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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肃清封建主义在组织路线方面的影响
山西省解决昔阳干部遍全省的问题
编者按：昔阳干部遍山西的状况，早已引起广大干部和群众的议论和不满。现在，中共山西省委按照党的干部标准，调整一些不称职的昔阳干部，这是一个深得人心的积极措施。
前些年在选拔干部问题上，确实有许多值得总结的经验教训。现在，我们要通过总结经验教训，改变过去封建家长式的选拔干部，把那些坚决执行党的路线，具有真才实学、真知灼见的干部，大胆提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
本报讯 记者田培植、王谨报道：中共山西省委根据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精神，陆续调整“文化大革命”以来从昔阳调出的不称职干部所担任的领导职务，纠正“昔阳干部遍山西”的极左倾向，努力肃清封建主义在组织路线方面的流毒和影响。
据有关部门调查，从1966年5月至1979年12月，经昔阳县委组织部介绍，调出干部491人，其中有一些人是工人、农民、警察、售货员等。这些干部分布在山西省直单位、各地市县和外省工作。在这些干部中，多数是为推广大寨经验而调出的，其中有38人担任了县委副书记、县革委副主任以上领导职务。这38人中，绝大多数是从一般干部或基层提拔起来的。他们的任职情况是：国务院副部长1人，省委书记2人，省委副部长5人，省副厅、局长及厅局党组成员3人，地委书记、副书记3人，地委部、局、科以上干部7人，县委书记、副书记14人，县革委主任、副主任3人。从昔阳调出这么多干部，而且担任这么重要的领导职务，山西广大干部群众很不满意。
前些年，山西省委某些负责人在“要念大寨经，还得昔阳人”、“学大寨、赶大寨，手中无权学不开”的思想指导下，无原则地从昔阳提拔大批所谓“对大寨有感情”、“敢批敢斗”的干部到各地区、各部门去掌权，使一些本来不该提拔的干部提拔重用了。一些人从昔阳调出担任重要职务后，往往又凭借职权，把自己所熟悉的干部或亲戚朋友拉到自己所管辖的地区或部门工作。这样，就使昔阳干部调出越来越多。据了解，1974年张怀英从昔阳调到寿阳任县委书记时，一下子就带去12名昔阳干部，安排在县委各要害部位。前昔阳县委副书记王金籽，1978年调任黑龙江省委书记时，也带去两个昔阳人，安排在黑龙江担任地委副书记。还有同前昔阳县委主要负责人一起造反起家的李韩锁，被提拔担任晋中地委书记和省委书记后，凭借职权，亲自提名，或者以前昔阳县委主要负责人的名义提拔昔阳干部，甚至把一些违法乱纪分子、打砸抢分子提拔到晋中地区各重要领导岗位。
从昔阳调出来担任领导职务的干部有两种类型。一种类型是：本质是好的，工作是积极的，但由于提拔太快，缺乏领导工作经验和组织才能，担负不起所主管的地方和部门的工作。有的自己也感到力不胜任，主动要求上级调整所担任的领导职务。这样的干部是多数。这些同志中有的到新的领导岗位上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有的受极左路线的影响，盲目推行大寨、昔阳一套极左的经验，起了不好的作用。如一位从昔阳的大队党支部书记提拔到别的县任县委书记的干部说：“我过去就凭昔阳大寨那套干，自己没本事。”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另外一种类型，是文化革命中造反起家的造反派头头，有的甚至是打砸抢分子、违法乱纪分子。这种类型干部是少数人。他们调出昔阳担任领导职务后，不仅积极推行大寨极左经验，而且大搞封建家长式领导。在政治上，坚持七斗八斗，搞阶级斗争扩大化，伤害了不少干部和群众；在经济上，“堵资本主义路”，“割资本主义尾巴”，干“西水东调”式蠢事，给农业生产造成很大损失；在组织上，拉帮结派，以我划线，任人唯亲，大搞裙带风；在作风上，搞一言堂，搞强迫命令瞎指挥；在生活上，追求个人享受，大搞特殊化。例如，从昔阳调出先后担任寿阳县委书记、运城地委书记的张怀英，文化革命中造反起家。他在运城工作期间，不仅极力推行大寨一套极左的作法，而且搞派性，拉帮结伙，借清查之名，随意整人，生活特殊化，作风霸道。更为恶劣的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公开抵制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引起了公愤。
