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11月7日人民日报 第8版

第8版()
专栏:

虎皮鹦鹉之死
张雨生
过分地娇养子女,会获得怎样的苦果,做父母的往往不愿意多想。一位同志在幼儿园调查结果表明,偏食、嘴馋、任性、自理能力差等弱点,在独生子女身上表现明显。那缘故是不言而喻的。凡被父母捧若掌上明珠的孩子,多是食不厌精,衣不厌丽,任着性子来。走出家庭,一比较,缺点就显得鲜明。
如今,我也领了独生子女证,做父亲了。读过报上刊登的调查,自有所警觉。不过,真正触动我的,还是邻家的虎皮鹦鹉之死。娇养竟至于毙命,实在令人震惊。
那只鹦鹉,我是知道的。隔着窗子,我常常醉心欣赏它的歌唱。约莫半个月前,它逃出笼子,主人痛心,我也惋惜。但又想,鸟归林,鱼入水,用子产的话说,正是“得其所哉”,便也心境安然。谁知十来天后,在山坡上的树林子里,找到的却是它的僵硬尸体。看林老人说:“家养的鸟儿,用不着找吃找喝,慢慢的会失去寻食的本事。一旦飞出笼子,难免不饿死。”主人半信半疑,拿回来一解剖,可不是,肠胃空空,没点食物渣子。可悲啊,天底下竟有这种鸟儿,飞到广阔的世界,饿死在秋实累累的林子里。
我佩服过杜甫的高见:“纨袴不饿死,儒冠多误身。”现在仔细一想,对它又有点疑惑。象鲁迅所说的,“政治家认定文学家是社会扰乱的煽动者,心想杀掉他,社会就可平安。”那毕竟是封建专制者治下的事。今后,不敢说误身之儒不会再有,但大概会少得多。“纨袴不饿死”,向来就不见得。纨袴子弟要真不饿死,得有一个过硬的条件,那就是他的老子没有罢官,或没有入阴曹。若失去这个条件,娇养的虎皮鹦鹉们,一不能自治,坐吃山空;二不能自防挖墙脚的纷纭而至,很快被囊括一空。昌明隆盛之邦,诗礼簪缨之族,钟鸣鼎食之家,落得个蓬牖茅椽,绳床瓦灶,贫困潦倒,不足为奇。老子“威赫赫爵禄高登”,儿女“昏惨惨黄泉路尽”,也是寻常事。中国人向来只咒骂败家子,其实冤了一半。败家子的习性,十之八九,应该归过于兴家老子的娇养。
如今不少做父母的,很有那么一种“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也颇有一些封建意识会夹杂其间。有些领导干部搞不正之风,已经不是为了本人或老伴,而是为了子女,以及子女的子女。大到升学、就业、入党、提升,小到吃饭、住房、穿衣、坐车、看戏,成了每事问。有位年近七旬的领导干部,写了份退休申请,儿女们群起而攻之,逼着他把申请要回来。因为儿女们的希望和需求,就寄托在他的特权上,岂可轻易放弃!有些老干部连上班都困难,却不愿退休,也许就有这种难言的苦衷吧。极个别人,连开除党籍、坐班房的事他都敢干,恨不得在自己去见上帝之前,把子孙们都先送到天堂里去。如此娇养的后代,一旦失去父母特权的笼子,飞到社会上全靠自己生活时,命运比起那只虎皮鹦鹉又将会如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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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奇妙的艺术之花
——看美国威尔逊魔术团访华演出
傅起凤
美国著名的魔术家马克·威尔逊最近来华访问演出,带来了大洋彼岸奇妙的艺术之花。
马克·威尔逊先生表演的美国现代魔术,显示了他的高度技巧,表现形式活泼新颖,他的整场表演以大套魔术为主。
有40年艺术经验的威尔逊先生,对一些世界上流行的传统魔术,也表演得充满新意,别具一格,如《分身术》和《换影箱》都是中国观众熟悉的节目,但在这位美国表演家手中,却别开生面。他把分身箱改为小火车的造型,使表演增添了艺术效果。加上道具设计得和玩具一样,表演如同游戏,使整个节目显得诙谐风趣,避免了传统的锯拉活人的恐怖景象。
威尔逊先生不仅擅长施展大型魔术,在一些中小型节目的表演上,也颇具特色,他表演的《五色分沙》是我国古老的传统戏法之一,威尔逊犹如一位高明的炼金士,把红、黄、绿各色细沙一一放入玻璃盆中,经过搅拌之后,又能将三色沙子分别捞出水面,毫不混杂。威尔逊的表演,不仅带来了异域的神秘气氛,而且很富有东方色彩。
