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建立具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郭绍虞
近年来，我国古代文艺理论的研究已经取得进展，但是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我们的工作应该有一个明确的目标，我以为，这个目标就是建立具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我是较早从事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而较迟才认识这个目标的。五四时期，我就开始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了。我当时的想法，是要写一部中国文学史。后来在收集材料的过程中，发现有许多文艺理论的材料没有引起大家重视，我也就把注意力集中到这个方面而写起中国文学批评史来了。新中国成立以后，我有机会学习马克思主义，逐步认识到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我们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不是为研究而研究，而应该是有利于推动社会主义新文艺的发展。我们的新文艺既然是具有民族形式的社会主义内容的文艺，则我们的文艺理论也必须是具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这个建立具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任务，是时代赋予我们的，是社会主义新文艺向我们提出来的，我们应该义不容辞地去实现这个目标。
我们要建立具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需要作许多艰苦的努力。其中一个重要工作，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去分析研究中国古代文艺理论遗产。我们的祖先在几千年文艺实践中，积累了极为丰富的文艺经验和理论。这些理论在历史上曾经翻转来对文艺实践产生过巨大的影响，至今仍然是我们进行文艺批评、指导文艺运动的重要借鉴。如我们评价一首诗，总是习以为常地首先看它的意境、寄托和韵味如何。评价一篇散文，则注意它的文气、风骨、格调。分析小说戏剧，也习惯于运用白描手法、一以当十、形神兼备这些概念来评价。而在整个文艺发展中，我们也惯于以通变来说明继承与革新，以情景交融来说明主观和客观的关系，以比兴来说明形象思维的特点等等。这些理论概念和术语，包含着各个国家共通的文艺规律，也包含着本民族特有的文艺经验。它们是最容易为大家所接受，也最容易给予我们的文艺以影响的。我们要发展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文艺，就离不开这些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理论。但是，应该看到，上述这些概念和理论，往往是言人人殊，各有各的理解，而且是糟粕精华混淆在一起的。这就亟需我们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去分析研究，去粗取精，把符合文艺发展规律的东西肯定下来，给予科学的阐释，使它们进一步对新文艺运动发挥影响。也就是实现列宁所说的“使过去的经验和现在的经验之间经常发生相互作用”。
