顾雷
重建后的平壤,是美丽的。她已成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明珠,朝鲜人民的骄傲,继承和发扬朝鲜民族建筑艺术的精英。她独具一格,风韵动人。
平壤的形胜是媚人的。她背靠慈母山脉蜿蜒而下,叠碧耸绿的山丘,千百幢高楼大厦夹大同江、普通江拔地而起,背山傍水,披翠簪花。许多座高大建筑物前面的喷水池,向晴空喷射出珍珠般闪光的水柱,有的高达60米,在阳光下闪耀,令人心旷神怡。分布在市内的几十座公园,百花争艳,昼夜向人们散发着芳香。朝鲜人民喜爱养花,家家户户都把最心爱的鲜花,摆在住宅的阳台上,同各色贴面的瓷砖相映生辉,把城市点缀得妩媚动人。晴日,繁花满目,美不胜收;阴雨天气,花色藏在有无之中,令人陶醉。市内的高楼大厦,宽阔的马路,为浓密的绿树所掩映,象飘忽在绿色的海洋上面。由于平壤市人民高度重视绿化,通过他们辛勤的劳动,使这座城市按人口平均,每个人拥有绿化面积47平方米左右。在市内大片葱茏的林树中,有身着斑衣的山鸡,昂首阔步,无忧无虑地走来走去,各种鸟从早到晚唱着娓娓动听的曲子。有几天的清晨,我是被鸟的歌声唤起的,感到住在这样一座城市里,别有一番情趣。
我曾登大城山和牡丹峰俯瞰这座名城,看到设计人员别具匠心设计出的各式各样公用和民用建筑,高低相间,错落地插在绿树丛和灿绚的鲜花中间,给城市以田园风貌。整个平壤是一幅风景优美气象万千的画卷。这幅富有诗情画意的长轴,沿着两条江的碧流拉开,把天然的与人工的,民族的与外来的,历史的和现在的园林建筑艺术和谐地融为一体,令人赞叹不已!在这座城市里,空气时刻都是清新的,工作和生活的环境是安静的,景物是宜人的。平壤的确是一个美丽的城市。
同世界上的许多名城一样,平壤也有过自己的繁荣与衰落、破坏与重建的历史。据历史记载,公元427年,高句丽的长寿王迁都于此。一千多年来,多次遭受战火的破坏,又多次重建。大城山下高句丽古老宫殿的遗址,在荒野蔓草中,向游人证明昔日的繁华,显示了朝鲜的文化古来就是灿烂辉煌的。大同江畔的练光亭上有一块匾额,上面写着过去文人骚士对平壤的赞美:“青光不竭,逸兴无涯”、“山川秀丽,无非涤锦之乡;岛屿苍茫,有观潮之乐。都人野老饰春服而往来,汉女江妃耀神光而出没。”由此,平壤不仅被称为“第一江山”,而且被誉为“难逢天上人间”之地。然而这一切早已成为过去,只有大同江上的流水,日夜不停地诉说往日的风貌和平壤兴衰的历史。
过去的岁月已不能复返了!平壤面临最严峻的考验,开始于20世纪中叶,即抗击美国侵略的血和火的斗争中。从这时候起,开辟了平壤这座名城史的新纪元。
30年前,10月底的一天,我作为第一批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一员,踏上朝鲜国土的时候,看到的是每一座山头,每一个村庄和城市都在燃烧,死亡和毁灭的幽灵在这块土地上狞笑着游来荡去,把这个美丽的江山,摧残得体无完肤。当时,拥有40万人口的平壤,承受着美帝国主义42万颗炮弹和炸弹的袭击,日夜燃烧着烛天的大火。3年战争期间,平壤化为一片瓦砾,美国侵略者是想把平壤从地球上消灭掉的。那是对朝鲜人民意志严峻考验的日子。一天,我遇到在朝鲜人民伟大统帅金日成同志指挥下实行战略后撤,诱敌深入的人群。我从他们的脸上,看到了疲倦,却看不到悲观和失望,相反的却是满目愤怒和对未来充满胜利的神情。在进军的道路上,我曾经同一个年仅15岁的男孩子谈过话,询问他对祖国当时处境的想法,他斩钉截铁地回答:“我想参加人民军去打仗、报仇。”这就是朝鲜人民在艰难日子里的呼声和对未来的信心。
在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并肩前进,把美国侵略者赶过“三八”线的时候,战争的死神还没有被钉进棺材,金日成将军就把设计人员从前线调回,制定重建平壤的计划,绘出了把平壤建设得更加美丽的蓝图。战争刚一结束,人们就急不可待地清除瓦砾,开挖高楼大厦的地基。金日成将军亲自主持建设平壤的工作。为了发扬朝鲜民族的文化,劳动党和金日成将军,要求新建的平壤必须是一座具有民族形式和社会主义内容的城市。在这一方针指导下形成的总体规划,由政务院以法令的形式予以公布,并且具有法律的效力。我曾询问过朝鲜的同志:民族的形式、社会主义的内容含义是什么?