威尔逊的演出,除了发挥魔术本身的技巧,还采取了多种艺术手段,来达到更好的舞台效果。如一道道闪闪发光的装饰幕,精美的服饰道具,助演的舞蹈,以及伴奏的乐曲,使整场演出具有现代魔术明快、活泼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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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玫瑰及其他
周国勇有人抱怨玫瑰虽美却有刺,我却敬佩它在刺丛间盛开。空中的雪花,每一片都有自己
的美,雪花失去个性,便成了单调的
雪堆。科学的光芒投进庙宇的殿堂,偶像前的神灯变得苍白无光。要敢于伸手去摘天际的星星,也别忘了开放在脚下的鲜花。蚂蚁爬上水瓢的边沿兴叹:哟,多么浩渺的大海!所有的花都是美丽的,所有的花都有缺陷。且莫嘲笑喝酒者的醉态,要问醉人的酒从何处来?猴子披上富丽的丝绸,却愈显出它是一只猴。最短的距离是从手到嘴,最长的距离是从说到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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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仙笛
山西太原 张志安深深的煤井是神奇的仙笛,日日夜夜流不完美妙的乐曲,每一个音符都是初升的太阳,为我们带来了春天和晨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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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幕前人语

陈鲤庭·金山·赵丹
——看《屈原》演出散笔
冯亦代
将近40年来,我先后看过三次《屈原》的演出。剧本所给我的激情与启示,就不在这里写了;我之喜欢郭老这一杰作,似乎带着一份个人的感情在内。
事情还得从1942年的重庆春天说起。有天陈鲤庭给了我个电话,说有要事相谈,希望我下午到新生市场的茶座去,还必须带几条肥皂。那时在重庆缺少洗脸用的肥皂,要多买几条。办公室里乱乱纷纷,我也不及多问,可心里不禁纳闷,陈鲤庭总不至于穷极无聊到开洗衣作吧。
下午我如约而往,带了一包肥皂。鲤庭见了我也不多话,满脸笑容拿过肥皂就连声道谢。那时我知道他要给应云卫的中华剧艺社排郭老的新作《屈原》,但无论如何,我也想不出怎样把屈原与肥皂联系起来。
鲤庭并没有要我坐下喝茶,看了一会肥皂,就说到屋里去谈。那时他为了安静,在新生旅社开了个房间。我一进他的屋子,便看见满桌子摆着拆散的火柴盒,心里马上猜到了他正在潜心于《屈原》的导演设计。果不其然,鲤庭把火柴盒统统扔进字纸篓之后,就用小刀切起肥皂来,大的、小的、长的、方的、薄的、厚的,对照着桌上的张正宇的舞台设计草图,摆弄那些肥皂块,一面和我谈着他对《屈原》的导演设计。鲤庭对于艺术的虔诚,是可以感动上帝的,如果真有个上帝的话。他为了导演《屈原》,用“废寝忘食”这四个字去形容远远不够;有时他竟如醉若痴,似乎他的灵魂已进入另一个世界。如果我在身旁,便只能呆呆地望着他,连大气也不敢出,惟恐打断了他的思绪。有时,他又会没头没脑地问几句,使我瞠目不知所答。
不过我没有看到《屈原》的首场演出,因为我有事去了柳州,等我回重庆已在初夏了。桌上放着鲤庭给我的信,要我一回来就去北碚看《屈原》的演出。