我们要建立具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还应该扩大我们的研究领域，更多地发现材料，整理材料。过去，由于正统观念的影响，我们研究批评史，往往是较多地注意文论、诗论，而较少注意小说、戏曲的理论；较多注意上古、中古的理论，而较少注意近代的理论；较多注意汉民族的理论，而较少注意兄弟民族的理论。这种情况，近年来已有所改变，它表现为专门研究小说、戏剧理论和近代文论的同志增多了，兄弟民族的文艺理论也有所发现。但是，总的说来，这方面的工作还做得不够，还需要有人去进一步从事这方面的研究。除了理论研究本身以外，我们还需要从古代文艺作品和文艺实践中去发现理论、总结理论。古代文艺理论是古人研究过去的作品、文艺实践总结出来的经验。然而，由于时代的限制和思想的限制，古代理论家并不是对所有的历史经验都认识到了，也并非所有的总结都是正确的。我们不能不加分析地肯定一切，也不能不加分析地否定一切。这就需要我们根据过去的文艺实践来检验古代文论的正确与否，也需要从文艺的历史实践中有所发现，来进一步丰富我们的古代文论。除此以外，我们还需要从其它古代学术著作中来发现文艺见解。我们还应该从多方面去开拓古代文艺理论研究的领域，把我们理论遗产的珍贵品发掘出来，搜集起来，对它们进行科学的研究，以丰富世界和人类文艺理论的宝库。
我们建立具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还要特别注意理论联系实际。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科学性和实践性的统一。它不只是科学地说明世界，而且要能动地改造世界。我们的传统的文艺理论，在经过科学整理之后，也应该具有这样的特点，才能称之为马克思主义的。我们提倡联系实际、“古为今用”，当然不是搞影射史学，歪曲历史事实来服从主观需要。而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分析研究传统的理论，根据新文艺发展中的问题来吸取历史经验。文学批评与语言、文学发展的规律有着明显的轨迹可寻，这就需要我们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对它们进行科学的考察。为了使古代文论具有实践性的品质，需要做许多细致的工作，需要历史地具体地研究问题。以当前文艺界正在讨论的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为例，大家对这个问题就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文艺应该从属于政治并为政治服务。有的则认为这种提法是片面的，不科学的。那么，这种理论是否正确是否允当，则既可以用现代的文艺经验来考察，也可以用文艺的历史经验来检验。在我国批评史上，是有着强调文艺为政治服务的理论传统的。我们过去总是把这种为政治服务的理论与为现实服务等同起来而一概加以肯定。现在看来，则还需要分析其具体内容并联系它们在实践中的影响来加以考察，才能评价其是非得失，为解决现在的文艺论争问题提供历史借鉴。又如我们将要着重讨论古典文学中的现实主义问题。这也不只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有着实践意义的。在“文化大革命”前，我们也就这个问题展开过讨论。大家也写了文章，还出版了论文集。那次讨论是有成果的，但也存在着片面性，许多文章都是从恩格斯那个著名的现实主义定义出发，来分析中国的现实主义究竟是古已有之，还是产生于唐、宋，还是成熟于明、清，而对于文艺实践的需要是注意不够的。我们今天再来讨论这个问题，则是因为林彪、“四人帮”推行了十年的“瞒”和“骗”的阴谋文艺之后，需要我们唤起现实主义精神来补弊救偏，需要我们总结中国文学中的现实主义特点和现实主义文学发展的历史经验，来发展社会主义时代的现实主义文学。
