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啊，父老兄弟！〔报告文学〕
祖慰
编者按：这篇报告文学，揭露了发生在湖北省天门县的一件骇人听闻的大冤案。冤案制造者荒谬地用“大胆假设，武力求证”的办法，对无辜受害者进行惨无人道的刑讯逼供，致使6人含冤而死，17人伤残，100多人受尽各种酷刑。这样一件草菅人命的大冤案，原天门县委领导竟作为“大批资本主义，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的经验，在1977年6月召开的全国棉花会议上突出介绍，骗取荣誉。1977年6月29日本报第一版刊登的《全国棉区开展北方赶南方、高产更高产竞赛》新闻中，介绍了天门县这一所谓“经验”，流毒全国，是错误的，应当引以为训。武汉的《芳草》月刊曾决定刊载这篇文章，由于湖北省有关部门不同意，未能发表。
飞 去
我被上海牌汽车轻颠微晃，意识朦胧起来，睁眼看窗外，目眩神移，似乎感到置身于茫茫云海。定睛一看，不是飞机穿云，而是广袤无际的棉田向车后流去。是的，进入天门县县境了，思维顿时活跃起来。我忽然想起一位唐朝时的天门人，叫陆羽。他写有《茶经》三卷，对茶的栽培、制造均有很深的研究，从宋代起被尊为茶神。可是如今茶神的故乡不见茶树，而是满目如云的棉花。不能责怪天门人忘了祖宗，而应该夸奖他们懂得了这江汉冲积平原的油沙土更适合植棉花。1976年就获得了总产1百万担皮棉的大丰收，成了全国棉花总产最高的县。1百万担就是1亿斤，堆起来可以与三峡中的巫山试比高，能织7亿尺棉布！为了推广他们的经验，国务院批准1977年的全国棉花工作会议在这里召开。天门，这个县名取得多好啊，大概是天堂之门的简称吧？
汽车拐了个弯，公文包从我身上滑落下去，我一把抓住。这使我想到我们今天来“天堂之门”的任务一不是祭茶神，二不是参观棉花，而是来复查一个大案子的。这个案子因为首犯3人的名字中都有个“忠”字，简称“三忠”案件。公文包里装着几十封群众的告状信，还有湖北省委领导同志的“迅速把问题查清”的批示件。有人说我们这些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和信访部门的干部，不是惹人爱的专唱赞美歌的黄莺，而是讨人嫌的专门找岔子的啄木鸟。我们飞来了。
汽车开进了一个小镇。我发现镇容有个异常的特点：各家各户的对联都是绝对的一致。上下联是：“大批大干促大变，今年建成大寨县”；横批是：“天门学大寨”。
我又从这副对联回想到要复查的案子。这个案子是在全国棉花工作会议上作为突出经验介绍的。由于县委搞了大批资本主义，抓出了这个大案，促了大干，进而才有百万担棉的大变。《人民日报》在头版摘要报道了这个经验。我从公文包里拿出了当时的县委书记T同志（现在已晋升为地委副书记）在全国棉花工作会议的讲话稿，仿佛听到了当年（1977年6月）他在这个使天门县十分荣耀的会上所发出的铿锵之声：
“广大干部群众把资本主义从‘防空洞’里揪出来了，‘四人帮’支持城乡复辟资本主义的势力再也藏不住了。最突出的一个例子，就是我们挖出了一个很大的贪污盗窃集团。这个集团的为首分子有我们县招待所原事务长，一个是县机械油厂的副主任，一个是杨林公社的一个小队的副队长，他们城乡勾结，内外勾结，网罗了67人，7个公社的20个大队。根据揭发，他们在1967、68两年，乘林彪、‘四人帮’破坏文化大革命，制造混乱之机，把国库的粮食整板车、整船只地偷窃出来，大搞黑市交易。其数量之大，仅查证落实的材料，就有12万多斤。（T书记在全国性会议上说话留了余地，平常他在省、地、县各种会议上说是盗窃30万斤。