得到的回答是令人满意的:民族形式,是指继承和发扬朝鲜建筑艺术的传统,尊重朝鲜人民的喜爱,包括建筑的形式、色彩、装饰。朝鲜是个山青水秀的国家,朝鲜人民不但爱歌爱舞,而且爱整洁、爱美丽。城市建设要满足朝鲜人民的这种生活习惯和感情。社会主义内容,指的是无论是公用建筑还是民用建筑,都要秀丽、优雅,使人民感到舒适、安静、整洁、方便。总之,要使在这个方针指导下重建的平壤,时刻让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充满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自豪感和对更美好未来的憧憬,并为之而进行忘我的劳动。 (未完待续)
平壤普通江畔的苍光院。平壤建设者仅用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建成了这座总面积达38,000平方米的现代化文化福利设施。(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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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美国的劳动生产率为什么下降?
段津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教授理查德·哈密尔顿1965年在《伟大社会的陷阱》一书中写道:“在富足的社会里,一个推行福利政策的自由派政党是大有可为,使其追随者如愿以偿的。时行的办法是用稳步而快速增长的经济所产生的利润,使人民和财产集团各遂其愿”。这就是所谓“加尔布雷斯解决办法”。加尔布雷斯是美国著名凯恩斯学派经济学家,他主张“致力于增大收入”,把“馅饼”做大些,既满足群众需要,又使财产集团得益。
几十年来,美国不论是自由派或是保守派执政,奉行的都是这一原则。由于科学技术成果在生产上广泛运用和生产力的发展,美国的经济曾经空前增长。据统计,1933年按人口平均的国民收入为55.8美元,1978年为9,640美元(如按1972年美元价值计算则1933年为222.1美元,1978年为6,352美元)。一方面富者更富了,大公司的利润从1940年的72亿美元增至1978年的1,185亿美元。另方面,穷者的境遇有所改善。原因是什么呢?劳动生产率的快速发展是一个重要因素。经济学家爱德华·考涅茨说,“50年代至60年代初美国人的工资的增长,是和工人日益增长的劳动生产率分不开的”。
然而从60年代中期开始,这种旧时代的好日子渐渐消失了,不但约翰逊总统当年提出的建立福利国家的“伟大社会”计划成了泡影,而且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伴随着生产停滞的“滞胀”局面。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近10年来明显地下降。据统计,1948至1966年,美国的劳动生产率平均每年增长2.5%,但从1966至1973年却只增1.6%,1973年以后增长更少,1979年第二季度竟下降3.3%。如果和其他发达国家相比,50年代一个美国人的产量等于7个日本人或3个西德人的产量,而现在却只相当于两个日本人或一个西德人的产量了。
美国劳动生产率为什么下降,经济学家有各种分析,意见不尽一致,综合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工业基本建设投资不足。1973年前的25年中,工厂基本建设投资每年增长3%。1973年后每年只增1.75%。原因是高税收、通货膨胀和借贷利率上升使利润没有保障。资本家认为把资金花在企业内部扩大和设备更新上不合算,不如把钱用来兼并现成的企业。1979年美国发生了80起企业兼并事件。结果是,美国经济集中程度逐年增高,去年200家工业公司占制造业资产的64%;而另一方面,工厂设备陈旧,得不到更新,用于研究和发展的费用也逐年减少,从1964年前占国民收入3%降至2%。
其次是政府对企业管得过多过死。有关环境保护、生产安全和卫生的条例越来越繁琐,使得公司每年要花几百亿美元购置这方面的设备。再就是“保护主义”。美国的一些行业如钢铁和纺织业依靠关税壁垒和配额保护,有恃无恐,影响生产率的提高。一些经济专家认为,这助长了企业的依赖心理,是对自由竞争经济的腐蚀。