我们中国古代文艺理论内容丰富，但除了部分专著外，大都散见于书信序跋，包含于其它学术著作之中。我们的古代理论家人数众多，除了少数几个人的著作自成体系外，又大都采用评点或即兴的文艺评论方法。我们的古代文论是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形成的，其中有精华，也有糟粕。这就要求我们用科学的态度去对材料进行细致的发掘和整理，用正确的方法去对理论进行认真的分析和研究，然后才能使它们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这个工作是十分艰巨也是十分光荣的，真是任重而道远。但是巨大的目标产生巨大的力量。让我们用勇往直前不畏艰苦的精神去进行工作，为建立具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而努力奋斗。
第5版()
专栏：
富于创新精神的法国电影
——为“法国电影周”而作
何振淦
法国电影对于中国观众来说，并不陌生。
“法国电影周”在我国也不是首次举办。早在1956年，就曾在北京、上海等城市举办过一次，并且集中地放映了《没有留下地址》、《勇士的奇遇》和《禁止的游戏》等富有意义的法国影片，受到了我国观众的欢迎。在时隔24年之后，两国文化交流愈来愈频繁之际，最近再次举办“法国电影周”，这是值得庆贺的。
法国电影有悠久传统。法国电影正式问世以后，在较长的一段时期内，确曾对全世界的电影事业产生过巨大的推动作用。
法国电影的发展过程一开始就表明，它在艺术上主张不断创新，努力树立自己独特而又新颖的表现风格，特别是在20年代以后，人们看到，曾在电影艺术史上产生过巨大反响的所谓“先锋派”运动就是从法国电影界开始，并且成为这一运动的中心的。“先锋派”从严格的含意上来讲，并不是一个“艺术学派”，而更多地是一种创新运动。从总的方面看，这一运动所作的各种探索和在这一运动中所出现、形成的许多新的表现技巧、艺术手法，以及由此而逐步出现的电影理论，对推动整个电影艺术的发展，是起了推动作用的。
但是，真正受到人们注意的，还是法国电影在30年代中期至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在内容上的创新。当时，与法国毗邻的德国电影正在为希特勒的纳粹主义、反犹太主义大吹大擂，不惜工本地拍摄《年青的希特勒党人盖克斯》、《意志的胜利》等影片，而意大利电影也忙于替墨索里尼的侵略政策辩护，拍摄如《非洲人西比翁》等公开宣扬殖民主义、独裁主义的影片。但法国电影，却在当时国内的政治环境，特别是在“人民阵线”的思想影响下，独树一帜，拍摄了一批好影片，例如：颂扬团结、指出集体力量能战胜邪恶的《朗基先生的犯罪》、《同心协力》；指出“德国容克贵族永不能同法国工人讲博爱”，从而影射不能对当时的德国抱幻想的《大幻灭》；揭露资产阶级尔虞我诈的丑恶本性的《赌博的规律》；歌颂法国人民革命精神的《马赛曲》等等。因此电影史学家们把这段时期的电影称为“法国现实主义电影的兴起”是有一定理由的，而许多法国导演以各自的风格、笔法、新颖的技巧，对推动电影语言的发展更是值得肯定的。
从法国电影的总的表现或发展过程，可以比较容易地看到，每隔一段时期以后，法国电影就会在这方面或那方面出现新的表现手法或尝试，第二次大战以后，这一特征就显得更加鲜明。当时，法国电影以它所特有的清新笔调拍摄了表现法国工人生活的《安东尼夫妇》和颂扬抵抗运动的《铁路的战斗》；以迂回、深蕴的笔法揭示资产阶级丑恶灵魂的《夜之门》；以直截、有力的格调指出“死刑并不一定真正表示正义已获得伸张”的《我们都是杀人犯》等片，而许多导演熟练、细腻的手法和电影演员力求朴素、自然的表演则更是为人们一贯称道的创作特色。
50年代以后出现的法国影片，如《禁止的游戏》、《没有留下地址》等影片都较好地体现了上述特征。而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在法国出现的、被人称之为“新浪潮”的创作倾向也较好地说明，法国电影永远不会满足于电影艺术的“某种现状”的特征。他们企图赋予电影创作以新的内容，以更多的“自由”，使电影能成为
“一种语言”，“一种作者本人的风格表现”或