而专案组掌握的首犯季×的口供，是贪污盗窃国库60万斤粮食！）只从一个首犯追回的赃款就有7，680元，其中金戒指12个，光洋20元，银链条1根。对这个集团的罪行，我们开了全县批斗大会（1977年3月1日），当场拘捕了三个首犯。今年春节的开门红，我们就是打的这一炮。这一炮成了全县人民联系实际揭批‘四人帮’，打击城乡资本主义势力的进军炮。这一炮进一步提高了全县人民批判资本主义的水平……据统计，全县打击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追回的赃款和收回的超支挪用款达28万余元，清查收回外流劳力4，300多人，收回私人侵占的土地3，000多亩……”
我看着讲稿想到了当时电台广播这个讲话的实况。T书记讲到这里，全国代表们对这振聋发聩的炮声报以暴风雨般的掌声。那炮声非同凡响，两颗“卫星”从天门县上空升起：一颗是挖出了建国以来我国最大的粮食盗窃集团，另一颗是夺得了百万担棉的总产！
这样的案子还能有假、错、冤？昨天，我们路过地委时，T书记还对我们说：“这个案子不是压出来的！”
“那么，就是一些坏人乘党中央强调落实政策之机闹翻案了？”我又问同车的天门同志：“T书记有什么样的革命经历？”
他说：“T书记是南下干部。苦出身，从小是个铁匠。很有魄力，很有干劲。69年调我们县，当一把手，开始威信很高。我县的‘四人帮’帮派势力很恨他，把他整得够呛！”
“哦，确实是位好书记！”我心里更加强了这样的信念：这些上告信可能是坏人闹翻案。
“可是，批林批孔时，他的紧跟高举又使我们大吃一惊！”天门县的同志话锋急转。“当时江青以个人名义派专人给全国8个单位送信送书，把总理撇在一边。T书记从报上看到了，马上紧跟，也用个人的名义派专人给下面送信送书。这恐怕在全国的县委书记中是屈指可数的。后来，上面指示要搞大队核算的穷过渡，天门县把71．6％的队过渡了。他没收了全县的自留地，还搞了割基尾巴运动。”
“割鸡尾巴？”我很惊诧。
“不是鸡尾巴，而是房基前后的尾巴。他提出超过20米的地（包括房子在内）都是非法侵占公家土地，全部予以没收。霎时间，全县千家万户把房前房后的竹、树砍光，把猪圈、厕所等附属建筑拆完。T书记在棉花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也提到了这项大批资本主义的政绩，全县统计收回约3，000亩的房基地。这个30万斤的盗窃案件不过是许多项政绩中最突出的一个。”
我听了迷惑起来：“你对这个案子怎么看？”
“用句过去对菩萨的话说，不可不信，不可全信……”
他没有全盘否定。我还想问下去，可车子已到天门县城了。灿烂阳光下的天门真气派，真漂亮。鳞次栉比的平顶加阳台的新建筑很普遍。恐怕是湖北县城中变化最大的。
覆盖新城的苍穹碧澄如洗，抱镇而流的天门河清澈如镜，环野而铺的棉花洁白如银：视野里一片光明。我不得不再问一次自己：“啄木鸟飞来这里有虫可啄吗？”
啄
有句谚语说，时间是最伟大、最公正和永不会犯错误的批评家。由省、地、县三级组成的复查“三忠”案件的工作组忙了200多个昼夜，调查了几千人次，开了20多次座谈会，取得了400多份人、物、书三证材料，终于把这个大盗窃案集团的案子来龙去脉弄清了。30万斤粮食一斤也没有落实，而是个纯属子虚乌有怪诞离奇的假案！
天门县人民为了T书记把这个“政治大成果”捧上全国棉花工作会议上的讲坛，付出了多么惨重的代价。一位老共产党员投井离世，一位在解放前是童养媳、在解放后一直是老模范的妇女跳入粪池而死，两位贫农社员均用裤带结束了自己的一生。还有一位母亲因儿子逼死而忧愤去世，一位老贫农被打得遍体鳞伤放回去两个月病死。一共6条人命！17个无辜者被打成伤残，失去了劳动能力。3个“首犯”，蹲了22个月的监狱。17人被撤职，41人被扣发工资而端了饭碗。128人进了学习班——尽管名字很动听，但什么也不学，只是用肉体领教了30多种刑罚，有些刑罚连希特勒的盖世太保也发明不出来！