但更主要的还是生产者的劳动态度。南加利福尼亚州大学教授奥吐尔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工人是生产率高低的关键,即使在高度自动化和资本密集的工厂里也是如此。”密执安大学调研中心发表的报告指出:“美国工人对工作厌倦,对所属企业离心离德。管理当局对工作的组织安排不近人情,阻碍了工人挖掘他们的潜力。”
劳动生产率的下降,引起了美国各界的焦虑。美国当局提出了“再工业化”的口号,新当选的总统里根也提出了用减税办法刺激投资的主张。经济学家和实业界人士纷纷议论,开出了不少药方,归纳起来主要有:采取鼓励投资和储蓄的税收政策;放宽联邦管理条例,学习日本由政府、企业和工人合作解决环境保护问题;将工业往知识密集部门转移,而把劳动密集部门转让给第三世界国家;政府少干预经济,而将力量放在鼓励私人积极性上,等等。在提高劳动者积极性上,他们还强调要学习日本,使工人以企业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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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11月29日至30日,在纽约举行了第一届世界女子柔道比赛,图为美国运动员克里斯廷·佩尼克和比利时运动员玛丽·弗朗斯·米尔在比赛中较量的场面。佩尼克在这次145磅级比赛中获铜质奖。
传真照片(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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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大选前的乌干达局势
新华社记者
12月10日,乌干达举行其1962年10月独立以来的第一次大选。
据报道,乌干达国内形势依旧动乱不定,随着大选的临近,各党派之间的斗争日趋激烈。参加这次竞选的4大政党
(乌干达人民大会党、民主党、乌干达爱国运动和保守党)就大选的一些重大问题又迟迟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在如何选举总统的问题上,是选民直接选举,还是由议会产生?在投票方法上,是采用多票箱,还是一个票箱?各派根据自己的利益,提出了不同的主张。至于对大选程序、选民登记、划分选区和遵循哪一年度的宪法行事等问题,各党更是意见纷纭,争执不下。致使竞选活动时常发生斗殴和死亡事件。
随着大选的临近,最近乌干达许多地方又出现了新的枪杀、抢劫和劫持汽车的事件。一些党派的重要成员遭到袭击。据报道,每天因数十起政治暴力事件致死的有上百人。
除治安情况不好,经济情况日益恶化外,走私活动也非常猖獗。乌干达警方指出,“走私是乌干达现在最严重的犯罪活动。”
此外,据有关部门统计,约有400多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受到饥荒的威胁,50万人粮食严重短缺。
阿明军队的残部仍然在伺机进行袭扰,从而使不安定的局势更加动荡。
尽管如此,乌干达军事委员会主席穆万加一再宣布乌干达大选将如期举行,表明了人民大会党坚持按它的主张进行这次大选的决心。人民大会党主席奥博特最近还公开表示拒绝由外国观察员监督大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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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酗酒
——法国的一个社会问题
法国是世界上葡萄和葡萄酒的主要出产国之一。葡萄酒的年产量约6百万公吨。法国酒除了少量高级酒供外销以外,绝大部分由法国人自己饮用。
