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版()
专栏：
十分珍惜人民群众反对不正之风的积极性
本报评论员
11月6日本报一版发表来信述评《一个有作为、能为人民做大好事的党中央展现在全国人民面前，给人民带来了“多难兴邦”的征兆》后，编辑部陆续收到不少读者来信，支持报纸开展对官僚主义、特殊化等不正之风的批评，有的读者还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意见和建议。
许多读者都说，报纸开展批评，反映了党中央纠正不正之风的决心，从中受到很大鼓舞。石家庄高级步兵学校马列主义教研室梁宗升同志在来信中写道：“我坚决拥护党中央过去作出的有关在报刊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和决议，完全赞成人民日报评论员对当前报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必要性和迫切性的分析……我深深感到党中央确实深切了解领导干部中存在的官僚主义和特殊化是当前我国实现四化大业的严重障碍，确实有坚决扭转党风和社会风气的雄心壮志和实际行动。”北京市税务局张纪清同志写道：“读了贵报来信述评，真是高兴极了，感到我们的党确实是有力量有希望的了。”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金名同志来信说：“看了贵报11月6日的来信述评，深受鼓舞。近期报纸开展的反对官僚主义和其他不正之风的批评，的确说出了人们的心里话，解决了一些按通常途径难以解决的问题，增强了人们对实现四化的信心。”牡丹江水泥厂组织科杨依君、宋福田同志来信说：“报纸开展批评，提高了党的威信。官僚主义者、利用职权谋私利的人看了害怕；我们广大党员、广大群众看了高兴。”
一些读者把报纸能不能对不正之风开展批评，提到报纸能不能代表人民说话、是不是人民的报纸的原则高度。湖北襄樊宏伟机械厂工人彭友和同志来信说：“你报11月6日的来信述评，我有同感共鸣。人民日报、工人日报等确实已越来越名副其实地成为人民的报纸了。你们除了正面热情地进行宣传教育外，还勇于揭露社会上的阴暗面。报上的观点越来越符合民意，广大群众对报纸也越来越有感情。”“我们热烈欢呼全国各报都一反过去报喜不报忧，专登官样文章的旧报风，树立实事求是，生动活泼，打击歪风，伸张正气的新报风。”中央财政金融学院189位师生员工署名，寄来一封言简义赅的短信，说：“坚决支持人民日报《给人民带来了“多难兴邦”的征兆》的文章，它说出了人民的心里话。人民的报纸为人民，人民才信任它。”
广大读者在赞扬和支持报纸对不正之风开展批评的同时，也指出了报纸批评的不足之处，提出了一些建议和要求。石家庄高级步兵学校梁宗升同志指出，在反对和克服官僚主义和特殊化问题上，报刊报道一般干部多，报道领导干部少。他建议要适当地报道一些高级领导干部正反两方面的事例，并且希望高级领导干部“应当坚决支持报刊对自己的批评与表扬，尤其要热烈欢迎并坚决保护人民群众自下而上的批评，带头作自我批评；应当身先士卒地创造这个先例，为广大干部树立起一个榜样”。北京电表厂周阿原同志指出，报纸上的批评有些还是停留在纸上，有的单位仍是推不动，碰不得，因此，有些批评发表之后就不了了之，没有下文。他认为“作为舆论工具，力量还应加强”，并建议报纸更多地刊登群众来信。洛阳医用电子仪器厂宋志良同志来信说，他从字里行间感到报纸开展批评阻力还不小。他说：“如果你们相信你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手中有真理，就应当坚持下去。就我个人的看法，你们做得还是很不够的。”河南鹤壁矿务局水泥厂张吉昌同志来信说：“报纸在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中，广大人民群众就是她的后盾。我们愿和她做同一战壕里的亲密战友，扫除前进道路上的障碍，加快四化建设的进程。”
读了大量的群众来信，人们不能不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广大群众对报纸开展批评如此关心呢？广大群众对报纸开展批评的关心，实际上是对纠正党内不正之风的关心。粉碎“四人帮”以来，党风虽有好转，但还没有根本的好转。现在不正之风还相当厉害。党风不正，影响党的战斗力，影响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的贯彻，影响青年一代，影响社会风气，影响四化建设。党风问题，事关重大，广大群众不能不关心。我们国家是共产党领导的，不论党员、非党员，不论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不论男、女、老、少，都应该关心我们的党风，也有权关心我们的党风。广大群众对纠正不正之风这样关切，对报纸开展批评这样支持，实在是大好事。它是人们热爱党、拥护党的表现，是人们关心四化前途，要把国家建设好的表现，是亿万人民当家作主的表现。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党的各种报刊要十分珍惜人民群众这种关心党和国家大事的积极性。