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劳动者血汗的结晶）也为这个“大批资本主义的卫星”付出了巨款。一位天门搞财经的干部说：
“咱们来个假定。假定这个案子是个真案，我们从犯罪者手里追回了30万斤粮，不过是4万多元。而现在，仅几百个办案人员就花去国家30多万元。此外，为死者抚恤，残者医疗及各项补助，在财政局账面上能查到的就是33，240．45元。集体单位的支出还不在其内。国家为这个案子付出了10倍于30万斤粮价的钱！”
还有一个不可估量的损失，党和人民间的鱼水之情受到了严重的损害。天门人民问：“封建社会的县太爷为了渔利，不惜草菅人命，制造冤案，而我们党的县委领导，他们搞了这个无风起浪的假案到底想干什么呢？”从行为学角度讲，每个行为总是为了满足某种需要。一般来说，制造假案者都有着卑劣的目的。这个在“四人帮”打倒前夕发生而在之后继续发展的案子，有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政治需要呢？
我们开始回忆、细究起案子的每一个细节来，就象反刍动物的牛和羊，把吃下胃去的青草又反刍上来细品着……
1975年11月，天门县委专门派出了以组织部副部长L同志为组长的工作组，进驻招待所，进行重点整顿。工作组凭文革中造反派抄家得到的一张照片（所长何××在解放前与一些人的合影）发难了。合影中有几个参加过三青团，再加服装相似，于是工作组就断定何××也参加过三青团，强迫何交待。此外，又凭少数人揭发，怀疑何××有男女关系，也勒令何坦白。工作组为发动群众，动员大家说：“你们与何××一天到晚在一起，1年中发现他一个问题不算多吧？就按这个标准，共事几年就揭发几个问题，不然就是划不清界限！”有个做饭的大师傅听了犯愁了，他与何××共事10年，按这个规定应该揭10个问题。可是他一个也揭不出来，只好托病在家，不来上班躲开。工作组不放过，跑到他家里去催逼。老师傅急眼了，说：“我揭发！有一天我发现何××在城西杀了一个人！杀谁我不知道，你们去查吧！反正我不负责任。”弄得工作组成员很尴尬、狼狈。此外，在让被审查者交待问题的策略上，工作组也很奇特。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把某妇女叫来了，让她交待与何所长发生过几次关系。这位有丈夫和孩子的妇女坚决否认。工作组某人就对她说：“我们7个人住在这招待所里办你的学习班，每天住宿费就是5元6角，你一天不交待，就要你出一天钱，还要扣你一天的工资。”这妇女是农村来的，没有什么文化，听说一天不交待要拿那么多钱，吓坏了，于是就瞎说起来，编出了同何所长发生过多次关系。
何××在这样的隔离审查半年后含冤投井了。
我们在“反刍”这一段之后，提出了一个问题：工作组为什么要这样耍巧板眼整何××呢？
我们去找了县革委的副主任S。他是分工主管“三忠”案子的常委。听说他在文革中被老“造”打伤了，头脑不很清醒，到哪儿都爱打瞌睡。工作组几次给他汇报案情时他都睡着了，一觉醒来就表态：“好嘛！你们大胆干吧，县委支持你们！”我们和他谈话，他没有打瞌睡。他告诉我们，派工作组去招待所不是阴谋，是阳谋。说来话长。1975年10月，T书记在大寨参加了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会议上邓副主席指示，要在全国开展整顿。