尽管北碚剧场的舞台小得可怜,但金山扮演的屈原,却在舞台驰骋自如,吸引了观众。金山会唱周信芳的麒派京戏,他把麒派的演技揉入到屈原的动作之中,他把周信芳的道白功夫运用到屈原台词之中,这就使他的演技,为话剧的表演艺术,开辟了一个新的途径。他的一甩袖一投足无不恰到好处,表达了屈原的心情。说来也凑巧,舞台上雷电交加时,剧场外面也正在下着倾盆大雨,因此金山朗诵的《雷电颂》倍增声色。我当时开玩笑称金山这场朗诵是“虎啸”。时过30多年,每一忆及,他的“啸”犹在耳际,可决不是今日的所谓“吼派”。
《屈原》的演出,哄动了山城,特别那时国民党的亲日派正在和日本军国主义者暗里谈判交易,因而赋予了这次演出以极大的政治效果。何况参加这场演出的都是深负时誉的名角,如白杨、张瑞芳、石羽、顾而已、周峰、史超等,山城的话剧迷,都以一睹《屈原》为无上的幸运。这出戏也可以说是中国话剧表演艺术进入成熟阶段的标志之一。
在《屈原》首次演出的10年之后,到1953年,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为了纪念屈原逝世2,230周年,重新上演了这个戏。这次导演仍是陈鲤庭,而屈原则由赵丹扮演。陈鲤庭的导演设计,除了保留原有的风格,加强了各个角色情绪的分寸感,使剧中人的性格,更为丰满。
赵丹是个文武不挡的演员,既能演老生,也能演小生;演历史戏显出他的质朴古拙,演现代戏又显出他的倜傥潇洒。如果说金山的屈原以凛然磅礴胜,则赵丹的屈原可以说是以细致蕴藉胜。二人的演技虽然各有千秋,但在《雷电颂》这场重头戏上,的确难分彼此。10年浩劫之后,有一个雨天,不期在南河沿遇到了阿丹,我们两人的高兴是非言喻的。虽然他多年身陷囹圄,除了显得消瘦,他的眼睛还是发着耀人的光芒。说真的,阿丹的眼睛是没有恰当的字可形容的。有时他象一个饱经世故老人的深邃,有时又象天真孩子似的顽皮。他那时唯一的心愿,就是能演一出戏,把他浑身的解数留给后来人。但是要演一出戏,也并非易事,一会儿传闻要请他演什么,一会儿又说要演另一个。数年来传闻之多,令人心目中以为阿丹是个埋在舞台或是摄影场中的人物,可叹的是他却是投闲置散地过了这么些年。他心里着急,朋友们也为他着急。人们大声疾呼要发现人才,但眼前有的是“白了少年头”的人才,而且是不可多得的优秀人才,却视而不见。因此近年来,他只能寄情于书画文章。想到他那天谈话时振奋的心情,我眼里又充满了泪水。
他和金山都堪称为舞台表演艺术的大师,而登峰造极之作,也都在于《屈原》这个角色。可惜当时还没有录像,也没有想到拍摄舞台纪录片,否则他们一定会有更多的传人。
但是,他们的确也有了传人,这就是金乃千。我只是指屈原这个角色的传人而说的。对首都的观众和全国的听众来说,金乃千并不是新人,就演屈原来说,他是个新人。兴许他在10年动乱中,比金山与赵丹演屈原时,多了若干磨炼;因此从我这个普通观众看来,他在磅礴与蕴藉之中,多了一层哀怨的情调,使舞台上出现了另一个类型的屈原。
这次的演出是金山导演的,他的导演设计没有走鲤庭的路子,但也吸收而又发挥了鲤庭的长处。譬如他对于宋玉的处理,就胜一筹。因为他把今日我们在生活中常常遇到的风派人物的特征,凝聚到历史的宋玉身上。过去我看宋玉,只觉得他可鄙,如今加上了憎恨。
陈鲤庭、金山、赵丹之在舞台和银幕上有成就,由于他们有颗执着的为艺术献身的心。说个题外的故事吧,中央戏剧学院在招待我们看《屈原》那场演出,当屈原把死了的婵娟置于神案上,然后由卫士展读《桔颂》时,原该有火光及烟雾冒出。这一晚不知怎的有火光而烟雾未见。金山竟为这小小的失误流了眼泪,觉得自己既对不起作者,也对不起观众。
这就是艺术家之为艺术家,因为他们有颗对艺术对人民极端负责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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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群言录

“吃饭象化子”
陈允豪
有一首多年来流传甚广的民间歌谣,歌名《出差苦》,其中有两句是:“下车象兔子,吃饭象化子”。前一句讲找窠住宿难,后一句讲上饭店吃饭难。
吃一顿普普通通的午饭,要眼巴巴地在饭桌边先站上半个小时,看人家一口一口扒饭。这不象化子象什么?