要搞好党风，也必须有群众的监督。这一点，在今天是更加突出地重要起来了。党在执政以前，环境迫使我们党必须有一个好的作风，否则就要脱离群众，就站不住脚，就要被敌人打垮、消灭。党执政以后，环境变了，一些党员很容易把党的领导者的地位错误地看成统治者的地位，好象党员、干部特别是负责干部，就应当与普通劳动者不同。于是，官僚主义和谋求特权、私利等等不正之风滋长起来。林彪、江青一伙对党的传统的破坏，更使不正之风大为猖獗，以致今天整顿起来阻力还很大。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搞好党风，除了加强对党员的党性、党规、党法的教育，加强各级党组织和党的纪律检查机关的监督外，还必须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视人民群众对党员、干部的监督。单是党内的监督，没有党外的更广泛的监督；单是自上而下的监督，没有自下而上的群众性的监督，要彻底纠正不正之风是很困难的。没有广泛群众性的监督，好同志也容易被不正之风腐蚀；有了广泛群众性的监督，有人想搞不正之风也会有所顾虑、有所收敛。而报纸既是党的宣传工具，又是社会舆论机关。广大读者要求报纸更多地刊登读者来信，更充分地开展对不正之风的批评，是完全正确的。
尽管不正之风还很严重，我们党是有决心解决这个问题的。最近党中央一位领导同志明确指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因此，党风问题必须抓紧搞，永远搞。”本报收到的批评不正之风的大量来信中，有很多就是战斗在不同地区、不同岗位上的共产党员的来信。这一切都说明我们党上上下下都有决心把党风整顿好。端正党风，发扬党的优良传统，是党心、民心所在，是无法阻挡的历史潮流。作为报纸工作人员，我们有决心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更好地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为端正党风发挥自己的更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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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吴法宪在审江青的法庭上作证时供认
江青直接指使他干四件反革命勾当
新华社北京12月9日电 同案被告人吴法宪今天上午在审讯江青的特别法庭上出庭作证时供认，江青直接指使他犯下了许多反革命罪行。他说：“江青是罪魁祸首，我是江青的帮凶。”
吴法宪说，他除了参与1966年10月江青勾结叶群指使江腾蛟非法搜查上海文艺界人士的家的犯罪活动外，“还替江青干了几件反革命的事情”。他供述了其中四项事实：
第一项，1968年2月22日晚上，江青说，她接到上海一封信，说上海公安局把她的材料弄到社会上面去了。江青叫吴法宪到上海，第一去抓人，第二去收材料。她指定要抓上海公安局的领导干部梁国斌、黄赤波、王鉴，以及其他有关人员。吴法宪当时回答说：我不了解上海情况，上海也没有人听我的话。陈伯达说，不要紧，给你个授权书。陈伯达马上拿起纸，写了个信，给上海。到了上海以后，我把授权书给张春桥看了，张春桥表示全力协助。结果，按照江青的旨意，梁国斌、黄赤波、王鉴，还有一些有关的人，都被抓到北京来了，江青把他们关起来了。
第二项，1968年2月23日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开会，江青拿了孙峻青写的一本小说对吴法宪说：“这个人是一个作家，他是上海作家协会党委副书记，请你顺便到上海把孙峻青弄来北京，说我找他谈话。”吴法宪到了上海后，派飞机把孙峻青送到北京。3月1日晚上，江青把吴法宪叫到钓鱼台16楼给他一个材料看，并说孙峻青和总政治部、空军的一些人有密切的“黑关系”，要叫北京卫戍区把他“监护起来”。吴法宪供认说：“江青要我照她说的这个样子，写一个报告给她和陈伯达、康生，第二天就送给她。我送给她以后，江青批了‘同意’，就把孙峻青逮捕起来了。”