本意是整治“四人帮”祸国殃民的路线。T书记立即给县委挂了个长途电话，让家里常委研究个重点出来，提前行动，搞出成绩来。县委就开始找整顿对象了。当时，听说县招待所住的上级机关来的客人老丢东西，这使天门县领导很丢面子。还有，来了一位军分区副司令，接待不周，没住上好房，气走了。这也给县委面子上很难看。县委觉得这儿应该是重点。何××所长当然就首当其冲了。他们委派了组织部副部长L同志去挂帅，因为L部长长期搞政策调研工作，有一定水平。县委决心很大，希望搞出成绩来。可是搞了半年，什么问题也没搞出来，反倒把何所长给逼死了。
人命关天，该吸取血的教训了吧？不。T书记给工作组打气说：“搞阶级斗争嘛，怕么事！”爱打瞌睡的S副主任说：“何××不正常死亡，他是共产党员，死也是错误，以前有例子，死了也要开除党籍！对问题，死了也要搞清楚，运动还要深入，每次要锻炼一些人，希望工作组对积极分子一定要保护！”
结果是人血淡如水。工作组不是用血去写教训，而是浇灌在渴求结出阶级斗争大成果的树根上：我行我素，变本加厉。
工作组这时作出了一个富有喜剧性的决定：把原来反何××的积极分子——事务长季×拿出来开刀。理由是发现季×在账面上有两千多斤粮票不平衡。但该账经过了5人之手，很难说是谁的问题。工作组不管这些，给县委打报告，要办季×的学习班。报告还说季也有男女关系。一心想取得大批资本主义成果的县委欣然批准了。
1976年6月24日，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乱云飞渡的日子里，“三忠”案件发端了。不让睡觉的车轮战术使工作组旗开得胜，季×交待他们盗窃了5，000斤粮食。工作组长L同志很振奋，亲自找季×谈话1天半，攻心为上。接着是“宜将剩勇追穷寇”，又用车轮战猛攻了季×4天4夜。真灵效，他交待了两万斤还不关门封口。据说还有个十分有趣的审讯犯人的理论：人在最困、最迷糊的时候，交待出来的全是真的。所以专案组都普遍运用着这个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战术。
季×只是交待了数字，并没讲来龙去脉。L副部长毕竟不是搞阴谋，开始怀疑季×是不是说鬼话。但是，那好大喜功的品格深深潜进了他的意识，没能对季×的假供甄别一番，反而提出“有问题、无问题也要放3炮”。
专案组的几个人领会了领导意图。放起了新炮，以求扩大战果。他们演了一场戏。10月4日，他们铺了考究的桌布，让法院的一同志做记录，然后把季×叫来。专案组魏××郑重地说：“你交待完没有？你还是愿意在这里解决问题呢，还是让县有关部门去搞好？”潜台词很清楚：你不交待就把你送交法院。季×听了吓得发抖了，他想得比去法院更严重，以为专案组要把他送交最可怕的“民兵指挥部”。他知道那里是个打人最残酷的地狱，路过那里经常听到里面传出惨叫声。季×为不吃眼前亏，立即表示愿意再交待。连续几昼夜的作战，战果十分辉煌，季×的口供终于达到了盗窃12万斤的高度！
T书记和县委闻讯非常振奋，感到这是及时雨。他们正在筹划着实现当年（1976年）把棉花总产搞到100万担的凌云壮志，欲夺个全国冠军。本来规定计划种植棉花78万亩，可是T书记等来了个暗中变稻为棉，再把近20万亩的稻田改种棉花，不报数字。这样不仅保证了总产，而且在数学上提高了棉花单产，一举两得。唯一的一个缺点是人民没有米吃，饿肚子，逼得用布票到外县去换粮票或用仅有的一点点钱去买粮票！但是这个缺点对T书记来说是无足轻重的，不会有人追究，不必挂心。麻烦的是另一件事。光有百万担还不行，会作为“唯生产力论”被批判的。必须是大批促大变。正好，现在抓出了12万斤的盗窃集团，就有了一个大批的典型，这文章就能做圆了！