“作者的自我表现”。总之，不要电影继续沿袭以往的“刻板的戏剧化表现或演出”。从当时初出现的作品看，也确实比以往的法国影片有了更浓的生活气息，许多影片大部是以法国青年为主人公，以他们的生活为题材，如《漂亮的谢尔杰》、《表兄弟》、《四百下》等，风格、样式也各异而多彩。但是，在法国这样的国家中，电影企业终究要遵循经济的、商业的规律，因此，为时不久，这一“潮流”的势头减弱了，有一些导演回到了拍摄闹剧片、侦探片的老路上。但是，有一些人却坚持进行各种艺术表现的新探索，竭力把自己的作品作为“电影反戏剧化”的试验去处理，从而依然引起人们对法国电影的注意。例如阿仑·雷乃的《广岛之恋》、《缪里埃》、《去年在马里昂巴德》，戈达尔的《疯狂的比埃罗》，以及稍后的玛·杜拉的《印度之歌》、克·勒罗的《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等，这些影片似乎都致力于打破以往电影所遵循的舞台剧的叙事规律，竭力扩大电影的时、空观念，从单纯表现“人的外在活动”转到着力表现人的“意识活动”，使各种瞬间出现的“潜意识”或“下意识”活动视觉化，把这种视觉化过程代替惯见的“情节”。这种影片以后也就成了人们冠之为“意识流”的影片。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影片是当前“现代主义”影片的一种表现，但在法国电影中，这种创作倾向并不是主要的创作倾向，观众主要也是数量不大的上层知识分子。但是，它在反对电影的传统表现，反对舞台剧结构方面的势力是不可低估的，尤其是这种法国电影日益与现代社会科学，诸如哲学、心理学、心理分析学，甚至生理学（1980年戛纳电影节上，有一部法国影片是从生理学的角度去探索人性的）相结合的倾向对欧美电影日益产生的有力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这次我国举办的“法国电影周”上映的4部影片是不能列入上述创作倾向影响下的作品之中的。但是，应该说，这4部影片依然是鲜明地体现了法国电影艺术构思精巧、富于创新的创作特色。
《驴皮公主》是根据法国18世纪小说家查理·贝罗写于1715年的童话诗改编的。但是，在改编过程中，作者完全摆脱了原诗的框框，而是根据故事本身的幻想性，富于独创性地把影片处理成一出轻盈、明朗的童话故事，特别是摄影师努力发挥彩色的表现力，使整部影片有了更清新、更浓郁的童话色彩。
《我的舅舅》是法国著名电影喜剧演员约克·塔蒂自编、自导、自演的一部影片。在这部影片中，作者主要是通过一个法国小资产阶级形象——于洛嘲讽了部分法国中、上层资产阶级向往那种以“机械化、自动化为核心的现代派日常生活”，而破坏了传统的、更有人情味，更亲切朴实的法国小市民生活方式。
塔蒂自40年代初即开始导演影片。他的创作态度一向是十分严肃的，他的作品经常要摄制二、三年才正式放映，因此，影片不多；但是，他本人创造的一个典型的法国小知识分子的形象：身穿风雨衣、嘴不离烟斗、寡言、亲切、温和的于洛，却使他本人在法国和国际电影界拥有一定地位。他的创作特点是从不依靠夸张的喜剧动作和以打闹为主的情节去制造效果，而主要是借助自然的、含蓄的、幽默的表情、姿态去善意地嘲讽法国日常生活中的许多风尚习俗。因此，人们认为塔蒂的作品，不仅富于“个人风格”、而且也富于法国的“民族风格”，这种评语是有一定依据的。
《老枪》摄于1975年，就影片题材言，并不新鲜，也不曲折、复杂，只是叙述一个不问政治的外科医生在自己的妻女遭到德国法西斯凌辱、杀害后，终于拿起家传老枪，逐个杀死敌人以报家仇。但是，作者却没有按一般“动作片”的规律，去注意表现他如何杀敌，而是别具一格地着力表现主人公是以何种思想基础进行复仇活动，而这种思想基础就是德军破坏了他的家庭幸福。因此，在影片中，作者大量地运用“回闪镜头”，即表现主人公对妻子、女儿和往事的回忆。而这些“回闪镜头”，并不是按“年代顺序”出现的，作者是有意把这些镜头与主人公当时所处的特定环境和精神状态紧密结合，成为推动主人公采取复仇行动的具体的心理基础和精神支柱，从而使影片中的人物显得更真实可信。