党的五中全会以后，山西省委对从昔阳调到山西省各地担任领导职务的干部，按照党的干部政策进行一些必要的调整，在担任县委副书记、县革委副主任以上领导职务的38名昔阳干部中，目前已调整28人；还有担任县部、局和公社副主任以上的昔阳干部，各地县也已经作了调整或正在考虑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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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采取积极措施 选用合格人才
贵州省通过招考加强政法干部队伍
本报讯 通讯员郭旦霞、记者许西记报道：前不久，贵州省和贵阳市政法机关招干办公室，给300名经过考试被录取参加政法队伍的人发出了通知。这些同志经过一段培训后，将分别到省市政法部门担负审判、检察、预审、律师等工作。
过去贵州省和贵阳市的政法部门都采取选调办法充实干部队伍，往往有些不适于做政法工作的被推荐来了。用招考办法选录政法干部是贵州省政法机关干部建设上的一项重要改革。
在这次考试和审查录取的过程中，招干办公室坚持择优录取的原则。凭考分，看表现，真正做到量才录取。有一名考生考试成绩良好，本人各方面符合录取标准，政审时有人提出其父亲历史比较复杂。经过研究分析，统一了看法，一致同意录取。招干办公室发现有一位参加招考领导工作的同志，对自己儿子有泄漏考题情况，就立即取消了他参加招考工作的资格，他儿子的考卷也宣布作废。有位政法机关干部的儿子，考试成绩只差两分，有人认为可以照顾一下，但也按原则没有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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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带上翁翁结婚
谁听说过带上翁翁结婚的事？河北省涿鹿县保岱公社上洪寺大队女社员孙桂玲就是这样做的。
孙桂玲原是孙家沟公社千岭大队人，1969年和本村青年李宝清结婚，对待老人非常尊敬。孙桂玲的翁翁李存富高兴得合不拢嘴。一家人和睦相处。
1971年，李宝清得了急病，不久病故。丧事处理完后，孙桂玲极力抑制自己的内心痛苦，再三安慰、劝解翁翁，生怕老人家愁坏了身子。她说：“爹，你不要伤心了，从今后，我就是你的亲女儿”。从这后，孙桂玲对待翁翁更加体贴入微了。
丈夫死去后，孙桂玲困难越来越多。挑水、打柴一人做，两个孩子也得靠她照顾。家务活缠得她很少能下地。64岁的李存富体弱多病，一家4口人的生活成了问题。李存富再三思忖，桂玲还年轻，担子又重，绝不能因我连累她一辈子。
一天吃饭时，老人开了口：“桂玲，你待我太好了，就是不知听爹的话不？”“爹，你有啥就说吧，我咋不听你的话！”“孩子，你才26岁，就挑这么重的担子，不行呀。我是土埋脖子的人了，你不要管我，还是早日改嫁吧……”。老人的话还没说完，孙桂玲的两眼早就流出泪水来了，她哽咽着说：“爹呀，你不能把我当外人看，人生自古谁不老，敬养老人是青年人的应尽职责，宝清不在了，我绝不能抛下你。”
保岱公社死去妻子的社员全贵，听到了孙桂玲的事迹后，对她非常敬佩。同时，也对李存富的不幸遭遇从心眼里同情。后来经人介绍，他对孙桂玲由敬佩发展到了爱慕，两人订了婚。这时群众议论纷纷，有的说：“李存富命真苦，早年丧妻，老来丧子，儿媳一改嫁，孙子也带走了，这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其实孙桂玲早有安排，她要带上翁翁到全贵家去。
他俩办喜事那天，看热闹的人很多。人们赞美说：“新媳妇带上翁翁找婆家真不简单，这才叫新人新事新风尚哩！”还有的人眼很尖，不光看到新郎新娘穿的新衣服，还看见新娘带来的老翁翁也穿了一身新衣服，接着又是一阵赞扬。
如今，九个年头过去了，孙桂玲一家，祖孙三代三个姓，尊老爱幼，和睦相处，日子过得很红火。
全瑞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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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风集
潘胜兵搭救垂危病人