因此，尽管没有发现天门县任何一个国家粮库被盗，也没发现有任何人检举季×盗窃粮食，县委一点也不怀疑盗窃12万斤是否违反常识，决定成立一个专案办公室，抽调了140人上这个专案，真摆出个“大批”的样子来了。
往后，季×的口供象黄河决堤，野马脱缰，上到了30万斤！后来干脆上到60万，连工作组都不承认后面的数字有效了。
纵使是30万斤粮食，也是个包含着庞大体积的数字，若是200斤的大麻袋粮包就有1，500袋。区区招待所事务长季×从哪弄来？怎么偷运？怎么销赃？谁买去了？这显然是电子计算机也解不出来的题目。可是T书记却逢会必讲“三忠”案件，必讲30万耸人听闻的数字。“一把手”说的话就是法律，似乎这就成了法定的不可移易的铁案。办案人员当然希望在这个县委十分重视和关怀的专案中争取立功，因为这一功顶三功啊！宁吃仙桃一口，不吃毛粟半斗。他们发挥了聪明才智，对这个案子进行了最大胆的假设。查了一下季×的社会关系，发现他与某生产队的副队长刘××关系很好，还发现他去过在粮站当过司磅员的吴××家吃过一次饭。好了，有了！工作组大胆假设出来了：“事务长季×勾结粮站司磅员吴××，盗出粮食，然后由生产队副队长刘××卖给缺粮的农民，进行销赃。”在办吴××的学习班时，又抄家抄得几千元存款，12个金戒指，不问由来，认定是赃款，似乎连物证也俱全了。
可是问题来了，这3个人怎么能在两年内弄走1，500袋粮食呢？工作组又大胆假设：有地下运输线和地下交易所和地下推销员。接着按此假设逼季×交待。季×呢，只要求不把他送民兵指挥部，成了要什么就有什么的材料供给者，乱说，乱编，扯出了一大批和他相识的和只见过一面的人。一下，运输线出来了，交易所也有了……。
县委真是强大的后盾，根据假设，提出“查千家万户”，
“材料牵涉到哪里，学习班就办到哪里”。不知是哪一位善于形象思维的人，提出了一个“猫赶老鼠，捉到为算”的生动而形象的口号，可怕的学习班就随着赶鼠的猫赶出了天门县界，办到了邻县汉川以及数百里外的武汉！
买办文人胡适曾在半个世纪前关于学术提出一个口号，曰：“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而“三忠”案件的专案组更前进了一步，在搞着：“大胆假设，武力求证！”
只要季×供出一个人，马上就涌上去六、七个专案人员，把这人投进地下室或仓库，进行逼供。这个无辜的人当然不承认那些“大胆的假设”，那么，专案人员马上就开始用“武力求证”。拳打脚踢，那是最低级的最常见的武力求证手段。另外还有一些日本宪兵队和渣滓洞里都找不到的奇奇怪怪的折磨人的方式。最有独创性的刑罚是一昼夜只准受审者拉一次大便和一次小便。多拉的就强迫受审者喝掉、吃掉。受审者无法，只好偷偷尿在自己的被子里，又湿又臭，那生活环境比猪狗还不如。这些武力求证者还会施用巧计，让两人互相“对证”（串供），或者把他人的揭发带回，故意放在桌上，让受审者看。看过再打，受审者就只好照别人揭发的材料招供。逼和诱双管齐下，那还有要不到的“落实”材料吗？
让人惊心的是，打人最凶残的是保卫人民的民兵，以及某些曾当过人民子弟兵的复员军人！
让人惊奇的是，打手不够，竟然雇佣知识青年，发月工资37元5角，深夜打人者还发夜餐费3角！
季×被逼得无法，交待出红旗生产大队有个恶眉毛、宽肩膀的人买过他的粮食，姓名不知。于是专案人员带着这两个特征跑遍红旗大队，私访到了一位贫农社员王××，眉毛浓，肩膀宽。工作组不问青红皂白，用三轮车把他强拉到县招待所，让季×认。季×说是，立即就投入民兵指挥部用武力求证。没几天，这位老贫农在酷刑之下只好留下孤儿寡妇上梁自尽了！还有一个例子是季×为交待地下运输线，胡说了一个叫黄永昌的名字。世上根本没有这个人。专案人员找到城关镇运输队，发现一个叫黄昌玉的人，就认定是他，把他打得遍体鳞伤，招认了所需要的一切口供。