《莫里哀》也是一部富于特色的影片。这部作品摄于1978年，是由法国青年电影工作者阿里埃纳导演，由擅演莫里哀作品的青年舞台演员菲·郭贝尔演出的。莫里哀的生平本身就富于戏剧性。但是，影片的作者却没有面面俱到地去表现莫里哀的“传略”，而是紧紧抓住莫里哀一生中最核心的部分，即莫里哀的戏剧生涯以及他同法王路易十四的关系。这就使莫里哀作为伟大喜剧家的形象更突出、更鲜明。影片中有许多场面是处理得富于新意的。作者时常是结合莫里哀特定的感情或心绪把某些场景处理得很“辉煌”、“宏伟”，而有的则处理得“低沉”，而最后表现莫里哀之死那场戏更是别开生面。史载，莫里哀于50岁时死于“瘀血症”。据作者说，他们原想按历史的真实性让莫里哀死在床上。但是，作者认为这种处理可能会陷于一般，因此，他便象现在影片所表现的那样——人们抬着满口鲜血的莫里哀上楼回房，但人物是“走动而又不移步”，这就使影片产生了一种耐人寻味的独特效果。
虽然，“法国电影周”上映的4部影片还不能很好地代表法国电影的全貌，但是，正如我们看到的，这4部影片可以较好地说明法国电影乐于创新，富于风格的艺术特色，而这一点是很值得我国电影界学习的。
第5版()
专栏：关于文艺真实性问题的讨论
略谈真实性与倾向性
吴调公
近来，文艺界在讨论文艺的真实性问题的时候，提出了不少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现实主义的最高原则是否就是写真实？作品的真实性是否有其客观性？真实性是否取决于作者的不同倾向性？检验作品是否真实的标准究竟是来自客观的生活还是主观的倾向？要写出文学的真实是以作家的高瞻远瞩的洞察力为前提，还是以作者只要能说出真心话为前提？等等。
在我看来，文艺的真实性是应该特别重视的，然而必须把对真实性的强调和对倾向性的强调统一起来，片面强调真实性恐怕是不很妥帖的。粉碎“四人帮”以后，曾经出现过这样的一种观点：文艺之所以具有真实性，就是因为作品客观地体现了生活的逻辑，这是遵循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进行创作的结果，换句话说，是现实主义的艺术规律发挥了作用，如此等等。这种观点，是否对作家的世界观估计不足？是否在不同程度上忽视了作家的倾向性，片面地强调了客观规律，而或多或少地抹煞主观思想？是否片面地强调了作为客观存在的如实描绘，而或多或少地忽略了真实画面背后的意蕴和作者对生活的发现与开拓？
诚然，真实是文艺创作的基础。且不说王充的鼓吹“实诚”，就连公安派文人袁宏道也曾说过，真正的文学家总是“敝精神而学之，唯恐真之不极”的。之所以称真实为基础，正是说明作为现实生活反映的文艺作品应有其质的规定性。尽管古今中外所要求的作品的倾向性不同，但真实的作品受到欢迎，虚假的作品受到摒弃，却总是共同的。杜甫的“直取性情真”得到清人刘熙载的赞赏；潘岳的“口不应心，故为清高”，就受到后来元好问的抨击。主观感情的不真固然使文艺陷入歧途，客观生活反映的不真也同样使文艺堕落。但是，我们就能因此而把文学的真实仅仅局限于它的客观性之上么？不能。按照我的粗浅的看法：文学的真实性应该是作品的主观认识与其所展示的客观现实的统一。
为什么这样说呢？任何一种进入艺术范畴的真实描绘（是艺术真实而不是生活真实），都有其目的性，不可能也不应该是为写真实而写真实。曹雪芹在创作《红楼梦》时的反复修改，“不敢失真”，正是为了在描写那一个钟鸣鼎食之家的“忽喇喇似大厦倾”的必然命运。普希金费尽精神，广泛深入地调查有关农民英雄普加乔夫的历史和他生平战斗的大量材料，创作了历史小说《上尉的女儿》，还普加乔夫以其真实面貌。他们的目的究竟是为什么？还不是出于进步的历史观和是非感么？
封建大厦的行将消亡，普加乔夫的永垂不朽，都是客观的历史真实。然而当它们被作家塑成杰出的形象时，“就不能不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说出他或它们的判断”，而这种“判断”在他们的“作品中表现出来，就是艺术作品的新的作用，凭着这个，艺术成了人的一种道德的活动”（车尔尼雪夫斯基：《艺术与现实的审美关系》）。任何真实的形象都不可能只是纯客观的描写，它们渗透了作家的艺术理想和审美判断，为其进步的世界观所主导。