酒在法国人民的生活中有着重要的位置。它是法国经济的重要支柱,但也给法国带来了很大的危害。靠种葡萄和酿酒为生的法国人有5百万,因嗜酒成癖而使健康受到损害的法国人也有5百万之多。近年来,法国各种酒的消费量不断增加,酒精中毒成了今日法国严重的社会问题。据统计法国有2百万人是酗酒者,另有3百万人饮酒过度。两者合计占法国人口的近十分之一。今天,法国市场上许多普通酒的酒精成分增加了约12%。这些酒不但供应成年人,而且供应九、十岁的儿童。男孩子中有三分之一的人每天喝啤酒或葡萄酒。酗酒引起了自杀、精神病、交通事故和各种犯罪。交通事故的三分之一,工伤事故的四分之一,自杀者的25%,精神病患者的40%以及几种致命性的疾病都是酗酒造成的。每年死于酒精中毒的达4万多人。法国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曾在一次国际医学年会上感叹说,酒精中毒是法国社会的巨大灾难。
法国政府每年从发放许可证和征收酒税所得的收入为20亿美元,可是政府为医治酒精中毒和酒祸事故而造成的损失合在一起为50多亿美元,相当于法国卫生部预算的3倍。
法国政府看到了酒对国民健康的危害,曾采取一些措施来消除这种弊病。但由于社会阻力太大,积重难返,收效甚微。如一年以前,法国警方人员在巴黎周围设立了一些路障,对司机进行是否饮酒的检查。此举立即遭到了餐馆老板们的反对。他们叫嚷,这种检查使饭店的酒卖不掉了。随后检查就停止了。政府还曾规定,各饭店要向顾客免费供应饮水。一些老板对此大为恼火,他们竟搬出了养有金鱼和青蛙的大水罐,以示不满。去年,法国政府又委派一个小组着手调查和制定防治措施。该小组的报告建议,采取法律措施;生产危害性小的酒;运用多种方式来减少酒的消费并采取一些预防和教育措施等。但是这些措施是否能付诸实施,看来仍然是一个问号。 元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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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面临石油挑战的巴西经济
安建国
巴西,是个曾经以其高速发展的“经济奇迹”闻名于世的南美洲经济大国。然而,近年来的世界性能源危机,使巴西经济同样面临着严重的挑战。1968—1973年的“奇迹”时期,巴西经济年增长率曾达到10%以上,工业年增长率超过了14%,制成品出口年增长率达到25%。但是,1979年经济增长率只达到6%。据估计,1980年大约只能勉强维持5%。
1973年以后巴西“经济奇迹”的消失,有许多因素,其中能源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石油在巴西能源消费中占着重要地位。巴西每天要消费100万桶石油,年总消费量将近4亿桶。但1969年以来巴西自己的石油年产量却一直徘徊不前,只有6,200万桶,只能维持石油年消费总量的15%,其余都要依赖进口,而进口石油的80%都来自波斯湾地区。其中仅伊拉克供应的石油就占巴西石油年总消费量的40%。两伊战争的炮火,使巴西的经济前景又开始捉摸不定。
巴西经济界人士认为,1973年“石油危机”时便已暴露了巴西依赖进口石油这一致命弱点。国际市场石油价格的上涨,给巴西经济带来了一系列问题。进口石油的庞大开支和沉重的外债,吞掉了巴西出口的全部外汇收入。虽然1974—1979年巴西出口增加了146%,其中制成品出口增加了355%,年平均出口增长率达16%。但是出口的增长仍赶不上在此期间内的进口额。1974—1978年的外贸赤字累积高达113亿美元。今年上半年出口比去年同期增长35%,但外贸赤字仍高达21亿美元。据估计,1980年进口石油费用将超过100亿美元,等于1979年的全部外汇储备。与此同时,通货膨胀也日益加剧。1973年,通货膨胀率还只有15.5%;1979年则已高达75%。巴西经济界人士认为,由于两伊战争导致石油价格上涨,巴西的通货膨胀率1980年有可能突破三位数,至少将达到99.2%。石油及其副产品销售价格不断上涨是通货膨胀加剧的重要原因。1973年以来,由于石油涨价,使巴西外债越背越重。1979年,外债高达500多亿美元,将近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23%。据估计,今年可能突破600亿美元。这使巴西成为第三世界中负债最多的国家。