让人惊奇的是，在武力求证发生后，有位砖瓦厂的干部周××曾拦住T书记告状，说他的妹妹从学习班逃出来，遭到了毒打。不少干部、群众向专案组长——L副部长反映过学习班打人严重。可是，结果怎么样呢？L副部长一面辟谣，一面把逼死人的打手调去打不开局面的学习班，结果又逼死了一人。T书记没吭声。受审者呢？遭到了更厉害的毒打。打手说：“你告老子的状，老子叫你尝尝告状的滋味！”有个对象嘴巴被打肿了，打手故意问：“嘴巴怎么肿的？”对象只敢说是牙齿痛肿的。打手冷笑一声说：“杂种，老子要你吃了亏还不敢说！如果你说了，老子还要把你整成一个死不死，活不活，要你认得老子的厉害。权在老子手里，把你搞错了也没关系！”
经过这样半年的“大胆假设，武力求证”，县委定了案：“三忠”盗窃国库30万斤粮食，由5条水陆运输线、8个地下交易所，几十名地下推销员销了出去。1977年春节后的元宵节，是我国人民观灯、团圆的喜气洋洋的佳节，就在这一天，县城召开了万人大会，当场把“三忠”捉拿归案了。T书记指示广播站，把万人大会的实况录音在全县广播3天。还动员了美术人员把“三忠”大案画成漫画，在全县搞巡回展出。6月，T书记把“三忠”大成果奉献给全国棉花工作会议，名扬海内……在此期间，不知是什么原因，那个专案组副组长，“5条水陆运输线、8个地下交易所”的联络图的天才假设者，由粮食局的政工组组长晋升为粮食局副局长；一个砖瓦厂的办案人员由工人升为副厂长；那个打人最凶残逼死两条人命的周××由工人当了车间主任；1978年，T书记晋升为地委副书记。
但是，不要以为130万天门人民是群氓，是砧板上的肉。不，他们象解放前创作的天门民歌《想起往日苦》一样，创作了许多民谣，以发民怨。他们说：“书记会吹，委员会追，老百姓皮肉吃亏！”“半夜听人叫，天亮出材料！”“官字两个口，没有硬说有。”
“天门放‘卫星’，全国出大名，百姓断了筋，干部往上升。”
不少正直的干部也予以抵制。例如，黄潭公社的干部向L副部长汇报，说搞不下去，要求放人。他们说：“硬的越办越硬，软的办成了神经病：不承认还是不承认。”可是他们被打成了右倾，撤换了人员。又如杨林公社耀新大队党支部感到无证据，办刘××的学习班办不下去，L副部长便亲自前去整风。此外，不少人向专案组反映学习班有刑讯逼供，应加以制止。他们仍然我行我素。
最值得提到的是县公安局干部甘德芳同志。1977年4月他被调到这个案上准备搞结案工作。他一上案，用20天时间潜心看了几十万字的案卷，发现证据不实，打了很多很多问号。他不管县里最高领导人调子已定，也不管专案组长的官大他好多级，就公开唱了反调，认为证据不足，根本结不了案。L副部长及专案组对他施加种种压力，说“这个案子是特殊情况下发生的特殊案子，不能要求三证俱全，应该用特殊的结案法。”甘德芳出于对人民负责，一直顶着。11月，一次向县委领导汇报会上，县委领导说：“只要两个人的口供对上了就可以定案。”甘德芳说：“不能这样看。你没得问题，但办你一年学习班也会承认。”L副部长听了怒发冲冠，拍了桌子说：“你这是对我们一年工作的全盘否定，这是个根本立场问题！”甘德芳没有屈服于这种压力，以公安人员的原则和良心办事，他不顾一切地把假的、丑的、恶的不断暴露出来。他的正义行为得到了县公安局领导的支持和保护。难能可贵啊，在搅混了的水池里他是颗未被污染的晶莹的珍珠！
在这些抵制面前，领导者们忠言逆耳。他们不愿意否定自己，同拿破仑的做法一样：“政治家决不收回成命！”T书记说：“抓不住辫子抓头发，抓不住头发留尾巴。”还说：“搞不到30万斤搞几万斤也好嘛！”