艺术真实的创造，离不开作者的思想。没有正确的思想指导和判断，就不可能从革命事业的总体和人民的长远利益出发，不可能具有渗透在血肉的具体形象中的洞察力，“一下子看到每个现象，每件事实的面貌和后脑壳”（高尔基：《给亚·费·皮里古多夫》）。看到“山中之民，有大声音起”，是龚自珍朦胧地感受到的当时开明的封建知识分子开始觉悟的真实。“太阳就在外面，太阳就在他们身上”，曹禺纵观所及的是工人阶级已经崛起并且大有前途的真实。
一面是生活的正确反映，一面是先进思想的反映；一面是与人民相通的作家的主观爱憎，一面是标志着历史前进或偶然倒退的客观潮流，这两者原来是没有矛盾的。只有先进的思想才能符合客观生活发展的规律，也只有运用先进思想才能还生活以本来面目。这是人所皆知的道理。问题在于，曾经有些人产生过一种偏激的思想。出于对林彪、江青一伙瞒和骗的义愤，出于反对“左”倾思潮对革命理想的歪曲和对不切实际的浮夸作风的深恶痛绝，他们在理所应当地强调恢复革命现实主义传统的同时，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中的倾向性和理想光辉的注视，未免不足。为了拨乱反正，为了更好地阔步向前，回顾十年浩劫，描绘这一场噩梦中人民的灾难，揭露形形色色的魔怪和蛀虫，让现实主义的参天大树的根株扎得更深更牢，这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在对现实主义的真实性的理解上，把作家思想倾向和客观生活对立起来，从而削弱了革命主观的作用，使得某些所谓揭示现实主义真实的作品，有时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接近自然主义，或者沦为自然主义，就值得警惕了。
在这里我想谈一点揭露阴暗面与倾向性的关系问题。正如歌颂光明一样，揭露阴暗必然是有其出发点的。一个没有先进的审美理想的人，如何能有对丑恶的暴露和鞭挞？果戈理在创作《钦差大臣》时曾说：“我决定把当时所知道的俄罗斯的一切丑恶的东西，一切非正义的行为都集中在一起加以嘲笑，而那些非正义的行为恰恰是在最需要人们表示正义的地方和场合下干出来的。”可见果戈理对正义的热爱，是他审美理想的泉源。嘲笑丑恶，对于审美理想、审美评价以至审美判断来说，并不是外在的。如果作者理想不高，或者认识不深，那么他就很难把揭露的阴暗面铸造成为足以提高心灵的艺术珍品。阴暗面是虚假的、丑恶的，的确是需要揭露的。然而揭露也还有一个倾向性问题。揭露的前提离不开全面的、准确的剖析，对人民内部的东西就更不能一棍子打死。揭露的目的不外使人们警惕，进而同那些低级的、丑恶的东西划清界线，有所觉悟，有所改正，有所提高。归根到底，把丑恶、低级的东西真实地反映出来，是为了更好地发挥文艺作品的积极的社会效果。对于这一系列问题的考虑，就是我们的倾向性，也就是我们的真实性的主导。
如果没有这种主导，作为文学作品基础的真实性是不可能坚牢的。既然忽视倾向性，结果就必然错误地认为只要忠实地遵循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只要听凭纯客观的生活逻辑办事，看到什么就写什么，而无关于进步的世界观，结果就缺少了高尔基所强调的“洞察力”，从而将细节真实掩盖整体真实。同样，因为忽视革命倾向性，对丑恶事物的描绘就难免与客观主义为缘。此外，也可能由于作者的思想境界不高和审美情趣的限制，还多少流露津津有味的猎奇态度，有意无意地去渲染那些惊险的、惨痛的、奇特的、骇人听闻的情节；也可能由于思想偏激，把个别的、局部的社会阴暗夸大为普遍的、全局的社会阴暗，把某些变态、扭曲的精神状态渲染为对美的生活的憧憬和追求，把醉心全盘的西方文化誉之为思想解放。
艺术真实应该是生活真实的提炼，闪耀着作家思想光辉的某些本质方面的生活图画，又是从历史镜子中透露出来的熊熊的思想火花。
第5版()
专栏：文艺动态
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人性论问题讨论综述
由全国马列文艺论著研究会举办的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人性论学术讨论会最近在天津举行。与会同志本着百家争鸣、各抒己见、不定调子、不做结论的精神，进行了热烈而深入的讨论。现将讨论情况综述如下:
一、关于人性的概念和涵义
关于人性的概念主要有三种意见。有的认为人性是指人与动物相区别的本质属性；有的认为人性是人的内在本质；还有的认为人性是人的最高本质。
关于人性的涵义。有的认为人性是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统一；有的认为人性就是人的社会性，或从基本上说是人的社会本性，在阶级社会里人性主要就是人的阶级性；有的认为人性就是指人的自然属性；有的认为人性就是人的“社会属性与自然属性主次融和”；有的认为人性是人的自由自觉活动能力的感性呈现、外化，等等。
二、阶级社会中人性和阶级性的关系
一种意见主张，在阶级社会中人性主要表现为阶级性，这是本质的，但也包含某些非阶级的共同因素，这是非本质的；一种意见主张，在阶级社会中有带阶级性的人性，也有超阶级的、非阶级的人性，有共同人性或人性的共通性；一种意见主张，带阶级性的人性是人性的差异性和共同性的统一，不可分割；一种意见主张在阶级社会中阶级性绝非人的本质，而是人性在阶级社会的必然变形，是人性在一定历史阶段的特殊表现，阶级性渗透到人性中，呈现对立统一状态；还有一种意见主张，“阶级性发展了人性，人性因此就更丰富了”，“人性在阶级社会里无疑有了显著的发展，人性和阶级性可以说是一个统一体”。概括起来说，对人性与阶级性的关系有以下几种看法：对立统一关系，共性与个性的关系，并列关系，包孕关系，主次关系，本质和非本质关系。在人性和阶级性的关系上，多数同志主张有共同人性或人性的共通性。
三、关于人性的异化问题
关于人性的异化，有这样几种观点。一种认为，以私有制为基础的阶级社会是由社会分工而产生的，剥削阶级对于劳动产品的私人占有制造成了人类的异化现象。统治阶级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压榨，使大多数人失去了“合乎人性”的生活条件，扼杀了人类的真正的“天性”，说人性异化也就是非人化，使人完全丧失人类本性，成为阶级性，无论剥削者或被剥削者都不合乎人性；一种观点是说，人性异化使历史上出现了“非人化现象，自然本质受到压抑和歪曲，社会本质出现畸形和变态。但异化并非导致人类本性的全部丧失，只是部分异化为阶级性，其他部分，仍继续发展，人性的光辉并未泯灭，人性的发展不是人性——阶级性——人性的公式，否则人性无所复归”。
四、马克思主义与人性、异化、人道主义
主要有三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人性论、异化理论、人道主义是资产阶级革命的精神武器，不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精神武器，马克思主义不是开放体系，没有必要将资产阶级的专利品开放进来；另一种意见认为，马克思关于人性、异化和人道主义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一贯的、统一的和发展的，它不同于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异化论和人道主义论，马克思主义的上述理论同阶级论也是不矛盾的。
五、对于人性、异化、人道主义理论的研究和文艺发展的关系
主要有这样几种看法：有的同志认为只有真实地刻画了人性的文学作品，才能使人在认识社会、认识历史、认识别人中认识自己的本质力量，看到自己的生命、品格和灵魂；有的同志认为，人性论是文学艺术美的本质，文学艺术的感染力与生命力自然也就由此而产生，取消了人性，文学也就不成其为文学了；有的同志认为文艺作品反映不同时代不同阶级的人性的共同性，才能产生共鸣、引起美感，否则就不感人、引不起美感；有的同志认为，马克思主义关于异化、人性和人道主义的理论，对于社会主义文艺创作具有重要意义，它关系到文艺和生活以及真实性问题，关系到文艺和政治以及阶级性、倾向性问题，关系到文艺的创作规律和典型化、典型共鸣等问题。（周舟整理）