第三项，1968年3月2日晚上，江青说，她30年代有一个佣人，跟她在一起，很了解她的情况，要吴法宪派人去上海把这个人弄来北京，就说江青要请她来北京谈一谈。吴法宪就派人到上海，秘密打听，找到了这个佣人叫秦桂贞，把她带到北京，住东交民巷空军招待所北楼，“当上宾招待”。吴法宪问江青什么时候接见秦桂贞，江青说：“我不见了，你写个报告给我，就说她跟上海市公安局有黑关系，跟上海市委有黑关系，同香港有来往，为了不干扰江青，要把她抓起来。”吴法宪供认说，他又按照江青讲的，写了报告，江青批了。当晚，江青派了两辆吉普车，把秦桂贞带走，抓起来了。
第四项，江青和林彪、叶群勾结，夺《解放军报》的权。吴法宪供认说：“那是1967年8月，有一天下午，叶群打电话给我，要我马上到江青住地去一下。到了那里后，江青、叶群和肖力正在改一份大字报的底稿。改完后，江青说，以肖力为首的突击队，要夺《解放军报》的权，要打倒赵易亚。她要我协助办三件事：一，帮助肖力抄大字报，贴大字报；二，从海军、空军、北京军区、二炮抽调30个办报人员，今天晚上进入解放军报社，协助办报；三，全力支援肖力夺权。这三件事我都坚决照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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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十四年前的抄家案
本报记者 胡思升
江青，曾经有一块耿耿于怀的难除的心病。
她的心病在于，要乘“文革”之际爬上权力之顶峰，但是30年代的一段历史，不很光彩，对她不很有利。
因而江青对任何有关她30年代的文字记载、书信材料、照片剧照，敏感之极。
1966年秋，江青的“30年代历史过敏症”就恶性发作了一次。
这一次发作，遭殃的是30年代略知蓝苹底细的上海五位文艺界人士。
钓鱼台之夜
1966年10月初的一个夜晚，叶群在钓鱼台一座楼内静候一个秘密客人——江腾蛟的来临。江腾蛟，当时的南京部队空军政委兼7341部队第一政委，是前一天吴法宪下令让他单独一人秘密来京的。
一见面，叶群就对江腾蛟说：“要你去执行一个绝密任务。江青同志有一封信件落到上海文艺界人士郑君里等人手里，现在要把这封信收回来，又不知道落在谁的手里。想趁现在混乱之际由你们组织一些红卫兵搜查郑君里、顾而已、赵丹、陈鲤庭、童芷苓五个人的家。凡是信件、日记本、笔记本和其他文字材料统统抄回来。”
叶群不愧是搞阴谋活动的里手，亲自把抄家对象编号：郑君里——老大，赵丹——老二，陈鲤庭——老三，童芷苓——老四，顾而已——老五。江腾蛟一一记在笔记本上，并表示一定尽力完成任务。
“狄克”打头阵
1966年6月，“文革”刚开场，江青就迫不及待地授意张春桥在上海约见郑君里。
张春桥对郑君里说：“江青现在的地位不同了。她过去有一些信件之类的东西在你家里。这不很妥当，还是交给她处理吧！”然后抡起了大棒，说：你同30年代的黑线有密切关联，要“端正态度，划清界限”云云。是啊！同是来自30年代的上海电影圈，一个要升天，一个要入地；一个正在红得发紫，一个已被打成黑帮。
郑君里很明白这话的分量和此事的利害，于是在回家清理一番之后致函江青，说明有些信件“没有保存”，只“理出几张30年代的老照片，请你处理吧”，然后表示，“运动之后，我们搬到农村去落户，搞搞文化馆的工作。”郑君里预感凶多吉少，这番话实际是向江青表示隐退之意。
但是，江青仍然放不下心。于是，她请叶群出马，定要把有关30年代蓝苹的文字记载和形象记录抄它个片纸不留。
秘密部署
江腾蛟领受叶群旨意后飞回上海，立即在巨鹿路招待所召集他的部下张彪、袭著显等5个人商议。他不时看看四周的墙壁，说：“他妈的，旁边有没有录音机？”并一再叮嘱：“这件事绝对保密，谁也不能告诉，包括自己的老婆，要拿脑袋担保。”
部署确定了：张彪在白天负责查清5个被抄家对象的住址以及周围地形和闯入路线；袭著显负责组织红卫兵，挑选军内干部子女20多人，再从军警卫排选定20多人，一共40多个假红卫兵。
10月8日深夜，张彪、袭著显把假红卫兵集中到新华一邨，下达抄家任务，胡诌说：“空军丢了一份最绝密的材料，落在郑君里、赵丹等黑帮手里，要抄出来。这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
从零时到凌晨四时
1966年10月9日零时，在月黑风静的夜幕遮掩下，载着假红卫兵的几辆卡车驶出新华一邨，分头疾驰而去。每辆卡车上，为首的头头腰佩手枪，手持麻袋（装抄家材料用）。卡车是动用空军的，为了防范别人从汽车牌照上察觉所属单位，特意把牌照盖起来。