一天，湖南平江县石乔大队贫农社员潘胜兵正在地里劳动，他爱人跑来说：“叶石坪屋后背壕沟里躺着一个快要断气的病人，你快去看看。”老潘跑到现场，只见草丛中躺着一个闭着双眼的垂危病人。潘胜兵把病人背到家中，经过一番料理，病人脸上开始出现了一点生气。这时，已是晚上八点了，老潘拿着手电筒请来医生。经过检查，知道这个病人是由于大脑惊风，才昏迷过去。这位医生对老潘说：“治这个病不是一日之功啊！”老潘说：“只要能治好就成，就算我家多个老弟吧。”病人吃了三付镇惊药后，头部不抽搐了，神志慢慢清醒。到了第6天，他用左手写了一张字条：名字叫吴大成，今年23岁，高中文化程度，是平江县大口塅公社碧沅大队新屋生产队人，家里有个82岁的老祖母和9岁的弟弟。他曾患过精神病，因无人照料，病情越来越严重，以致声哑耳聋、疯疯癫癫到处乱走。
潘胜兵一家7口，5个小孩，大的14岁，小的5岁，又添上这么个异乡病人，困难就可想而知了。请医买药要钱，老潘把二十多元奖金用上了，病人需要营养，他爱人拿鸡蛋去换肉、鱼。由于细心照料，吴大成开口说话，耳朵听见声音了。 彭为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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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来信
改革各项制度刹住歪风编辑同志：
有些高级干部在高级饭店吃高标准的饭菜，却可以不拿钱或少拿钱，名曰“客饭”，实是特权。这种情况，不仅高级饭店有，各级宾馆、招待所也大量存在，人民群众和职工屡有反映。目前，宾馆、招待所多数仍实行行政管理办法，弊病多，漏洞大，有的财务管理比较混乱，滥支滥用现象比较严重，甚至把收入变成单位的“小钱柜”，给少数搞特殊化的领导干部开了方便之门。有的利用工作调动或接待上级领导下来检查工作和兄弟单位参观之机大摆酒宴，大吃大喝，吃得好，拿钱少，差额作为招待费报销；有的利用公款请客送礼，拉关系，走后门，低价套购国家的短缺商品；有的利用职权侵吞国家资财等等，成为耗费国家资金的无底洞。有些宾馆、招待所连年要由国家财政给予补贴。这些问题，极需加以认真整顿。多年来，党中央和国务院关于严禁利用公款请客送礼的规定，曾三令五申，但大吃大喝的歪风从来没有真正刹住过，造成极坏的政治影响。自从《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今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节约非生产性开支、反对浪费的通知》等文件下达后，请客送礼之风虽有所收敛，但仍时有发生。为了坚决刹住这种歪风，特提出如下建议：
一、请中纪委考虑通知全国各级机关、部队、企业、事业单位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在有关部门的积极支持和有力配合下，在今年年底以前，对所属高级饭店、宾馆、招待所进行一次普遍的、彻底的检查，针对存在的问题采取有效措施，坚决堵死某些领导干部搞特殊化的门路，刹住请客送礼的歪风。
二、对检查出利用公款请客送礼的，不论任何人都要按同样原则进行处理。
三、高级饭店、宾馆、招待所应一律取消“客饭”的特殊化制度。不论接待任何领导干部，都应和普通顾客一样，照价收费。如不按规定收费，不论是单位领导，还是职工，均应停发当月的奖金。会计人员对少收的饭钱有权拒绝报销。对出面请客送礼的人，要严格按照“谁出主意，谁付钱”的原则办理。
四、建立健全各级监察机构，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让广大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各级工作人员进行真正的监督。要尊重各级各部门的监察、会计人员履行职责的权限，积极支持他们的工作。如果有人对他们执行制度、维护法纪进行打击报复，应严肃处理；情节严重的，要给予党纪国法制裁。
五、利用报刊、电视、广播等宣传工具，大力表扬陈爱武这样的好同志，提倡敢于和歪风作斗争的革命精神，批判特权思想，造成强大的社会舆论，以便树立起良好的风气。
六、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部长、省长以上的领导干部，要带头执行《准则》，严格按照各项规章制度办事，不搞特殊化，以身作则。
财政部干部 王志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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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不开“特殊灶” 不照顾“关系户”