这事怨不得饭店的服务员,也怨不得饭店的经理。问题是“网点少”。店少客多,只能如此。
在“把商业工作办活”的方针指引下,这两年,全国许多大、中、小城镇在解决“吃饭难”问题上,已经大有改进,大见成效。除了国营饭店以外,开设了很多“大集体饭店”、“小集体饭店”、“知青饭店”、“家庭饭店”等等。出差人到那里,随到、随坐、随要、随吃,再也用不着当“化子”了。可是你到北京吃饭,基本上还是三几年前的老样子,还得当“化子”。外地人说:“北京的官气太大”、“放不下首都的架子”。这话难免失之于偏,有点“攻其一点,不计其余”。但听经常到外地出差回来的同志讲:“在吃饭难这个问题上,北京现在的确要数全国第一。”
请北京市有关领导同志们重视这个问题吧!请尽快解决这个问题吧!不要在自己的“特殊客饭”、“特殊供应”的方便之门中忘了首都每天有几十万人在过“吃饭象化子”的生活。要知道,这种情况如长期不改变,是也会有伤“国体”,有伤中国人民的尊严的!
解决的第一步,我认为应该是,北京市的有关领导赶紧到下面、到大小饭店的门口走一走、看一看,最好还要问一问。官僚主义的后果,中国人民已经尝过不少了,现在应该群起而攻之,很希望有关的领导干部同群众一起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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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温故知新录

胳膊不朝里弯
伟智
王安石,北宋宰相,是大名鼎鼎的。他有两个不为人道却又颇值称道的弟弟。
一个叫王安国。当王安石变法方兴未艾、颇招物议的时候,宋神宗曾向王安国调查外界的舆论:“卿兄秉正,外论谓何?”他是希望也预料安国会讲好话的,不料安国答道:“都在抱怨他知人不明、聚敛太急哩!”
另一个叫王安礼。有一次,苏轼因议事不妥,被下御史狱。当时人都知道苏轼与王安石关系势同水火,所以没人敢出面相救。唯独安礼挺身而出,向神宗上奏:“自古大度之主,不以言语罪人。”倘若亏待了苏轼这样的一代雄才,“恐后世谓陛下不能容才。”神宗被说动了心,苏轼遂得以出狱。
如何从政治上去评价王安国和王安礼的言行,那是历史学家的事。但无论如何,单就察人论世的态度而言,他们能够在以家族制为基础的封建时代,不光考虑家族亲缘的小圈子,不搞“胳膊朝里弯”那一套,毕竟是难能可贵的。相形之下,在早已推翻了封建制的今天,对处理人民内部的纠纷争执不问是非曲直,只要是熟人、同乡、故旧便一意偏袒的人物,似乎还不属个别。这实在是“封建”得可以,应该脸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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