赵丹、黄宗英家住上海湖南路8号三楼。刚过午夜，袭著显带着十来个臂缠红卫兵袖章、戴着大口罩的青年闯入卧室，并动手对赵丹、黄宗英进行搜身。
黄宗英大喊：“来人啊！”抄家手们忙将赵丹夫妇驱入客厅看管起来。他们翻箱倒柜，凡见信件、照片、画报等一概扔进麻袋。他们打开钢琴，拆散镜框，撬开书桌，连线装书的中缝都用竹片挑开查看，甚至阳台边的烟囱和厨房的糖缸盐罐都不放过。唯独有一份文字材料未被抄走，这就是赵丹写的自传。
赵丹在抄家手们离开后对黄宗英说：“来的肯定是秘密警察，用的是法西斯特务的一套，象新疆盛世才一样。留下我的自传，是暗示我，运动中只交代自己的问题，不要涉及别人。”
顾而已是上影导演。这一次抄家，是他在“文革”中被十七次抄家中最为奇特的。抄家手们一进屋，在每扇门和窗户旁分兵站立，并把窗帘拉紧，不让灯光外泄，令顾而已夫妇穿着单薄内衣，光着脚站着。专门搜罗信件、纸条、日记本、笔记本，甚至把家里的帐本和他们孩子的作业本都抄掠一空。
陈鲤庭的家也如法炮制，一切文字材料，被查抄一空，连电影《鲁迅传》的全部资料也被抄查。
郑君里的家被抄时，对一本本照相册特意仔细翻阅，连底片也一一查看。临走时威胁说：“不准把抄家情况讲出去，否则就要你的脑袋。”
童芷苓除被抄走一切文字材料外，连她唱戏的录音胶带十七、八盘也被悉数搜走。
从零时到凌晨四时，抄家手们的“战果”是整整四麻袋零一包。
一场虚惊
江青、叶群布置江腾蛟抄家，并没有同上海有关方面打招呼。张春桥的老婆李文静当时坐镇上海市委机关联络站，听说这次抄家抄的都是有关江青的材料，吓了一跳。李文静连夜草就一信给当时在南京的张春桥、姚文元，汇报这一奇案。不久，张、姚带口信给李文静：你们不要管了，抄家材料已经送到北京江青那里去了。
密藏与销赃
江腾蛟带着抄家得来的材料火速飞回北京，住在东交民巷空军招待所。当晚，吴法宪来了。一会儿，招待所的路灯全都熄灭，叶群、林立果在黑暗中来到。在查看并挑选抄来的材料后，叶群亲自把一皮箱材料带走。
抄来的材料如何处置呢？
叶群主张放在毛家湾林彪住宅。江青不同意，她通知叶群：现在外边很乱，毛家湾也不安全。叶群懂得江青心虚之所在，下令把材料送空军一个保密的地方封存。
1967年1月，演出了抄家丑剧的最后一幕。江青、叶群、谢富治在钓鱼台密商后，决定采取“一劳永逸”的行动。叶群下令把抄家的材料从空军转移到毛家湾林彪住地，随后叶群同江青、谢富治一起来到。在毛家湾后院小伙房，由林办秘书捅开炉子，火舌熊熊燃起。谢富治亲自拆封材料袋，并和叶群一起，将一份份材料填入火炉。在火光的映照下，江青在离火炉十来步的地方，来回踱步，侧眼审视。
编造“家史”
这次上海抄家之后，江青以为可以摆一摆自己一贯正确的“峥嵘”了。
1969年的一天，江青在钓鱼台10号楼召集七个政治局委员开会，这七人是：叶群、谢富治、姚文元、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
一开头，江青说：“今天随便和你们谈谈，不要做记录。”
接着就自我介绍：“我生长在一个贫农家庭，以后到济南的学校旁听，参加革命工作。30年代到上海搞文艺工作，和鲁迅站在一边……”。
人们不禁要问：既然30年代和鲁迅“站在一边”，为什么60年代如此兴师动众，要把30年代有关她的记录毁灭得干干净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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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江青三十年代历史的郑君里的夫人黄晨出庭作证
控诉江青迫害郑君里致死的罪行
据新华社北京12月9日电 著名电影导演郑君里的夫人黄晨，今天上午在第一审判庭出庭作证，控诉江青迫害她丈夫致死的罪行。黄晨和她的丈夫从30年代就认识江青。
黄晨向法庭叙述了她们一家受迫害的事实和经过。
她说，1966年6月，“张春桥逼着我的爱人君里同志把有关江青你的历史的文字材料交上去。君里同志交了以后，张春桥又把他找去谈了两次话。第一次，君里告诉我，张春桥威胁君里，要他把江青的信件、照片、剧照和有关的材料都交出去。我们把家里所有江青的30年代的剧照、照片和文字材料整理了一大包，经过有关的人员转交给了张春桥。张春桥第二次又找君里去谈话。这一次谈话回来后，我再三问他谈话的内容，他闭口不谈。但是，我感觉到他压力很大，精神恍惚。第二天一早，他就对我说，“黄晨，不知道哪一天我就回不来了。”