就这样，这块搁在天门县人民心上的坚冰不能自化，直到党中央送来了“实事求是”的和煦春风，省委领导同志的加温，天门人民众人拾柴，这块坚冰才全部融化掉。
复查进入尾声的时候，还发生了一件令人深思的事，在释放“首犯”季×时，他还一再说：“不翻案，我坦白交待的30万斤都是真的！”神经失常了吗 ？不，因为他蹲了22个月监狱不知我们的党把大地上的极左魔影驱逐跑了！同时，还因为他被逼，瞎咬了很多人，害了他们，出狱后无颜面见受害者……。
我们就这样从头至尾“反刍”了全案，细嚼慢品，虽然情节恶劣，后果严重，但确不是阴谋。啄木鸟所啄到的“虫”，既不是公报私仇，也不是派性恶斗（被整的群众全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保护L书记等老干部的）。那么是什么呢？是“四人帮”的流毒？这当然没错。可是天门县群众问，为什么流毒不流到别人身上而偏流到这几个人身上呢？
再 啄
又过去了十个月。1979年10月29日，中共湖北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批复对T书记、S副主任和L副部长等四人的处分。L同志受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而T、S等三人都是严重警告。
在此期间，天门县委对受害者做了大量的善后工作。
又过去了半年。1980年4月，为了给新长征的队伍找出前车之鉴，省委领导指示，要总结一下“三忠”案件。省委又派了两人前往，还是两只“啄木鸟”。他们是否把最深处的“害虫”啄出来了呢？
我们一下去就发现了一个令人奇怪的现象，这个大冤案平反昭雪了半年多，被害者和害人者都不服，还在上告。被害者的上告不是通常的要求多补贴一些钱，也不是为了割去留的
“尾巴”；他们对上级党委不满，认为对几个负责人的处分太轻了，是官官相护。官大、宽大，把大人物都宽了。他们还说，倘若列宁在世，会把这些谋官害命者判处死刑的！你看列宁，竟把一个人民委员会的干部抓起来了，原因是这个干部对待群众来信踢皮球，没处理！
我们向他们做了工作，说省委对几个同志的处分决定是根据“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的原则决定的。再说，这个案子是在“四人帮”横行的特殊情况下出现的，不能用平常的刑法对待，法不责众，不然处分的人就太多了，不利于安定团结和稳定大局。
叫人不好捉摸的是，原办案人员也不满，受处分的4个人都有意见，而且有人还准备上告呢！他们告什么呢？是他们对案子的是非有意见吗？不，他们都承认是个地地道道的假案。那么，给予这样轻的处分为什么还有意见呢？我们找他们谈话，也询问了与他们相好的同志，几个人的意见有着令人惊异的一致性。归纳起来有下面几点：（1）在极左路线影响下产生的冤、假、错案都不追究个人的责任，为什么偏偏处分他们？这是因为有人利用这个案子整他们。（2）受处分的领导同志说：“我是官僚主义，不了解情况，有多大责任？”下面受处分的同志说：“我是下级服从上级，有多大责任？难道以后就不服从了吗？”中间的干部说：“大问题都是县委拍的板，情况是下面提供的。我身体不好，好多事情我没管，为什么处分我特别重？”——一言以蔽之，他们无过！（3）按照党章规定，党员受处分必须通过支部大会讨论，本人参加，有权申辩。但处分他们没有经过支部大会。
我们听了久久说不出话来，心里很难受。除了第三条意见是对的外，一、二条意见不仅不对，我们简直想不到会出自他们之口！他们想的不是由于自己的失职、官僚主义、个人主义以及有意无意的犯罪行为造成了6条人命、17人伤残、100多人受尽折磨！想的不是为了这个案子国家付出了40万元！他们满脑袋想的是受到的一点点处分！一切以我为中心！我！我！我！唯独心中没有人民！他们不理解党对他们的宽大为怀，期望他们将功赎罪，他们没有接受警告处分的警告！