浙江省军区第一招待所认真贯彻《准则》刹住不正之风
本报讯 据《解放军报》11月6日报道：浙江省军区第一招待所认真执行规章制度，不为某些领导干部开“特殊灶”，不给“关系户”以特殊照顾，坚持做到谁吃谁付钱，吃多少付多少。
过去，有些“特殊宾客”来所，吃的是“特殊灶”，却不照付费用，有的多吃少付，有的只吃不付，有的甚至连吃带拿，再加上其它一些原因，使伙食费超支较多。从今年初开始，招待所领导同志以《准则》为依据，在发动群众进行讨论的基础上，对领导干部和“关系户”来所用餐作了明确规定：（一）领导干部到招待所用餐或宴请，一律按规定收费，及时结算付清。（二）对领导干部来所用餐或宴请收费制度，做到四个一样，高级领导干部和其他领导干部一样，本区领导和外区领导一样，公家宴请和私人宴请一样，来所检查工作和临时用餐一样。（三）“关系户”和其他人员来所用餐，均同样对待，按标准收费。招待所也一律不请客，谁出主意请客谁付钱。（四）招待所的工作人员和家属，一律在工作人员食堂就餐，不准到客人餐厅买饭买菜。
这个招待所的干部战士和职工，认真按章办事，1至10月份招待所先后接待军内外高级领导干部近400人次，均无提高标准、多吃少付搞特殊的现象。10月间南京部队司令部一位首长，一行五人住所时，自觉按事先订好的标准用餐，不搞特殊照顾，离所时及时结算帐目，分文不差。国庆节期间，省军区有的领导来所用餐，招待所不搞超标准安排，领导同志也按价付款，清清楚楚，分文不沾。10月10日，上海延安饭店有位负责同志来所，对这些老“关系户”的领导，招待所也是一视同仁，不给优惠，吃多少标准付多少钱粮。由于这个招待所能坚持用餐收费制度，不开“特殊灶”，不照顾“关系户”，伙食管理有了明显改善。今年10月份进行伙食结算时，收支平衡，略有节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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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不能借“支农”而“吃农”
国家每年都要拨出大批的支农物资和钱款，这些钱款要由基层单位去选择确定对象发放。一些基层单位的办事人员却把这些支农钱款、物资的分配权当做特权，以生产队回赠多少好处做为选择对象的条件。生产队为了得到支援，就得给分配支农钱款、物资的单位夏天送去瓜果，秋天留下好菜，新年春节还得供给米、面、鱼、肉、油等。
有些从“支农”中得到好处的人大言不惭地说什么：“这是一举两得，我们支了农，农也支了我们。”这种国家支农，个人吃农的恶劣作风在农民群众中造成了极坏的影响。长此下去岂不把支农引向邪路？党的纪律检查部门应该对此予以注意，同时，希望有这种不正之风的单位，对照《准则》及早煞风，否则，人民迟早要找你们算算这笔帐的。
黑龙江省虎林县 柏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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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好同志”能否登报批评？
嘉旺
11月4日，《中国青年报》上登了一幅好漫画：箭在弦上，对着“特权”这只“老虎”，满弓待发；一画中人惊呼：
“——射不得哟，它是只好虎啊！”借助幽默的手法，漫画讽刺了当前反不正之风斗争中的一种错误思想。
“好虎射不得”，这是漫画的夸张。但在实际生活中，类似的现象并不少见。试举一例：
前不久，《中国青年报》刊登了表扬陈爱武批评商业部长搞特权的报道后，有位在商业部门工作的同志告诉我，他们那里有人认为：我们的部长是位“好同志”，在报纸上批评，是错误的。
这里，产生了一个问题：“好同志”犯错误，能否登报批评？
我们的报纸当然应鞭笞那些对人民事业抱敌对立场的坏人，同时，也应当揭露、批评我们自身的缺点、错误（自然包括“好同志”犯的错误）。因为，掩饰它，只会贻误人民的事业。这种揭露和批评，对被批评的同志来说，也许是“难堪”的，但是，“如果我们为了某些同志的安宁而放弃自我批评，那末除了使我们的事业遭到毁灭是不会有别的结果的，这难道还不明显吗？”（见《斯大林全集》第10卷282页）