黄晨说：“就在张春桥找君里同志谈话以后不久的一天晚上，我们家里闯进了一批来历不明的人。这一伙人每一个都戴了个大口罩。口罩是特制的，只露出两个眼睛。他们一来就封锁了整个大楼，不准任何人进出。这伙人对我们全家每一个人进行搜身，从头发搜到鞋子。带头的人对我们训话说，把你们家所有首长（指江青）的文字的东西都拿出来。我们跟他说，我们没有文字的东西。他们不相信，就进行了查抄，把我们家所有的家具、衣服、箱子都翻出来了，把我们所有的书都翻遍了。连君里几十年来积累的文艺的、创作方面的手稿、资料，几十年的心血，统统给你们搜刮一空呵！临走的时候，还恶狠狠地说：‘你们要是在北京，早就把你们枪毙了。’”
黄晨说：“抄家后不久，1967年9月，江青，你蓝苹，利用你控制的公、检、法，又把已经备受摧残的君里同志进行了所谓的‘保护性拘留’，实际上就这样把君里秘密地抓走了。在监狱里，君里同志受到惨无人道的严刑逼供，摧残迫害，仅仅两年，你活活地把他迫害死了。”
黄晨这时对着江青说：“你把我们搞得家破人亡，你这个人多么毒辣！你为什么要这样干？因为我们对你在30年代的情况、历史是清楚的。我告诉你，历史是你自己写的，你是抹煞不了的。”
黄晨最后要求特别法庭对江青、张春桥等主犯给予严厉的法律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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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国清会见朝鲜人民军新闻代表团
据新华社北京12月9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韦国清今天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以朝鲜人民军总政治局副局长尹致镐中将为团长的朝鲜人民军新闻代表团，同他们进行了亲切的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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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震林会见八百板正一行
据新华社北京12月9日电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谭震林今天上午会见了参议员、日本中国农业农民交流协会会长八百板正一行。
在亲切友好的交谈中，双方都认为，随着日中两国政府间合作的加强，两国间的民间交流也将不断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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姬鹏飞会见日本民社党第四次访华团
据新华社北京12月9日电 国务院副总理姬鹏飞今天下午会见由众议员永末英一率领的日本民社党第四次访华团。交谈中，双方在谈到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时，共同表示了对波兰局势的严重关注。双方还就亚洲形势、中日关系和其他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交换了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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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毅、钱三强分别致电
祝贺李约瑟博士八十寿辰
据新华社北京12月9日电 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科学院院长方毅，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钱三强最近分别致电英国著名科学家和学者、《中国科学技术史》作者、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李约瑟博士，祝贺他80寿辰（12月9日）。
方毅和钱三强在贺电中祝李约瑟博士在自然科学史研究工作和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继续编写工作中取得更大成就，祝他为中英两国人民友谊的发展作出更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