这就是啄木鸟要啄出的藏在灵魂深处的“大虫”：忘了共产党人的宗旨——为人民服务！天门人民问：“为什么‘四人帮’的流毒偏偏流到他们身上呢？”这不就是最准确的答案吗？
宗旨不能忘啊！不然我们就在锯自己所坐的树枝。
旧中国的天门人民是很苦的。人民敲着三棒鼓，唱着最悲戚的天门民歌——《想起往日苦》，沿街乞讨。多少人为求活命，挑担流落江湖变着捉牙虫的戏法，为人拔牙。几万个敲三棒鼓的、挑牙虫的天门人背井离乡，从祖国腹地，流浪南洋，成为海外孤儿。留在这块土地上的人民在死亡线上挣扎着。可是他们还把仅剩的一把米，仅剩的一个儿子送到贺龙部队去，送到后来李先念同志领导的新四军五师的部队去。在这块土地上，创立过芦市区彭家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红色政权根据地，创立过皂市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红色政权中心，创立过打鬼子，打蒋介石的游击基地。这时候的人民和党的干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心心相印，唇齿相依。有一次，根据地人民一家草房着火了，里面有孩子、老人，我们的干部毫不犹豫地窜进烈火，不顾房顶的塌陷，把人民救出来了，烧得自己的肉吱吱作响；他心中没有我，只有共产党人为民作公仆的宗旨。我们和人民是一个命运的共同体，谁也不能离开谁，纵使为人民死去，也会感到无尚光荣，痛痛快快闭上眼睛，长眠无憾！
1949年，天门解放了。T书记是一位南下干部。他踏上湖北这块土地时，第一次召集苦难的人民群众开会，他站在高坡上的第一句话就是：“父老兄弟们！”他为什么不象封建县官那样把自己看作“父母官”，不把自己看作老爷，而是亲切地饱含感情地称人民为“父老兄弟”？因为他心里有着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人的宗旨！他亲身感受到了人民是父母，是兄弟，靠他们才能打败敌人！
十年浩劫时期，T书记、S副主任、L副部长受尽精神折磨和皮肉之苦，天门县的父老兄弟，以生命和鲜血保护他们，因而能幸存下来。他们在牛棚里的时候，难道不想贫下中农广大劳动群众确实是患难与共的父老和兄弟吗？
可是，一到自己重新掌权了，就马上翻脸不认人，“父老兄弟”成了官老爷可以任意驱使和宰割的牛羊，没收他们种点菜吃的自留地，没收祖宗多少辈传下来的房基，强迫他们拆房子兑现超支款，强迫他们穷过渡，强迫他们贴一副对联，只准养一只鸡，不惜弄虚作假增加田数去放百万担棉花卫星！如此以怨报德，怎不叫人心寒齿冷！
在“三忠”案件中，你们为了好大喜功，竟对自己的同志如此残忍。事后知道是假案，党作了极其宽大的处理，承担了责任，而你们为什么不痛心，不落泪，反而怨气冲天？
你们纡尊降贵去看看哭泣的死者的家属吧，看看呻吟的受伤者吧，到财政局去看看国家支付的账目吧，然后扪心自问：天门人民是父老兄弟呢，还是我晋升上去的阶梯呢？
我们把上面这番话对L副部长讲了，他深深低下了头。我们看到他眼中噙含着泪花。我们从这闪亮的泪花中看到了“人民是父老兄弟”的信念，重又进入那空虚的心灵。
我们没有找到T书记。据地委说，他深入到僻远的农村生产队去抓夏种去了。好啊，但愿他能真正回到父老兄弟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