我们的干部都是“人民公仆”。如果利用职权谋取私利，显然和“人民公仆”的称号不相称。对这样的同志批评一下，是对他的真正爱护，同时也教育了其他人。诚心改正错误的同志，细想一想，还会感谢批评者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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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柴晋川错案平反的报道发表之后
石家庄市干部、群众反应强烈
本报讯 记者武清月报道：《“柴晋川反革命案件”真相》的报道发表后，在石家庄市引起了较强烈的反响。
许多同志说，这篇报道是从执行党的政策的高度来讲的，它符合党的十一届三、四、五中全会的精神。其基本点是强调要批极左，肃清流毒，消除派性，加快落实政策的步伐。如果有人站在派性的立场上，持有派性观点，那就理解不了这篇报道的实质。
有的同志说，给柴晋川同志定罪时，我们就感到理由不充分，给他平反是预料中的事。过去一来运动就拿柴晋川当靶子，一会儿说他是陈伯达的人，一会儿说他是林彪的人，一会儿又说他是邓小平的人，一会儿又说他是“四人帮”的人，真是自相矛盾。有的说，河北一些单位确实存在以人划线问题。柴晋川被打成反革命，就是因为他给省、市委前主要负责人提过意见，反对过某些错误做法。还有的说，柴晋川有什么问题，不少人不清楚。省、市委前主要负责人在柴晋川的案件上是有责任的。说柴晋川是反革命的材料，实际上是捏造的，比如说他和“四人帮”联系的4条渠道，并没有查证落实，就进行批判。
有的同志认为，省、市委给柴晋川平反是迫不得已，现在还说要“继续审查”，实际是抓住一点不放，证明捕是对的、放也是对的，以此维护过去错误的作法。他们以“特情手段”取证，欺骗了全市人民，应该向全市人民作出认真的检查。
还有许多干部和群众认为，石家庄市拿出批柴晋川的一半劲头来批极左就行了。现在对极左还没有很好地批。看来，省、市落实政策还有阻力，步子不快。对三、四、五中全会精神不理解的，主要是“文革”中上台的那部分人。邓小平同志说，凡是追随林彪、“四人帮”一伙造反起家的、帮派思想严重的人和打砸抢分子，都应该坚决撤下来。但在我们这里，那样的人，有的还在领导岗位上，有的还被当作骨干。政策总落实不了，和这部分人还掌握权力有很大关系。
有些干部和群众提出，原来批柴晋川是一级一级往下讲的。现在也应把柴的问题一级一级给大家讲一讲，让群众心里明白。还有些干部和群众质问：《河北日报》不刊登平反这一错案的消息，不登《“柴晋川反革命案件”真相》的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
有些同志事前臆断，认为公开报道平反这类冤假错案，会引起某些干部、群众的动乱，不利于安定团结。事实并非如此。纠正柴晋川一案公开报道后，绝大多数干部、群众思想稳定，情绪正常，来信来访并没有因此而增加，也没有引起不好的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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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成都部队团队领导初步年轻化
本报讯 记者张维辛报道：根据《部队干部服役条例》的规定，成都部队多数战斗团队领导班子已初步实现了年轻化。这些团的领导班子平均年龄三十七岁，其中最年轻的团政委二十九岁。
各部队党委选拔这批团级领导干部时，根据党中央提出的选拔中青年干部的三条标准，不仅注意年龄条件，而且重视努力把具有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同志选进领导班子。某军新调整的团职干部百分之八十经过战斗锻炼，有百分之四十六的干部荣立过战功。某军新配的团长、政委，有一半经过军事院校的培训。这批干部绝大部分具有中学以上文化水平，其中有三名大学生。
为了加快战斗团队领导班子的年轻化，成都部队领导同志曾率领工作组下部队考核了解干部，听取各方面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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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风集
武汉有色金属型材厂拉伸车间主任、共产党员蔡干，白天上班安排生产，晚上回厂主动照看退火炉，受到了群众赞扬。
新华社记者 花皑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