严峻的现实,使巴西当局痛切地认识到,只要巴西依赖进口石油的畸形的能源结构一天不改变,巴西就一天不得安宁。调整能源结构已势在必行。拉美经济界人士把深受石油短缺折磨的巴西叫作“患有贫血症的拉美巨人”。为了改变这一结构,巴西政府决心开发本国的能源资源,1979年7月,巴西成立了“全国能源委员会”,采取措施调整能源结构;一方面加紧国内石油勘探开采,争取1983年石油日产量能达到30万桶。另一方面,加强对水力电力资源的开发利用。目前,巴西同巴拉圭正在合作兴建伊泰普水电站。伊泰普电站将在1983年竣工,全部建成后发电能力将相当于美国大古力水电站和埃及阿斯旺水电站发电量之总和的两倍,被称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工厂”。那将对改善巴西的能源状况发挥巨大作用。此外,巴西政府还十分重视研究、使用酒精作为替代能源。并号召政府车辆一律使用酒精汽油混合燃料。预计1985年巴西全国酒精产量将达到107亿公升,相当于日产18万桶汽油。届时巴西全国将拥有相当多以酒精—汽油为动力燃料的汽车和工厂。巴西还计划在1980—1990年间建设10个核电站,同时扩大石油进口来源,增加储备。去年以来,巴西先后同墨西哥、委内瑞拉、安哥拉、尼日利亚、印尼等国签订了增加石油供应的合同。
所有这些措施,效果究竟如何,还有待实践证明。不过,现在巴西经济界又在谈论第二次“巴西奇迹”了。当然,他们也承认,能源结构的调整并非短时间内可以奏效,巴西经济还面临着不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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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意大利的地震救灾工作
意大利南部于11月23日晚,发生了6.8级强烈地震后,全国立即投入紧张的救灾工作。目前救灾工作仍在继续进行。
这是意大利半个世纪来最严重的一次地震。据报道,去年意大利全国科研协会曾预见到这次地震的发生,但是没有引起当局的重视。这次地震又发生在冬天的深夜,更增加了伤亡的程度。受灾面积达2,600平方公里,包括7个省和649个市镇。至12月5日统计,死亡人数是3,068人,伤7,633人,失踪1,548人,无家可归者达50多万,遍及7个省的经济社会生活遭到严重的破坏。
地震发生后,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内阁会议决定拨出1.2万亿里拉,作为对死者、家属以及个人家庭财产损失的补贴费。政府还决定对灾区暂停征税,对灾区的企业工人发给工资补贴。总统佩尔蒂尼和总理福拉尼亲自赴灾区视察工作。对于重建灾区的调查和方案也由专门人员抓紧筹划。政府已决定修改明年意大利的国家预算,准备拿出6万亿里拉作为重建灾区的专款。
目前全国正在开展一个自发的、广泛的救灾支援活动。许多城市的青年自动组织救灾志愿军,自己携带必需用品赶赴灾区。全国3大工会联合会号召每个劳动者拿出自己4小时的工资支援灾区,估计可募集2,500亿里拉。一些公共机构和私人团体、企业也纷纷踊跃捐款或提供机修车、掘土机、卡车、船舶、药品等支援物资。意大利部队在救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各军种都派员和提供物资支援,特别是陆军,它提供5万多件被服,以及大批的食品、帐篷、炊具、医疗设施和药品。
欧美国家和国际组织对意大利的救灾也积极提供援助。
到目前为止,安排了二十一万多人住进了帐篷,另有10万多人住在各种车厢、学校、野营车里。有国外关系的尽量送到有关国家。因为灾区情况仍很困难,大雪盖地,传染病蔓延。特别这一带原有好多秘密犯罪组织,在地震后,趁机活动,给救灾工作增加不少困难。另外,在政府内外,党派之间围绕救灾工作出现了互相指责、推诿责任的现象,这也是人们比较关心的问题。
辛参
意大利震区一角(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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